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类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

王超楠 石倩

关键词：科技类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战略

2023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2023中关村论坛的贺信中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变革的不断深入，世界已然构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联的命运共同体，科技创新日益呈现出强烈的全球化特征。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成果往往建立在全人类之前科技创新成果的基础之上，中国的科技创新必然需要紧紧依托世界科技创新网络，扩大国际交流合作，以提高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

中国科技类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社会化的重要体现，是创新变革的促进者、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推动者和贡献者。民政部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全国科技领域社会组织超过4万家，其中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性社会组织236家、国际科技组织17家。广大科技类社会组织深入开展学科建设、人才建设，积极推进学术交流、促进科技创新，成为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社会力量。但中国科技类社会组织与发达国家科技类社会组织在国际化发展方面尚存在差距，美、英、日、德等发达国家的科技类社会组织经过几十年发展，外部法治环境、内部治理结构协调，社会地位高。中国仅有少数走出国门的科技类行业组织和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孵化器型科技组织与国际科技类社会组织存在紧密联系。

如何推动中国科技类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制定与确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与路径，就变得愈发重要。本研究通过分析发达国家科技类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路径与模式，剖析中国科技类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必要性、优势和面临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其进一步国际化发展的建议。

一、发达国家科技类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路径与模式

发达国家科技类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历程，既有组织自身的努力，也有国家政策的支持。从组织自身的角度来看，其国际化发展路径主要有四条。

一是建立广泛的海外分支机构网络。建立海外分支机构是发达国家科技类社会组织实现国际化最直接的有效途径。各类组织普遍在全球范围建立区域性分会或代表处，与各国科技资源对接，以提高本土科技的国际传播力。例如，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学会（IEEE）是全球最大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学会，在全球设有170多个分会，仅在中国就有8个代表处；英国工程技术学会（IET）是工程技术领域全球顶级专业学术学会，在全球拥有160多个分会；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马普学会）是德国众多一流科学研究机构的联合体，在国外有20个中心；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是日本政府国际发展合作机构，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海外代表处。可以说，科技类社会组织要实现国际化，全球性的分支机构网络是基础。它们为各种国际交流活动的开展提供平台，也使发达国家科技类社会组织真正贴近每个国家的科技创新需求。

二是大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发达国家科技类社会组织都十分重视举办高水平国际会议和研讨班，促进前沿科技成果的国际传播。例如，IEEE在106个国家主办或资助举办的学术会议多达2000多场，每年IEEE Xplore收录超过20万篇论文。IET年均举办超过1200个会议、研讨会、招待会和学术讲座。此类组织通过国际学术交流汇聚全球同行，打造传播前沿科研成果、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三是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此类组织还十分注重与其他国家科研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双（多）边合作，包括访问学者、合作伙伴建设、专业认证、设立合作基地等。例如，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与包括中国科学院在内的全球顶尖科研院所开展各种类型的项目合作；马普学会在12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6000个国际合作伙伴，参与了超过3000个合作项目；IET在世界范围内拥有250多家企业合作伙伴，截至2020年，其在全球已为100多所大学1000多個工科专业完成认证。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极大推动了发达国家科技类社会组织与全球创新资源的链接。

四是注重国际化传播。知名科技类社会组织非常重视出版工作，很多科技类社会组织旗下的学术期刊在世界范围内有较高的学术话语权，权威学术期刊在各个学术领域甚至代表了行业的最前沿发展，推动了科技进步。例如，美国科学促进会旗下的Science杂志，每年年底发布《Science十大科学突破》，受到世界各国科技从业者的广泛关注。此外，国际上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科技类社会组织开设了不同语言版本的官网，有的在国外办事处开设新官网，根据当地工作内容发布相关版块新闻，方便世界各地的科技工作者了解该社团，从而让自己广泛参与到科技类社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去，提升国际影响力。此类组织还积极融入各国文化，开设具有当地特色的海外账号。例如，IEEE就在中国开设了微博、微信公众号，发布前沿电子技术与信息动态，其微博粉丝数已达到11万。

从政府支持的角度看，发达国家推动其科技类社会组织国际化主要有以下模式。

一是简化注册和管理手续，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在注册方面，美国社会一贯有“小政府、大社会”的特点，注册非营利组织（Non ProfitOrganization，NPO）仅需要向非营利机构所在的州进行注册，符合条件的机构可以向美国联邦税务局（IRS）申请联邦非营利机构免税。根据美国税法第501（c）（3）条款．可以享受豁免收入税、销售税甚至财产税，可以接受抵税捐赠，享受较低邮费和可以接受资助。在德国，绝大多数县一级法院都可以完成社团登记，登记完成后，包括地方法院在内的行政机构基本上不会过多干预社团的经营行为。德国《税法通则》第51-68条规定，德国NPO的法律组织形式可以是社会团体、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和基金会，对于从事公益事业及开展公益活动的NPO，可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2008年，日本颁布新公益法人制度，小型科技类社会组织也可以通过简化的申报程序获得应有的法律地位，并可享受优惠的税收政策、获得政府资金资助等。

二是注重国际化人才培养。发达国家一直积极开拓国际组织人才的推送路径，如日本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采取派遣制度（JuniorProfessional

Offic er，JPO）等措施，加强其在国际组织中的人事布局。从1976年起，德国JPO项目在国际组织人才管理办公室的组织下开展，从开始的180-200人发展到2020年的2400人，帮助德国在国际组织任职岗位实现从代表性不足到超额代表的突破。

三是积极吸收全球优秀人才。发达国家政府非常重视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如德国设立的“洪堡教席奖”旨在吸引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到德国进行长期研究工作；英国政府支持沃尔森基金会和英国皇家学会合作设立“高级人才奖学金项目”，用来资助全球杰出的科学家，申请过程不考虑国籍。根据2022年数据，马普学会董事中有38.5%是非德国公民，超过1.6万名研究人员和来访科学家在该学会工作，其中超过一半（60.1%）来自国外。2023年新当选的IEEE Fellow中，华人学者有104人，约占总人数的1/3。

二、中国科技类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必要性与优势

（一）必要性分析

《中国科协对外民间科技人文交流“十四五”规划（2021-2025）》提出，开展多元化、多层次、体系化的对外民间科技人文交流，是增进各国人民友谊、促进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是国家科技外交及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途径。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是中国科技类社会组织国际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际化可以引入全球高质量创新资源，让中国科技工作者接轨国际科技前沿，为国家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推进中国科技类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世界科技治理体系中，科技强国往往拥有较大的话语权。科技类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可以为提升中国科技话语权提供重要平台。一是科技类社会组织可以推动中国优秀科技成果走向世界，展示中国科技实力。通过学术交流、科技合作、人文交流等方式，使中国的科研力量得到国际认可。二是科技类社会组织可以积极参与国际科技规则的制定，充分反映中国的立场和主张，争取更多国际科技资源。三是我国科技组织可以推荐和支持中国科技领军人才担任国际科技组织的领导职务，在国际科技话语体系中发出中国声音。只有科技组织实现全面国际化，才能提升中国的全球科技治理能力。

（二）优势分析

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技工作者群体，且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在推动科技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国家层面积极推动中国科技类社会组织“走出去”。民政部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相关目标制定的《“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提出，要稳妥实施社会组织“走出去”，有序开展境外合作，增强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我国的“软实力”。这为推动社会组织释放活力、参与全球治理奠定了组织和制度基础。中国科协参与发起并组织“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国际科研资助部，面向全球着手并推进科学研究基金资助，这些举措都体现了体制层面对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度，各类全国性科技学术社团开展学术研讨7000多次，举办展览500多次，开展培训活动8000多场，加入国际组织近1000个，开展国际交流超过1000次。

三、中国科技类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政策层面缺少一致性

科技类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民间科技交流渠道，是推进政府间国际交流合作的有效补充。从政府角度来说，要加强科技类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在税收、项目和人才等方面提供具有一致性的支持政策，尤其是加强不同部门之间政策的融合性和连续性，确保具体措施落到实处，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合作的效率。从政策层面看，囊括了所有社会组织类型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已无法适应当前科技类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带来的变化，科技类社会组织长期以来还面临业务主管部门干预内部事务的困扰，其决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难以得到保障。例如，中国科协、民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科协所属学会创新发展的意见》，支持学会“走出去”，提出可以设立对外联系服务机构、境外分支（代表）机构，在境外举办学术会议、开展学术交流，但科技类社会組织在举办国际会议、申报国际合作项目、出境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等方面仍面临审批流程较长、手续较为繁琐等问题，在吸纳外籍会员方面还受到一些限制，一些社会组织的外汇额度、出入境时间、海外办公室的设立、工资福利等仍施行行政化管理。

（二）国际合作高水平人才不足

国际科技组织已经成为继政府间组织、国际经济组织以外的第三大类国际组织，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据中国科协统计，截至2022年底，中国科协及全国学会共加入国际组织380个，专家个人加入国际组织205个，969位专家在其中任重要职务，但与美国、欧洲、日本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联合国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各类国际组织中有912个专业或更高级别的职位由日本人担任，任职的美国人数量大约是日本人的3倍，法国人的数量是日本人的2倍多，而中国人的任职人数仅为829。中国科协《国际合作与对外联络工作简报》显示，经2021年底调研统计，中国科协所属211个全国学会中，共有108个推荐人员在国际科技组织担任执委以上职务，其中，中华医学会推荐任职39人次，位居第一；推荐任职人次在9-11人次的有6个学会；推荐任职5-8人次的有22个学会；推荐任职1-4人次的有79个学会。从数量上看，我国推荐任职人次还不多，有影响力的中国籍国际组织官员数量少且分布不均，有些职务尚未建立老中青阶梯式成长的人才通道。

（三）缺乏有话语权的国际传播渠道

如今，在国际化交流中发出中国科技创新声音已成为科技类社会组织新的课题。学术出版对外传播对于提升中国学术影响力有重要意义。当前，国内社会组织出版的期刊在国际范围影响力不够强，收录来自海外的论文数量较少。对外传播的效果主要取决于论文的内容质量，因此，社会组织还应整体提升录用论文的水平。同时，大部分社会组织由于国际人才缺乏、经费不足、合作交流范围局限等问题，较少举办国际会议、国际活动、国际竞赛等，在科技领域的话语权、领导力不足。此外，国内社会组织传播渠道一般局限于国内流行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极少探索海外主流平台，大多数社会组织门户网站提供的语言只有中文，致使中国科技新动向不能在国际领域得到广泛宣传，在“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关键问题上有待深耕。

四、推动中国科技类社会组织国际化的建议

（一）加強支持政策的一致性，简化外事审批程序

从根本上推进我国科技类社会组织国际化，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推进政策的一致性。建议尽快制定出台专门针对社会组织的具有规范与管理作用的法律法规，简化科技类社会组织召开及参与国际会议的审批程序等，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另外，通过设立国际合作专项基金、国际奖项，吸引全球优秀科技人才，为科技类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提供保障。

（二）加快国际人才队伍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持续推进我国科技类社会组织在国际科技组织的参与度，重在加快培养人才，壮大国际人才队伍。建议加大力度支持我国专家积极争取ITU、IEEE及相关国际组织的高层职务，鼓励专家承担所属领域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工作组召集人，重视构建老中青阶梯式人才成长通道来增加国际化人才储备。同时，可以通过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加强培训和交流等方式，提高现有人才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只有培养更多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高端国际化科技人才，建立完整的国际人才培养体系，中国科技类社会组织才能在国际化道路上行稳致远。

（三）拓展国际化传播渠道，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

科技类社会组织需要建立国际化传播渠道，引导科技类社会组织在重要的国际科技平台上主动交朋友、主动发声、讲好中国故事，充分发挥国际民间科技人文外交独特优势，不断拓展对外“朋友圈”。建议引导社会组织在宣传材料、网站和社交媒体上提供多语言版本，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与国际化社交媒体平台共创内容等，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还可以与海外知名组织开展联合传播，比如在双方官网介绍对方，添加入会链接等。当然，国际化传播尤其应当建立舆情管控机制，规避舆情风险，注意避免“唯流量化”，严格审核面向海外发布的内容，保障内容的专业性与严谨性。

五、结束语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中国科技类社会组织走向国际化、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过国际化发展，提升中国科技类社会组织全球科技治理能力应得到高度重视。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政策一致性、完善财税制度、健全人才培养机制、拓展国际化传播渠道将是我国科技类社会组织经由国际化发展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不可或缺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