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自己的中世纪”

邵毅平

一

一八三○年，下野了的“解放者”玻利瓦尔将军，生命中最后一次沿马格达莱纳河北下，准备从卡塔赫纳港乘帆船去欧洲。中途在桑布拉诺镇上岸，在坎比略家稍作逗留。坎比略家准备好了木薯大蕉炖肉盛情款待将军，宴饮的热烈气氛使将军的消沉情绪略有好转。唯一使他不快的是一个寄居在坎比略家的法国人，欧洲人的傲慢独断狂妄一向最使将军恼火。

法国人高声同席上别的客人说话，但显然只想引起将军的注意。突然，他自陈冒昧，直接问将军，对于新成立的共和国来说，究竟哪一种政府制度最合适？

将军反问他说：“您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是波拿巴的榜样不但适合我们，还适合全世界。”法国人说。

“我料到你会有这种看法，”将军并不掩饰讽刺的口气，“欧洲人认为只有欧洲的发明才适用全世界，凡是与之不同的东西都该受到谴责。”

“不管怎么样，使历史失去人性的不是制度，而是实行制度的偏差。”

“我们太熟悉这种说法了，骨子里还是本杰明·康斯坦的那套蠢话。由于欧洲的强大，他现在又成了评判我们是非的绝对权威。”

“康斯坦抨击专制的论点很透彻。”

“在这场争论中，只有普拉特长老说的政治取决于地点和时间这句话才一针见血。欧洲人没有指责我的道德依据，因为如果说有哪一部历史充斥了血腥、卑鄙和不公，那就是欧洲的历史。”

在那片似乎笼罩了全镇的肃静中，将军越是深入分析，越是激起了自己的怒火。将军列举了欧洲历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圣巴托洛缪夜在巴黎对新教徒的大屠杀、文艺复兴鼎盛时期雇佣军在罗马的大屠杀、伊凡雷帝在莫斯科、诺夫哥罗德的大屠杀……

“因此请你们别再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了，别试图教训我们该怎么为人行事，别试图使我们变得同你们一样，别要求我们在二十年之内干好你们在两千年之内都干不好的事情。”

他把刀叉搁在盘子上，第一次用喷火的眼睛盯着法国人：

“对不起，让我们太太平平地过我们的中世纪生活吧！”

随行者把这件事告诉了当时的一个编年史作家，作家认为不值得一记，于是谁都没有留下文字记载。

但马尔克斯找到了这段事迹，不仅把它写入了《迷宫中的将军》，这部他自诩为“拧断天鹅的脖子，不再去编造故事”“充满诗意、美不胜收的历史纪实小说”（1996年4月12日在波哥大“哥伦比亚论坛”上的演讲《不一样的天性，不一样的世界》），还在各种场合再三引用玻利瓦尔的这句名言。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帕皮尼曾刻毒地说，美洲是用欧洲的垃圾做成的；又对大众宣称，拉丁美洲从来对人类社会毫无贡献。马尔克斯痛斥他道：“他的说法充分反映了欧洲人对我们的一贯看法：不像他们就是错，无论如何都要按照他们的方式加以纠正。美国也是如此。西蒙·玻利瓦尔听够了这些劝告和命令，发出感慨说：‘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走过我们自己的中世纪吧！”（1995年3月28日在孔塔多拉集团“拉丁美洲是否存在”专题实验班上的演讲《拉丁美洲确实存在》）

在另一个场合，马尔克斯又提到了这句名言：“西蒙·玻利瓦尔颇有先见之明，他在《牙买加信札》中精辟地写道，‘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希望我们能有自己的身份认同。他还说，希望在拉美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富、最强的国家。他受英国人的罪—欠英国人的债我们到现在都没还清；他受法国人的罪—他们想卖给他法国大革命的残羹剩饭。风烛残年的他终于忍无可忍地说：‘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走过我们自己的中世纪吧！”（1999年3月8日在“迎接新千年：拉美与加勒比地区”讲习班上的开幕词《21世纪遐想》）

玻利瓦尔的这句名言也可以改说成：“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走自己的路吧！”适用于相对于西方的整个非西方世界。

《秘鲁传说》的作者帕尔马，在《解放者与独裁者的书信往来》那篇中，借巴拉圭独裁者弗朗西亚之口，表达了与玻利瓦尔相似的意见：“去亚松森的欧洲人不多，弗朗西亚经常对他们说：‘你们在这儿愿意干啥就干啥，想信什么宗教就信什么宗教，没人跟你们找麻烦；不过要小心，要是掺和政府的事就要你们的命。他说到做到，有些冒险家在别人的祖国从事爱国者的活动，他把不少这类人送进了地狱。单凭这一点，我就渴望秘鲁有一位弗朗西亚，因为外国人在本来充其量只能作壁上观的事务上指手画脚的事，我见得太多了。这种比当事者还起劲的事……我管不了……还是不管也罢！可我不能忍受，非常讨厌，愤愤不平！”帕尔马真是可爱，本来是想要骂巴拉圭独裁者的，结果一提及欧洲人的指手画脚，就不禁义愤填膺、怒从中来，恨不得秘鲁也能来上这么一位。

二

同样是在《迷宫中的将军》中，马尔克斯还借玻利瓦尔对卢梭和巴黎的心态变化，表现了自己对欧洲从迷恋到超越的心路历程。十九世纪初，玻利瓦尔年方二十，第二次来到巴黎，把卢梭的《爱弥儿》《新爱洛伊斯》长期搁在床头，不时高声背诵这两本书中他喜爱的段落。回到美洲后，他对卢梭仍比对自己的心更亲，热情不减地一再重读《新爱洛伊斯》，那本书都被他磨破了。但二十多年后，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拉丁美洲大地上再也没有一个西班牙人，当看到情人第十遍重读《爱弥儿》时，他打断了她，说那本书讨厌。他还说，一八○四年的巴黎比任何地方更使他感到厌烦。然而当年在巴黎的时候，他的命运还没有在委内瑞拉民间流行的祛除厄运的紫香菊浴预兆性的水里浸泡过，他曾自认为很幸福，甚至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小说中玻利瓦尔与卢梭和巴黎的诀别，不妨看作是马尔克斯本人心态的投射：他也曾在巴黎度过艰难的早年岁月，但最终凭借自己的创作成就超越了它。

长久以来，拉丁美洲与欧洲的恩恩怨怨一直困扰着马尔克斯，跟欧洲文化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是他的心结之一。早在他的《福尔贝斯太太的快乐夏日》（1976）中，这个主题就获得了富于象征色彩的表现。

“我”父亲是一个自负多于天赋的加勒比作家，欧洲辉煌的余烬让他目眩神迷，不管是在书中还是在现实中，他总是显得太急于抹去自己出身的痕迹，并且幻想儿子们身上不再留有任何自己过去的印记。因此，当他同四十位当红作家一起参加为期五周的环爱琴海诸岛之旅时，为“我”兄弟请来了一个德国家庭女教师，毫不考虑兄弟俩在这个女士官的统治下将如何生活。這个女人全然不顾孩子们的天性和文化上的差异，一心向孩子们强行灌输欧洲社会最陈腐的习俗，她身上的“文明的味道”让孩子们绝望窒息。她自己则一到晚上就过着一个独居女人的真实生活，喝酒狂欢，放纵堕落，贪得无厌，这种生活正是白天那个把朴素克制挂在嘴上的她严厉抨击的。她因言行不一而成了孩子们的笑柄和作弄的对象，最终以丢人现眼的杀身之祸收场。

这篇小说宛如拉美作家与欧洲文化关系的象征。马尔克斯曾这样说“文学爆炸”之前的那辈拉美作家：“他们全都以欧洲人的态度谈论印第安人。他们展现了印第安人的魔幻世界，却总是带着抱歉和声明的意味，好像在说：‘这是印第安人相信的东西，不是我相信的东西。”“他们”宛如《福尔贝斯太太的快乐夏日》里的“我”父亲。“而我们这群作家，尤其是对与我们相关的事情，我们是打心眼里认可那种魔幻世界的，并且果断地生活在其中。”“我们”正如在德国家庭女教师淫威下的“我”兄弟。最终则正如“我”兄弟对德国家庭女教师的揭竿而起，新一代的拉美作家以自己的魔幻写作刷新了欧洲的认知。“欧洲头晕目眩地接受了我们的姿态。欧洲是片被写了又写的大陆，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需要有新的东西被讲述出来，比如这里。”（《两种孤独》）

无独有偶，略萨也说过类似的话：“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拉美人喜欢阅读欧美人的作品，几乎从不问津自己人的作品。现在，这种情况改变了，拉丁美洲的读者发现了自己的作家。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读者也发现了拉美作家。”（《酒吧长谈》代序《千面之国》，1989）“像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或科塔萨尔这样的作家之所以得到认可，是因为他们是伟大的作家，他们写出了有吸引力和巨大生命力的文学作品，而在他们写出那些作品的时候，欧洲文学正陷于形式主义和实验主义的泥淖中难以自拔。”（《从马尔克斯到略萨：回溯“文学爆炸”》）在《卑微的英雄》中，孩子质问父亲：“你这么喜欢欧洲，日夜都梦想着欧洲，为什么一辈子住在秘鲁呢，爸爸？”“你看的书都是欧洲作家写的，大部分的唱片、图画和版画也是，意大利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德国人，还有一两个美国人。秘鲁有什么东西是你喜欢的吗，爸爸？”父亲被孩子问得茫然失措，有好一会儿不知该怎么回答。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但不知道是哪里做错了。

科塔萨尔则异曲同工：“我一生都用，并且永远都会用西班牙语写作；我只在给法国人写信的时候使用法语。西班牙语是我的写作语言，尤其是在当今，我认为捍卫西班牙语是拉丁美洲长期的抗争内容之一，这场抗争包含了诸多方面，理由也不胜枚举。而捍卫语言绝对是首要任务。让人痛心的是，拉美人在国外待了很短的时间后，便任由自己的母语退化，第二语言开始入侵……我的语言是西班牙语，永远都会是西班牙语。”（《文学课》）

三

甚至在诺奖颁奖典礼的庄严场合，马尔克斯也不忘继续敲打欧洲人：“如果连我们自己也被难倒，那么，生活在地球这边、理性至上、沉醉于自身文化的人自然就更无法明白我们了。不难理解他们会坚持用衡量自身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忘记了生活的苦难因人而异。自我追寻的路上荆棘丛生、鲜血淋漓，他们走过，我们在走。用他人的标准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拘束，越来越孤独。可敬的欧洲如果想想他们的过去，再来对比我们的现在，也许会更理解我们一些。我相信，头脑清楚的欧洲人，只要彻底修正看待我们的方式，就能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帮助。拉丁美洲不情愿、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人摆布的棋子，此外也不会去幻想西方国家能打心眼儿里支持我们独立、独特的发展计划。”（1982年12月8日在诺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拉丁美洲的孤独》）

在回忆录《活着为了讲述》中，马尔克斯提到了《恶时辰》的出版风波，堪称欧洲无视拉丁美洲的经典案例。小说最初由马德里的伊比利亚美洲出版社出版，皮质封面，纸张上乘，印刷精美，印数大，销量不同凡响。然而，马尔克斯与出版社很快就闹翻了，因为他发现，他用美洲西班牙语创作的文字，被西班牙编辑大刀阔斧地改为纯正的马德里方言，馬德里韵味的句子比比皆是，与原文大相径庭，改得他直起鸡皮疙瘩。无奈之余，他只好宣布该版本遭到篡改，不予承认，收回版权，将待售书册付之一炬。相关责任人保持缄默，不予回应。从那一刻起，他就只当这本小说从未出版过。原稿只有一份，他只好花工夫埋头把西班牙版改回加勒比方言，交给墨西哥纪元出版社出版，印刷时特别注明此为首版。西班牙出版社的所作所为，是欧洲无视拉丁美洲的典型表现，难怪马尔克斯要大动肝火。

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马尔克斯也摒弃黑白分明的站队立场，而是主张走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为此遭到来自各方的误解也在所不惜。“不管怎么说，拉丁美洲的命运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在匈牙利、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决定，而只能在美洲决定。舍此之外，任何别的想法都是欧洲式的执念……我认为有许多出路，也许在美洲，包括美国在内，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条出路。我认为，我们必须寻找我们自己的解决办法，同时尽可能地充分借鉴别的大陆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而获取的经验，而绝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而我们一贯如此行事……在拥有不同文化的其他国家（例如在拉丁美洲各国）生硬地强制推行这种民主的做法是机械的、不切实际的。”（《番石榴飘香》）在马尔克斯的上述这些话里，依旧回荡着玻利瓦尔那句名言的回声：“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走过我们自己的中世纪吧！”

让马尔克斯悲哀的是，同样是欧洲殖民的产儿，拉美更像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局外人，一直被欧洲误解和歧视。这就是所谓“拉丁美洲的孤独”。

最后再说回玻利瓦尔。帕尔马《秘鲁传说》中的《玻利瓦尔的最后一句话》那篇，记载了“解放者”临终前的一段对话。这一幕发生在一八三○年十二月的一天下午（也许就是17日他最后的那个下午），地点是在哥伦比亚圣马尔塔港的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庄园。玻利瓦尔用非常微弱的声音问大夫：“你知道在我感到已将进入坟墓的时候，使我痛苦的是什么吗？”“不知道，我的将军。”“就是想到我可能是在流沙上建塔，在海水中耕耘。”过了好长一会儿，他又问大夫：“你猜不出世界上三个最大的蠢人是谁吗？”“真是猜不出，我的将军。”“三个最大的蠢人就是耶稣基督、堂吉诃德和我。”—这是玻利瓦尔对自己的最恰当的评价，也是对堂吉诃德和耶稣的最好的评价。我很好奇，马尔克斯在《迷宫中的将军》中为何没有采入“解放者”的这段临终对话？他是没有读过帕尔马的《秘鲁传说》，还是读过又忘了？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当然不是愚蠢，而是了不起的理想主义。如果玻利瓦尔稍有中国知识，也许他会在“世界上最大的蠢人”行列中，再添上孔子和孔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