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诗坛代言人的谢幕

陈丹婷

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八月里，沈德潜停笔，将自订年谱停留在了八月十三日。这一天，他向乾隆帝祝寿，歌咏这太平盛世，道扬圣德。晚来风急，他徐徐地放下笔，临睡前不忘望一望京城所在的方位，就这样安然睡去，等待日复一日的璀璨阳光。

就在这一年，一道谕旨就如同利剑堪堪擦过他的脸颊，开始改变他在历史上完好的面容。但他也在这时猝然长逝，无暇顾及身后事。乾隆四十四年（1779），沈德潜彻底失去生前所获得的一切荣誉，一代诗坛代言人就此谢幕。沈德潜人生最后的几十年，也是最荣耀的几十年，正如他自己所写的，荣谢无常，盛衰一梦。

以诗始

乾隆七年（1742）四月，风和日丽的一天，70岁沈德潜作为庶吉士（文学与书法优秀的新科进士，可以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3年后，再正式为官）站在殿前等待乾隆帝的召见，与周围年轻的莘莘学子格格不入。在40岁那年，他写下《寓中遇母难日》，感慨自己已经40岁，依旧默默无闻。在66岁那年，他又感慨，自己已经踏出省门17次了。大抵人经历过许多的失望，便不会再有太多的憧憬，已经70岁的沈德潜显得有些波澜不惊。但是生活如同圣意，怎会如此轻易料到，惊喜就这样砸中了他。乾隆与沈德潜相见恨晚，暗淡无光的大龄“考公人”就这样逃出命运的乌云，开始镀上金光。

这样的际遇并非偶然，命运的轨道还是有迹可循。抛开笔试成绩，沈德潜的学历背景符合乾隆的喜好，他曾被康熙朝诗坛盟主王士祯誉为“横山门下，尚有诗人”。沈德潜亦在以往的工作经历中给乾隆留下好的印象，乾隆在《南邦黎献集》中见过他的诗，对其大为赞赏。当然，最重要的是，沈德潜的诗歌宗旨与乾隆是一致的。乾隆作为一个诗文爱好者，翻开沈德潜所编订的《唐诗别裁集》，便知道他一直苦苦寻觅的诗坛代言人已经出现了。

“忠孝”乃是乾隆心中理想诗坛的唯一宗旨，他非常在意诗的政治教育作用，而沈德潜选诗，也有非常重要的宗旨，便是“温柔敦厚”。乾隆独爱杜甫的诗，常以杜诗作为标准衡量其他的诗，沈德潜也将杜诗与其他不同时代的作品进行比较。乾隆只喜壮阔蓬勃的诗，沈德潜所追求的诗歌风格亦是“鲸鱼碧海”“巨刃摩天”。

当然，沈德潜也有自己编诗的原则，例如他便不认为韩愈的诗能够与李白和杜甫相提并论，他在赞赏韩愈的同时，看到了韩愈诗文的不足。乾隆则认为韩愈不逊于李、杜，酷爱韩诗阔达的气势。这些看似细小的分歧，并不能引起乾隆的注意。

已经在诗学中有所建树且诗学理念非常契合乾隆心意的沈德潜，就这样被加官进爵，成为炙手可热的诗坛代言人，迎来前所未有的阳光，一扫前半生的阴霾。

王士禛

以诗分

大龄官员沈德潜一朝立于乾隆眼前，便是人人羡慕的“职场新人”。乾隆不仅常常赐诗给沈德潜，君臣二人还经常共同作诗，一唱一和。沈德潜也从编修升职为内阁学士，在短短的时间内又升为礼部侍郎。

即使是退休后，沈德潜也依旧被乾隆所看重，甚至被封为太子太傅。乾隆在准其告老还乡后，便嘱咐他，一旦有新作的诗，一定要送到京城来。沈德潜在自订年谱里详细地记录下与乾隆的诗歌往来。乾隆仅仅将沈德潜当作诗坛代言人，但在沈德潜心中，乾隆却是他的知己，是他的伯乐。他常常感叹，乾隆是一位多么宽容的领导，是帝王中从未有的。乾隆在寿辰时，特意告知已经年老体弱的沈德潜不必长途跋涉到京祝寿。乾隆日理万机，但记得沈德潜的生日，在他生日时赏赐许多东西。在下雪的苏州，他捧着貂帽蟒袍，感激着乾隆的恩泽。

所有人都羡慕沈德潜，连他自己也乐享其中。可以真正专注于自己钟爱的诗歌事业，还能够得到上位者的赞赏与支持，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让沈德潜个人的诗学理念越发茁壮成长。

乾隆十九年（1754）五月，沈德潛开始了新的选诗工作，着手于《国朝诗别裁集》的评选，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十一月，才彻底完成。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一月，他带着修订并刻成的诗集前往京城，和往常一样，期待着乾隆也同样喜欢这本诗集。

果不其然，一到京城，乾隆便立刻召见了他。乾隆并不急于查阅这本诗集，反倒赏赐了物品，安慰他的舟车劳顿。

等到他再次被召见的时候，乾隆的心情已经急转直下，而沈德潜却没有察觉。不过，乾隆依旧是一个宽厚的领导，甚至和沈德潜约定，明年南巡迎接的时候，就在苏州，不必跑远了。望着这位十分感动的已经89岁的老人，乾隆话锋一转，准备敲打一番，说：“爱卿年老体弱，又没有得力的助理帮忙校对，选诗编诗的工作十分耗费心神，想是来不及仔细检查。例如，这钱谦益不应该放在首位，他虽有才华但是德行不好。他的诗拿来读一读倒是没关系，但是放在诗集首位，那就有一些德不配位了。”

沈德潜对钱谦益评价极高，认为他天资过人，学识渊博，他的诗让人佩服。在日复一日的选诗工作中，沈德潜早已有了自己的选诗标准，先审宗旨，再观体裁，再论音节，继续看神韵，缺一不可。一想到百年以后，钱谦益的诗仍旧余音绕梁，让后人喜欢，作为编者的他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以至于忽略了乾隆皱起的眉头。

乾隆望向远处，提高了音量，像是一边思索着一边数落：“钱名世是先皇钦定的罪人，他的诗不应该入选。对慎郡王亦不应该直呼姓名。”

从未遭到批评的沈德潜这才意识到乾隆的不悦，连忙为自己的错误告罪。

乾隆又恢复笑模样，说：“是人都会犯错，可以理解。朕已经让南书房的人进行删改，重新镌刻，外人不会知道和议论你的错误。”

沈德潜舒了一口气，在回程的路上，还感到十分欣慰。

他并非只犯过这一个错误。身世沉浮，一朝上岸的他并未告诉吏部他真正的年龄，而是少报了4岁。对于知晓一切的皇帝来说，这些信息在平时只是点缀，可以忽略，在必要時又可以利用。乾隆三十年（1765），皇帝南巡，沈德潜接驾。乾隆突然提起沈德潜少报年龄的事，借此敲打他一番之后，又鼓励他何必怕太老被嫌弃。众人都认为这是帝王的调侃，纷纷对融洽的君臣关系表示羡慕。

如此不吝赐教且帮忙圆错的领导，自然让下属十分感激。沈德潜又舒了一口气，好像每一次骤雨都能等到天晴日升。

钱谦益

以诗终

古人常讲究盖棺论定，年迈的沈德潜觉得，自己的人生应当就这样停留在97岁这一年。他应该不会想到，在自己死后不久，会被夺官罢祠，削谥仆碑。

虽然乾隆在《国朝诗别裁集》这一小插曲后没有发难于沈德潜，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偶然阅读钱谦益的诗集，乾隆发现了许多对明朝的思念之情，甚是愤怒，下令要销毁钱谦益的一切文字。两江总督本来下令到沈德潜家中搜查钱谦益的诗文集，但因为沈德潜病故，此事作罢。

7年之后，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下令收缴和销毁《国朝诗别裁集》的初刊本。这似乎还不足以导致乾隆对沈德潜的真正厌恶。生活再次和圣意达成一致，《一柱楼诗》案就这样暴发。

《一柱楼诗》案是乾隆时期文字狱的其中一桩。徐述夔是江苏泰州人，著有《一柱楼诗》等诗集。徐述夔死后，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被举报著作中存在大量的悖逆诗句，当地官员并未及时处理。同年八月，徐述夔又被举报到江苏学政处。学政深知乾隆对谋逆诗句深恶痛绝，将此事呈报给乾隆。在严查的过程中，沈德潜曾经为徐述夔这样一个谋逆之人作传的事情被乾隆所知。一开始，乾隆仍旧想要放过已故的沈德潜，但文字狱的频发和江苏官员的疏忽，让他开始重视这个案件，也让他彻底厌弃沈德潜。乾隆痛骂沈德潜，并下令夺去他的一切职位，乃至谥号，将他的乡贤牌位从祠堂中迁出，并毁灭自己赐给他的祭葬碑文。

承认自己一手提拔的代言人的错误，便是间接证明了自己的错误。乾隆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在调查之后，他写下怀旧诗，在诗中提到沈德潜是为了贪图家境富裕的徐述夔的润笔费而为其作传。乾隆这才松开眉头，一切都是沈德潜个人的品德问题。似佐证一般，乾隆又喃喃自语，沈德潜的儿子作恶多端，惹是生非，将沈德潜晚年的钱财挥霍一空，他肯定是因为这样才贪图小利的，如此，这个原因便能够成立了。

谢幕

沈德潜——那位对诗学工作抱有责任感的选诗家，那位身为官员实际一生都没在官场有任何建树的清朝官员，似乎遗忘了自己是乾隆代言人的身份，竟在戏台上说出了自创的台词。那时灯光热烈，人声鼎沸，诗词仿佛挣脱了政治的束缚，拥有回光返照的机会，享受着自在肆意，以至于幕布骤然落下的时候，表演者仍是懵懂。

有的人责怪沈德潜破坏了本朝的诗学，也有人欣赏纯粹的诗学家沈德潜，钟爱他温柔敦厚的理念，这是世人对沈德潜的评头论足，但对一个代言人的盖棺论定，还是得由正主乾隆来。乾隆将沈德潜的罪过高高地捧起，让大家看这个受过他那么多恩惠的下属，是多么丧尽天良，无耻至极地背叛他们以德为首的诗坛理想，又缓缓地放下，仍作怀旧诗，将他列在词臣的末尾，心酸且宽容地表示，尽管遭受背叛，但是他仍旧客观地对待着自己的下属，仆碑是为了平息众怒而不得已的行为，一切都是沈德潜咎由自取。

乾隆七年（1742）四月，风和日丽的一天，沈德潜作为庶吉士站在殿前等待乾隆皇帝的召见，他在平静中依旧难以掩饰一丝期待，如若获得圣心，定能让自己在诗学领域拥有更广阔的发挥空间。那时的他一定不知道，无数次罔顾乾隆的心意，去遵循自己的诗学理念，正是他跌下圣坛的原因。如果能够站在命运的终点回首往事，沈德潜会惊讶地发现，拿着石头将自己打落圣坛之人竟是自己。

（责编：李玉箫）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苏州人，曾经师从学者叶燮（横山先生）。作为乾隆帝在诗坛的代言人，大力倡导温柔敦厚的格调。编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等。

王士禛（1634—1711），后为避雍正帝（胤禛）讳改称王士祯，字子真，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他在康熙年间升迁为国子监祭酒，成为康熙帝在诗坛的代言人，提倡宗法唐诗的神韵。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学者，原为明朝官员，后降清，因此被乾隆帝定义为大节有亏的贰臣。

慎郡王，即爱新觉罗·胤禧（1711—1758），康熙帝第二十一子，后为避雍正帝（胤禛）讳改名允禧，字谦斋，号紫噊，别号紫琼崖道人、春浮居士。诗清秀，尤工画。乾隆帝将其诗列在《国朝诗别裁集》之首，取代钱谦益的地位。

钱名世（1660—1730），字亮工，江苏武进人，﹃江左十五子』之一。因与年羹尧交情颇好而卷入年羹尧案，以『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获罪，被革职回籍。雍正帝亲书『名教罪人』四字悬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