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蕴皆苦与精神暗伤书写

王春林

内容提要：艾玛《观相山》由相互交叉的三条结构线索编织而成。如果说邵瑾与范松波和范松涛他们堂兄弟俩的情感纠葛以及相关的家庭故事是结构主线，那么，小观和小观娘，程凌云、飞飞与文老师的故事就可以被看作是两条次要的结构线索。尽管事关疫情，但却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部疫情小说，与疫情的书写相比较，同样重要的，是作家关于普通民众艰难日常生存境况的真切书写。

关键词：日常生存境况 精神暗伤 艺术结构

一方面，由于运用电脑所导致的写作便利，另一方面，也由于以字数多少计酬的稿酬方式的普遍实行，当然，肯定还与文学界一种作品的体量越大作品便越显得厚重的流行观念影响有关，当下时代中国文坛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所谓注水现象的日益普遍。本来可以用十几万字完成的一个文本，往往会膨胀到二三十万字，可以用二三十万字完成的文本，则很可能膨胀到四五十万字。这一方面，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就是，一些作家的长篇小说，动辄就干脆直奔百万字甚至更大的篇幅而去。其实，严格说来，字数多体量大也不是问题，世界文学史上，诸如《战争与和平》《追忆逝水年华》《尤利西斯》这样的大部头长篇小说文本，也可以说不在少数。但只有在认真地读过这些大部头的作品之后，我们才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看上去似乎相当厚重好像格外沉甸甸的长篇小说，就其所具体承载的思想内涵来说，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字数这么大的体量。原本不需要这么多的字数，实际上却又往往多达甚至干脆超过这么多的字数，自然也就只能被看作是严重膨胀的注水作品。在这样一个注水作品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的文学时代，那些因为不注水而严格控制文本篇幅，以尽可能小的字数体量承载表现尽可能丰富的生活容量与思想内涵的长篇小说写作者，绝对应该赢得我们充分的尊重。在我看来，本文所主要讨论的作家艾玛的长篇小说《观相山》（载《收获》杂志2023年第2期），就是这样一部不仅与注水无关，而且带有突出高度浓缩性质的优秀作品。

如果从题材的角度来说，《观相山》是一部密切关注思考当下时代现实生活的，与时代现实带有突出短兵相接性质的长篇小说。早在作品在《收获》杂志正式发表之前，因为参评凤凰文学奖的缘故，我就有幸曾经先睹为快。当时的阅读就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主要是为了凸显作家现实关切的迅捷速度。第二届凤凰文学奖的评选工作于2022年11月21日尘埃落定。如果考虑到作品征集、提名、初评、终评等若干个环节，那么，艾玛《观相山》的最终完成时间，最晚也应该是在这一年的4月。由于《观相山》主体故事情节发生的时间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而新冠疫情初起的时间为2020年初，终结的时间为2022年末，再加上作家对新冠疫情期间的生活肯定也需要有一个观察与理解把握的过程，所以，依照我的推测，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2021年的时候。能够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对可以说是同步发生的疫情时代的社会现实做出极富思想艺术性的反映，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迅捷快速。一般来说，由于没有拉开一定的时间距离，缺乏必要的沉淀过程，作家要想以同步的方式关注表现现实生活，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有着毋庸置疑的巨大挑战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艾玛能够以如此迅捷快速的方式创作完成一部以疫情时代的社会现实为主要关注对象的长篇小说，而且总体意义上的完成度如此之高，不仅需要有挑战自我生活认知的勇气，更需要同时具备足够充分的艺术智慧。既然是一部故事情节发生在疫情时代的长篇小说，那其中的很多地方便会留下相应的时代痕迹。虽然艾玛在进行相关书写时已经足够内敛与节制，但在曾经有过真切体验的我们读来，却依然能够产生难以自抑的强烈痛感。比如，小说开始不久第五自然段的开头一句：“已有很长一段時间没看到过成群结队的游客了。”观相山位于青岛，青岛是一个典型的旅游城市，寻常日子里触目皆是到游客云集的情形。但所有的这一切旅游盛景，却因为疫情期间政府所采取的特别应对措施而被迫销声匿迹。尽管只是看似特别简单的一句关于游客稀少的客观描述话语，但却能在第一时间便勾起我们那刚刚逝去不久的真切生命痛楚。再比如，第八节叙述范松波专程前往云城探望并了解女儿得慧的生存境况时，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叙述：“范松波说还要给学生上课，过来看一眼，后天就走。刘医生在电话里说，也好，等疫情过去了，再来好好玩玩。范松波听出来刘医生的担忧，便下定决心要赶紧回，怕耽搁时间长了，回程不顺。”之所以“怕耽搁时间长了，回程不顺”，主要因为疫情期间管控措施严格，交通随时可能会被人为阻断。为了尽可能避免无端被困云城，范松波自然只能尽量缩短逗留时间。到最后，他果然改签车票，提前一天返程青岛。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怕耽搁时间长了，回程不顺”，艾玛却相当成功地传达出了特定时期那种非同寻常的禁锢与压抑状况。当然，相比较来说，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恐怕还是妻子邵瑾感冒发烧后的相关情况描写。那一天半夜时分，邵瑾突然发起烧来。面对发烧的邵瑾，范松波一时间很是有点紧张：“过了一会儿，又狠心叫醒邵瑾，问今天有没有接触什么别的人，在养老院有没有戴口罩。”身处非常时期，因为新冠疫情的突出表征之一就是发烧，所以范松波才会产生如此一种本能的联想和疑问。同样的道理，也是因为身处非常时期，所以，邵瑾才会在服用了感冒冲剂之后，专门叮嘱范松波：“要是明天一早，我还不退烧，你去报告社区好了。”尽管她如此一种建议丈夫去主动“告密”的说法遭到了范松波的严词拒绝，但无法否认的一点是，在那个刚刚成为过去时的疫情时代，这种带有某种大义灭亲性质的“举报”或“告密”行径的存在，却是不容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等到第二天早上范松波再次郑重强调她看上去的确是罹患了感冒而已的时候：“她心里掠过一个念头，还好那病毒杀伤力不大，‘倘若……不过一转眼，她就赶紧抛开了这个想法，觉得这种猜想对松波不公平，一个教师以学生为重，她也是赞许的。再说，极端恐惧的情况下，人人都无法预料，谁都不是圣人，自己也说不好会怎样呢。”是啊，最扎心的其实是最后一句话。在一种极端恐惧的情况下，任是谁恐怕都无法保证自己不做出一些甚至连自己都无法容忍的不堪行为。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某一个体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人性问题。当艾玛在《观相山》中把自己的疫情书写干脆上升到普遍人性层面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一种批判性意义和价值的具备当然毋庸置疑。

关键的问题是，艾玛的《观相山》尽管事关疫情，但却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部疫情小说，与疫情的书写相比较，同样重要的，是作家关于普通民众艰难日常生存境况的真切书写。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范松波和邵瑾这一对夫妻身上。范松波是一所中学里教学水平很高的数学老师，邵瑾虽然是社科院主办的杂志《半岛社科论坛》的副主编，但因为主编由社科院院长挂名，所以她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这家杂志的掌门人。一个是优秀的中学数学老师，一个是杂志社的副主编，而且也都还正当盛年，照理说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应该不再艰难，但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范松波还有十年才能退休，邵瑾至少还有十二三年，她还没想过退休后要做什么，无暇去想。”不是不愿意去想，而是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展开相关的未来遐想。虽然邵瑾一直期盼着能够有一天哪怕是开着家里这辆老旧的轿车携同范松波一起去天南海北地自驾游，但她却又特别明白，由于日常生活中经济负担过重的缘故，所有的这些其实是难以实现的人生梦想：“不过，邵瑾心里也清楚，即使再过十年，这样的旅行对她和松波来说也是不现实的。他们身上背着两套房子的贷款，一是他们自己住的这套，观相山北坡三居室，还款期限是三十年，已经供了十一年，还有十九年。一套是松波的女儿得慧在新都心商业中心附近的小公寓，才供了两年。邵瑾没问松波，得慧那套房带了多少款，每个月他要出多少。她只知道，这些年来，每个周末，还有寒暑假，松波都在给高中生补习功课。范松波是高中数学老师。”数字的罗列是枯燥的，但也只有借助于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才能强有力地凸显出现实生存的残酷。关键在于，因为一些事件的突发，即使是这样的一种境况竟然也无法得到维持。先是某一天，结婚后从未张口要过钱的范松波，突然出乎意料地要求邵瑾倒一点钱给他用：“松波说了个数。邵瑾没说什么，这差不多就是这些年两个人共同账户上积攒的那些。”没想到，多年的积攒也仍然还是不够数，邵瑾只好被迫向闺蜜程凌云开口借了两万块钱。到后来，邵瑾才从范松波那里了解到，他之所以破天荒地张口要钱，乃是为了支付儿子范得安为了给姐姐得慧报仇而闯祸后维修汽车的费用。然后是国家对教培业的严厉打击。尽管身为教师的范松波内心深处也不希望有各种课外的教培班存在，因为如此高强度的学习状况毫无疑问会严重影响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但反过来说，国家对教培业的严厉打击却会使自己失去一部分经济收入：“他抽着烟，计算着可能失去的收入和可能增加的收入。如果没了补课的收入，每个月还完两套房子的贷款就所剩无几了，日常生活就完全要依靠邵瑾的收入了。”还有，就是由李阿姨和爷爷的突然分手而导致的小叔范守义的浮出水面。爷爷实际上是范松波的父亲，邵瑾总是习惯于随同儿子范得安称呼为爷爷。大约十年前，爷爷和李阿姨在签订一份“合作养老合同”后走到了一起。没想到的是，由于李阿姨的前老公突然被查出来癌症晚期，她只能被迫离开爷爷回家去履行照顾病人的职责。也只有在爷爷一个人准备搬家的这个时候，他才道出了小叔范守义的某种真相。从根本上说，爷爷之所以被迫道出真相，也是出于面临经济困境的缘故。却原来，已经入住养老院的小叔，由于脾气特别糟糕，养老院必须额外雇一个人来照顾他：“这钱，不能让人家养老院出。今天找你们来，也是为这事，我原本也没打算找你们，这不，你李阿姨回了自己家，这房租便落到了我一个人头上……”面对着邵瑾“需要多少”的疑问，“爷爷再次低了头，两眼看着身旁的地面，说：‘两千多点一个月，应该就够了。不过，爷爷抬起头，看看松波，又看看邵瑾，‘等我搬回青涧村，每月房租便可省出不少，到时你们贴补个千把块钱就可以了。”爷爷的低头看向地面这一举动，所首先说明的，就是其内心深处一种充满羞愧的耻感。这一高贵品质在当下时代的日益稀罕，已然是无法否认的不争事实。正是为了尽可能地节省开支，内心里拥有耻感的爷爷，方才主动提出一定要搬迁到青涧村去居住。毫无疑问，正是由于生計日益窘迫，也才有了范松波和邵瑾夫妇关于经济收入的进一步沟通与讨论：“范松波终于跟邵瑾说到了补习班的事。邵瑾很平静，她在心里计算了一番后，问道：‘以后我每个月给你六千，房贷，加给小叔的，够不够？”“范松波说：‘够了，年底如果我的中教特级教师能评上的话，我们就没这么紧张了。”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只有在范松波与邵瑾看似繁琐无聊的各种家庭用度算计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够强烈感受到他们所面临的严峻生存困境。人都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事实上，范松波那种不由自主的生存艰难感慨，也正建立在他们沟通算计的基础上：“范松波知道邵瑾一直在努力存钱，想着退休后也去旅行一下，想着将来得安上学、找工作、结婚成家时能帮一下。以后，许多事可能没法继续了。想到钱，他的心情便变得有些沉重。”尽管说人的生存困境可能会表现在很多个方面，但经济维度却毫无疑问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作家艾玛能够从家庭日常用度日益窘迫的角度切入对范松波和邵瑾他们生存困境，其艺术表现力度之强，的确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注意到，第13节的末尾处，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叙事话语：“两人说着，都笑起来。这晚他们终于怀着愉快的心情进入了梦乡。”好一个“终于”！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于“终于”一词，艾玛成功写出了范松波和邵瑾他们日常生计的特别艰难。若非特别艰难，他们又怎么可能总是耿耿难眠，以至于特别珍惜这个“终于”可以怀着愉悦的心情入眠的夜晚。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身为优秀高中教师的范松波，竟然还能够由己及人地从一己的生存困境而进一步联想到周边更为广大的人群：“范松波开着车，不时看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他和邵瑾，一个教师，一个编辑，收入都很稳定；邵瑾副编审，他中教一级，工资也都不算低，可他们还过得这么累，那些收入不稳定、又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家庭，比如蓬头一家，比如药店女导购一家，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真的是很难为作家艾玛，能够从范松波一个家庭的境况而巧妙推想至更广大人群的严峻生存状况，所说明的，正是作家某种非同寻常艺术智慧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范松波这一段由己及人的联想，能够促使我们进一步联想到诗圣杜甫那首千古名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对自家的茅屋一夜之间被怒号的秋风所破的境况进行了一番真切生动的描写之后，到了诗作的临近结尾处，杜甫的笔触突然转向了更为广大的众多寒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个人的一己悲欢，固然是文学创作应该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如果能够如同杜甫或者艾玛这样，由一己悲欢的表现而进一步拓展到更为广大的人群，去关注思考更多人所可能面临的艰难生存困境，其思想艺术境界之阔大高远，自然无可置疑。

经济状况的窘迫之外，关于当下时代现实社会思想与精神领域的紧缩情况，艾玛也更多地借助于暗示性手法的运用而有所关注与表现。这一方面，有以下一些细节特别耐人寻味。其一，是邵瑾在编刊过程中的一次特别遭遇：“那年他（滨海大学一个年轻的讲师）写了篇关于波普尔、加缪和奥威尔的文章，四处投稿不中，退而求其次，投到她这儿。二战结束那年，有人想撮合波普尔、加缪和奥威尔合写一本书，未成。那篇文章就是关于这本没写出来的书的，邵瑾读完非常喜欢。那时她还只是一名小编辑，就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主编、主编一路争取过去，后来这篇文章发在了他们杂志的‘外国哲学家栏目里。”身为思想家的波普尔，以对绝对真理也即决定论的颠覆而著称于世。既是作家，也是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加缪，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的荒诞处境。奥威尔，以具有突出反乌托邦色彩的《一九八四》而精准预言表达了极权主义状况下人类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以他们三位为探讨对象的文章之所以“放在如今”不再可能，应该与他们三位的基本思想底色有关。其二，是邵瑾和好友程凌云在谈论另外一部反乌托邦作品——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叙事话语：“邵瑾‘嗯了一声，又问你有没觉得，以前那些令人头疼的书，哈耶克也好凯恩斯也好，如今读着都好像变得好懂了？程凌云说，那当然，有生活做注解了嘛，要不这些年岂不是白活。”哈耶克，是二十世纪具有极大影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在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中，他认为，极权主义独裁者的崛起，是由于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太多的干预和管制，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丧失而导致的。同样是一位影响极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主张恰好与哈耶克背道而驰，他的核心观点是，市场中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经济危机和失业不可能消除，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才能摆脱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很大程度上，正因为邵瑾和程凌云她们，对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政府强势干预的计划经济都有着极其真切的亲身体验，所以她们才会特别强调现实生活已经给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相关理论做了相应的注解。其三，在筹备设计《半岛社科论坛》创刊三十周年庆典伴手礼布袋的时候，围绕布袋上的字样，院长师兄和邵瑾的意见出现了明显分歧。邵瑾他们原来的设计是英文的“认识你自己”，之所以会是这句名言，乃因为它出自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而院长师兄的主张却有所不同。院长说：“那就改印马克思那句‘思考一切吧，我们是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中文期刊嘛！”接着又说，“也别英文了，汉字，下面加拼音，也蛮好看；再说，我们又没有外宾。”更进一步，针对办公室主任“不好好认识自己，又如何能思考一切呢”的质疑，邵瑾给出的回应则是：“我看也就我们需要好好认识自己，不够格思考一切的……”从英文到汉字再加拼音，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到马克思的“思考一切”，这变化看似微小，其深刻内涵却绝对不容小觑。也因此，虽然绝对是暗示性的点到为止，但只要把以上三方面的细节联系在一起，并进一步联系小说中的范松波和邵瑾他们以及身为读者的我们各自的艰难现实生存处境，作家那样一种“只可意會，难以言传”的事关现实社会思想与精神领域紧缩情况的书写题旨，在明眼人那里无论如何都难逃法眼。

尽管说以上的生存境况描写已经足够惊心动魄，但相比较而言，《观相山》中更令人惊艳的，其实是掩映于生存苦境之下的精神暗伤书写。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邵瑾和范松涛他们两位身上。首先，是他们那带有突出阴差阳错色彩的情感与婚姻遭际。范松涛和范松波属堂兄弟关系，他的父亲是爷爷（其实是范松波的父亲）的嫡亲兄弟。而邵瑾，原本是范松涛情投意合的女友，但在与男友因小观的问题（精神病患者小观是范松涛的密友，为了照顾小观的日常生活起居，范松涛全然不顾邵瑾的感受，决定搬到小观家去，和小观娘一起照顾小观）而发生严重误解，进而产生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之后，断然决定分手。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时候的邵瑾已经有孕在身。在获知邵瑾怀孕的情况后，身为大伯哥的范松波十分关切地给出了两条建议。一条是明确告诉已经分手的范松涛，因为他肯定不会推卸责任。再一条则是劝她趁早打胎。没想到的是，两条建议均被邵瑾拒绝。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范松波只好再次建议：“如果她愿意，他们可以假结婚，等孩子上完户口，再离婚。”范松波之所以有资格提出这一建议，主要因为他这个时候与前妻老曹已经处于离异的状态。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邵瑾只好接受了这一建议。想不到的是，由于彼此心性投契的缘故，到最后，他们俩竟然真的弄假成真，由最初的假结婚变成了真夫妻：“当时真的只是权宜之计，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后来他们却一直就这样过了下来。”自身处于离异状态的堂兄，竟然与堂弟的前女友以婚姻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如此一种看似极不正常的境况，不仅会引起周边人众的各种流言蜚语，甚至连家人都难免会冷嘲热讽：“尽管周围的人谁也没当着他们的面说什么，但弥漫在他们四周的尴尬，简直触手可及，尤其是周末难过。”这其中，反应最为激烈的，应该就是范松波和老曹的女儿得慧。虽然得慧也深知母亲老曹是一个什么货色，但拥有极度自尊心的她，从感情的角度却还是无论如何都接受了以继母角色出现的邵瑾。一方面，她可以和并非嫡亲的弟弟得安结下深厚的姐弟情谊，以至于，得安为了维护姐姐的权益，即使违背军纪，也要大打出手。但在另一方面，尽管很多年已经过去了，她却仍然不愿意接受邵瑾的存在，尽可能回避与邵瑾面对面相处。身为离异者的范松波甘愿冒犯世俗的成见，不无勇毅地和堂弟的前女友生活在一起倒也罢了，关键的问题是，就在他们走到一起之后过了大约不过六七年时间的时候，却不期然地传来了范松涛在遥远的青海祁连县自杀弃世的不幸消息。如此一个事件的突发，遂使得原本没有任何精神负担的邵瑾一下子坠入到了某种自责的精神深渊中而难以自拔。难道说，范松涛毫无征兆的突然弃世，会是因为六七年前的那一场分手吗？尽管肯定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但邵瑾的因范松涛意外弃世而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或者说形成难以疗愈的精神暗伤，却是不容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到小说中的主体故事情节开始的时候，邵瑾如此一种难以释怀的精神暗伤的形成已经延续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其具体的表征，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任何时候，邵瑾似乎都会在不经意间想起范松涛来。“今天是松涛的忌日，邵瑾当然不会忘记。”正因为无法忘记，所以她才会在内心里唯恐打扰饿了范松涛一般地轻轻问一声：“一别十年，你可还好？”“松涛辞世十年，她开始长白发了。这让邵瑾感到了一丝伤感。她希望自己尽可能地看上去精神，她不能接受的，是一种垮掉的感觉。垮掉会让她觉得不体面。而松涛会介意她的不体面。”首先应该看到，邵瑾的以上这些联想，都是在不经意间生成的。其次，由头上长白发这一情形不经意地联想到松涛，而不是松波，并进一步强调日常生活中的松涛特别介意她的不体面，所充分说明的，正是范松涛在邵瑾精神无意识中的根深蒂固。还有就是：“游泳时，邵瑾总是把头埋在海水里，闭着眼往前游，幻想能听到身边传来松涛划动海水的声音……曾经是松涛帮助他克服了对大海的恐惧。那时她总是安心地跟着他往前游，前面有什么，她丝毫也不曾担心。”对于生活在大海边的邵瑾来说，游泳自然是日常生活中一件不可忽略的重要功课。虽然艾玛也给出了邵瑾总会在游泳时想起松涛的具体理由乃是一种安全感的获得，但她对松涛的念念不忘却终归还是无法被否认的文本事实。

事实上，也正因为有邵瑾对范松涛的念念不忘，所以她才会在松涛辞世后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里，总是试图一门心思地搞明白他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自杀弃世：“邵瑾一直不明白的是，这个九月里声称要成为‘最好的自己的人，为何到了十月便不肯放过自己。最后妙一送回家的，只是小观。”“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想着有天见了他，要问问他，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松涛在一个他觉得仙境一样的地方了结自己。”这里的他，不是别人，正是身在自杀现场的那位先出家后还俗的佛教徒妙一。因为只有置身现场的妙一，才有可能知道范松涛弃世的真相。但其实，也只有在松涛的忌日过后不久，只有在范松波和邵瑾夫妇从爷爷那里获知范松涛的部分身世真相的情况之后，邵瑾方才基本上触摸到了范松涛辞世的根本原因所在。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曾经困扰范松涛一生的精神暗伤，也正与他的不堪身世紧密相关。在范松波的记忆中，堂弟范松涛来到岛城的时间，是年仅五岁的时候：“他们虽然是堂兄弟，但长得却极像。松波那时上小学三年级了，但他对松涛为何来他家生活却是不甚明了的。他知道父亲的老家是一个叫沙坡弯的小山村，松涛原本和父母都生活在那里。有一年，父亲回了一趟老家，带来了松涛。至于松涛的父母，范松波隐约记得被告知过，好像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双双亡故。”然而，只有到了后来的疫情期间，在爷爷生计窘迫，被迫向儿子儿媳求助的时候，范松波和邵瑾才从爷爷那里了解到了松涛的部分身世真相。却原来，年仅五岁的范松涛，之所以要到范松波家来生活，并不是因为父母双双亡故，而是由于他们双双坐牢的缘故。问题在于，好端端的一对农民夫妻，又为什么会双双坐牢呢？从根本上说，肯定还是由于家境的过于贫穷与生存的极度艰难，也就是所谓都是贫穷惹的祸。用爷爷的话来说，就是“沙坡弯这个地方在三省交界地，偏远，路不好走。路不好，又偏远的地方，都穷。沙坡弯，就穷，穷得了不得，穷得都不知该怎么说了。”想不到的是，由于国家把沙坡弯跟前的那条路铺了柏油，经常有大卡车拖着东西跑来跑去的缘故，范松涛的父亲范守义竟然找到了一条意外的生财之道。那就是，从翻倒的卡车上“捡拾”各种物品。什么砖瓦啦，化肥啦，毛巾啦，橘子啦，等等，全都在他们“捡拾”的范围之内。在爷爷其实有所保留的描述中，事情最终败露在一次“捡”单车的时候。那一次，由于村民们过于贪婪，居然把单车“捡拾”殆尽，惊动了警察后，因为范守义的责任最大，所以就被抓了起来。而范守义的妻子，坐牢的原因则是因为她的悍然袭警。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单车全都被警方带走，早已被贫穷扭曲了人性的她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于是，在“警察把单车推走的时候，她拿着把镰刀冲上去，把一个警察的头给砍破了，那警察当场就倒在了地上，在医院躺了好些日子才好。”尽管说警察的生命无虞，但从法理的层面上说，袭警却是一个严重的罪行。既如此，那范守义妻子的锒铛入狱也就是必然的结果。虽然爷爷的叙述已经有所保留，但他所讲述的这一切，却令范松波和邵瑾他们倍感震惊。事实上，也只有在了解到以上的这些情况之后，范松波才对范松涛那深埋于内心深处的精神暗伤有了真切的了解：“原来，从一开始，松涛的一生就注定是艰难的。”“他从不知道他的爱护对松涛来说是如此重要。现在回头看，小小的松涛就像植物需要水一样需要家人的爱。即使是在他扮演一个大哥的角色厉声训斥他的时候，他眼里对他的信赖与依恋也不曾减少半分。”正是在充分地体会到范松涛内心世界里曾经经历过的那些痛苦之后，范松波方才对不尽合理的命运发出了无奈的感慨：“想到松涛暗地里不知有过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范松波的心里泛起一股苦涩的滋味。命运如此强大，一个人咬紧牙，顽强地活着，就像孙猴子那样使出浑身解数，一筋斗翻出去十万八千里，再尿一泡，到头来，却发现不过还是在五指山下，且动弹不得。”

然而，范松波和邵瑾他们在爷爷那里所了解到的，却并非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到后来，亏得有身为律师的程凌云这样一位贴心闺蜜，邵瑾才进一步了解到了范守义那个案件的全部真相。其一，范守义妻子的离奇命运。没有名字的她，不仅是一个被捡来的哑巴，而且连年龄和籍贯都处于缺失的状态。其二，范守义他们的“捡拾”行为一开始确实属于意外之举，但到了后来就不是了。为了获取更多的意外之财，范守义他们就开始不断地故意制造大卡车的“翻车”事件。只要远远地看到有大卡车开过来，范守义就会让自己的孩子和狗，“突然公路这边跑向那边，有时是孩子和狗，有时只是孩子。”既然有孩子和狗会突然穿越马路，那司机的本能就一定是紧急刹车。而在沙坡弯那样特定道路状况下，紧急刹车的结果差不多全都是车翻人伤这样的必然后果：“两年，十多起，比较严重的有七起。好在当场没有死人，要是死了人，那结果可能就不会是那样了。有几位司机致残，其中一位高位截瘫，因此妻离子散，事发两年后一个人凄惨地死在自家床上。”而那个孩子当时还很小，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是个机灵的孩子，那孩子当时还很小，一直以为是一个游戏，对发生了什么，浑然不觉。”关键处在于，这孩子不是别人，正是不幸的范松涛。正因为当事的孩子是范松涛，所以在了解到事情的残酷真相后，邵瑾才会本能地询问程凌云：“人多大开始有记忆？我不太记得五岁以前的事。”对此，程凌云给出的回答是，只要是“特别开心和特别可怕的事，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记吧。”这一方面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年仅一岁多一点的程凌云自己，一直都牢记着醉酒后的爸爸殴打妈妈时的恐怖场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邵瑾才最终认定，命运遭际异常坎坷的范松涛，内心深处一直深潜着曾经的童年往事：“是啊，三岁到五岁的事……他可能都记得的，只是，后来不愿想起罢了。”而程凌云的判断则是：“嗯，他应该是把那段记忆封存起来了，毕竟年幼，随着年龄增长，新的记忆覆盖旧的，渐渐就像是忘了一样。”然而，既然是曾经的历史，那就永远都不可能被真正遗忘。到后来，应该是父亲范守义的那封带有恳求色彩的狱中来信，在唤醒范松涛痛苦童年记忆的同时，也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心性：“看落款日期，那時他们正在恋爱，五月，松涛去温泉镇写生，还带了她去……而松涛的父亲要出狱了。这时她突然有些明白了，为何从温泉镇回来没多久，松涛突然就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搬到小观家，他辞职，他出走，他宁愿毁掉自己。那时她还以为松涛是为了小观和小观娘……原来他躲着她是因为……不，不，他不是为了躲她，应该是为了躲他即将出狱的父亲，还有那个他无法接受的过去。”实际上，在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原本就对范松涛念念不忘的邵瑾，就更是陷入到了一种难以自拔的自我谴责状态中：“她把松涛弄丢了。从凤台村回来后，她梦见过松涛几次，每次都是他远远地走来，见到她，便低了头；而她，压抑着心里的痛苦，面无表情地任由他擦肩而过。回回都是这样。在梦里，她也未曾放下自尊，不曾伸手抓住他，大声地问出那句她一直想问、却从未出口的‘为什么……是她丢下了松涛，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她丢下了他。”到这个时候，原本就对范松涛的自杀心存内疚的邵瑾，更是感到自己愧对那个小小年纪便被迫远离父母、远离亲情的敏感男孩：“邵瑾着实心疼那个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每晚睡前都要因为想念父母想念家乡哭一场的小男孩。”从根本上说，也只有在通过程凌云了解到事情的全部真相后，邵瑾才最终确认，范松涛之所以会自杀弃世的主要原因，乃是因为他“很厌恶他自己”。但这就是邵瑾所苦苦求索的终极答案吗？情况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实际的情形或许正如邵瑾在面对多年未见的小观时所突然感悟的那样，生活在很多时候其实并没有逻辑，生活里的很多事情也并不都能够在理性的层面上获得圆满的答案。又或者，所谓的答案，可能也正潜藏在问题的求索过程之中。

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说，整部《观相山》可以说由相互交叉的三条结构线索编织而成。如果说邵瑾与范松波和范松涛他们堂兄弟俩的情感纠葛以及相关的家庭故事是结构主线，那么，小观和小观娘，程凌云、飞飞与文老师的故事就可以被看作是两条次要的结构线索。先来看小观和小观娘这条线索。首先，是关于小观娘的一个外貌描写：“小观娘那年不到五十，身上有淡淡的茉莉花香气，长着一双好看的丹凤眼，薄妆浅黛，风韵犹存。”大约正因为小观娘留给了邵瑾以风韵犹存的印象，所以，等到范松涛执意要搬到小观家去和小观娘一起照顾小观的时候，邵瑾才会生出一种事关男女关系的无端猜测。但其实，小说中这位刚出场时风韵犹存的小观娘，乃是三重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具体来说，她的第一重被损害，来自罹患精神病的小儿子小观；第二重被损害，来自大儿子大观醉酒后的不幸因车祸而丧生；第三重被损害，则很可能与小观的舅舅紧密相关。因为小说中的相关描写特别隐晦，所以我们也只能给出一种猜测性的分析。相关细节有三。其一，小观和小观娘一起居住在一栋部队的家属楼里。其二，虽然说他们能居住在部队的家属楼里，明显与小观的那位军人舅舅有关，但小观娘和舅舅之间却又似乎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其三，当邵瑾假装指责松涛是个坏蛋的时候，小观娘不仅曾经强调：“松涛才不是坏蛋，你们都不是，你们都是好孩子，我才是……”，而且还进一步指着小观骂道：“你能有今日，靠了谁呢？就都不给我喝一口，往后啊，王政委来也好，刘团长来也好……”“哼！往后啊，可别指望我喝了，拿我当妹子，还是当……”虽然这个时候的小观娘已经略有糊涂，但只要把她的这些话语连缀在一起，我们就不难断定其中某种性侵害问题的存在。然后是程凌云、飞飞和文老师的故事。程凌云原本是文老师儿子飞飞的女朋友，没想到的是，有一年夏天飞飞中途下了火车后，却再也没有回来，就此而彻底失踪。既如此，年事已高的文老师入住养老院之后，被迫承担看护责任的，也就只能是飞飞曾经的恋人程凌云了。由以上分析可见，无论是主要线索中的范松涛、邵瑾、范松波，甚至那个看上去看是让人厌恶的老曹，还是次要线索中的小观、小观娘、大观、文老师、飞飞他们几位，都因其生存状况的难称乐观而可以被看作是五蕴皆苦。而五蕴皆苦，自然也就与小说中那位曾经一度出家的佛教徒妙一发生了关联。当邵瑾询问妙一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杀生这一现象的时候，妙一给出的回答是：“众生皆苦，止杀心自祥。”然后，“邵瑾不再说什么，她只觉得难过。”“她把目光挪开，一时更加难过起来。她不知为何难过，但这难过是属于她自己的，这点她是清楚的。”邵瑾不知道自己“为何难过”，但身为读者的我们却知道，正如同她曾经的那一次无端嚎哭一样，邵瑾在这里其實是为包括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的五蕴皆苦而悲悯难过。由此而进一步生发开去，作家艾玛之所以把自己的这部作品命名为“观相山”，恐怕也与佛教中的五蕴皆苦有关。查阅百度百科，青岛的确有一座被写为观象的山。将现实生活中的“观象山”改为“观相山”，看似一字之差，却使得小说具有了某种佛教意义上实相或者虚相层面上“相”的意味。既然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都处于遍布精神暗伤的五蕴皆苦状态之中，那作家艾玛也就只能依靠她这部高度浓缩的长篇小说而“观相”了。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茅盾文学奖与‘国家文学构建”（批准号：23BZW14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