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诗意”遮蔽下的文本痕璺

［摘要］ 汪曾祺的《受戒》在和谐、诗意的文体风格中存在很多反常、阻塞等类似症候的裂痕。叙事中呈现为“受戒”情节的无限延宕，文本结构中存在“荸荠庵—善因寺”的潜在对立，这是作家潜意识中焦虑、抵抗的投射。汪曾祺个体苦难的生命经验在无意识中投射进其后期小说的文本，并通过“和谐”“诗意”的文体风格掩盖裂痕、想象性地解决创伤。

［关  键  词］ 症候式分析；《受戒》；汪曾祺

《受戒》中“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评论界对这个“梦”有很多批评与注释，比如“平远小景，简雅拙淡”“和谐完美的伊甸园世界”“清新淡雅的风俗画”……但都一贯地相信这是一个抒写人性美的“桃花源”，淳朴、美丽、和谐、完满等词语加诸其上。

笔者认为，在看似和谐、融洽的文本中间有很多反常、阻塞等类似症候的现象：如叙事动力的阻塞、“受戒”情节的无限延宕；“荸荠庵”与“善因寺”描写的差异及其表现出来的“潜在对立”。这些症候反映了作家潜意识中的焦虑与抵抗，是作家个体苦难的生命经验在文本中的反映。本文将从《受戒》的症候式分析开始，以文本结构、叙事动力为主要观照对象，重新审视《受戒》及其代表的汪曾祺后期小说。

一、《受戒》文本的症候分析

细读《受戒》文本，我们会发现，在《受戒》的故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阻塞的力量，延宕着“受戒”的发生。

《受戒》的故事由八组省略号隔开，共分为九个部分。题为“受戒”，但其中通向“受戒”之路，也即与“受戒”直接有关的部分只有第一、二、八、九共四个部分，中间的三到七部分，用大量笔墨介绍了荸荠庵和尚们的日常生活、小英子家的生活以及小英子与明海的感情。而在与“受戒”有关系的部分中，也存在着大量与“受戒”事件无关的叙述，如第一部分对于庵赵庄的描写、第二部分对于荸荠庵的描写、第八部分对于善因寺的描写。全文共计10300字左右，与“受戒”直接有关的部分约4600字左右，还不到全文篇幅的一半；与“受戒”事件无关的三到七部分，约5700字左右，占据全文篇幅的多一半；而“受戒”仪式在全文的将近尾声的第八部分才出现，通过小英子和明海的对话，草草介绍了“受戒”的仪式。

第三部分“荸荠庵和尚们的世俗生活”这一段描写向来是为评论家们所称道的，不论是与《受戒》同年发表的评论文章《赞〈受戒〉》还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都给予这一部分很高的赞誉。同样是文本中的寺庙，但是对于“善因寺”部分叙述的评论卻几乎为零，我们试将文中对于两座寺庙的叙述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文本的深层结构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对立“荸荠庵—善因寺”，正是这种对立隐含着一种焦虑、抵抗，始终延宕着从“荸荠庵”到“善因寺”的这条“主线剧情”。

《受戒》对于荸荠庵和尚们的世俗生活的描写十分详尽，是从“全知视角”发出的，一切都是那么自为、自在地发生着；也是用一种“主体”的眼光，倾注了作者的认同。而对于善因寺风物的描写，却都是借“小英子”之眼展开的。在“善因寺”中，只有“景色”却没有“生活”；借小英子的视角进行叙述，不管是“妈吔”“真稀奇”，还是“隔着一条护城河”看“散戒”，就好像始终用一种客体的眼光，让读者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善因寺”的世界。“善因寺”是涨满了焦虑的一个隐喻——政治过分侵入个人生活的感受。读者也永远无法接近“受戒”仪式及其所象征的事物——“受戒”究竟象征着什么呢？从文本中看，明海在受戒后可能会被选为“沙弥尾”，但这并不由明海和小英子所决定，而是要靠主事的和尚商议。所以我们可以说，“受戒”这一仪式，象征着进入一个充满压抑、身不由己的世界。

所以，文本中隐含着的焦虑与抵抗，始终延宕着通向“受戒”的“主线剧情”，在这个过程中“受戒”的意义被不断消解，因“受戒”带来的焦虑也得到想象性的解决。

二、心理—社会批评

上文我们说到，《受戒》潜在结构“荸荠庵——善因寺”的对立中隐含着一种焦虑与抵抗，始终延宕着“受戒”的发生。这种“焦虑”是作家潜意识的投射。我们且从《受戒》末尾的“次本文”说起：

《受戒》末尾存在着一个与“正文”平行存在的“次本文”——“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无数研究者都在考索“四十三年前”（1937年）汪氏去庙中避难之事，探求《庙与僧》与《受戒》的互文，汪曾祺本人却说：“‘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无甚深意，不必索解”。

1946年的小说《庙与僧》可以说是《受戒》的底本，庙中的和尚们俨然是《受戒》中荸荠庵和尚们的原型。在这篇小说中，汪曾祺同样细致地描绘庙中和尚的世俗生活，但更多的是客观地记录对僧人的印象。在《受戒》中多了情节，多了围绕“受戒”展开和“阻碍”“受戒”展开的叙事。《受戒》是经历过人生变故与动乱的汪曾祺“回忆”并“回溯性建构”起来的，是站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的感情立场上、代表着“80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来完成的。这个“梦”不仅仅是对“四十三年前”梦境的记录，更将“大乱十年成一梦”自我的生命体验糅合进文本的裂痕之中。在《受戒》创作前的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汪曾祺曾经表示：

“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十年“大梦”过后，面对创伤，他自己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态：“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正是汪氏心中的这一点“璺”，投射在了《受戒》的文本中，使得文本中存在着“荸荠庵——善因寺”的潜在对立与潜在的焦虑，使得“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反映出四十三年来汪曾祺内心深处潜意识中的痛苦与分裂。《受戒》中大量的世俗生活描写与看似“桃花源式”的世界，实际上是汪曾祺通过写作进行的自我安慰，将心中的裂缝填满。汪曾祺的写作并不是表层上看起来那么自洽的、自我完满的“士大夫”的写作；包括《受戒》在内的汪曾祺后期小说，并不是如汪老自己所说，“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而是糅合了汪曾祺个体的生命体验，用“士大夫气”的写作来掩盖自己内心不可调和的矛盾，创作“现代文人个人体验的寓言”。

三、后期小说——文人自我的苦难寓言

汪曾祺在《〈受戒〉重印后记》中说：

重谈一些我的作品，发现：我是很悲哀的。我觉得，悲哀是美的。当然，在我的作品里可以发现对生活的欣喜。弘一法师临终的偈语：‘悲欣交集，我觉得，我对这样的心境，是可以领悟的。

这就是汪曾祺后期小说的创作特点——不仅仅是“和谐”与“诗意”地生活，而是蕴含着“悲哀”体验的“悲欣交集”。如果我们将《受戒》同期创作的小说拿来做互文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表面“简雅拙淡”的文体风格下面往往隐藏着一种愤懑、分裂、失志的情感，其中凝结了作家本人的苦难体验。

1979年的《骑兵列传》取材于汪曾祺中年时的一段访问经历，但结尾却有两个“但愿”的希冀——尽管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这段话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使得写作具有“合法性”的尾巴，含有意识形态目的；也是“主题先行”遗留下来的“尾巴”——前面的“列传”才是重点，汪曾祺重点叙述了英雄骑兵的壮烈与传奇故事。结尾这句话看似与前文“分裂”，但也是汪曾祺历经人生的动乱与波折后的心声。

1980年的《黄油烙饼》中，汪曾祺将自己被下放到沽源进行劳动改造时的经历投射到主人公萧胜的父亲身上，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进行叙述，用“他者”的眼光看自己那段苦涩的经历。“箫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结尾萧胜怀念奶奶的眼泪，同样混杂着作者私人苦难经验的眼泪。《岁寒三友》结尾中靳彝甫卖掉珍爱珍贵的田黄，接济家徒四壁的两位老友，三人在腊月三十在酒楼大醉。“外面，正下着大雪”结尾的留白，文人走投无路的苦涩填补于其中，这与汪曾祺的个人经验不谋而合：“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最为典型的是《寂寞和温暖》，文中沈沅的經历就是汪曾祺本人经历的真实写照：

她很镇定，甚至觉得轻松。她觉得这没有什么。就像一个人从水里的踏石上过河，原来怕湿了鞋袜；后来掉在河里，衣裤全湿了，觉得也不过就是这样，心里反而踏实了。

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汪曾祺本人经历在文本中的投射。这些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失志、愤懑，其实是汪曾祺作为文人的自我生命体验的一种寓言。而汪曾祺本人通过书写活动将自己不断地放置到过去的经验中，也不断地重塑对于过去经历的认知；通过“和谐”“诗意”的写作风格或说“士大夫气”的写作风格，掩盖文本中的裂痕，同时想象性地解决创伤。

四、总结：反思症候式分析

本文主要运用了症候式分析、精神分析和心理—社会批判方法，但主要运用了症候式分析方法。“症候式阅读”本是阿尔都塞借鉴精神分析学的话语，用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与精神分析的心理批评不完全一致。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借鉴了文学批评方面的症候式分析，也即蓝棣之先生的《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尽管这本书所代表的研究似乎有些“过时”，还掺杂了一些阶级分析，一些论述有些站不住脚——先分析作家可能拥有的“无意识”，再在文本中寻求印证。也有很多文章反思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如刘阳的《症候分析的局限：一个事件学视角》。但笔者认为，症候式分析在今天仍然有价值：结合文本细读与文体分析——必要时可以参考作家生平经历——试图在文本中获得逻辑的自洽并挖掘裂痕后的潜意识。

通过症候式分析方法，我们得以发现汪曾祺《受戒》和谐、诗意文体风格中反常、阻塞等类似症候的裂痕，拥有了可以言说它们的话语，并获得了观察叙事结构的新视角，发现了叙事中“受戒”情节的无限延宕与文本结构中“荸荠庵—善因寺”的潜在对立，认为这是作家潜意识中焦虑、抵抗的投射。以症候式分析视角观照汪曾祺后期小说，会发现作家个体苦难的生命经验在无意识中投射进其后期小说的文本，并通过“和谐”“诗意”的文体风格掩盖裂痕、想象性地解决创伤，书写文人自我的苦难寓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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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沐言（2003—），女，天津蓟州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文学、大众文化研究。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