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书

《墓碑》作者杨继绳

我愿回应有份量的质疑

记者 段宇宏

《墓碑》

杨继绳著 香港天地图书

杨继绳解读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大饥荒的著作——《墓碑》，在本港出版一年有余，近期已印到第7版，而第8版又将开印。作者本人透露，《墓碑》的日文版、英文版正在翻译，分别由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和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法文译本也在商谈之中。

本港出版业的特点是，实用工具类、消遣类读物畅销，读者一向对政治历史类书籍持漠然态度。《墓碑》是一本政治历史类学术书籍，因此该书出版后的畅销程度与受关注度，远出乎作者及出版社预料。“我当时只是想写点东西，出版千把册，记下这段历史得了，没想要造成多大影响力”，作者如是说。

关涉一段敏感的历史，档案文献没有完全开放，大饥荒的研究是禁区，困难重重，国内外有关著作文章屈指可数。一般的社会评价和议论认为，《墓碑》的出版正好填补了大陆史学界对3年大饥荒这段历史研究的空白。至于杨继绳在研究中提供的数据、方法和立场，史学界和海内外读者均可见仁见智，至多不过是业余治史人的一家之言，尤其不必作过多的政治解读。大陆权威史学机构“中国现代史学会”认为：“就资料的全面和翔实，内情披露的惊人，论证的理性和严密，以及结论的权威可信而言，这本书是前所未有的。这是迄今为止关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饥荒的最有价值、最有份量的著作”。

《墓碑》出版至今，一方面在海内外获得赞誉，另一方面也遭到为数不多的质疑甚至谩骂。曾有极端人士致电作者，发出人身威胁，声称“胆敢诬蔑……要取下你人头”。杨继绳很遗憾地说，迄今除了上纲上线的骂街与人身威胁，没有收到带有学术探讨性质的有力挑战：“我愿回应有份量的质疑。”

提供不同于官方的视角和观点

《墓碑》有80余万字，共分28章，既有宏观描写，也有微观解读，个案陈述。从第一章至第十二章，东西南北中各区，作者分别挑选河南、安徽、吉林、甘肃、广东、云南等12个省，介绍大饥荒情况，还综合介绍了城市生活。第十三章是各省饥荒状况纵览和比较。其他章节，主要是对大饥荒成因分析、背景解读、专题研究等。阅读此书，对于在大陆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确算得上是对正统意识形态的冲击。

对于3年大饥荒的由来，大陆的主流说法主要是“自然灾害”、“苏修逼债”和“撕毁合同”。杨继绳5次走访国家气象局，查气象资料，向气象专家请教，终于弄清了当年的气候真相，得出了“灾害年年有，三年是常年”的结论。他运用气象资料和历年成灾面积制成表格和曲线，从他提供的曲线中可以看出，1950年至1983年间，有10个年头的受灾情况超过了这三年。而这些年头并没有发生这三年那样的大饥荒。

作者还运用已公布的文献史料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把大饥荒归因于“苏联逼债”不符合历史事实。书中披露，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此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出现了半年有余，显然这次合同的撕毁不是大饥荒的起因。何况苏联这次撕毁的是原子弹的协议，不影响农业生产，也不会影响国民经济。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两党关系交恶，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这些合同与农业无关，而且撕毁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有余。尽管双方关系交恶，但仍未到彻底撕破脸皮的地步。年底，刘少奇还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3年庆典，第二年6月，还签订了经济合作和科学合作协定，援助并未中断。1961年4月，外贸部长叶季壮率团赴苏商谈两国贸易问题，向对方表明因遭受自然灾害，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欠交。苏方表示理解，并同意1960年贸易业务中的欠账在今后5年内分期偿还，而且不计利息，还提出借给50万吨糖。《墓碑》还指出，3年大饥荒时，中国对“兄弟国家”进行大量的经济援助，对外援助的数额不低于向苏联还债的数额。这也说明对苏还债不是大饥荒的原因。

作者在书中专章分析，“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被合称为“三面红旗”），“这是1958年令中国人狂热的政治旗帜，是造成3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饥荒的祸根。”作者还从制度等角度来分析大饥荒的背景因素，如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控制一切经济生活，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深入渗透到每个角落，无处不在，农民完全失去了自救的权利，只好坐以待毙等。对作者这些超出史学范畴的政治评价，海内外有不少认同声音，更不乏争议和反对者。

最有争议的部分

《墓碑》内容很丰富，但第二十三章“大饥荒期间的人口损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少数人的质疑和谩骂主要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杨继绳告诉本刊记者，他很认真地读了批评文章。如无名作者的《也说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与杨继绳先生商榷》、署名“云淡水暖”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摧毁了“饿死几千万”谎言起点的数值基础》。他觉得这些批评者没有认真读二十三章，或者读了没有读懂。批评也不了解中国统计局人口数据的形成过程。而这些批评者不署真名，也不可能成为讨论问题的对象。著名社会活动人士司马南是署了真名的，但似乎欠缺说理的态度。他的《炎黄春秋，信史乎？》，说：“一千万人被饿死的谣言，《炎黄春秋》的杨继绳并不是始作俑者，但是杨继绳试图将谬误流传变成铁案砧板，所以他不顾年迈，吭哧吭哧写了80万字《大饥荒纪实》……杨继绳老先生还要学习一点算术，否则，寄望颇深的铁案不铁，声言无误的纪实不实，岂非白忙活？”司马南的这篇文章还说，“离间一个国家的人民”，抹黑伟大的时代与领袖，“前苏联的敌人正是这样做的，而且大获成功……同样，我们的敌人，从来没有放弃使用同样的手法对付我们，他们也已经部分地成功了”。

杨继绳说，司马南已经把他当成了“敌人”，这种情绪化的文章怎能回应？“司马南说我不懂算术，我好歹在清华大学苦读了6年，其中高等数学就学了3年呢”，杨继绳笑着说，“我认为司马南没认真看过我的书，他只是情绪的发泄。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情绪？”

杨继绳认为，他书中的第二十三章只是对关于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损失进行了几个方面梳理：

第一是官方认可的数字。有三组：一是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计算，1988～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为161992万人，少出生人口3150万人，人口总损失4769.2万人。二是用1980年代各省公布的人口数据计算，1958-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少出生3220万人，人口总损失了531.8万人。三是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下达的课题、蒋正华承接并提交成果、官方组织的验收认定“科学可靠”的数字，1959-1961年3年非正常死亡数是1700万。

第二是学者的研究。由于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问题较多，主要是隐瞒了死亡人口数，所以国外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数据进行修正，很据修正后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9-1961年3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两千多万到四五千万之间。

杨继绳展示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展示了自己采用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官方数据进行各种方式计算的结果。这个章节他承认也是自己最耗费心血、最感辛苦的部分，写书时到处收集全国和各省数据，每天回家埋头计算，一晚上算一个省，最后制成一目了然的表格。

人口损失数据，包含了因大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和少出生人口数字。以非正常死亡数字而言，官方认可的蒋正华的数据——1700万，比国内外其他学者的计算要低得多。

蒋正华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支持下完成的。李成瑞曾任李先念的秘书多年，并当过国家统计局局长，主持过第三次人口普查。李成瑞1985年赴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人口学术会议时，结识了科尔、班久蒂等国际著名人口学者，这些学者都关注并研究过中国大饥荒的人口问题。李成瑞与他们交谈中萌生了研究大饥荒人口损失的念头。回国后，他向国家计生委主任陈慕华提议，将此列入国家研究课题，最终由时任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的蒋正华接受了任务。蒋本是学电机专业的，此前至印度学了一段时间人口学，西安交大人口所建立不久，就承接了李成瑞下达的课题。

为什么国内外的人口学家都认为蒋正华的1700万过于偏低？杨继绳认真研究了蒋正华的成果。他发现蒋正华除了提交给鉴定的一组数据以外，还有另外两数数据，这三组数据是不一致的。用三组不同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用另外两组数据计算的结果，高于1700万。他曾就这个问题两次致信蒋正华，此时的蒋正华已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最后得到了蒋的答复是，提交的数据是进行了“优化”的。但杨继绳质疑蒋的解释，认为蒋提交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偏低，恐怕有规避政治风险的原因。

杨继绳比较赞同另一位大陆学者王维志的研究成果。王曾在莫斯科统计学院学习人口统计专业，回国后在公安部三局从事人口统计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还曾到一些省去核实人口数据，80年代到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王维志认为蒋正华的非正常死亡数字偏小，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他的研究结果是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300-3500万人之间。王维志不仅熟悉人口理论，还有在公安部的实践，所以杨继绳多次向王维志请教。

谁的“墓碑”

杨继绳的《墓碑》被视为对这段历史的大全景式解读，与以往大陆零星涉及过此事的著作文章有鲜明对比，敢于披露大量的骇人听闻的资料，敢于剖析大饥荒的原因，文字尖锐直白，毫不掩饰，有人误以为作者身在海外。

据杨继绳介绍，此书原定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改为《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理论立下一个墓碑；第四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当时体检查出身体有病变，后来复查时确认误诊、排除了病变，但写这本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果险遭不测，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重意思。

《墓碑》目前出到第7版，每一版都有改动。对细节和史料的补充之外，还把尾注变成脚注，但基本框架没有改变。“书出来以后，全国有很多读者来电来信提供了不少个案和新史料”，负责此书出版编辑工作的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副总编辑孙立川说，原稿比成书的容量还要大，但为了出版发行需要，要求杨继绳挑重点省份来介绍，太多个案与细节就省略了。孙立川回忆，“杨先生数易其稿，经常推倒重来，这是一本份量很足的著作”。

该书被本港《亚洲周刊》评为“2008年中文十大非小说好书”，同时获得香港电台、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出版总会合办的“2008年度香港书奖”。金庸的老朋友、本港大作家倪匡连续数天在报纸上为此书撰写评论。海外媒体对这本书的介绍和评论多得不可胜数。国际知名媒体对这本书都作过报道或评论。

其实，人们夸赞的与其说是此书，不如说是在档案文献不完全开放、研究仍有禁区的情况下，作者追寻尘封历史的勇气。不可否认，杨继绳的身份，为写作此书提供了便利。他曾在新华社工作35年，利用自己高级记者的身份和老记者的人脉，趁出外采访之机，遍查很多省、市、县的未开放的部分历史档案，访问了大量的当事人。

“我给你说，你要是新华社年轻记者还不行，得是老记者，因为好多地方分社的领导是老朋友，请他们帮忙，地方官员也给面子，否则不会让查看这方面的档案”，经过10余年时间，杨继绳收集上千万字资料，终于在2007年完成了这部著作。

该书前言中写道：“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

杨继绳坦承，时代的确在进步，他写作出一部如此直白大胆的著作，并没有遭到政治压力，要换在从前，不敢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