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广西的革命活动

梁福昌

1927年7月，汪精卫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公开背叛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总方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受中央派遣，化名邓斌，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来南宁，做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并领导广西中共组织的全盘工作。

先后到达广西的有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李干辉、袁振武(也烈)、李谦、冯达飞等同志，由邓小平同志负责领导。当时广西一片“白色恐怖”，时局异常严峻。蒋介石撕下革命画皮，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年仅25岁的邓小平奉命于危难之中，在俞作柏、李明瑞和蒋桂勾心斗角的复杂政治局势中，以非凡的胆略，排除各种干扰，创造性地做好俞、李的统战工作。

邓小平到南宁两个多月，就通过党的内部活动，把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派来广西工作的干部安插到俞、李的军政部门任职。经过说服，俞、李同意释放“四·一二”政变时被新桂系军阀监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群众，起用他们到政府和军队部门工作，并破格委任一批进步青年到各县担任县长。

邓小平通过张云逸的威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开展兵运工作，迅速发展武装力量，以此作为工作重点，把俞、李所建立的广西教导总队及警备第四、第五大队约5000人的旧军队，改造成为由中共掌握的新型革命武装。同时，清除国民党各级党部中的蒋桂势力，迅速恢复发展中共地方组织，开展工农运动，支持恢复工会，成立农会，武装左右江的农民自卫军。

1929年9月10日至14日，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广西工作草案大纲》《宣传鼓动工作草案大纲》等6个纲领性文件。

1929年9月中旬，俞作柏和李明瑞不听邓小平和张云逸的劝告，在国民党改组派的游说下，贸然决定与汪精卫和张发奎等人联合反蒋。广西政局发生急剧变化，邓小平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他看中了桂西地区，右江一带地处桂、黔、滇三省交界，山高林密，闭塞落后。在历代统治阶级压迫下，右江人民生活困苦，但敢于斗争，富有革命精神。这些有利条件是我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有力保障，可以在那里发动群众，恢复农协会，健全各级党组织。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俞、李反蒋若胜，形势对我们有利。反蒋若败，就把我们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拉到左、右江地区举行起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张云逸回忆说：李明瑞和俞作柏“在这年10月，便大举进攻广东的陈济棠。李明瑞只有3个主力师，内部又不一致，来到广西时间很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都很薄弱。我们根据上述情况，估计他们一定会失败。因此，决定利用军阀混战之际，大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他们(指俞、李)出发后，我们随即决定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去右江地区，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准备今后的工作，并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

果然不出所料，俞、李二人亲率部队讨蒋，不到半个月就惨败而归，广西形势又发生了突变。邓小平按照党中央既定设想，让叶季壮去通知张云逸，安排下一步工作。那时，张云逸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兼教导总队副队长和南宁市警备司令，李谦为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副队长，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地下党员)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队长。

叶季壮在司令部里找到张云逸，告诉他：“邓斌同志已准备带着警卫部队随军械船去右江地区。他让你带领教导总队和四大队人马从陆路西进，到平马镇会合后一起到百色去。因为韦拔群已经在那里搞了4年农民运动，基础很好，这对我们发动起义，建立红色武装割据很有利。”又说：“已派龚饮冰同志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不久也到百色。”

1929年10月20日，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和四大队人马，带着装有大量武器弹药的船只。抵达右江畔的平马镇，在这里他和邓小平第一次见面相识。

“啊嗬，邓代表，我早就盼望着你了。”张云逸握住邓小平的双手，激动地说。

“云逸同志，你不用叫我邓代表，以后就叫我邓斌好了。”

“邓斌同志，这几个月虽然没见到你，但每项工作我都得到了你的指点，心里很踏实呀!”

“我只不过是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么。云逸同志，你辛苦了，做了那么多工作，把这么大的队伍拉出来，还带来这么多武器弹药，不容易啊!你干得这样出色，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辛亥革命战士、北伐战争的名将，经验丰富嘛!”

他们两人虽然是刚认识，却如同一见如故的好朋友。

两天后，邓小平召开党的核心领导会议(后来称前敌委员会，书记是小平同志)，会上决定：(1)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发动群众。(2)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3)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4)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会议最后还决定将第四大队一个营驻扎平马，一个营驻扎奉议县田州和恩阳县那坡，一个营驻扎果德县果化。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率教导总队和特务营进驻百色县城，大部分军械也带往百色。

1929年10月底，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带来了党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立即召开前委会议，传达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加紧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央要求在十月革命纪念节那天举行起义，因准备工作尚未充分，因而决定改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举行武装起义。

11月初，党中央来电要邓小平去汇报工作。邓小平和张云逸对武装起义各项准备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后，邓小平动身前往龙州，拟向左江地区传达中央指示和筹划龙州起义，然后才去上海。临别前，他紧紧地握住张云逸的手说：“云逸同志，请你务必按原计划进行，起义时间不变，记住了，是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

“邓斌同志，我记住了，我们一定准时起义。你一路上多保重。”

“谢谢。”邓小平边走边说，“按照中央的决定，起义后你出任红七军军长。我对内是前委书记，对外是红七军政委。龙州那边起义后成立红八军，军长是俞作豫同志，中央还要我去兼任红八军政委。”

“你身负重任，兼顾两处，真是太辛苦了。”

“其实，我也只是跟大家一起开了个头。大量的具体工作得靠你们，真正辛苦的是你们嘛。”

“再见!”

“再见，保重。”

邓小平带领袁任远、佘惠等几位干部出发了。他们取道向都去龙州，走到恩隆和向都县交界的榕树坳时，碰上了李明瑞。李明瑞、俞作柏反蒋失败后，桂系军阀重新上台。这次，李明

瑞从龙州来百色，是想找张云逸商量。为了争取他参加革命，邓小平陪他返回百色。

张云逸热情地宴请了李明瑞。席间，邓小平、张云逸耐心地做李明瑞的思想工作，劝他参加革命队伍，为穷苦人民谋利益，并以前委的名义，请他在成立红七军、红八军后担任两军总指挥。李明瑞毅然表示参加革命，参加起义。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等人领导和发动了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党在右江少数民族地区创建了一块16个县连成一片、拥有100万人口、面积3万平方公里的全国瞩目的革命根据地。这是党对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是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壮举。百色起义的英雄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29年11月底，邓小平带领严敏、何世昌、袁振武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到达龙州后，邓小平不顾休息，立即召开各种会议。袁振武(也烈)回忆说：“那时参加会议的人，主要是邓斌、何世昌、俞作豫、严敏、何建南等同志，有时也吸收有关人员参加。但是，斗争十分复杂，邓斌、俞作豫、何世昌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天天开会。我曾参加过两次会议：一次是起义前夕的准备会议；一次是成立龙州革命委员会的筹备会议。关于改造旧军队的问题，就是这一组织决定的。”邓小平为起义的准备做了大量工作，组织人员分工落实后，邓小平于12月初取道越南，途经香港，转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1930年2月1日，我党领导的广西龙州起义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龙州的统治，摧毁了法帝国主义在龙州地区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这是我党在右江百色起义之后，在左江龙州一带，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又一次重大革命行动。这一天，龙州这座祖国边陲古城的广场上，召开了盛大的工农兵大会，宣布成立红八军。这样，又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部队诞生了。

1930年2月7日，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在龙州召开了左江党政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指示，指导左江地区开展土改试点工作。此时，乌云密布，山雨欲来风满楼，龙州形势相当紧张。邓小平对左、右江情况作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后，果断地决定并停止了红七军、红八军进攻南宁的军事行动，同时确定红八军前委和左江根据地的工作方针：(1)分派部队到各县发动土地革命，解决地方反动势力，建立农会和苏维埃政权。(2)清除不可靠的旧军官，切实掌握部队，提高警惕，密切与红七军联系，做好与红七军会合的准备。

1930年2月下旬，红八军为了扫除左、右江之间联系的障碍，决定消灭盘踞在靖西县城的郑超叛军，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线。

靖西县城乃桂西边防重镇，它东连德保和天等，南接大新和越南，西邻镇边，城高墙厚，是一个军事要地。总部决定派能攻善打的第一纵队讨伐叛军。

邓小平因需要及时转回右江，与军部领导俞作豫、何世昌、严敏、何建南等讨论决定红八军今后的工作方针后，带领一个警卫班(班长李忠)，于3月3日赶到雷平与第一纵队会合。

何家荣、袁振武、潘思文等纵队领导带领几十名战士在街头迎接。弯弯的山道上走来了一帮人马，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一位中等身材、身着灰布军装、神采奕奕的年轻人。司令员何家荣一眼就认出是总政委邓斌：“邓政委，您好!”

他高兴地迎上去，紧握住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邓政委，我们好想念您啊!”邓小平满面笑容地说：“我也很想念你们呀!我带去的袁振武干得不错吧?”何家荣说：“好样的，是个称职的参谋长。”这时，袁振武也上来敬礼，握手问好。

当晚，邓小平主持建立了第一纵队党委。何家荣汇报了第一纵队的行动和在太平与安平打击土司，把没收得到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的情况。邓小平赞许道：“打得好，我们红军就是要为穷人翻身而奋斗。广大贫苦农民是我们的父母，有了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们红军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在邓小平的亲自率领和指挥下，部队纪律严明，行动敏捷，沿途秋毫无犯，土匪闻风而逃，不久就经下雷到达靖西湖润乡。

湖润位于靖西县城东南，离县城35公里。在这里，邓小平对纵队指战员作战前动员。他首先肯定纵队前段的工作，接着说：“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学会使用两杆枪，除了你们手中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武器，要做到既是一个战斗员，同时又是一个宣传员。”邓小平停了一下，环顾静悄悄的会场，说：“对敌作战时，要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喊话，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仗，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呢?还是盲目地做了替军阀卖命的工具?‘天下穷人都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我们欢迎你们过来!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了，就能动摇和瓦解敌军，使他们人心浮荡，就可能会弃暗投明，掉转枪口，或者只敷衍作战。”邓小平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话激励着每个战士。他又说：“红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一定要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和老百姓亲如家人。”邓政委的话像一座灯塔，照亮了第一纵队前进的道路。

3月6日，红军到达离靖西县城12公里的化峒。国民党乡警闻风逃散，伪乡长派人飞马进县城报信，叛军头目郑超、靖西县县长庞任宗及靖西县团务总局获悉消息后，十分惊慌，急忙商量对策。郑超立刻命令在县城外抢劫民众财物的三排收兵回城，构筑工事，加强岗哨。县长庞任宗召集城内土豪劣绅动员抗击红军，并把城内青年组织起来，充当壮丁，协助邓超巡城防守。团务总局连夜致函各团(乡)，并急告天保、镇边县团务总局，要求派兵来援。

靖西的气候好像娃娃脸，说变就变，早上还是晴朗的天，傍晚时分突然细雨霏霏。原来当天是农历二月初七惊蛰节，俗语云：“倒春寒如冬，老牛怕惊蛰。”难怪天气骤冷，寒气逼人。红军战士吃饱饭后，潘思文按照已定部署，带领尖刀连首先出发，进行偷袭，不行则强攻。

部队离开大路，避开村庄和有人烟的地方，在密林、莽草、群山峡谷中踩出一条路来，按照地图标注的方向，取捷径向县城扑去。夜色深沉，寒风挟着细雨，使劲拍打着人们的脸颊。走在前面的尖刀连连长手握钢枪，猫着腰，摸索前进。

7日凌晨1点，他们已经到达城郊大桥屯，潜入计事坡下的曾家柚子林里埋伏下来。

古城垣的阴影在眼前显现了，这就是西南疆边陲重镇靖西县城。城楼上挂着马灯，敌哨兵来回走动，戒备森严。派去汇报军情的侦察员回来报告潘思文：邓政委与何司令员已抵达大桥屯，纵队指挥部就设在那里。邓政委命令，按原计划进行。于是，潘思文立即命令爆破组，向县城南门出击。负责爆破的勇士扛着炸药包，猫着腰前进，机枪手架好机枪，屏息注视敌人的动静。

黎明前一片黑暗，四周一片寂静，偶尔从远村传来几声狗吠和雄鸡报晓声。激战前的寂静对指挥员来说，是最紧张的时刻。战争的步伐能不能按自己预想的

进程发展?潘思文眼下正沉思着。突然，“咣当”一声，打破了夜间的沉静。执行爆破的战士碰翻了烂铜盆，暴露了目标。

“啪——”城楼上的哨兵听到声音，惊慌失措地放了一枪，高喊道：“不好了，红军来了，红军攻城来了!”

刹时，城垛上火光四起。叛军发现了已经逼到城下的红军战士，十分惊愕。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居然能够在这个风雨凄凄的夜晚，神兵天降似的摸到眼前来。于是，他们急忙拿起武器，开起火来。

火光冲天，爆破组完全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潘思文急了，一捋衣袖，揣过一挺重机枪，“嗒!嗒!嗒!”愤怒的子弹向城垛上的敌人横扫过去，掩护爆破组撤退。

一个小时后，枪声逐渐稀疏下来。敌人一面盲目射击，一面狂妄叫喊：“天快亮了，你们还不走，等一会援军来了，四面八方都是国军，你们就跑不掉啦……”愚蠢的敌人还以为红军打游击，夜间攻击，拂晓前撤退。

东方露白，一座近7米高的围墙耸立在红军的面前。四周城门紧闭，从城里不断地传来叫喊声、打骂声、哨子声，敌人正在强拉壮丁构筑工事，调整兵力，重新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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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纵队命令：要节约子弹，开展政治攻势。这时，我军停止了射击，叛军也不打枪了。潘思文写好条子，派人到县城南门外，隐蔽在大榕树后面的土地庙里向叛军喊话：

“国军兄弟们，你们原来也是穷苦农民出身，不要为国民党卖命了，开门投诚吧，反戈一击有功!”

“国民党祸国殃民，我们红军进攻靖西，目的是解放民众，你们如放弃认贼作父之途，缴械投降，则于国于民皆幸。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穷人不打穷人，欢迎你们过来!”

“红军一贯优待来降官兵，事不宜迟，限10分钟作复，否则以炮火轰击，玉石俱焚，速降勿误!”

10分钟过去了，敌人还未答复。再喊一遍，叛军还是拒不回话。于是，邓小平命令，三营攻打南门；一营攻东门；二营攻小东门；派出一个加强连围住西城门，阻击援军；其余作预备队。

何家荣司令调来几个神枪手，瞄准城垛里的敌兵。“啪!”“啪!啪!”“啪!啪!啪!”，敌兵应声倒下，击毙数名。接着，四面枪声大作。

“打到城内活捉郑超!”喊声震天。密集的子弹犹如冰雹般倾泻在叛军头上。

叛军居高临下，火力交叉喷射，子弹如暴雨般向攻城部队扫来，红军战士难以接近城边。

邓小平不顾何司令的劝阻，从纵队指挥部出来，大踏步走到计事坡下的迫击炮阵地，指挥炮手轰击县城南门城楼。邓小平鼓励炮手说：“校正好目标，要沉着大胆!”

炮手李玉全神贯注地瞄准，等待命令。“放!”一声命下，弹药手把炮弹填进炮膛，“轰!”炮弹飞越城墙，落到城内街上，随着炮响，城内一片混乱。阵地上立刻响起一阵“打得好”的呼喊声。

“咚——咣!”第二发炮弹打到城门下，但城门巍然不动。第三发炮弹击中城墙，但打不垮。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改建的靖西县城围墙，全用巨大的石块砌成，城墙高6米、厚4米，城上筑有墙垛，墙下有堡。城门上建有城楼，城门用铁铸成，坚硬无比，一般炮弹炸不掉它。当时，第一纵队仅有3发炮弹，未能破城。

狡猾的叛军倚仗着坚固的城垛城墙，大的小的、明的暗的火力点一齐射向红军阵地，战士们格外镇定，伏在战壕里沉着射击。枪声如暴风骤雨般响起来，子弹像尖利的狂风，“呼呼”直叫，手榴弹像连续的沉雷“轰轰”作响。阵地上，青石冒烟，尘土四溅，枝叶横飞，硝烟滚滚。

围城进攻到第4天，战斗十分激烈，仍未攻下。这时，向都(今广西田东县)县委书记陈鼓涛秘密来到靖西，报告右江情况。邓小平决定回有江传达中央指示，不能在靖西耽延太久。临行前，邓小平指示纵队领导何家荣、袁振武要依靠群众，发动穷人子弟参军；要多制作楼梯，进行强攻；还要派出一个加强连，埋伏于德爱山口，阻击从新圩方向来援之敌。部署完毕，他又电告龙州：“务须照前决定原则进行，如敌来即向右江前进，即使敌不来，左江工作有相当基础时亦须照前决定迅速向右江推进，求得与七军整个联络。”

一切布置妥当，邓小平在陈鼓涛的带领下连夜出发。纵队派一营第八连连长谭晋，率该连和一个手枪班护送。本来北上新圩，经都安，过摩天岭即抵右江，路途最近，但沿途有敌人重兵把守，不得不绕道化峒，过天保燕峒。到化峒后，获悉右江沿岸已被国民党桂系军阀占领，天保的燕峒一带也驻有敌军，不能通过，于是决定直奔湖润。湖润团丁慑于红军声威，龟缩在乡府里，不敢轻举妄动。

邓小平指示谭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以免拖延时间耽误工作。一行人在湖润住了一晚，相安无事。第二天，折向土湖，经过向都的上映、巴荷，一路急行军，避过敌人的封锁线，终于到达革命根据地楞念屯，会合向都南区黄庆金率领的赤卫军。

3月14日，邓小平一行人在向都南区负责人黄庆金的带领下，来到向都县北区巴麻(今田东县印茶乡)。在向都县赤卫军北区常备营营长黄绍谦家住了3天。在这里，邓小平召开了北区赤卫军和当地苏维埃政府部分领导人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布置今后的工作任务。

离开巴麻前，邓小平和黄绍谦谈心，对黄绍谦焚烧自家地契、变卖家产，带领群众闹革命，给予肯定和赞扬。邓小平拍着绍谦的肩膀勉励说：“富家子弟投身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家庭、革命三者的关系。绍谦同志，希望你永远做个革命者。”并当即书写当时流行的一首诗赠给黄绍谦。诗云：

“男儿立志出乡关，报答国家哪肯还；

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是青山。”

晚饭后，邓小平一行乘着夜色，取道思林县的古芬屯、局良村、桥儿屯、兰芳村、陇邓屯，经过恩隆的燕洞，于4月初到达东兰县武篆，住在韦拔群家里。

邓小平离开靖西后，围城战斗继续进行。叛军凭着高大坚固的城墙进行顽抗。红军攻城到了第7天，纵队与龙州军部的联系突然中断，于是放弃攻城，主动撤离靖西，回师龙州。

原来李宗仁、白崇禧重新上台后，即派重兵进攻龙州。红八军第二纵队经过英勇抵抗后，从龙州突围出来，不久解体。第一纵队转战滇黔边区，后并人红七军。

百色起义后，红七军主力分兵到右江沿岸发动群众，围歼地主土匪武装，巩固革命根据地，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

1930年10月2日，红七军前委在恩隆县平马召开前委会议。邓小平、韦拔群事先从武篆赶来出席会议。会上，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传达了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红七军离开右江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中心城市的指令。雷经天当即反对倾全力去攻打城市。邓小平、张云逸等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对中央的命令表示慎重研究。最后，前委决定执行中央命令，决定红军集中河池整编。

10月中旬，红七军到达燕峒，前委在那里召开会议，邓小平和邓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正确引导留守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军民认清红七军北上后的斗争形势，规定思想、党政、军事建设三大任务，给处在思想混乱的根据地军民指明了新出路，为坚持和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0年11月7日，中共红七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河池召开，邓拔奇传达中央精神后，大会完全接受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案和南方局的指令，先攻取桂林，再打柳州，后打广州。雷经天还是极力反对，被开除党籍(后恢复)，邓小平、张云逸保留意见，改选了红七军前委，邓小平仍任书记。

11月8日，红七军整编为第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师，军长张云逸、政委邓斌，总指挥李明瑞。全军共7000多人。

11月9日，邓小平、张云逸率领十九师、二十师离开河池，开始艰苦卓绝的北上江西征程。韦拔群师长和陈洪涛政委率二十一师回右江革命根据地，保卫红色政权。

11月18日，红七军行至罗城县四把村，与白崇禧部教导师发生遭遇战，双方激战一天，红七军毙伤敌人500多人，自己损失300多人。

1931年1月2日。红七军攻占全州县城后，邓小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总结了离开根据地后一路攻城夺寨、造成兵力严重损失的深刻教训，决定放弃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等大城市和攻坚打硬仗的冒险计划，率部队到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调整红七军前委和红七军领导人，邓拔奇、陈豪人离开部队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许进继任军政治部主任，部队缩编成3个团。

1931年2月上旬，邓小平、张云逸率红七军辗转到广东省乐昌县的梅花村，突然被敌人3个团围攻，红七军打起了北上以来最为激烈的梅花村防御战。此战敌人伤亡1000多人，红军伤亡700多人，红七军二十师师长李谦在战斗中牺牲。

梅花村战斗后，部队缩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前委决定兵分两路挺进江西，一路由张云逸率五十八团经湖南进入江西，一路由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经江西的崇义进入中央苏区。3月下旬，两团在永新县河口会合后，继续前进，于1931年7月22日到达江西省于都县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此后编入红三军团。毛泽东、朱德给红七军的匾额上写着“转战千里”的题词，高度赞扬了红七军英勇善战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