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无法自足

暗蓝

《爱的知识》（玛莎·努斯鲍姆著，李怡霖、于世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以下仅标页码）一书，源起于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个人的一项“计划”：“我将其视为一项行走在哲学和文学之边界上（或拒绝承认边界的存在）的组织清晰且具理论正当性的事业。”（第432页）自启蒙（Enlightment）时代以降，人们越发倾向于建立一种普遍的、结构性的知识体系，以解释、应对现实中的种种变数。这一倾向的副作用之一，便是文学愈发被排除在理性范畴之外。小说家的工作被视为阐发一种局限性的情感经验，即便他有创造哲学的野心，也往往不被“专业人士”看重；而哲学家则有意回避文学性的风格，同时也常常无视文学作品提供的丰富可能。

努斯鲍姆在《爱的知识》开篇写道：“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如果我们希望教导说一个好人是自足的，那么我们就会忽略阿喀琉斯在普特洛克勒斯之死时流下的眼泪。”（第18页）简言之，在这本《爱的知识》中，玛莎·努斯鲍姆希望重新强调阅读叙事小说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一作用的最终指向便是回答人类的根本问题：一个人应当如何生活。

围绕这一目的，努斯鲍姆首先展示的是亞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分歧。在努斯鲍姆看来，在讨论伦理及其局限时，柏拉图被可通约性吸引，试图以一种科学方法超越特定苦痛，而亚里士多德则诉诸“莱斯比亚尺”—一种可以弯曲成不同形状的金属条，用于绘制复杂曲线—来阐明伦理的灵活性。努斯鲍姆指出，柏拉图的这一尝试本质上是一种“艰苦的想象”，这种想象本身对于人类决策是必要的，然而它提供的只能是一种片面模型，“柏拉图使用植物作为核心隐喻来描述渴求的个体灵魂暗示他现在相信这样的美和价值的存在，它们是不能与面对损失的脆弱性分开的，而那种自足性并不是一种伦理理论所要追求的合宜目的”（第176页）。

在《善的脆弱性》中，努斯鲍姆更直接地指出了柏拉图的问题所在：“悲剧阐明了A（片面、僵化、封闭）和B（全面、灵活、开放）的规范，他们引用B的价值来批判A；柏拉图发现B所包含的风险过于巨大，于是就发展出另一种不同寻常的A，同时又批评这种理论缺乏某些人类价值。”（《善的脆弱性》，徐向东、陆萌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而他本不必如此，因为存在一种更合乎人类直觉的实践（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践），即在接受B的同时思索存在者与生活之间的恰当关系，在困惑与惊奇中判断价值，做出选择—而这正是小说家实践的道路，“小说家的价值首先是其实践性，他从不与我们如何生活的问题相脱离”（第117页）。

努斯鲍姆提供了亨利·詹姆斯的三部小说作为这种实践的案例：《金钵记》通过一个蜕变故事—从期许自身如“完美的金钵”一般无瑕但脆弱，到接受自身最终成为“有瑕疵的水晶”—展现了道德体察的复杂与这种复杂所唤起的积极可能；《使节》与《卡萨玛西玛王妃》则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与情节发展引起人们对伦理困境的关注—“我们需要艺术在我们面前展示这些困难，让我们远离过度粗糙的希望。”（第314页）对于努斯鲍姆而言，对同情的趋同使得亨利·詹姆斯与亚里士多德之间存在无数联系，而这意味着“这个概念真正回答了人类关于实践的深层直觉，这些直觉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以不完全相同的形式重现”（第117页）。正是在对这些重现的把握与比较中，我们回溯或预见自身的困惑与惊奇，并从中收获关于如何生活的智慧。

文学及其阅读关乎权力。当文学的进程从细腻而全面的亨利·詹姆斯来到困于斗室或荒原的普鲁斯特与贝克特（努斯鲍姆接下来分析的案例），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变得更加直接，因为后者让渡了自己的权力，他不再着力描摹他的时代与诸种人物，而是直接邀请读者走进一种内心。这样一来，读者得以与他分享权力，但同时也变得手足无措—也许他只是想找到某种固定的经验，而非创造自己的真理。而当一个自觉的读者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真理，他仍要确保自己没有喧宾夺主—好读者应当与作者分享故事空间，而非鸠占鹊巢。

于是在分析《追忆似水年华》中马塞尔得知阿尔贝蒂娜小姐离开的这一部分情节时，努斯鲍姆提醒我们关注马塞尔的痛苦并非源于他失败的互动，而在于他自身，实际上也是为了避免读者偏离普鲁斯特的用心，将这部分情节理解成一个充满哀怨的失恋故事—恰恰相反，恋情的终结意味着它的寻回，“事实上，正是因为它根本不是一种关系—它真的与他人无关，它是自身的一种化学反应—它才具有这种瞬间性特征。普鲁斯特将我们从钟表时间带到了人性的时间当中，然而这种时间并不需要时间来让事情发生—因为事情可能发生，那么人也许就不是孤独的了”（第408页）。这一章以“爱的知识”为名，也许可以看作整部作品的核心，它不仅揭示了伦理层面“爱”的内在面向，同时也提供了“阅读之爱”的积极姿态—“它涉及信任、涉及对不完美的接受”（第415页）。

同样地，当努斯鲍姆试图剖析贝克特更为绝望的作品《莫洛伊》时，她依旧提供了一种积极面向。当小说主人公莫洛伊以“我在腐烂的安宁中才想起这份漫长而混乱的情感，它是我的一生”作为对自己的审判，努斯鲍姆将这一判词视为对自己这个关于“文学与哲学之间”的计划的评判，因为计划的关键在于内心—在于情感。“这些情感都不仅需要关于价值的信念，还需要关于某件特定事情的信念：相信那些外在于我们、我们不能完全掌控的事物是有价值的和重要的。”（第436页）换言之，当读者被邀请进入状如废墟的现代故事空间，他要做的依然是投入与理解，而非否认颓废以强化某种清教立场，或是在腐烂的安宁中巩固自身的虚无—尽管这都是他可以创造的传统，但无关同情—对人类生活脆弱性的关照—的“真理”，终究只是为权力而来。

实际上，比起“文学与哲学”，人们更常讨论的是“文学与宗教”。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生于一个宗教家庭，但从小他便发觉，宗教并不能解答他关于丧失与遗憾的困惑，反而只是提供了一套苛刻的行为准则，令这个心思细腻的男孩本就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他只能将自己的内心隐藏起来，“用我业余的谎话回应他们的官方谎话”。而最终他转向文学，则是因为“文学尤其是小说，允许我从惯于隐瞒的积习中逃离出来—部分原因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与我的习惯相仿的对称版本，在书本的世界里，谎话（或是小说）被用来保护有意义的真相”（詹姆斯·伍德《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蒋怡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

在少年人叛逆的诸多选择当中，文学也许是最无害的一种，但也不免让家长忧心忡忡。在女儿十四岁的夏天，努斯鲍姆注意到她不同寻常的阅读偏好：她喜欢读《大卫·科波菲尔》，这没问题，但她爱上的却不是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赢得幸福人生的大卫，或是其他哪怕有些古怪但至少拥有高尚品格的角色，反倒是书中的浪荡子斯蒂尔福斯。“即使我没有把写作伦理问题作为我的工作，我也会知道，斯蒂尔福斯根本不值得一个好人去爱。我也怀疑我女儿的阅读不成熟。”（第500页）只是作為一位训练有素的学者，努斯鲍姆在担忧之余依然保持严谨—她仅仅是“怀疑”女儿的不成熟，而要想验证这一猜想，她必须重读这部作品。

本书的最后一个分析案例由此展开。正是通过这次重读，努斯鲍姆发现了狄更斯的秘密—或者用詹姆斯·伍德的话来说，“用来保护有意义的真相的谎言”。当《大卫·科波菲尔》中充满了个性坚韧、品格高尚的正面“扁平人物”（E. M.福斯特语），斯蒂尔福斯这个个性乖戾、只顾享乐的角色似乎是一个反面陪衬。然而在文本内部，主人公大卫却被他莫名吸引。在努斯鲍姆看来，这一设计揭示了爱与道德的紧张关系。对于大卫而言，“他爱是因为他爱，在他的梦中，他不考虑道德”（第517页）。努斯鲍姆通过小说中的两种姿势对这种关系做出了解释，一种是大卫的“合法伴侣”—在这一层面上，她相当于大卫的道德导师—艾妮斯在小说结尾的姿势，“她站在斯蒂尔福斯身边时，她的手臂伸向天空”“向所有人指明了道德的路径”（第517-519页）；另一种便是斯蒂尔福斯的尸体被冲上海滩时，众人目击他“手臂（仿佛）在枕头上弯曲，支起他‘一头卷发的‘俊秀面容”“没有任何公开交流的意思……超越了任何解释和理由”（同上）。于是出于道德和人生“向上路径”的必然，大卫选择了艾妮斯，但狄更斯也刻意保留了他对斯蒂尔福斯的依恋—同样，他也允许（甚至是邀请）文本之外的读者爱上斯蒂尔福斯，分享他的神秘魅力与生活激情。

“最明显的事实是，艾妮斯与学校教科书（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想必不是文学的）联系在一起，但斯蒂尔福斯和大卫是为了讲故事而相遇”（第526页）。而当读者对宣称自足但实际上无法自足的“一定之规”心生厌倦与失望，他们也一定会转向斯蒂尔福斯，转向并不完美但终究开放的故事，因为那才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说到底，当人以“爱”之名寻求光明与超越，他们最该做的恰恰是回归生活，毕竟“我们所追求的是人类的善，而不是其他存在者的善”（第93页），“凡人的生活是一个人所爱的人实际上能过的唯一的生活”（第566页）。努斯鲍姆的计划呼吁人们看到文学的哲学价值，但根本上她希望找回的是哲学的文学风格，以及一种文学性的标准—也许它并不需要假装自己能够解释一切，而只是参与到注定难解的生活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