白先勇《台北人》的“神圣空间”

郑绍楠 程彩霞

摘要：白先勇《台北人》的表现主题除了以“今昔之比”为主要内容的时间主题外，还有一个更为本质且少有人关注的空间主题，此空间主题可称之为“神圣空间”。在《台北人》中，白先勇通过“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使空间成为一种具有表现力的积极因素，空间不仅是时间的标识物，而且还是推动时间之流的“框架性的事物综合体”。这导致“今昔之比”的表现内容最后却落实为两个空间的对比，在此基础上，“神圣空间”主题得以凸显和确立。《台北人》叙事中存在着“神圣空间”/“世俗空间”互相比照的空间结构。在此结构中，“神圣空间”是小说人物灵性存在的关键所在，当人物被“贬谪”入“世俗空间”，其灵性以及与灵性相关联的美好品质便趋于消亡。小说人物的塑造就是围绕此“神圣空间”主题而展开。

关键词：白先勇；《台北人》；神圣空间； 空间主题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4）02-0145-12

一  《台北人》的表现主题

欧阳子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一文中指出：“我们几乎可以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笼统而言，《台北人》中之‘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委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

欧阳子：《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页。通读《台北人》诸篇，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时间上“今”与“昔”两个维度的存在，以及明显的“今不如昔”“昔是今非”的思想情感倾向。关于《台北人》的表现主题，自从欧阳子此一说法提出，《台北人》的“时间主题说”便被许多学者所接纳和发挥。朱立立对欧阳子的观点深表认同，并进一步指出白先勇小说创作具有自己的哲学观，即时间哲学，她认为“时间构成了白先勇小说叙述最本原的动力”朱立立：《时间之伤与个体存在的焦虑——试论白先勇小说的时间哲学》，《阅读华文离散叙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页。张宪光则直接称《台北人》为“时间小说”，认为“小说的空间是依附于时间的”张宪光：《白先勇小说的追忆诗学》，《上海文化》2013年第5期，第33页。黎湘萍提出“白先勇时间”黎湘萍：《“白先勇时间”与中华文化复兴》，《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2年第2期，第265—279页。这一颇为独特的说法，其实也是对欧阳子“时间主题说”的进一步展开。类似说法，比比皆是，几成不刊之论。而白先勇本人也认同欧阳子的看法：“欧阳子说整部《台北人》讲的都是时间——过去与现在。其实，我从开始写作起以至现在，也许就只讲了那么一点。”蔡克健：《同性恋，我想那是天生的！——PLAYBOY杂志香港专访白先勇》，白先勇：《树犹如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2页。

当阅读这些研究者包括白先勇本人对《台北人》时间主题的论述时，有一些问题则逐渐凸显出来：如果时间是白先勇小说的主题，乃至其小说背后具有一种时间哲学，那么，小说中的空间是如何与时间纠缠在一起的？空间在表达时间主题时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空间是不是也可能是《台北人》的一个主题呢？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当然不是出于一种突发奇想的随意性，而是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众所周知，时间和空间不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小说的再现世界中，都是互相依存、互相统一的。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一个对象没有时间或空间，我们既无法想象，也无法经验这个对象。同样，在文学的世界里，即使这个世界再荒诞，再不可思议，也有其时空之维，否则阅读和进入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和空间被创造性地融合在一个具体的整体之中，难以分离，此一整体巴赫金称之为“艺术时空体”［俄］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4—275页。在传统的文艺理论中，小说艺术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时间艺术。但是，小说同时也具有成为空间艺术的潜在可能性，这一点在小说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过程中得以证实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6—63页、第110—130页。

如果细读《台北人》，我们便能发现，《台北人》中空间叙事不仅明显而且突出这一事实，这一点其实已有学者指出最早关注到白先勇小说具有很强的时空意识的应该是台湾学者颜元叔，他说白先勇小说有着“新闻报道”式的企图，“把时间空间固定的尽可能明确，使故事背景以及故事的本身充滿真实感”。参见颜元叔：《白先勇的语言》，台湾《现代文学》第37期，1969年。不过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看法。第一，“新闻报道”式的企图，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白先勇小说的特质；第二，对于故事的“真实感”的追求，白先勇倚重的显然是小说的叙述技巧，而不是“把时间空间固定的尽可能明确”；第三，“把时间空间固定的尽可能明确”这种说法也不准确，通读《台北人》可以发现，白先勇对故事空间的交待是比较明确清晰的，但是对时间的交待则显得模糊甚至没有交待。虽然时间和空间是一切小说叙述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时间不一定就是小说叙述的主题。不过如果一部小说被认为是以“时间”为表现的主题，根据上述小说中时间和空间的紧密关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的猜想：表现时间主题的文学作品是否也相应存在着空间主题呢？就表现主题而言，《台北人》研究长期以来受欧阳子“时间主题说”的影响，加上白先勇本人对此说法的认可，以及小说艺术天然是一种时间性艺术，学术界对《台北人》“时间”维度的研究一直是热度不减。相较之下，对《台北人》“空间”维度的研究，不论是关注者还是研究成果都显得稀少得多。

白先勇被大陆的文学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几乎与他被“引进”大陆（即1979年）相同步刘俊：《白先勇研究在大陆：1979-2000》，《华文文学》2001年第1期，第72页。但是，大陆学术界对《台北人》的空间进行研究，却是在2000年之后才开始，这应当和人文学科研究的空间转向紧密相关。众所周知，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发生了所谓的空间转向，即学者们把关注的目光和研究的重点从原来的时间和历史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而对白先勇小说空间研究的重视，就是对这一转向的回应。笔者将2000年之后《台北人》空间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一简要梳理。

日本学者山口守从白先勇小说的乡愁主题入手，认为《台北人》兼有“空间的乡愁”和“时间的乡愁”，但小说中“空间的乡愁”常常被转换为“时间的乡愁”，因而《台北人》是表达“时间的乡愁”小说［日］山口守：《白先勇小说中的乡愁》，《华文文学》2001年第1期，第50—55页。张宪光认为《台北人》是一部“时间小说”，而且小说的“空间是依附于时间的”张宪光：《白先勇小说的追忆诗学》，第33页。在对《台北人》时间主题的确认上，山口守和张宪光的观点与欧阳子基本上保持一致，但二人的看法也有所突破——他们都注意到空间的重要性，并且把时间和空间放置在一起，将其组成一对对立统一的阐释范畴，以便对文本进行考察。鲍国华的观点与张宪光恰好相反，他通过对《台北人》中的上海形象进行分析，发现《台北人》中的空间是维系时间的方式，而且空间始终是时间的支撑鲍国华：《论〈台北人〉中的上海形象》，《华文文学》2003年第6期，第23—33页。在此文中，空间的重要性得以进一步凸显。许燕转认为白先勇小说的空间掺杂着过往岁月的经验和人物新近产生的情感投射，真实时间和虚拟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因而白先勇小说的空间超出物理空间的单一性，饱含情感纠葛许燕转：《论白先勇小说的“叠置时空”叙事》，《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97—100页。此文的重要性在于借用巴赫金的艺术理论，对《台北人》中复杂的时空关系进行初步澄清。傅天虹和胡西宛则以白先勇的汉语书写为视角，考察了白先勇空间书写的多个层面，如边缘空间、历史文化空间和心理空间傅天虹、胡西宛：《论白先勇小说空间叙事的汉语维度》，《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172—177页。这是一篇比较少见的、专门以白先勇小说的空间叙事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段惠芳则指出《台北人》中主角们的空间转换造成了空间焦虑，空间而非时间才是决定如何看待这群“没落的台北人”的首要因素段惠芳：《流寓身份与故乡认同——白先勇作品〈台北人〉研究》，《西部学刊》2020年第6期，第152—154页。对于《台北人》的研究来说，此文的意义在于，空间首次被推到比时间更为重要的位置。

综上所述，二十多年来《台北人》的空间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台北人》的空间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他们往往将空间和时间放在一起组成一对具有内在张力的阐释范畴，但是对于时空的复杂关系认识还不够深入和全面；第二，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到底是空间依附于时间？还是时间依附空间？何者为首要因素？不同学者的观点之间存在龃龉，这也是由于对小说时空关系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导致的；第三，《台北人》的空间重要性不断得到凸显和重视，甚至具有了这样的理论趋势——时间的重要性必须在空间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这些研究成果对笔者皆有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过，很显然还没有人从空间主题角度对《台北人》进行研究，更遑论对《台北人》的空间主题进行命名。

二“神圣空间”：《台北人》的空间主题

《台北人》的时间主题之展开依赖于时间的“过去”和“现在”之对照和比较，依据时空之间紧密的关联性，以及时间和空间具有一种互相塑造互相成就的内在关系，我们可以得知欧阳子所描述的《台北人》的两个主角——“过去”和“现在”所代表的特点，不独属于时间，也属于空间。具体地说，对应于“过去”的那个空间——小说中的中国大陆，收纳着“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对应于“现在”的这个空间——小说中的台北，则包容着“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委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欧阳子：《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第5页。这个具有诸多美好品质、对应于时间之“过去”的空间，在白先勇的小说叙述里时常作为人物回忆的对象而存在。这个空间仿佛是小说中的神圣之地——它的存在打破了白先勇小说再现世界的混沌无序状态，同时也使得小说再现世界里的人物在虚无的深渊建构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具有可能性。据此，我们可以运用一个宗教性术语，将对应于时间之“过去”的空间——小说中的中国大陆，称之为“神圣空间”。

一般意义上的空间意味着均质和广延，这里和那里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对于宗教徒来说，有些空间，比如寺庙、教堂、教主悟道或成道之地、圣徒殉教之地，则由于它的特殊性而打破了这种均质和广延，从而使这里区别于那里，使原来混沌的空间有了神圣和世俗之别。米尔恰·伊利亚德说：“对于宗教徒来说，空间并不是均质的。教徒能夠体验到空间的中断，并且能够走进这种中断之中。空间的某些部分与其他部分彼此间有着内在品质上的不同。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于是，就有了神圣的空间，因此也就有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意义深远的空间，从而也就区别出了并不为神圣的其他部分，这种非神圣的空间没有结构性和一致性，只是混沌一团。”［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页。不过，白先勇小说里对应于“过去”的空间，尽管承载着《台北人》小说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但它并非是伊利亚德所说的“神圣空间”，而恰恰是此“神圣空间”之外的“世俗空间”。因此，将此空间称之为“神圣空间”的理由似乎并不充分。正如龙迪勇所指出的：“在某种程度上，在世俗空间中有时也能体验到能够唤起空间的宗教体验所特有的非均质的神圣价值。例如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它们与所有其他的地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像一个人的出生地、初恋的地方、年轻时造访过的第一个外国城市的某处。甚至对于那些自我坦陈不是宗教徒的人而言，所有这些地方仍然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无与伦比的意义。这些地方是他们个人宇宙中的‘圣地，是他们生活的意义得以产生的‘神圣空间……”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第115页。这种说法显然可以被很多人的真实人生经历所印证。因此，笔者认为“神圣空间”这个概念，以及“神圣空间”/“世俗空间”这个平行对立的空间结构，完全可以延用至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和小说中的再现世界。据此，我们依然把《台北人》小说世界里对应于“过去”的空间称之为“神圣空间”。与此“神圣空间”相对照的，则是对应于《台北人》之“现在”的“世俗空间”。

不过，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台北人》里的“神圣空间”毕竟不是宗教学意义上的“神圣空间”。宗教学意义上的“神圣空间”的“神圣性”具有某种超越时间和超越历史的性质，其“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二元对立的结构也具有某种超越时间和超越历史的稳定性，因此这种“神圣性”显然并不局限在时间的“过去”或“现在”。与此不同，《台北人》中的“神圣空间”的“神圣性”是在一种历史时间流变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具体地说是在时间的“过去”与“现在”之对照和比较中呈现出来的，因而是内在于历史时间之中的。因此，当我们探讨白先勇《台北人》的“神圣空间”时，就必然要探讨和解决下列问题：《台北人》里的时间和空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何时间之“过去”和“现在”的对照和比较，最后却成为两个空间的对照和比较？

三《台北人》中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一）空间成为时间的标识物

当我们说空间是小说叙述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时，我们在大多时候是这样理解的：小说人物的活动、故事的发生和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空间场所，否则小说的叙述就无法进行，小说的读者也无法进入小说的世界。此种意义的空间是我们在阅读传统小说时所熟悉的空间。但是这种意义的空间对于小说的主题表现而言，只是一个被动的表现要素，即小说的空间本身并不能积极地言说或者表现。白先勇《台北人》里的空间，当然也是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发展的场所，但是它的存在意义又不仅限于此。《台北人》里的空间本身还是一个积极而非消极、表现而非被表现的存在。那么，白先勇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答案是让空间成为时间的标识物，使空间成为富有表现力的诗性空间。

白先勇在《台北人》开篇处引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歌《乌衣巷》，为小说的叙述奠定了主题和氛围的基调。不仅如此，这首诗也为小说的空间呈现奠定了一种特殊的基调。刘禹锡诗歌里的“乌衣巷”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被动空间，而是一个具有高度表现力的诗性空间。野草丛生的“朱雀桥”和夕阳斜照的“乌衣巷”这两个空间意象，之所以能够引古今无数人为之“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时间或者历史被空间化，即巴赫金所说的“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俄］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275页。时间之今昔以及今昔之變呈现出的历史无常性都在此空间中密集且形象地表现出来。与刘禹锡《乌衣巷》的诗性空间相似，白先勇小说里的空间也是高度时间化的空间——时间或者历史被凝缩在空间之内，成为可见的东西，小说的空间成为诗性空间。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进行具体说明，且看白先勇在《思旧赋》开篇中的空间描写：

一个冬日的黄昏，南京东路一百二十巷中李宅的门口，有一位老妇人停了下来，她抬起头，觑起眼睛，望着李宅那两扇朱漆剥落，已经沁出点点霉斑的桧木大门，出了半天的神。……

李宅是整条巷子中唯一的旧屋，前后左右都起了新式的灰色公寓水泥高楼，把李宅这栋木板平房团团夹在当中。李宅的房子已经十分破烂，屋顶上瓦片残缺，参差的屋檐，缝中长出了一撮撮的野草来。大门柱上，那对玻璃门灯，右边一只碎掉了，上面空留着一个锈黑的铁座子。大门上端钉着的那块乌铜门牌，日子久了，磨出了亮光来，“李公馆”三个碑体字，清清楚楚地现在上面。老妇人伸出了她那只鸟爪般瘦棱的右手，在那两扇旧得开了裂的大门上，颤抖地摸索了片刻。白先勇：《台北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0—91页。

这段文字所描写的空间显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物理空间，甚至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故事发生人物活动之场所。这里的空间成为时间的标识物，成为一种特殊的时间形式。小说里旧屋与周边的关系，其实就是欧阳子所说的时间上“昔”与“今”、或者说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李宅是过去、传统的象征，它被水泥高楼围住，则象征着“过去”突兀醒目地安插在“现在”，显得非常不合时宜。白先勇这里的空间描写采用的正是时间的空间化手法，借此空间描写，小说透露出两个有关时间的信息：第一，过去的李家是辉煌的、显赫的、当然也是传统的。何以见得？朱漆、桧木门、玻璃门灯、乌铜门牌、碑体字，这些意象都在告诉我们李公馆过去那种旧式的气派体面与显赫；第二，现在的李宅则是年久失修、破败不堪、落伍的、不合时宜的，而且小说似乎还暗示在不久的将来，李宅必然走向人去楼空、彻底废弃的结局，为此白先勇很精准地用了这些词——朱漆剥落、沁出点点霉斑、破烂、残缺、碎掉、锈黑等。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时间之“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在空间里高度浓缩，空间成为时间的标识物。

（二）“空间的时间化”和“时间的空间化”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如《思旧赋》般把时间之“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高度浓缩在一个空间里，让空间成为时间的标识物，这种情况在整部《台北人》里也就仅此一篇。在其他篇章里，白先勇则是将时间之“过去”和“现在”分别浓缩、凝聚在两个不同的空间中。具体而言，时间之“现在”浓缩、凝聚在台北这个空间，而时间之“过去”则浓缩、凝聚在大陆这个空间。而与《思旧赋》里的空间存在一样，这里不论是对应于“过去”的空间，还是对应于“现在”的空间，都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被动空间，而是具有表现力的积极空间。白先勇在这些篇章里，又是以何种叙事策略实现空间的积极而非消极、表现而非被表现的艺术效果呢？答案是白先勇让“空间的时间化”与“时间的空间化”这两种路径同时进行。他采取的叙事策略就是让人物的行动（时间）和空间场所互相敞开、互相生成，并在此互相敞开生成的过程中形成一个时空互塑的整体。

从“空间的时间化”方面来说，《台北人》里的空间显然不仅仅是地理空间或人物活动的场所这么简单，而是作为收集事件、经历、历史甚至语言和思维的“框架性的事物综合体”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第60页。，空间承载着历史和某种历史的命运，甚至是神秘的宿命，并推动着身在其中的人的思想、行为乃至言语表达的发展，塑造着时间之流里的人物的性格，最后形成人物的命运；从“时间的空间化”方面来说，除去前面所提到的空间成为时间的标识物，此处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处在时间之流里的人物的思想行为以及言语，还有他们的性格和命运塑造了小说的空间，赋予小说空间某种特别的内涵和意义。这里可以举《一把青》为例，做出详细的说明。

《一把青》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师娘）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叫朱青的女子的故事。故事的上篇发生在南京，还是金陵女中学生的朱青，和飞行员郭轸热恋并结婚，用情极深。后来国共内战爆发，郭轸驾驶战机奔赴前线，在徐州机毁人亡，朱青痛不欲生……下篇的内容，空间转移到台北，“我”时隔多年偶遇朱青，但此朱青和在南京之朱青简直判若两人，她已从原来充满灵气、青涩单纯、用情极深的少女，变成一个专吃“童子鸡”、有欲无情、及时享乐的风流少妇。将《一把青》上下篇进行比较，我们能看到两个从形象到性格截然不同的朱青，前者充满灵气、一往情深，后者则充满肉欲、游戏人间。过去的朱青以及她的故事对应的空间是“过去”的南京，而现在的朱青以及她的故事对应的空间是“现在”的台北。这组对应关系就现实世界的逻辑而言，完全是可以对调的，但在白先勇的小说文本里则不可能对调。原因就在于，白先勇在叙述人物的行动和命运的过程中，有意将人物的言行性格和空间有机地关联在一起。

“过去”的故事发生地是抗战胜利后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它不仅如小说的叙述者所说的是“六朝金粉的京都，到处的古迹，到处的繁华，一派帝王气象”白先勇：《台北人》，第19页。，而且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一个民族如凤凰涅槃般重生，因而充满光荣的梦想和蓬勃的朝气。空间环境如此，生活在此环境里的人也一定差不到哪儿去。战后南京的小空军们（典型代表是朱青的恋人郭轸）充满朝气、无拘无束、趾高气昂，乃至南京“简直成了我们那些小飞行员的天下”，他们平时和“衣着入时的小姐”恋爱，而且“潇潇洒洒、摇曳而过”白先勇：《台北人》，第20页。战争爆发时，他们便会驾驶战机，直接上阵搏杀。小伙很棒，姑娘也不错。白先勇笔下的朱青，虽然单瘦腼腆怯生，但“眉眼间却蕴着一脉令人见之忘俗的水秀”白先勇：《台北人》，第22页。，可谓灵气逼人。不仅如此，她与郭轸相爱，爱得一往情深，几乎到了可以生死相许的地步。似乎在白先勇看来，只有充满光荣、朝气、理想、青春、灵气的空间环境，才能孕育出充满光荣、朝气、理想、青春、灵气的男男女女。或者反过来说也合适，正是因为那些充满光荣、朝气、理想、青春、灵气的男男女女，才让他们所处身的空间环境具有了光荣、朝气、理想、青春、灵气的品质。在这里，空间塑造了时间之流里的人，时间之流里的人也赋予空间某种品质。

“现在”的故事发生地是台北的一个“空军眷属区”，虽然空军眷属区和从前一样也叫“仁爱东村”，虽然空军里的康乐活动“并不输于在南京时那么频繁，今天平剧，明天舞蹈”白先勇：《台北人》，第30页。，但台北怎能比得上南京呢？小说对台北的空间环境虽然有所交代，但是没有做出性质层面的判断。不过我们看白先勇对生活在这一空间环境里的人物描述，不难感受到他对这一空间环境的态度。“现在”的故事主角依然是朱青，故事内容依然是朱青和小空军的故事。然而现在的朱青已不是往日的朱青，小空军（以朱青的情人飞行员小顾为代表）也不再是昔日那群小空军（以朱青的爱人飞行员郭轸为代表）。在南京，小空军们个个趾高气昂，充满朝气，他们潇潇洒洒地恋爱，也能在战争爆发时，从容赴死。在台北，由于“这些年来，日子太平，容易打发”，那些“穿了蓝色制服的小空军”，虽然也年轻，也许是因为没有战争，他们的举动显得有点无聊，他们在空军游艺晚会上“拿了烟头烧得那些气球砰砰嘭嘭乱炸一顿，于是一些女人便趁势尖叫起来”白先勇：《台北人》，第30—31页。朱青的小情人飛行员小顾，乍看起来与郭轸很相似，但是两者的内在却相差甚远：郭轸英气勃勃，对前途满怀希望，是一个身心健全的、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他爱朱青，要保护她、照顾她；至于小顾，却完全没有郭轸的气魄，以前是郭轸照顾朱青，现在小顾却由朱青照顾，他不但不自负，而且相当畏缩，虽是个飞行员，而且长得茁壮，却不喜欢户外活动，只喜欢闭门搓麻将。欧阳子：《〈一把青〉里对比技巧的运用》，《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7页。此处非彼处，台北不是南京，生活在台北的朱青不再是生活在南京的朱青，同样小顾也不是郭轸……空间之变，蕴涵着人物的命运之变。也就是说，空间直接推动了时间，并且在此过程中达成了“空间的时间化”；与此同时，对时间之流中人物行动、性格和命运的描写，又反过来塑造了空间，达成了“时间的空间化”，两者之间相辅相成。

不仅在《一把青》里，在《台北人》的其他各篇中，白先勇都非常注重让承载着一种历史命运的空间，来推动着个人的思想行为乃至言语表达的进展，从而形成人物的性格及命运，如中国大陆这一空间之于赖鸣升、王雄、华夫人等。就像一种植物必须种到一片适合它生长的土地上才能长久地活下去一样，小说人物的形象（包括思想、行为、言语、性格以及命运），只有放置到一个具体的、相对固定的空间中，小说人物才会彻底摆脱小说家可以任意支配的傀儡地位，获得他独立的、永恒的艺术生命，此即所谓“空间的时间化”的具体表现。从另一方面来说，小说人物在时间之流里呈现出来的思想、行为、言语、性格以及命运又塑造了小说的空间，如尹雪艳和金大班的人物呈现塑造了小说里的上海空间，钱夫人、华夫人、朱青的人物呈现塑造了小说里的南京空间。这使小说的空间成为富有作家个人特殊意味的空间，从而打破了匀质的现实空间的单一性，此即所谓的“时间的空间化”。它是一种略有不同于“空间作为时间的标识物”，另一种意义上的“时间的空间化”。

综上所述，不论是“时间的空间化”，还是“空间的时间化”，我们不难看出空间和时间在《台北人》里是以一种互相敞开生成的方式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而且时空之间的关系并非如张宪光所认为的是“空间依附于时间”，而是“时间依附于空间”，理由有二：

第一，从“时间的空间化”角度来说，时间在《台北人》中被充分空间化了，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时间的空间化”描写，使空间成为时间的标识物；二是通过时间之流中的人物行动和命运描写，赋予空间某种品质，从而塑造空间。也就是说，因为“时间的空间化”，不仅神秘、易逝的时间得以凝固与保存，而且苍茫的历史也因此变得具体可感和有血有肉。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台北人》“神圣空间”的确立，表面上是依靠时间上“今昔之比”中“今不如昔”之比较，但此中的“今”与“昔”，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时间概念，而是高度空间化的概念。因此，这两个时间概念的比较最后总是落实为两个空间的比较，“神圣空间”之“神圣性”正是借助于这两个空间的比较才得以凸显。

第二，从“空间的时间化”角度来说，《台北人》里的空间并不只是人物活动或故事发生发展的场所，而是承载着历史命运的“框架性的事物综合体”，它影响着时间之流中人物的言行与心理，塑造着时间之流中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简言之，即空间推动时间而且塑造着时间的性质，某段时间的性质必须在空间前提下才能得以说明。空间在白先勇小说里不再是一种“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空间具有了在以往只有时间才具有的品性，即“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页。在这种情况下，空间主题在某种程度上置换了时间主题。因此，在《台北人》里，与时间相比，空间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以上主要是偏重从理论上粗线条大轮廓地论述《台北人》中“神圣空间”主题得以确立的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何以时间上的“今昔之比”最后落实为两个空间的比较，何以时间主题被置换为空间主题。然而，若要厘清“神圣空间”是如何在小说的叙述中得以构建，我们则需要结合小说文本，对《台北人》中“神圣空間”与人物塑造的关系做出更为详细的论述。

四“神圣空间”与《台北人》的人物塑造

人是时间动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即便是小说里虚构的人物，因其具有“拟现实性”，也拥有自己的“过去”。欧阳子说，《台北人》中有一类人是没有“过去”的，这类人是“出生在台湾，或幼年时就来到台湾，而没有真正接触过或认识过中国大陆的外省青年男女。他们是没有‘根、没有‘过去的中国人。例如《冬夜》中的俊彦，《岁除》中的骊珠和俞欣，即属于此类，他们因为没能亲眼看到国家之兴衰，未曾亲身体验联带之个人悲欢，对于前一辈人的感触与行为，他们或漠然，或不解，或缺乏同情，永远隔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欧阳子：《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第12页。如果暂且抛开欧阳子的具体论述语境，单从人的时间性存在而论，说一个人没有“过去”，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台北人》里的俊彦、骊珠和俞欣，即便“没有真正接触过或认识过中国大陆”，“没能亲眼见到国家之兴衰，未曾亲身体验联带之个人悲欢”，他们依然有自己的“过去”。欧阳子将《台北人》中的人物分为三类，分别是完全或几乎完全活在“过去”的人、保持对“过去”之记忆却能接受“现在”的人、没有“过去”或完全斩断“过去”的人欧阳子：《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第10—12页。其实这种三分法是建立在更为根本的两分法基础之上，即有“过去”的人和没有“过去”的人。但这种以时间之维作为标准的划分方法是不太准确的。很明显，这两类人真正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无“过去”，而是在于有无大陆生活之经验。因此，欧阳子的划分标准其实不是时间而是空间——前者是有“真正接触过或认识过中国大陆”，“亲眼看到国家之兴衰”的人，即他们是有“神圣空间”体验的人；后者则因其“出生在台湾，或幼年时就来到台湾，而没有真正接触过或认识过中国大陆”，即他们是没有“神圣空间”体验的人。总而言之，《台北人》中人物有无“神圣空间”的体验才是人物类别区分的关键所在。

这里并不是为了证明欧阳子的观点存在逻辑漏洞，其实欧阳子在论述《台北人》“今昔之比”的时间主题时，已经提到这个时间主题具有空间性（“没有真正接触过或认识过中国大陆”），但却忽视了对时间主题背后的空间结构关系的深入探讨。欧阳子把《台北人》主题中的“今昔之比”直接对应着“灵肉之争”“生死之谜”，更具体一点说，“过去”对应着人之灵性与生命，而“现在”对应着人之肉欲与死亡。欧阳子：《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第1—27页。由上可知，这个解释，如果放在空间维度则更为准确和更有说服力。

首先，灵性以及其所关联的一切美好的品性，如青春、纯洁、敏锐、秩序……，表面上看是因为属于时间之“过去”才成其为可能，但从更深层意义上来看，是因为它隶属于“神圣空间”。否则就难以解释那些同样有自己的“过去”，但没有“神圣空间”经历的人，如俊彦、阿春和喜妹等人，何以就缺乏灵性以及与灵性相关联的美好品质。因此，“神圣空间”才是人之灵性得以维系的关键。这也就难怪《台北人》中的主角不论是何种阶层何种身份，当他们身处大陆这一“神圣空间”时，虽然不乏坎坷和苦难，但是其生命总是闪耀着灵性之光。

其次，肉欲以及其所关联的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表面上看由时间之“现在”所承载，但从更为根本的层面来看，是因为它隶属于与“神圣空间”相对应的、堕落的“世俗空间”。因此，当那些来自“神圣空间”——大陆各个地方的人，一旦流落台北这一“世俗空间”，成为所谓的“台北人”之后，其生命就变得灵光暗淡，并趋于腐朽乃至死亡之境遇。

澄清了《台北人》的空间结构以及此结构和“神圣空间”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围绕“神圣空间”，对《台北人》所塑造的人物进行更为准确的划分和分析。根据人物的空间经验，小说中的人物可以划分为两类，即有“神圣空间”经验的人和没有“神圣空间”经验的人。

（一）有“神圣空间”经验的人

对于具有“神圣空间”之经验而又处身“世俗空间”的这类人而言，根据其对“神圣空间”的态度又可以细分为三类：

第一种类型属于背负着故国家园流浪的人。他们把台北看成是流浪路途上的一个暂住地，他们所熟悉和认可的是自己原有的世界，对于台北，他们要么没有兴趣去认知和融入，要么就是抱持一大堆“偏见”。尽管他们从地理空间意义上已经远离中国大陆，但因为对“神圣空间”以及在此空间所经历的人事物的留恋和执着，他们总是如宗教徒般不断地在人生的各个时间点、各个场所“回望”或“瞻仰”这个“神圣”之地，以此来疗愈当下破碎且痛苦的自我，并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和意义。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让“神圣空间”之经验对当下所处身的空间经验进行覆盖叠加，而且因这种空间叠盖以及“身移”而“心不转”刘俊：《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论白先勇的〈纽约客〉》，《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4期，第113页。的性格，弄得自己不知今夕何夕，此地何地，从而丧失现实感。然而，因为海峡两岸的长期对峙，这个“神圣”之地对于这些“台北人”来说，终归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太虚幻境”，他们只能在回忆中“入梦神游”。这往往让他们处于一种无以名状的怅然若失或难以排遣的焦虑痛苦之中。这些人物有《岁除》里的赖鸣升、《游园惊梦》里的钱夫人，《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里的“教主”、《梁父吟》里的朴公、《思旧赋》里的顺恩嫂、《国葬》里的秦义方等，对于这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白先勇保持着最深刻的同情心。

第二种类型属于为了生存能够将所背负的故国家园暂且放下的那类人。与第一种因丧失现实感而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人不同，他们善于和现实妥协，有着清醒的现实感，从而使自己能够更积极地去认识和融入新的环境。尽管如此，他们又固执地抱持着“台北不如大陆”的想法姑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以佐证之：《花桥荣记》中的老板娘如是比较道：“我们桂林那个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兆丽如是比较道：“左一个夜巴黎，右一个夜巴黎。说起来不好听，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白先勇：《台北人》，第134页、第60页。他们和光同尘，随遇而安，但他们的内心永远为大陆这一“神圣空间”保留一席之地，并且在某个非刻意的时刻，完成自己精神上的“朝圣”，从而获得某种片刻的安慰或灵之救赎。这一类型的人物最典型的代表是《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的金大班、《花桥荣记》里的老板娘。此外，《岁除》里的刘营长夫妇、《一把青》里的师娘，也基本属于这一类型。對于这一类型的人物，白先勇也是保持同情心，甚至持有几分喜爱和欣赏的态度。

第三种类型属于彻底斩断“神圣空间”通道的人，即属于彻底卸下背上的故国家园的人。他们虽有大陆这一“神圣空间”之经验，但他们本应具有的灵性以及与灵性相关联的美好品质，却因为通往“神圣空间”的通道被斩断，而彻底丧失殆尽。用《红楼梦》的话来说，就是灵性完全被“声色货利所迷”，为“粉质脂痕”所染污曹雪芹：《红楼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9页。根据其放下“神圣空间”的动机和人物命运走向的不同，这一类型的人物又可再细分为两类。

第三种类型中的第一类人物其实是由第一种类型的人物转化而来，他们原先也属于背负着故国家园流浪的人，“神圣空间”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经验在他们的生命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前所述，“神圣空间”是意义和价值之源，但是因为这个空间如“太虚幻境”般可望而不可即，此空间的存在对于有些人反而成为安住于世的负担，从而导致异常之痛苦。当这种负担和痛苦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时，他们就主动或被动地斩断（其实是藕断丝连，断而未断）通往“神圣空间”的通道。这类人物包括《一把青》里的朱青、《花桥荣记》里的卢先生、《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里的王雄、《思旧赋》里的李家少爷。当他们斩断与“神圣空间”的关联时，他们的灵性和与灵性相关联的美好品质就彻底消失了——要么堕入肉欲的放纵（朱青、卢先生），要么变成一个白痴（李家少爷），要么就蹈海自尽（王雄）。对于这些人，白先勇不仅保有深刻的理解和同情，而且还持有一种深深的悲悯之情。

第三种类型中的第二类人物，其代表人物有《秋思》里的万吕如珠、《冬夜》里的邵子奇、《梁父吟》里的王家骥。就斩断与“神圣空间”的通道来说，这类人物和上述第一类人物（朱青、卢先生等人）很像。但这种类似是非常表面化的，朱青、卢先生等人的“斩断”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对一个对象用情极深，但因“求不得”，这种用情极深反而使他们极受伤、极痛苦。也许是出于免于受伤和痛苦的自我防卫本能，才不得不行“斩断”之举。但万吕如珠、邵子奇等人的“斩断”，则是出于“识时务”的实用理性心理。从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言，这类人好像和金大班等能和光同尘、随遇而安的人很像。但他们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金大班看似很“识时务”，但是她心中却保留着“圣地”金大班的“识时务”表现在：作为舞女的她，考虑到自己年纪渐大，容貌渐衰，便不再随一众姐妹们折腾了，于是狠起心拒绝了她的旧情人——比她小六七岁且对她一往情深的“痴心汉子”、穷水手秦雄——的婚约，选择嫁给一个相貌平庸、年纪比她大二十好几、但颇有些资财的南洋小老板——陈发荣。但是即使是如此“识时务”的金大班，在其精神的世界里依然保留一块“圣地”（之所以为“圣地”，乃是因为它珍藏着她初下海时和月如的那段纯情之爱）。这个“圣地”以及自己的“朝圣”，不仅让她的灵获得救赎，也使她的“铁石心肠”在瞬间化为“绕指柔”——她把自己的订婚大钻戒慷慨地送给了初下海的舞女朱凤，作为朱凤和她将要出世的孩子的生活资粮。但“万吕如珠们”的精神世界则没有为“圣地”保留任何地盘，他们的世界塞满了实用和功利。虽然白先勇的叙述非常节制，不轻易表露对笔下人物的情感倾向，但是通过叙述语调，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白先勇是不太喜欢这类人物的。

（二）没有“神圣空间”经验的人

《台北人》中还有许多非主角的人物，是没有自己的“神圣空间”的。但从主题表现上来说，这些人物与“神圣空间”依然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关联性，他们同那些有“神圣空间”的人物一样，都是对此“神圣空间”主题的展开。

这类人物要么是台湾本省人，要么是出生于台湾或幼年时就来到台湾的外省人，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完全没有大陆“神圣空间”的经验，比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里的下女喜妹、《花桥荣记》里的“洗衣婆”阿春、《岁除》里的骊珠和俞欣、《冬夜》里的俊彦。这类人物因为完全没有“神圣空间”的经验，所以不管他们在小说中拥有什么身份，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特点：他们与那些内心保留有“圣地”的人总是处在一种巨大的精神隔阂之中，比如喜妹之于王雄、阿春之于卢先生、骊珠和俞欣之于赖鸣升、俊彦之于他的父亲余钦磊。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但因为这种隔阂，他们仿佛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前文讲过对于那些不能斩断与“神圣空间”关联的人，“神圣空间”是他们疗愈当下之破碎自我的意义之源，但又因为此空间的可望而不可即，“神圣空间”更是他们的灵魂备受折磨的痛苦之源。而这类完全没有“神圣空间”经验的人，对于前者内心的痛苦和惆怅，要么全然漠然无感，要么直接当成笑料。《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里的喜妹对王雄复杂的精神世界完全不了解，她总是在心事沉重的王雄面前唐突地卖弄风情，并以撩拨王雄为乐。《花桥荣记》里的“洗衣婆”阿春显然无法理解卢先生为何突然堕落，更加无法理解他锥心泣血的心路历程，否则也不至于姘上卢先生又很快与擦皮鞋的马仔偷情，并且还在恼羞成怒中把捉奸不成的卢先生的左耳垂给咬下来。《岁除》里的骊珠和俞欣显然比前两者有教养得多，但是对于赖鸣升这样一位与中华民国同岁、少年时期“就挑起锅头跟革命军打孙传芳”白先勇：《台北人》，第54页。，而且还从“台儿庄之役”中死里逃生、饱经沧桑的退伍老兵的种种言行，他们只是感觉滑稽、好笑。至于《冬夜》里的俊彦，白先勇没有太多具体描写，但是从他只是一心想着申请奖学金去美国学理工的言行，我们可以猜测他对于父辈们的精神世界估计也保持类似的态度吧！

对于这些全然没有“神圣空间”经验的人，白先勇的态度似乎有些微妙：对于那些外省青年，如俊彦、骊珠和俞欣，白先勇虽然不是很欣赏，但也谈不上反感。原因也许在于，虽然他们自己没有“神圣空间”的经验，但他们的父辈来自中国大陆，因此，多少有一些间接的“神圣空间”经验。而对于台湾本省出生的人，如喜妹、阿春，白先勇似乎并不遮掩自己的反感——她们的样貌总是大屁股大奶，她们的言语粗俗不堪，她们的举止则放荡无耻，总之就是一副“纯肉无灵”的样子。也许在白先勇看来，人如果彻底与“神圣空间”绝缘，也就意味着灵性之维无从生长吧！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应当说这是白先勇的一种偏见，对此，朱双一曾提出批评：“台湾文化、台湾民性固然有其粗陋、庸俗的一面，但也有其朴实、勤奋、爽直、真诚的一面。包括白先勇在内的一些大陆藉作家却常只及一面，不及其余。这是他们未能真正深入台湾民间，了解台湾民间所致。这也许是小说中的一个缺憾。”朱双一：《白先勇小说的多元地域文化色彩》，《穿行台湾文学两甲子：朱双一选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第321页。

结语

单就小说表现时间主题而言——不论是所谓的“今昔之比”以及由此而展示出来的无常感、历史感和苍凉感，还是对此历史无常感时伤怀的追悼——《台北人》可谓是旧调重弹，与中国传统历史小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也是白先勇小说时常给人一种“传统”面貌的重要原因。因此，仅从时间主题上去看待《台北人》，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白先勇对中国传统历史小说的传承一面。《台北人》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并不取决于白先勇在小说中表现的主题内容，而是取决于他所运用的现代小说技巧。就小说的叙事空间而言，在白先勇高超的小说技巧加持下，《台北人》对中国传统历史小说实现了重大突破。传统历史小说侧重的是时间之河里的人物塑造或历史之流中的事件描述，空间一般来说只是在其中充当历史之“河床”，即空间是一种非辩证的、静态的、刻板的被动性存在。而在《台北人》的叙事中，空间不仅是时间的标识物，空间还与时间互相敞开生成，扮演着辩证的、多产的、有生命力、有表现力的积极角色。在此前提下，白先勇这些充满厚重历史感的“时间小说”拥有着一个更为隐秘但也更为本质的主题——神圣空间。因此，《台北人》是“时间小说”，更是“空间小说”。

On the “Sacred Space” in Bai Xian-yongs Taibei People

ZHENG Shao-nan， CHENG Cai-xia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time theme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as its main content， Bai Xianyongs Taibei People also has a more essential and less noticed spatial theme， which can be called “sacred space”. In Taibei People， Bai Xianyong makes space a positive factor with expressive power through the “spatialization of time” and “temporalization of space”. Space is not only a marker of time， but also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that drives time flow. As a result，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resent to the past” is finally implemented as a comparison of two spaces， on which the theme of “sacred space” is highlighted and established. There exists a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narrative of “Taipei People” where “sacred space” （mainland） and “secular space” （Taipei） are compared to each other. In this structure， the “sacred space” is the key to the spiritual existence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When the characters are “relegated” to “secular space”， their spirituality and the good qualities associated with spirituality tend to disappear. The portrayal of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revolves around the theme of “sacred space”.

Keywords： Bai Xianyong; Taibei People; sacred space; space theme

作者簡介：郑绍楠，哲学博士，华侨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台湾文学（E-mail：qiucen1103@163com；福建 泉州 362021）。程彩霞，文学博士，厦门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台湾文学（福建 厦门 361024）。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FJ2023BF009）

【责任编辑：陈雷汪邦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