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窭者得势以后

顾　土

在民国初年政治舞台上，谁能当权得势登台，可以说并无一定之规。无论有没有文化，有没有功名，有没有背景，也不管有没有门第，有没有财富，似乎都有出人头地的可能，就看机遇、胆识、手腕如何了。当然也有靠命的，比如黎元洪。林林总总的风云人物之中有四位姓张的，尽管并非同乡，也非同族，但在许多方面却大有相似之处，颇值得归纳重读。这四人就是张勋、张宗昌、张作霖和张敬尧。

一

“四张”都是贫寒人家出身，属于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那类，假如依照阶级成分划分，基本算是赤贫，纯正的农村无产者。

他们的父亲简直就是困苦不堪，因为无地，在当地人眼里算是游手好闲之辈，不是欠了一屁股赌债，便是干些不入流的行当。张宗昌的父亲靠乡间吹鼓和剃头混饭吃，有上顿没下顿；张作霖的父亲虽叫张有财，但最缺的就是财，好不容易开了间杂货铺子还倒闭了，只能四处赌博胡混。他们的家庭，有的按今天的观点，应该叫离异，是“单亲家庭”；有的幼失怙恃，或是失其一。张作霖十三岁时死了父亲，而张勋呢，小小的年纪先没了母亲，接着又没了父亲。张敬尧也生在贫苦家庭，幼无所依，寄居在族人家中度日。张宗昌父母离异的传闻也不知是真是假。一天，张母饿得实在不行了，便在天黑时手持木棍躲在偏僻处准备抢食，恰巧遇见一个人揣着烙饼过来，于是当头一棒，抢去了烙饼回家充饥。不想，张父不久也跑进门，说是原本带了烙饼回来，却在路上被强人抢走，真个晦气。他妈妈一听，也不隐瞒，说那个强人便是我，烙饼还有剩的，你将就着吃了吧。听了这话，他老爸气得半死，一挥手赶走了老婆。

生在这样的家庭，长在如是环境，“四张”的少年时代也就不会得到什么像样的教育了，最多也就读过一两年私塾，只有张敬尧入伍之后才被送到武备学堂学习，算是有点学历。

张作霖的父亲去世后，他实在活不下去，母亲就带着几个孩子回到娘家，可娘家一样穷，张作霖只得在外面鬼混。他卖过烧饼，学过木匠，干过兽医，在大车店打过杂，实在不行还沿街乞讨一阵子。他与父亲一样好赌，“无钱还赌债，群无赖向之追讨，声言拟剥张衣，以凌辱而冻毙之”。张宗昌少年时，有的书上记载他专为红白喜事放铳，有的则称他帮父亲打铙钹。后来父母离异，他便随母去了营口，没有什么正经事，只好当了赌佣，日夜与扒手青皮为伍。张勋的经历也差不多，年纪不大就在大户人家为佣，先牧童后书童；而张敬尧，有书记载，“少无赖，流荡徐海间，投身盗薮，习于杀戮”。也有的叙述更具体，说他当过粮坊学徒，后流落山东，因杀人而潜逃于京津地区。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家庭不幸，少年不良，这样的早年生活，会有什么样的青年生涯？在过去的中国乡村，多数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少数是不安分的游民，游民的主要出路一是当兵，二是为匪，而当兵和为匪在那个年代也没有太大区别。有人先为匪后来又投军，也有人先从戎然后再做匪，还有人时匪时兵，别人也弄不清，反正是在外面靠枪杆子混吃混喝。“四张”都不算本分的农民，也无法成为本分的农民，张作霖先从军，以后又投奔绿林，队伍壮大后再被招安转正；张宗昌先为胡子，再投军队；张勋和张敬尧则是直接当兵，一步就投到了部队上。

二

“四张”以穷苦出身却可以在那个时代驰骋中国政坛，位居显要，个个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就在于他们最终都当了兵，在军队里因聪明机巧和好讲义气又都深受上司赏识，也得到下属拥戴，很快就握有兵权。辛亥革命时，张勋已做到提督这一级，张宗昌当上了光复军骑兵独立团团长，张作霖是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而张敬尧则是第三镇十一协二十二标标统。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清室逊位以后，中国政治基本都是这副模样。没什么背景、贫寒出身的人想要掌权，更是非此一途不可。“四张”在动荡的时局中都能把握机遇，找准投靠对象，敢打敢拼，身先士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以，提升迅速，兵权扩展之后，自然也就掌握了政权。他们的升迁并不在于是革命还是保皇，是效忠袁世凯还是反对帝制，而在于命运和时运是否巧合。这也是乱世的特征。

张宗昌先投革命军，又奔冯国璋，最终改归奉系，官越做越大。第二次直奉大战时，他带着一拨部下，既有中国士兵，又有收编的白俄军人，既有正规军，也有沿途招收的土匪，骁勇善战，一路打将下去，结果，1925年就当了山东军务督办，接着又兼任省长，最后做到直鲁联军总司令，在奉系主政时位至安国军副总司令，成了最高统治者张作霖的副手。他改投奉系，却可以一路高升，靠的是忍辱负重。张作霖曾派郭松龄到张宗昌部校阅，实则想借机遣散该部，郭也趁机骂娘，羞辱张宗昌。不料，张宗昌当场跪下磕头喊爹，说你日我娘自然就是我爹了。这一招反弄得比他小许多的郭松龄不好意思，回去后还在张作霖面前替张宗昌说好话。

张勋由于在辛亥革命时誓死效忠清廷，率领江防营与义军死战，仅仅三个月就从提督升为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凭着这个位置和与袁世凯的老关系，在民初又当上了江苏督军、长江巡阅使，以后再做安徽督军。1917年，借着北京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以调停人的身份，带领“辫军”十营三千人开进京师，策动复辟，自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虽然只有短短十二天，但依帝制旧例，却也是首揆，到底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风光。

张敬尧，团长、旅长、师长、军司令，一路荣升，1918年在南北对峙中亲率北军第七师杀进湖南，屠入长沙，当了湖南督军兼省长。此人是安徽人，又在段祺瑞治下成了“封疆大吏”，于是被列为皖系首领之一。其实，他只是凭着同乡关系依附于皖系，后来在直系奉系都混过，“有奶便是娘”，有些类似张宗昌。

“四张”中靠着武力和机敏，拥兵自重，以至地盘最多、位置最高的，要属张作霖了。武昌首义，他瞄准机会，率原来驻扎在洮南的军队忽然开进奉天省城，直接升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左膀右臂。江山易主后，无论袁世凯时期，还是袁以后，时局都没能挡住他的鸿运，他背靠日本，手握重兵，左右逢源，铲除异己，适时扩展，没几年便控制整个东北，进而觊觎关内。他时而与此合作，时而与彼联盟，两次直奉战争有输有赢，打败后还能宣称东北“独立”，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乃至孙文，他都不妨化敌为友，或者变友为敌，终于入主北京，掌控北洋政权，自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权最高也是最后一任统治者。

三

“穷则思变”这句话，对“四张”来说既合适又不合适。合适，是因为他们确实都一门心思企图改变自家的命运；不合适，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想从此改变社会的落后现状。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曾对“四张”一类人有如是分析：“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事实是，“四张”都没有成为革命力量，而恰恰成了一切革命的坚定对立面。他们得势后的特点是，事事站在守旧落后的一边，甘当名副其实的“反动派”。他们虽说受苦人出身，多年生存于最底层，屁股却不坐在受苦人一边，得势后也没有为受苦人谋什么利益，一心只为个人翻身打算，只图自己当家做主。将他们都说成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好像也很勉强。从他们的阅历和为人看，愚昧、保守、反对社会变革，恰恰是他们的本质。他们仇恨革命最典型表现就是滥杀，对“阶级兄弟”从不手软。

张勋名留青史的原因，天下人都知道；“辫军”、“辫帅”也让他和他的那伙儿部下闻名中外。面对武昌起义，他狂呼：“独立即造反，反则皆贼也！”他率军誓死顽抗革命，“凡剪发、悬白旗、携白布者辄遭暴戮”。尽管他效忠前清，但也听命于袁世凯，为镇压“二次革命”，曾攻陷南京纵兵烧杀，大掠三日。虽然不满于袁世凯自己称帝，但在“护国战争”中依然支持袁世凯。他的行为，可以说，谁革命就反对谁。丁巳复辟，他通电全国，道出心声：“国体既号共和，总统必须选举……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理则一小乱……以视君主世及犹得享数百年或数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渊？”

张作霖先是保皇，紧跟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排挤捕杀革命党人，并通电效忠清廷；以后又讨好袁世凯，镇压奉天境内反袁势力，还密电袁早正大位，声言：“关内外有异议者，以身当之。”还为袁登基秘密制作一张精致无比的“龙凤呈祥”玉床以为献礼。坐镇京师时，他又成为与北伐军相抗衡的“安国军总司令”。但他不像张勋那么愚忠。袁登基后封他为子爵，他很不满意：“我何能为人做子？”留下一段笑柄。复辟时，他骑墙观望，复辟失败后又乘机将参与复辟的军队吞并。据传，他进京后还去谒见逊帝，可惜话不投机。溥仪与近侍言：这小子目光炯炯如贼，殊失臣下体。他听说后云：这小子已属平民，还摆什么架子！

张宗昌开始投奔革命军队，根本就不是出于什么信仰或者政治倾向，与当时许多从戎的人一样，纯粹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所以后来也不妨临阵反戈，投靠直系，再归顺奉系，自然上面拥护谁他也拥护谁。而张敬尧呢，听说要为袁世凯称帝请愿，他手握烟管，且吸且呼：大总统高升一级，做大皇帝，只需下一道上谕，畴敢胡为？请愿胡为？讨论胡为？张宗昌和张敬尧，此二人在民国历史上留下骂名，不是因为政治取向，其实有些政治取向，例如张勋的愚忠，还可以博得一部分人的理解，他们的恶，在于一南一北，祸湘害鲁，横征暴敛，奸淫掳掠，屠戮无辜，无恶不作，陷民于水深火热。两省人民可谓怨声载道，张敬尧被称作“张毒菌（督军）”，湖南人称他一家四兄弟为：巍巍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宗昌则以两句谚语成名，一是“切开亮亮”（将人头当西瓜，切开晒太阳），二是“听听电话”（将人头悬于电线杆上，如同听电话）。张敬尧因为劫掠商产，盗卖官田，滥发票币，巧取豪夺，钳制舆论，摧残教育，惹怒了全省上下，以致湖南绅民发起“驱张运动”。张宗昌的乱收费多达五十一种，直至“嫖捐”、“戏捐”、“鸡捐”，真是“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差屁无捐”。山东省民众教育馆编辑的《山东歌谣集》里面就收有数落张宗昌的段子：“张宗昌，坐山东，山东百姓受了坑。不怕雨来不怕风，就怕兵来一扫清。”“张督办，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把眼剜。”

“四张”还特别反共反苏，甚至到了仇视的地步，大概因为他们不认同这样的理论和做法可以“让天下受苦人得解放”！

张勋一心复辟清朝，恐怕对社会主义连想都没想过。张敬尧称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是“过激党”，在湖南一直和教育界、思想界、舆论界过不去，动不动就镇压、查封，毛泽东早期革命的得意之笔就是参与领导了“驱张”。张宗昌把持山东期间特别憎恨“赤化”和“过激”，屡次镇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制造“青岛惨案”，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工运领袖；在北京又以宣传社会主义的罪名处决了林白水。

在“四张”里，反社会主义最力者应该是张作霖了。过去，人们比较热衷于讨论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在意识形态的左右下，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苏联势力当时在东北地区的扩张，避免谈及张作霖与苏联的关系。其实，当时的东北并非日本势力一家坐大，同时也是苏联有心染指的地区。苏联与日本都企图操纵张作霖，而张作霖在对苏对日关系上最后基本是一边倒。他认为“苏联布尔什维克是毒蛇猛兽”，公开发表过“反共宣言”，不断骚扰、袭击苏联驻华的各种机构，多次逮捕苏联驻华人员，直至冲进苏联驻北京使馆搜查抓人。如果张作霖一辈子也有关键词的话，估计“讨赤”可为其一。他掌握的奉系极其用力搜捕摧毁共产党组织，先后枪杀了李大钊、邵飘萍等共产党员，军事行动也偏要以讨伐“赤化”之名出师。

四

“四张”非但出身、经历和政治取向惊人一致，并且在其他方面也颇近似。

张作霖、张宗昌、张敬尧都死于暗杀。张作霖之死究竟为苏还是为日所使，至今说法不一，有待继续揭秘。因为这个“东北王”所处地区是苏、日势力的地盘，他的所作所为都与苏、日存在密切关系。而张宗昌、张敬尧之死，纯粹在于俩人作恶多端，或早或晚总有人想要他们的命。

简又文曾写有一文《忠孝勇侠的郑继成将军》，描绘了那位暗杀张宗昌的刺客。开篇说：“在儒道已穷、治术无济，而人民惨受压迫含冤莫雪的时候，游侠于是乎出。‘侠以武犯禁，是岂得已哉？若有祸国殃民，贪污残暴，国人皆曰可杀之神奸巨蠹，乃能毫无制裁，逍遥法外者，是人人得而诛之，此所以郑继成杀死国贼张宗昌而自首，竟能获得全国之同情，而终邀国家之特赦也。”郑继成也是山东人，与张宗昌同乡，少年便过继给叔父郑金声，随任军官的叔父入了军营。辛亥革命后，他们都成为冯玉祥的部下。郑金声就任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时与直鲁联军作战，被张宗昌捕获，随即遇害。郑继成见到尸骸时，看见头部由左眼眉起至右耳全部削去，右背上段及右肩也已无存，悲痛欲绝，发誓与张不共戴天。北伐成功，张宗昌曾遭通缉，但那时的社会管理比较松弛，通缉也不大见效，直到张宗昌回济南时，才有了复仇机会。郑继成当时已被韩复榘聘为省政府参议，闻张宗昌傍晚即将乘火车离鲁，便与郑金声生前下属陈凤山一起赶往车站。陈凤山先发三枪，不料一声也没响；郑继成上去一枪就击中头部，陈凤山再补两枪，将张的脑壳打得稀烂。嗣后，据郑继成所写《我杀死国贼张宗昌之经过详情》里面说，他们一共打了七枪，可四周居然枪声大作，原来有好几拨人都埋伏在附近预备刺杀张。看来，恨他的人太多，实在难逃一死。

张敬尧被刺，简直就是小说电影电视剧的好素材。张敬尧从湖南被逐后就投奔直系，吴佩孚失败，他转而寄身奉系，北伐成功，只得躲进天津租界度日。1932年，正是他那种“有奶便是娘”的特性，又被日本人起用，挂了一个所谓“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伪衔，拿了一笔活动经费，然后蜗居在北平六国饭店里，天天策反中国军人。他的举动引起中国政府的警觉，决意除之。主其事者即为大名鼎鼎或者说长期在我们的心目中“臭名昭著”的郑介民。1933年5月，郑装扮成南洋富商（有点像《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那样）住进六国饭店，与张敬尧为邻，观察其活动规律，在张敬尧失去戒备的情形下，派高手行刺成功，并顺利脱险凯旋。张敬尧被刺后，可谓大快人心，人人喊好，其待遇与张宗昌类似，时人呼之为“国贼”。

只有一个张勋，因为死得早，1923年病故，算是善终。在那个时代，忠，不管忠于谁，只要有始有终，也能令人理解甚至同情。1918年10月，张勋即被北洋政府“特赦”。张勋归葬家乡江西奉新的时候，社会各界祭文、哀诗、挽联、挽幛不计其数，有亲友也有敌仇，对张勋其人各抒己见，各表心声。马寅初的挽联很短，却足以表现许多人对辫帅的真切看法：天不遗一老，名自足千秋。

“四张”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但相互间还都有所连带，也算有缘。张作霖与张勋乃儿女姻亲，张勋在天津当寓公时，张作霖来津就住在张宅，关系很好。张宗昌是张作霖的部下，而张敬尧在走投无路时还投靠了奉系，在张宗昌手下当过军长。

五

自袁世凯死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坛基本是武人当道。这些个武人都有一个特点，大多寒微出身，应该划在劳动人民，或是依照我们从前的习惯，叫做被剥削阶级之列。他们都在入伍当兵之后才改变了命运，等到握有兵权后，进而又掌握了政权。在那个年月，也只有这些武人才有实力能够夺取政权，于是，一下子就成为中国权力的中心人物，尽管是频繁更迭的人物。像“四张”一类人那样的身世，更是贫寒中的贫寒，所以他们比别人更能忍辱负重，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当然也惯于见机行事，一旦有机会，提升又都特别迅速，在短短的几年内便可称霸一方。

袁世凯之后的这些个武人，别看生长在贫寒人家，但并没有照我们过去的思维方式那样发展，除去反水将军、基督将军冯玉祥不大一样外，大都成了革命的绊脚石。他们思想保守，观念陈旧，积极维护专制，镇压民主，钳制舆论，对穷苦人的境况也不关心。得势后，根本不进行任何社会改良，没有改善劳动人民生存状况的任何措施，也不见在制度方面有什么进步建设，有的将已有的国会当摆设当猪仔，有的干脆弃置。至于“四张”那样的人，走得就更加反动，行得就更为专制，似乎越是穷人出身越是仇视革命和改革。

中国当时还有一种人，也活跃于社会舞台上，不妨称他们为思想人。他们出身官宦或是财富之家，可以说是长在剥削阶级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后来又可以留洋，海归后还成为大学教授、文化名流、社会贤达。他们的处世态度、思想取向、道德观念、社会制度建设方向，却与武人们截然相反，完全对立。这一现象成为那个时代最为鲜明的特征，叫做：富家子弟闹革命，穷人孩子反革命。在此，我不妨以陈独秀和张作霖作为典型例子。

陈独秀在父亲逝世后，就过继给叔父陈昔凡。陈昔凡曾在东北做官，由知县升到知府，治学之外兼擅书画，并且敛财有道，积聚了丰厚的资产。他很欣赏嗣子的聪颖好学，将他带在任所读书，希望陈独秀将来走自己那样的道路。在新民府知府的任内，陈昔凡身边还有一位绿林出身的巡警马队帮带，叫张作霖。张作霖天天跟着陈昔凡，负责护卫知府的安全，非常羡慕知府大人的学养和少爷陈独秀的学习条件，便磕头恳求陈昔凡收自己为义子，也能读点书。知府大人也喜欢张作霖的机警和忠诚，应允下来，每天让嗣子和义子在一起听讲。这两人以后所走的道路迥然不同，但都是时代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一边是少爷公子，一方是随从下人，谁应该革命，谁肯定不革命或是反革命，这在我们从前多年接受的教育中再明显不过了，但是，在那个时代恰恰背道而驰。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总书记，无论伦理还是文化，都是革命的旗手和领袖；而张作霖，却当上了北洋政权的最后一任最高统治者，也是反对革命的“总司令”。

鞋匠造反为的是当老爷，老爷造反难道想当鞋匠不成？历史的吊诡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