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的原刻影印本

钟锦

周邦彦自是宋词的大名家，生平可见《东都事略·文艺传》《宋史·文苑传》《咸淳临安志》，详细考证有王国维的《清真先生遗事》、陈思的《清真居士年谱》，今天的新成果也不少，但尚需时间的淘洗。《宋史·艺文志》著录他的《清真集》十一卷，但《郡斋读书志》则著录《清真先生文集》二十四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清真集》二十四卷。二十四卷本是后人的增订，主要参与人楼钥写的《清真先生文集序》仍保存在他自己的《攻媿集》里，可知详细情况。不过，本集和其他著作除了零篇外，俱已不存，只有词集流传。《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收录的一百二十七首外，汲古阁本《片玉词》可补五十七首，但其中至少有四首并不可靠，毛氏补遗的十首也均不可靠；吴讷《百家词》本《片玉集》可补七首；《能改斋漫录》也保留了一首佚作。此集宋人陈元龙注。宋人词集的宋人注本，所见本来就少，完整流传到今天的只此一种。而这一种居然有两部宋刻本传世，一为黄丕烈旧藏的原刻本，一为毛晋旧藏的覆刻本，真可谓因缘殊胜了。

文物出版社二○一七年仿真影印的《宋本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为黄丕烈旧藏的原刻本，原书分装三册，卷一至卷四是第一册，卷五至卷七是第二册，卷八至卷十是第三册。黄丕烈得到时就是装成三册的，他在书后写的跋语说：“己巳秋七月，余友王小梧以此《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三册示余。”书前有序言，落款“时嘉定辛未杪腊庐陵刘肃必钦序”，可知刊刻时间大概在南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之后不久。因为没有牌记、刻工，讳字也帮助不大，无法确定准确的年代。目录和卷一的首页，次行题“庐陵陈元龙少章集注”，三行题“建安蔡庆之宗甫校正”。刊刻是明显的建本风格，让人很自然地认作建阳蔡氏的校刊本。李盛铎在原书第二册前的题记中说：“按南宋建阳蔡氏校刊书籍最多，如蔡琪之《汉书》，蔡梦弼之《史记》《草堂诗笺》，其字体与此绝相似。《汉书》亦有嘉定年月，盖同时之精刊也。”这一部刻印极为精美，顾广圻誉之“精妙绝伦”（黄跋），袁克文诧为“宋麻沙刊之最精者”（《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种》）。每半页十行，行十七字。有的著录说是十七至十九字不等，但我点到的都是十七字。注双行细字同，字的长和正文一致，只是宽减了一半。序大字行书，每半页五行，行十四字。板框不太统一，序言三页都是四周双边，目录前两页左右双边、后五页四周双边，正文则混杂着左右双边和四周双边。细黑口，双鱼尾。版心序文第三页镌字，未认出；目录镌“片玉目”，正文各卷镌“片玉一”至“片玉十”，有些页省掉了“片”字。版心下都镌有页数，序文、目录及各卷均自为起迄。板框长十八厘米，宽十一点八厘米；开本长二十三点五厘米，宽十四点五厘米。

书后黄跋说，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王小梧拿了这部书来，“谓是伊戚顾姓物。顾住吴趋坊周五郎巷，向与白斋陆绍曾邻。此乃白斋故物，顾偶得之，托小梧指名售余者”。经过讨价，黄丕烈最终以“足纹二十两”购得。他还说：“装潢甚旧，补缀亦雅，从无藏书家图记，实不知其授受源流。余收得后，命工加以绢面，为之线钉，恐原装易散也。”今日书上所有印记，应该均自黄丕烈始。第一册前有黄氏自题《秋日杂兴诗之一》，记录了他得到这部书和金刻《李贺歌诗编》的欣喜，情固真，诗笔却不高明。卷十后有黄跋一纸，末钤“黄丕烈”印。目录、卷五、卷八的首页，都钤盖了黄丕烈的印，题上栏外是“士礼居”，题下靠近下栏处是“丕烈”“荛夫”。汪士钟的印也同样在目录、卷五、卷八的首页，靠近“丕烈”“荛夫”二印的左侧。袁克文的印记最多，黄氏《秋日杂兴诗之一》题下是其“抱存”印，背面则是他那方出名的画像印章—“皕宋书藏主人廿八岁小景，丁巳元日吴下王大炘制”。序言的首页，有三印：“后百宋一廛”“三琴趣斋珍藏”“寒云鉴赏之鉨”。目录、卷五、卷八的首页，都钤“侍儿文云掌记”“寒云如意”和“惟庚寅吾以降”三印。目录的首页，在“丕烈”“荛夫”的上方钤有其妻刘姌的“梅真侍观”，末页钤“流水音”。卷一首页，也有四印：“佞宋”“寒云小印”“百宋书藏”“八经阁”。卷三末页右下角是“三琴趣斋”。其后有一页，正面为吴观岱摹写的黄丕烈小像，并钤“吴”“观岱”印，袁克文题七律一首，并钤“寒云”“袁二”印；背面为袁克文乙卯（1915）冬月题七律一首，并钤“佞宋”“臣克文印”，丙辰（1916）十一月九日题《瑞龙吟》词一首，并钤“寒云庐”印，丙辰岁暮题《忆旧游》词一首，并钤另一样式的“惟庚寅吾以降”印。卷四首页，多钤一方“皇二子”，还有其侍妾“无尘”印。卷七末页，右侧栏上钤“双玉龛”、栏内下角钤“寒云小印”。卷十末页有其“三琴趣斋”“与身俱存亡”，另一样式的“后百宋一廛”。第二册前有李盛铎“乙卯长至后五日”题记，并钤“李氏木斋”印。第三册前有孙揆均丙辰题七律二首。孙揆均（1866-1941），字叔方，又名道毅，号寒厓，江苏无锡人，孙继皋第九世裔孙，诗、书得名一时。这应该是袁克文请他们写的。蒋汝藻仅在卷三末页左侧下方，钤一“密韵楼”印。此外不详的印记尚有四方：序言末页钤“满足清净”；卷三末页上方钤“周遇吉印”，张元济《宝礼堂宋本书录》竟疑为赫赫大名的明代宁武关总兵，却忘了此书在黄丕烈前“从无藏书家图记”，但这是哪位周遇吉，我实在不知；下方有“姚国芬印”，不晓何人；还有“穉莲”，不知是否金晦、周士涟、李觉中的一人，或是姚国芬的字号。这些印记不知是否也是这部书的收藏者所钤。“北京图书馆藏”的印钤在目录首页和卷十末页。原书残破处旧有钞补，末页肯定出自黄丕烈，他识语说根据的是汲古阁钞本，没有陈注。其他钞补不知出何人手，带有陈注的或许抄在黄丕烈收藏之前，毕竟宋本在黄丕烈之后一般人很难见到。袁克文用另一部宋刻本校补过，末页他亲笔把原词带陈注都补写了，朱笔的痕迹盖住黄丕烈原来的墨笔。又属其妻刘姌（梅真）重新影钞了第十卷原缺的第六页，置于黄跋之后，他自己再写题记，时间是丁巳（1917）二月初九，钤了“寒云”“袁二”两印。

黄丕烈之后，这部书被卖给了汪士钟。毛晋旧藏本上有袁克文跋：“宋刻惟艺芸汪氏有之，散后渺不可知。”等他收得黄藏本，看到汪士钟的印，恍然大悟：“盖荛翁藏弆多鬻诸汪氏也。”此后这部书的递藏情况就不太清楚了。袁克文《寒云日记》有记录，说是在乙卯（1915）十一月，钱葆奇从上海替他收得这部黄藏本。仅仅一月前，十月初六日，他已经购得毛藏本。这个日期根据的是《寒云日记》，而原书上袁跋则说在九月。毛藏本为明人张翼旧藏，后归毛晋、毛扆父子，再经宋筠、孙楫，流入厂市而为袁克文所得。两部书上袁克文最后的题识在丁巳春，而毛藏本上有朱孝臧的跋语：“己未春莫，明训兄得之，出以见示。”这是在一九一九年春暮，那时黄藏本也归潘氏，朱孝臧能够同时使用两部宋本互校。尽管袁克文在两部书上都钤了“与身俱存亡”的印，可仅仅四年之后就归了潘宗周。但从袁克文到潘宗周之间是否还经了别人之手，却不太清楚。黄藏本钤了一个“密韵楼”印，而且《传书堂藏书志》有著录，必曾为蒋汝藻所藏。但蒋氏何时得到，却不清楚。《传书堂藏书志》的提要说：“此本卷十旧阙一叶，旧从它本影钞补足，可谓完善矣。”沒有提及这页有两次钞补，后一次是袁克文妻刘姌根据毛藏本影钞附在书后的，而且记录钤印也没提及那么多的袁克文印记，似乎他收藏应该在袁之前。但《传书堂藏书志》是王国维替他所作，时间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以后，书已经离开袁克文之手，这就难于理解了。而在毛藏本上，有蒋汝藻很多方印，还有其子蒋祖诒的，《传书堂藏书志》却未著录，也让人疑惑。或言恐是毛藏本已先归袁克文，但那时黄藏本也早归了袁，到底为何一本著录一本则否？毛藏本上还有许厚基“褱辛斋”“褱辛主人”的印，就更增加了疑问，他又是什么时候得到的？从一九一七年春到一九一九年春暮的两年时间内，两部书踪迹成迷。入藏宝礼堂后，潘宗周竟然并未钤盖任何印记，足见想知道一部书究竟经了谁的手也不能全靠印记。此后，两部宋本便不再分散，最终由潘宗周之子潘世兹遵照父亲的遗嘱，全都捐赠给北京图书馆，现在一起收藏在改名后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周邦彦词集不过两个系统，这两部宋本正是其中一个系统的主要传本。集注者陈元龙的生平，我们所知仅限于卷首刘肃序文中所言：“漳江陈少章，家世以学问文章为庐陵望族。”序文还讲了编撰这部集注的原因：“阅其词，病旧注之简略，遂详而疏之。”宋代周词的注本，我们所知有《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注清真词》：“曹杓季中注，自称一壶居士。”还有《乐府指迷》提及的《周词集解》，但今日均无所见。《词源》讲到“杨守斋有圈法美成词”，但那是和声律相关的，不能算注释。陈注或许做了宋人注的汇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进展。但水平却不能说很高，和宋人诗集的宋注比较，这个注本只能算个普通的书坊产物。大概因为选用了一个较好的底本，并带有比较方便使用的集注，还是得以普遍流传。陈注本收词一百二十七首，分类编次，有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单题、杂赋六类。细心一点儿会发现，前八卷五类共九十五首，和方千里和词（九十三首）、杨泽民和词（九十二首）的次第大致相符，怀疑都是用了《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清真词》二卷，这大概是当时周邦彦词集较为流行的本子。直斋著录的续一卷，也许就是陈注本后两卷杂赋的三十二首。至于《片玉集》的题名，刘肃序文说：“俾歌之者究其事达其意，则美成之美益彰，犹获昆山之片珍，琢其质而彰其文，岂不快夫人之心目也！”似是刘肃把《清真词》改题作了《片玉集》。今传元巾箱本、明吴讷《百家词》本，都是这个系统。元巾箱本尽管用了《清真集》的题名，改变了卷次，但和《百家词》本一样，都是就陈本删除了注，否则一百二十七首应该分作二卷及续一卷，不应径作二卷。《百家词》本《片玉集》又抄补了二十七首，其中七首不见于他本。另一个系统源自淳熙七年溧水刊《清真词》二卷，凡一百八十二首，有强焕序。此本编次不分类，但因为强焕搜罗完备，也应该受到普遍欢迎。这个系统今日所见最早的传本，只是毛晋汲古阁刊《宋六十名家词》本《片玉词》。毛晋做了相当多的校勘工作，利用了不少今天已经失传的旧本，这是其优点。但多少变乱了溧水本，收词就多了两首，成为一百八十四首，不再能够如实反映宋本原貌。溧水本收词最富，如果毛晋基本保持了旧貌，那其中颇有误收。至于毛晋补遗的十首，更是无一可靠。但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后来这一系统的本子无不沿袭毛本。这里还有题名的疑惑，毛本既是溧水本《清真词》系统，为什么题作《片玉词》？实在说来，由于所见宋本之文献不足，很多疑惑也许永远说不清。有些学者直指毛晋擅改题名，有些学者则认为，宋人有一种溧水翻刻本附上了陈注，并沿用《片玉集》的题名，不排除毛晋刻《片玉词》用的就是这种本子。总之，我们今天所见周邦彦词集，不是出自陈本就是出自毛本，再无二本之外的来源了。“片玉”之名实际上压过了周邦彦词集的本名《清真词》，或许这也说明了《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的影响力。

但这部书不删陈注的全本也还是沉寂了数百年，其间并无新本，直到阮元自嘉庆四年（1799）开始搜罗《四库全书》未收善本，才依据原书行款抄写出来。十余年后，这批抄纂在一起的丛书进呈宫内，被赐名《宛委别藏》。尽管这套书从未刊刻，外间也少有流传，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陆续影印，但阮元撰写的《四库未收书提要》却广为流传，陈注的概况也就漸为世人所知。《宛委别藏》的底本和黄藏本一致，黄丕烈道光五年（1825）才去世，不知是否从他那里借钞的。陶湘《武进陶氏涉园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也收入陈注，他是在一九一八年之后续刊吴昌绶《景宋金元明本词》的，使用陈注的底本和毛藏本一致。这个时间两部宋本正从袁克文转到潘宗周，其间究竟经了谁的手也无法确定，不知是从哪里影写的。陶湘的叙录写得很含混，好像说他自己用的是黄藏本，那样就不对了。他还说阮元所用为孙楫藏本，显然错误，孙楫藏本实为毛藏本，正是他自己用的底本。陶湘这篇叙录不实之处还有，说黄藏本“独无题识”“仅有印记”，真是莫名其妙。难道陶湘使用了毛藏本，但因为黄藏本更精美，故意误导别人以为他用的是黄藏，便作此欺人之谈？早时毛藏本并不太被重视，因为其版片使用过久，刷印出来较为漫漶（这一点也印证了此书在宋代流传颇广），加上此书避讳不严格，仅见“匡”“慎”两字，便一直被误认作元刻本。王鹏运四印斋校刻《清真集》时借用过毛藏本，即误以为是《汲古阁秘本书目》里的“元版片玉词二本”。毛藏本和黄藏本不同，恰是分装二册，卷一至卷四为上册，卷五至卷十为下册。甚至郑文焯所校最称精善的《清真集》，提及此书均谓之“元本”。黄藏本却是个较早印刷的本子，能够显出原刻的“精妙绝伦”，陶湘叙录所谓“精整远过之”。当王小梧拿给顾广圻看时，就“定为宋刻”。加之落款比毛藏本多了“嘉定辛未杪腊”的明确时间，顾说更是确定无疑，还因此纠正了对毛藏本的误判—“当不可因之目为元本也”（原书袁克文跋）。尤其两个本子一对比，反差就更大了，李盛铎跋毛藏本说：“今又得一精印本（案，指黄藏本），此本似退而居乙。”但是，朱孝臧校勘了两本异同，我们今天仍能看到毛藏本所夹签条上朱氏亲笔写的校语，还有跋语。他认为，黄藏本是初刻本，而毛藏本是经过陈元龙“手自校改”的覆刻本，除了序文署名之上的十二字在覆刻时被删去，注语也改得更加详明，“卷五注中尤相径庭”。潘宗周信从朱氏的判断，针对李盛铎的跋语，《宝礼堂宋本书录》中嘲笑说：“若竟以此退而居乙，则诚未免皮相矣。”随着朱孝臧后来将此书刻入《强村丛书》，并将跋语的观点又写进丛书本的跋文中，毛藏本压倒性地受到了重视。

不过，如毛藏本上的朱氏跋语所言，覆刻本“当时印布较广，故视黄本之初稿为稍漫漶”，这就使黄藏本独具的版刻艺术价值显示出来。虽说缺损了一页半稍觉可惜，但整体毕竟完备，也算十分难得了。由于毛藏本地位的提高，《中华再造善本》《宋元闽刻精华》《国学基本典籍丛刊》都做了影印，流通愈广。而黄藏本竟从未影印，大多学者未能一睹真面，相比之下未免太不公平。尽管《宛委别藏》用的是和黄藏本同样的本子，但只是依照原本行款抄写，已非原貌。将初刻本和覆刻本进行比勘，不仅能够看到陈元龙注的修订过程，而且为宋代初刻本、翻刻本的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凭据。在逐渐拓展的文献学视野之下，黄藏本的影印无疑已是迫切的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