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

贾钢涛

摘要：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从抗战的背景和边区实际出发，坚持文化启蒙同抗战、同社会、同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消除了群众中的文盲和迷信思想，解决了民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社会教育提高了边区民众素质，有力地配合了前方抗战，促进了边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民众

中图分类号：K269.5；G40－052.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1.019

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大力进行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尤其在教育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中，中共坚持把教育摆在突出位置。边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发展教育。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教育经费占边区经费的1／7，这个比例，在整个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

社会教育，是中共宣传、动员、组织、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最有效的办法。是当时争取抗战胜利的一项战略措施。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经历了曲折的探索历程，从旧教育模式到创立自己的新型模式，由强制教育到尊重群众自愿，由包办到民办公助，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体制。边区社会教育，成为全国其他根据地的榜样和模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研究和总结这一时期社会教育的经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目的

社会教育是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政策。这项政策有两层涵义，一方面“给‘文盲和‘半文盲以获取知识的工具，使能运用文字获取知识，发表思想意见”；另一方面“提高群众政治水平，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抗战知能，动员群众参见救国实际行动”。毛泽东曾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说过：“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毛泽东把战争与生产、文化并列，作为争取抗战胜利的三个基本环节，特别强调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及突出作用。

(一)消灭文盲，提高民众抗战知识能力

战争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较量，同时也是经济、文化的比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战胜敌人，不仅要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当然，并不是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战胜的。这一点，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已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一切克服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而动员、组织群众最好的办法就是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民族意识和革命自觉性，激发革命热忱，使其自觉投入到革命洪流中来。尤其是对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地基础上进行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教育民众问题更为重要。

陕甘宁边区，原有的文化教育基础极端落后，可说是文化教育的荒漠。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前，边区范围内的150万人口中有100多万文盲，旧的小学不过120所，农民子女大多无条件入学读书，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儿童失学率达95％以上。能够上学的只是地主阶级的子弟。中学生更是沧海之一粟，屈指可数了。有些教员文化低得惊人，连一般常识都不懂。林伯渠同志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所作的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出：“学校稀少，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如在华池等县则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人口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

边区社会教育既是配合军事抗战和政治抗战的重要内容，又是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奴役的有力武器。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是陕甘宁边区一切工作的中心。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没有广大农民的觉悟和积极参加，就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就不懂得政治，因此一般的民众都必须施以基本的政治文化教育。革命的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它是思想的准备，在革命中它是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广大青壮年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后备力量。是配合主力军作战和参加游击战争的骨干兵力，广大劳动群众又是生产上的主力军。

劳苦大众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只有“乞讨之乡风，而无求学之村俗”。“土地革命前实行强迫教育，学龄儿童不入学者处五元罚金。但最多数的家庭，愿缴罚金。不愿使儿童入学……革命时期农民怕儿子识字而变成公家人，使家庭减一生产者，所以受教育成为人们的一种负担。非强迫就学不可。人民对于教育毫无权利，只有义务，于是旧识教育就名为义务教育。贫苦的农民靠儿童帮助生产，所以愿缴五元罚金，以免除受教育的义务”。由于文盲众多，文化落后，必然会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理解和执行，不会用科学的方法发展工农业生产，从而影响了人民群众在边区建设与抗战工作的革命热情。从长远看，更制约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党的社会教育的第一要务就是扫盲。

(二)破除封建迷信，提高民众政治觉悟

文化教育极端落后，造就的乡村民众自然是文盲、思想愚昧和保守。愚昧和保守势必促使他们在遇到困境时转而信奉巫神等封建迷信活动。同时，反动统治者又利用人民的迷信心理进一步愚弄人民。“边区人民从旧社会承继过来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其所承继过来的文化遗产则更为落后，封建文化残余还在多数人民的脑子里存在者”。全边区巫神多达2 000余人，远多于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人数，致使边区婴儿的死亡率高达60％。这种情形，与边区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完全不对称，并且对其继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历代统治阶级不仅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一味地推行愚民政策，剥夺了人们受教育的权利，造成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的极端贫困和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极端愚昧落后。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动摇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根基，实行了民主政治，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改善，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忱。但是，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就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来说，还未摆脱封建迷信的精神枷锁，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封建迷信还占统治地位。如在生产方式上，因循守旧，习惯于

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习惯于靠天吃饭；在生活方式上，信赖神灵，相信命运，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烧香拜佛、求神问卦之中，使一些牛鬼蛇神到处横行，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灾难。据统计，仅延安县的59个巫神在11年里，直接致死人命279人，因巫神耽误生命的有779人。旧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思想长期束缚着边区群众，影响他们的生活，贻害无穷。因此，也必须通过教育来增强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克服封建迷信影响，提高群众科学意识。

教育必须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服务，教育必须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土地革命时期以来制订教育方针的依据。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最基本的力量是人民群众。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以扫盲教育为切入点，以扫除封建迷信为抓手，政治教育为核心，教育引导民众，旨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作用，奠定坚实的抗战基础。

二、边区社会教育的发展概况

陕甘宁边区地处后方，又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在抗战时期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由于陕甘宁边区长期处于反“围剿”的战争环境中，导致教育落后的局面一时难以改观。因此，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前，边区教育仍是十分落后的。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组织条例》等，建立了边区教育行政组织系统。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是边区教育厅，在分区专员公署设教育处(科)，县没第三科(教育科)，区设教育助理员，乡设文委主任。其中，社会教育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为目的。社会教育开设的课程有：文化、政治、自然常识、社会常识和军事常识等，内容包括知识训练、技能训练和生活训练。文化课以识字为主要内容；政治课以时事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自然课以自然常识、农业生产知识和医药卫生及一般生活常识为主要内容；社会课以社会发展简史为主要内容；军事课以游击战争的基本常识和一般的防卫技术(如防空、防毒等)及战时工作技术(如构筑工事、救护、慰劳、侦查等)为主要内容。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坚持为抗战服务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教育必须坚持的“两条原则”。办学形式灵活。内容丰富。边区政府在中共的领导下，有效地利用这一形式，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民众教育，对发动广大民众抗战救国，巩固边区政权，提高民众文化水平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初步发展时期(1937－1938年)

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抗战教育政策实施以后，边区的社会教育作为抗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展开。社会教育形式多样，主要有冬学、夜校、识字组、半日班、民教馆、俱乐部、剧团等。边区先后建立了农、工、妇、青各抗日救国团体和男女自卫队，并通过这些组织进行“抗战光荣”、“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宣传教育工作。冬学是民众教育的最主要的一种组织形式，每年11月初至次年1月底农闲时开办，每期三个月时间。每逢星期天，还要进行社会活动，做群众工作，如政治宣传，协助政府收公粮，检查妇女放足等。1937年9月，边区政府开展识字运动，并在冬季开办了第一次冬学，当年就有10337人参加，1938年人数增加到15824人。初期群众教育提高了人民对团结抗战的认识，在民众中营造了一种浓厚的学习风气。随着工作的开展，边区文盲数量减少，民众教育成效显著。当然，由于社会教育初兴，经验比较缺乏，工作难免存在不足。

(二)迅速发展时期(1939－1941年)

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壮大，边区民众教育事业日益发展。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发展国防教育的四条政策，其中第三条即“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1939年8月5日，边区政府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指出，为了对广大群众经常地有组织地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各县要建立各种社会教育组织。之后，边区民众教育的组织形式日趋完备，有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学及民众教育馆等。194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中，又特别强调了民众教育的问题，指出，各级党部、政府、部队、学校、民众团体都应负责在其机关附近办理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组织及民众学校等，吸收机关周围的群众参加。社会教育经常根据生产的不同季节或革命斗争的不同形式而变化，内容多为群众的生产、生活常识和抗战的有关知识为主。1940年民众教育进一步发展，以冬学为例，1940年共开办965处冬学，21689人参加学习。仅绥德分区便有冬学学员13304名。

这一阶段，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教育管理体制也趋于正规。为了使教育具有针对性，教育的内容还根据不同对象的具体实际而确定。尽管这一时期在民众教育工作上也存在偏重追求数量的问题，但取得的成绩是不容否定的。

(三)调整巩固阶段(1942－1945年)

边区社会教育经费主要靠群众自筹，加上边区自然条件恶劣，民众财力有限，1941年边区被重重封锁，边区经济陷入困境，边区民众教育也由前期的高涨转入相对沉寂中。1942年，在“精兵减政”政策的指导下，边区教育厅和延安各学校，开始了整风。整风期间，边区政府更明确指示民众教育要和各县其它工作紧密配合，如生产运动、防奸自卫、拥军、拥政爱民运动、减租减息等。在这些工作中，有计划地组织社教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当时采取识字、读报配合进行，涌现了以生产者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识字运动典型，创造了随到随教的“长流水”的教法。经过整风，明确了边区社会教育工作的方向，使边区民众教育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各地的民众教育工作主要是以政治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到边区经济建设中来，其最大的特点是把生产和学习结合起来，以生产养学习，学习反过来促进生产，真正实现了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当时舆论认为这一教育形式“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辟一条康庄大道”。

1944年边区召开的文教大会又明确地提出了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方针和“民办公助”的政策与自愿的原则，进一步鼓舞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冬学和民校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民办公助的政策导引下，多种形式的民办学校相继涌现。其中以米脂杨家沟式、延安杨家湾式、新式巡回学校等影响较大。这种从实际需要出发，尊重群众意愿，方式灵活，既不脱离生产，又不加重群众负担，深受群众喜爱。对于边区扫除文盲，提高儿童与成人的文化水平起了积极作用，成了发展边区教育的重要形式。到1945年初，“边区各类民办小学已达500余所”。随着读报识字运

动的广泛普及和深入开展，民众教育的内容也逐渐由最初的单纯读报识字发展为普及卫生常识、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等，这极大地推进了边区民众生活方式的变革，对于改造广大农民的旧思想旧观念起了重要作用。

三、边区社会教育的启示

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是中共领导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文化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文化建设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经过边区政府和群众的多年努力，抗战期间边区民众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文艺、教育、卫生、新闻报刊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在经济落后。人力物力极端匮乏的战争条件下，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对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不无裨益。

(一)社会教育必须与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围绕抗战而展开，它的中心任务是，怎样更能使社会教育为抗战服务，怎样在抗战中提高民众政治觉悟。边区社会教育反映抗日战争的要求：歌咏队唱的是抗战的歌曲，戏剧的内容是针对着抗战的。边区社会教育运动与抗战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文化活动应该配合政治军事活动，帮助政治军事活动，同时也就要在完成政治军事任务的过程中，将边区文化本身的水准提高起来，发展起来。文化运动历来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每次大革命前的精神准备，又是每一次革命运动中精神上的推动力量。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正是在如火如荼地抗战中发展起来的。

(二)社会教育必须与政权建设紧密结合

政权建设是社会教育的基础和保障，社会教育是政权建设的内容和条件，两者相辅相成。一方面，只有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之下，才有可能广泛地开展大众文化教育工作。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是在边区政府成立以后，才飞速发展起来的。边区文化之所以能走在全国的前列，是由于边区政府在政治上首先具备了足为全国模范的设施。陕甘宁边区在中共的领导下，实行彻底的三民主主义纲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为社会教育的迅速发展造成了比较安定的环境。另一方面，只有大力推进边区的社会教育，才能巩固边区政权。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以及敌后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的发展，有赖于社会教育的开展。边区的政治设施，经济建设，生产技术的改进，如果没有开放、正确的文化政策，如果没有广泛的群众文化运动，是不可能获得现有的成绩的。

(三)社会教育要走群众路线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社会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和基本方针。只有深入实际，坚持群众自愿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因地、因时制宜，社会教育方能真正回应其本位。中共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积极调动民众的参与意识投身于社会教育。边区的社会教育始终“以人民大众的利害为利害，以人民大众的好恶为好恶”，关注民众疾苦，考虑当地风俗人情，兼顾民众承受能力。社会教育中，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使文艺与抗战紧密结合，从而使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为民众所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如《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白毛女》等脍炙人口的作品风靡一时。

中共借助广泛的社会教育，使边区民众对中共的领导达到高度的认同，中共也实现了对边区政权的控制。这种基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及实践，充分体现出边区社会教育的特色。正如美国知名学者迈施纳指出，这种教育不仅促使人们看书识字和向他们灌输政治主张，而且给人们提供了一些与地方公社和劳动组织的特殊需要直接相关的实际技术知识。总的说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成绩是主要的，实现了把文化植根于民众的目标，达到了政治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统一，揭开了边区民众破除封建迷信，崇尚科学以及投身抗战的新篇章。

(责任编辑高文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