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朝海禁：中国贫弱的源头

黄　波

华夏文明曾经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优秀的文明之一，然而，在人类文明的赛跑中，它却成了最终的落伍者。落伍到什么程度，只要看看清政府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的不堪一击就知道了。

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败的?

英国学者李约瑟潜心钻研中国科学史，他在著作中回答这个问题，说中国的落后是从明朝后期开始的，而此前的中国古代在包括科技等许多方面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在李约瑟之前，于16世纪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刚刚感叹“中国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不久，便看到中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与当时的欧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他在和人通信中得意地表示，自己已经“用对中国人来说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了整个中国哲学界”。

然而，在我看来，与其说中国的掉队发生在明末，倒不如说是因为到了明末，中西文明才给了像利马窦这样的有心人一个比较的机会。严格地说，中国在明初就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至少可以认定，中国在明末掉队的深层原因应该追溯到明初。

这一切都源于明太祖的海禁。

朱元璋所建立的明王朝处于14世纪至17世纪。现在，有了一点儿全球眼光的中国人终于知道，在这一段历史里，世界面貌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随着西方航海家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西方大踏步地跨入了近代社会，而我们却把辽阔的海洋拱手让给西方，关起门来寻找一种虚幻的安全感。所以一个叫博克塞的人，说了这样一番让我们听来哭笑不得的感谢话：“要感谢中国皇帝孤立的海禁政策所造成刻意的缺席，使得葡萄牙人能在毫无东方海权的抗衡下，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印度洋上的主宰者。”

海禁：中国前进的重大挫折

什么是海禁?

作为一项官方政策，无非两项：一是不许外国海商通过海洋来华进行贸易活动，二是禁止本国公民出海经商。

从史料上看，海禁是明太祖的一项既定政策。自明王朝建立，在整个洪武年间，每过两三年就有朱元璋重申海禁的记载。据《明太祖实录》和《国榷》等史料：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明政府下令撤销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今宁波)、广东广州三市舶司，这些都是自唐朝以来就存在，中国各王朝负责海外贸易的官方机构；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以佞寇仍不稍敛足迹”，下令严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十七年二月，命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诸城，“禁民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也”……

为了防止沿海人民人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朱元璋晚年主持制定的《大明律》规定：“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此照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这就是说，不但不许出海，而且连人民造船都有苛酷的规定，造得稍大一些，就是违法!

朱元璋并不是不知道沿海一带居民以海洋为生计的事实，为彻底消除海禁的隐患，他强制实行移民政策，于洪武二十年逼迫浙江舟山岛城区和镇外两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座山(岛)的居民徙迁内陆。在执行这一政策过程中，其罔顾百姓财产、性命的野蛮性随处可见，比如硬性规定迁移以三日为期，岛上居民一时难以在规定时限内筹集到那么多船只，只好“编门户、床篑为筏”，淹死者很多。明初在沿海负责军事的是信国公汤和，他移民时则规定：“午前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

尤堪慨叹的是，“明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朱元璋的这些思想和措施都被立为“祖训”，要后世子孙奉行不渝。在朱元璋身后。海禁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松动，但始终未予废除。

明初的海禁，是中国前进的一个重大挫折。

在明代以前，中国历代王朝并未实行过海禁，特别是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据史学家考证，宋代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宋王朝疆域狭小，又兵额庞大。单靠农业税无法维持巨额财政支出，逼得宋朝政府将目光投到商业和海外贸易上，宋高宗就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因此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招徕外国海商的措施。到了元朝，统治者更是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和对外出口(在特定时期也曾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为时甚短)，其市舶管理和征税制度愈加完备，再加上中外海商“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所以元代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海外贸易所带来的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成为元王朝的“军国之所资”。因为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中国的舰船制造技术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元末陈友谅攻击朱元璋部队占据的南昌城，陈的大船上下三层，高与城齐，每层都有走马棚，整船可载军士三千人，住在上下层的人互相听不见说话，这些真让人印象深刻。

回首这段历史，正如当代学者晁中辰所说：“如果宋元时期这种海外贸易的势头得以保持并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历史的面貌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样子。可惜的是，这种势头在明代发生了逆转，从而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实行海禁，对内易，对外难，为了安抚和笼络其他国家，于是又有了“朝贡贸易”，即允许其他国家以官方名义带一点商品过来，然后在中国换一点东西回去。来华的人员、时间、所带的商品品种和数量都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这其实已经不是什么贸易了，因为其本身全无经济意义，尤其从经济价值上分析，中国完全是“亏本买卖”，别人“朝贡”的东西值不了多少钱，而我们的“赏赐”却格外丰厚，这就是所谓的“厚往薄来”。用朱元璋的话说，那些不知礼仪的小国既然万里迢迢地来进贡，诚心表示倾慕，那么我们在赏赐的问题上就不要斤斤计较，“以示朝廷怀柔之意”。而到了洪武二十七年，晚年朱元璋以“海外诸夷多诈”为由，将这种没有商业价值、纯出政治目的的“朝贡贸易”叫停，只允许周边两三个小国照常“人贡”。对外交流的大门就此彻底关上了。

关起门来就安全了吗?朱元璋为什么要实行海禁?

主要有这样两种说法：防御倭寇的需要，加之后来发现宰相胡惟庸通倭，企图里应外合造反，所以决心禁海；“自恃中国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外国商品”的自大心理。

关于第一种说法，当代历史学家们早已用史实雄辩地证明，“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其实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而商人之所以要冒险到运用武力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抗，要害在于朝廷的海禁政策断送了他们的财源，也就是说，是海禁酿就了大规模的海盗集团，而并非海盗的肆虐催生了海禁政策。至于胡惟庸通倭云云，那只是朱元璋的欲加之罪罢了，说这是他实行海禁的原因更是荒唐，因为早在胡惟庸案发之前，朱元璋就已经在进行海禁了。

关于第二种说法，我疑心论者是对清朝皇帝对外交往过程的表现印象太深，因此在这里产生了错觉，以为朱元璋也是一个“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自大狂。

按我对史料的了解，以我个人的看法，与其说朱元璋在对外交往，尤其是与海洋国家打交道中，有一种自大的狂妄心理，毋宁说他多的倒是对海洋的深深恐惧。

朱元璋出身田野，后来一步登天，尽管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其身份意识却还是牢不可破的，他的言行表明，虽然穿上了龙袍，可他仍然不过是一个“小农”，一个帝国深宫里的小农。

长久在内陆生活的人，初见浩瀚的海洋，都会有一种眩晕感。而对一个企图控制他人的统治者来说，其心理就愈加微妙。海洋在他眼里，太不可测了，如果在此之前，他还对自己拥有的力量信心满满，现在他却陷入了迷茫。就朱元璋个人而言，还有一些现实的因素，在加深他这种沮丧的感觉。元末朱元璋削平群雄，濒海的一支力量一一方国珍部虽然多数投降了他，但还有部分则扬帆海上，继续与他为敌。对陆地上的负隅顽抗者，朱元璋可以穷追猛打除恶务尽，可是面对海洋，他却只有望洋兴叹，海洋让他既恼怒又恐惧。在明朝之前，元朝大军远征日本，因突起的飓风几乎全军覆没，也使朱元璋印象深刻。所以，尽管日本国王曾经多次在外交文书中使用挑衅性语言，他还是一忍再忍，并作为祖训，一再告诫子孙不要对海外用兵。

海洋既然无法掌控，怎么办呢?朱元璋的办法是，一方面加强海防，另一方面关起门来，自顾自地经营原有的“一亩三分地”。在他眼里，只有这样，他的家天下才是安全的，他的臣民才是能够被他完全控制的。

对他这种寻求绝对安全的想法，今人当然不必进行无谓的道德批判。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朱元璋的海禁，究竟是有利于他王朝的安全还是相反?

事实是清楚的，虽然朱明王朝在海防建设上十分用心，虽然在明朝前叶，因西方触角还未伸展到东方，中国人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安全感，但明中叶以后，这种安全感则越来越不可靠了。1，524年，到澳门来开拓东方殖民地的葡萄牙人就对明王朝的海军战术作了这样轻蔑的描述：“帆船上只装有小型的铁火铳，而无铜火铳，火药也很糟糕……中国人的火绳抢质量低劣，弹丸连普通的胸护甲也打不穿，尤其是他们不懂得如何瞄准。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竹枪、矛，有的装有铁矛头，有的则用火烧硬，短而钝的弯刀，护胸甲是由铁锡制成。有时人们看到上百艘船围攻一艘海盗船，这些船顺风抛撒石灰粉，以迷盲敌人。因为他们数量众多，可产生一些效果。这就是他们的主要战术。”

中国海洋力量为什么衰落得如此之快?根源还是在于海禁。因为严禁中国商人出海贸易，民间发展舰船制造技术和提高远洋水平的动力完全消失。

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朱元璋竭力加强海防，海禁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然而海禁却又在事实上严重削弱了明王朝的海防。

以朱元璋的智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缘木求鱼的蠢事?一言以蔽之，一种出于个人和家天下需要的隐秘的目的遮住了他的双眼，这个目的就是他不希望任何臣民脱离于他的强力控制之内。他对百姓、对民间深深疑虑，他要遏制民间智慧和力量，而不是激励、支持民间智慧和力量的发展。他根本不懂得，没有民智的发达和民间力量的壮大，他要建立强大的海防，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关起门来的朱元璋住在深宫里，终于不需面对变幻莫测、让他眩晕的大海了。他寻找到了一种安全感，可惜，事实证明，这种安全感只是建立在他个人的臆想基础之上。

回光返照的“郑和下西洋”

说海禁是朱元璋所规定的朱明王朝的家法，也许马上会有人质疑，因为明成祖时期，三宝太监郑和的七下西洋不是中国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吗?

我不想否定郑和下西洋所凸现的辉煌业绩，对将郑和视为民族英雄的人们的心情也非常理解。不过，我坚定地认为，郑和下西洋和明王朝的海禁几乎是互不搭界的两件事，因为海菜的要害唯在于禁止民间出海通商。称颂明成祖派遣郑和完成了下西洋的壮举当然是可以的，但我们不能忘记，就在郑和下西洋的同时，明成祖仍然是禁民间海船的，据《明成祖实录》，他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平头船还怎么去搏击海浪?后来到了嘉靖年间，明世宗又下令：“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井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这对面对海洋心有不甘的沿海居民来说。简直就是釜底抽薪。不能不说，在禁海的具体措施上，朱元璋子孙的“智慧”还在代代进步。

如此兴师动众的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何在?

或日为了寻找被明成祖推翻而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或日意在耀我国威，总之，说它是一项与商业和贸易没有什么关系的官方活动，是没有疑问的。许多人在为明王朝未能将下西洋继续进行下去而大感遗憾，可是，一项耗费巨大、缺乏经济内驱力的官方活动，真的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吗?从世界航海史就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有丰厚利益的召唤，才激发了冒险家们的贪欲，从而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而欧洲的国王们也乐得让冒险家分一杯羹，因为他们知道，得大利的终究是自己。双方的交易清晰记录在哥伦布和西班牙女王于1492年4月为海上探险而签署的《圣大非协定》上，按照协定，哥氏一旦发现新的土地，那么这块地上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就是他的了，只不过其主权属于西班牙国王。

没有社会基础、缺乏经济原动力的郑和下西洋不仅注定难以维持，而且由于耗资过于庞大，还让民众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它的被停可以说势在必行。

经过好几个朝代，到了明宪宗时期，又有太监向皇帝建议，恢复官方的下西洋。可是出人意外，郑和七下西洋积累的档案资料却找不到了，当兵部尚书(相当于今之国防部长)责问时，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刘大夏顶了他一句，说昔日郑和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这是弊政啊，做大臣的理应谏阻才对，不见了就不见了吧。恢复下西洋的动议遂无果而终。

郑和七下西洋档案资料的失踪，对中国航海事业来说，无疑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今人因此而集矢于刘大夏，认为是他故意烧毁了档案，并给他冠了顶阻碍中国航海事业发展的“保守派”代表的帽子。在我看来，这个刘大夏实在够冤枉的。刘大夏是明朝的名臣，以当时情况而论，谏阻恢复下西洋并没有多少值得非议的地方。皇帝和宦官们希望恢复下西洋，只不过是想借此在海外搜寻奇珍异宝。仅仅为了供他们个人享受，就让民众付出巨大的财产和生命代价，难道不应该受到一个有责任感的大臣的反对?更重要的是，以为当时恢复下西洋，中国的航海业就不会停滞，不过是今人误解历史条件而滋生的一种想当然。还是那句话，没有经济内驱力的推动，没有民间力量的参与，没有民间智慧的勃发。就一定没有航海事业的发达，这已经为世界航海史所证实。

于是，对中国的航海事业而言，郑和空前的七下西洋，就成了可怜的“回光返照”，只剩下了这样一种积极的意义：提醒后来居上的外国人，切莫因为中国后来的封闭，就轻视中国人曾经在海洋上取得的成绩。李约瑟博士就这样为我们愤愤不平地说：“中国人一直被称为非航海民族，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

可是，叫屈，无论外人，还是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呢?

编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