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暗花明说哥窑

李　刚

“约定俗成”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以高度简约凝练的名称将历史信息永久而稳定地保存了下来，另一方面它又会把原本清晰可辨的事实变得模糊不清。所谓“哥窑”之名就是如此。

“哥窑”之名源于哥哥洞窑

元人孔齐的《静斋至正直记》云：“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

研究表明，杭州凤凰山烧制黑胎乳浊釉青瓷的元代窑场就是哥哥洞窑。该窑为了牟取高利，刻意不给仿官瓷器打上元代的烙印，并将作坊隐秘地建在远离闹市、丛林掩翳、人迹罕至的凤凰山的半山腰之上，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不过，哥哥洞窑好景不长，元代晚期，农民起义的战火几度延及杭州，使窑场的生存面临严重的威胁。至正十九年(1359)冬的那场兵燹对杭城经济的摧残几乎是毁灭性的，位于城内的哥哥洞窑也绝不可能幸免于难。大劫过后，已至元末，当依恋旧业的蹩脚窑工重新点燃炉火时，“绝类古官窑”的情景已难再现，成批烧出的与昔日“质细”而“莹润”的粉青厚釉瓷器截然有别的胎粗釉劣、状貌猥琐的乳浊釉产品，宛似萧瑟的秋风，唱响了哥哥洞窑的挽歌，也吹开了后世哥窑的序幕。

“哥窑”之名源于哥哥洞窑。《静斋至正直记》所载的哥哥洞窑，因传抄时的脱漏，在同一条记载中被误写成“哥哥窑”。虽然只是少了一个“洞”字，却使最初以小地名——“哥哥洞”命名的窑，成了后人不知其所在的“哥哥窑”。

明人曹昭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编成的(《格古要论》中，沿用了“哥哥窑”之名，并对该窑产品记述道：“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燥，色亦不好。”很显然，哥哥洞窑的产品可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大类。第一类烧于元末以前，质量较高，就是元人所说的“绝类古官窑”的优质青瓷。第二类即元末所烧的劣质瓷器，它们在哥哥洞窑的遗物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需要指出的是，《格古要论》在述及“哥哥窑”元末的劣质产品时，用了“新烧”这一概念，这说明，哥哥洞窑的历史曾在元末中断过。而从哥哥洞窑遗址出土的晚期瓷片看，元末“新烧”的产品，形体笨拙，胎质较粗，釉色普遍偏灰或泛黄，有的呈月白、米黄色，这表明，哥哥洞窑“绝类古官窑”的制瓷工艺随着其历史的短暂断裂而湮没了。造成哥哥洞窑技术断层的正是至正十九年杭城所遭遇的那场空前浩劫。据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记载，在这次灾难中仅饿死的人就占全城人数的百分之六七十，有些人则纷纷投水自尽，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又有大半死于疾病。鉴此，可以认为哥哥洞窑的杰出窑匠死于这次灭顶之灾或其在大难临头前闻风远遁是导致优秀制瓷传统消失的主要原因。

元末哥哥洞窑虽因得不到技术的支撑而无法再烧出莹润的粉青釉优质瓷器，然灰胎和黑胎、乳浊釉等特征仍在所烧瓷器中保留了下来，其中，月白和米黄色、釉面开片的产品，已类似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这类瓷器的年代以往之所以均被笼统地定为宋，除了因其造型、胎色、片纹以及支烧工艺等与宋代官窑青瓷相像外，还与约定俗成的“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之说法的误导有关。从研究结果看，“宋代五大名窑”的提法是错误的。“官钧”和“哥窑”的年代均不早于元代中期。由于“哥”是“哥哥窑”的简称，而“哥哥”与“哥”没有区别，所以明初以后“哥哥窑”被简化为“哥窑”。根据哥哥洞窑的晚期遗物及哥窑之名的演变情况分析，“传世哥窑”瓷器的烧制年代不会早于元末。

“传世哥窑”的问题

海内外收藏的“传世哥窑”瓷器，品种有贯耳瓶、贯耳壶、长颈瓶、簋、盘、碗、套盘、洗、花盆、香炉等。这些瓷器胎釉的共同特点是：胎呈灰色或黑色，胎体较厚，制坯不精；釉层丰腴而不透明，多呈月白或米黄色，釉面有大小不等的片纹，均着色。其年代晚于元末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元代晚期殃及杭城的战乱已使哥哥洞窑渐显颓势，至正十九年的那场战火彻底摧毁了哥哥洞窑的基础，当“元末新烧”时，尽管“古官窑”青瓷的审美价值依然如故，但烧制粉青釉或天青釉的关键的工艺却无法恢复，因而窑工只能怀着遗憾焙烧另类的灰胎、黑胎乳浊釉瓷器，它们成了“传世哥窑”瓷器的鼻祖。

其二，“新烧”之前的哥哥洞窑，只追求“古官窑”粉青釉、天青釉的类玉的审美效果，绝未将开片视为一种美，而“传世哥窑”瓷器釉面被弄成“金丝铁线”状的片纹，已成为一种装饰，这种审美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从《格古要论》的记载看，“传世哥窑”瓷器的成熟期或日定型期应在《格古要论》成书之后。

其三，与哥哥洞窑晚期制品相比，“传世哥窑”瓷器仍旧保留了相同的焙烧工艺，不过，“传世哥窑”瓷器的套烧现象较为普遍，例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方形花盆，内底有5个支钉痕，另一件四曲花盆的内底也有5个支钉痕；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五足香炉，内底有6个支钉痕。这种充分利用空间、降低成本的做法表明，

“传世哥窑”瓷器的生产具有更强的商业性。

其四，“传世哥窑”瓷器虽多仿古，却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贯耳瓶的造型与上海青浦元代晚期任氏墓出土的黑胎青釉贯耳瓶酷似；花口洗的形制及支烧方法跟元代晚期哥哥洞窑的黑胎青釉洗逼肖；瓜棱瓶、四曲花盆、五足香炉、五曲套盘等皆为新出现的品种，元末至明代世人的审美理念在它们身上留下了明晰的印迹。

今人使用“传世哥窑”这个不确切的名称，与上述瓷器的窑口尚未找到有关。哥哥洞窑遗址的发现，虽然揭示了哥窑瓷器及哥窑之名的源头，却没有最后解决“传世哥窑”的问题，这是因为哥哥洞窑遗存的晚期产品的残片，还不能与“传世哥窑”瓷器的状况完全吻合。明人高濂的《遵生八笺》和王士性的《广志绎》的有关哥窑在杭州凤凰山下的记载，可以印证哥哥洞窑之所在。至于哥哥洞窑附近是否埋藏着明代哥窑的遗址，尚需将来作进一步的探寻。倘若明代哥窑不设于杭州凤凰山一带，那必定是迁往他处了，传世的哥窑瓷器就是哥窑遗址客观存在的标志。

龙泉境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哥窑”

在被明朝廷籍没的太子太师严嵩及其子工部左侍郎严世蕃的财产中，据抄录其财产清单的《天水冰山录》云，有“哥、柴窑碎磁杯、盘一十三个，内一个镶金边，哥窑碎磁桃杯一只，柴窑碎磁盆五个，柴窑碎磁碗二个，哥窑碎磁瓶二个，哥窑碎磁笔筒一个，彩漆碎磁壶一把”。所谓“碎”就是指釉面开片，“磁”通“瓷”，“柴窑”当为某青瓷窑口的代名词。从这条记载看，明中期哥窑的生产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制品深受世人的喜爱。

因哥窑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故出现了争夺哥窑产地的荒唐之事。嘉靖年间，陆深在《春雨堂随笔》中首先将哥窑与龙泉窑扯上了关系，该书云：“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

嘉靖四十年(1561)编成的《浙江通志》则写道：“龙泉……县南七十里日琉华山……山下即琉田，居民多以陶为业。相传旧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日哥窑，弟日生二窑。”

嘉靖四十五年(1566)，郎瑛在《七修类稿续稿》中对“哥窑”作了这样的叙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薄，油水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文，号日百圾破。龙泉窑至今温、处人称为章窑。”

若将上面三条记载加以比较，便可发现疑窦。在《春雨堂随笔》的记载中，章氏兄弟为“宋时”人；生二所烧青瓷的价值，高于“哥窑”产品，属“官窑之类”；“哥窑”的定名，是由于“生一所陶者色淡”，而不是因生一为哥哥的缘故。《浙江通志》的记述，简约而含糊，既“未详”章氏兄弟为“何时人”，又不提起“哥窑”与“生二窑”产品的特征，还把“兄”与“哥窑”联系了起来。《七修类稿续稿》的文字虽比《春雨堂随笔》和《浙江通志》详细得多，但在内容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宋时”写成了“南宋时”；“主琉田窑”变成了“各主一窑”；“生二窑”改成了“龙泉窑”；生一掌烧的窑之所以称作“哥窑”，不是由于所烧青瓷的釉色淡，而是因生一为兄之故。

以上三部在嘉靖四十五年前短短的数十年间编撰成的书籍对“哥窑”描述的这种差异，反映出这些笔录没有纪实性，倒有明显的臆测和杜撰的成分。

洪武二十一年(1388)成书的《格古要论》的“古龙泉窑”条中，只字未提“哥窑”；《新增格古要论》的“古龙泉窑”条中，文字有所增加，说法也具差别，然仍不见“哥窑”的一鳞半爪；在弘治七年(1494)完稿的《菽园杂记》所转载的《龙泉县志》关于龙泉窑的详细记载中，也丝毫不见章氏兄弟的踪影。

考古资料证明，龙泉窑的中心产地——琉华山下的琉田(今大窑)，既没有专烧开片青瓷的南宋窑场，又不出产哥窑那类施米黄或月白釉、有“金丝铁线”片纹的瓷器。

由此可见，龙泉境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哥窑”。

据刊于明崇祯十年(1637)的(《天工开物》记载，龙泉“哥窑”之名当为“古董行”附会而成。明代中晚期人们为何要做这种移花接木的事呢?原因有三个：其一，南宋龙泉窑黑胎瓷的釉面特征与哥哥洞窑早、中期的产品非常相似，这类瓷器流传到明代，世人已难辨彼此，故只得以“哥窑”称之。其二，至明代中晚期，哥哥洞窑“绝类古官窑”的青瓷已停烧150多年，而曾烧制过黑胎开片青瓷的龙泉窑尚在生产乳浊釉青瓷，这便引导人们朝浙南山区追本溯源。其三，元末以后的哥哥洞窑和由它发展而来的窑场所烧造的月白、米黄色乳浊釉开片器物，尽管在明代被统称为哥窑瓷器，但这些瓷器的外观特征与南宋的龙泉窑和元末以前的哥哥洞窑的黑胎粉青瓷器截然不同，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哥窑”这顶桂冠戴到了龙泉窑头上。时至今日，理应彻底摈弃龙泉“哥窑”这一虽神奇动听却子虚乌有的编造的故事，而不能再以讹传讹、贻误今人和后人了。

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记载：“哥器，镇无专仿者，惟碎器户兼造。遂充称哥窑户。以前户能辨本原，今仿哥者只照式仿造，究不知哥何由称矣。”这说明，明代哥窑消亡后，世人很快就忘却了它的由来。而在景德镇窑的仿哥产品中，这种布满“金丝铁线”的瓷器也“脱胎换骨”了——原来的灰胎、黑胎通常被白胎所取代。为了做出“铁足”和“紫口”，窑工便在器物的足底和口沿涂抹富含氧化铁(Fe₂O₃)的泥浆，有的器物的外底还装饰了支钉痕，这些弄巧成拙的做法反而使之在审美效果上拉大了与哥窑瓷器的距离。这正是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