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激增与经济金融风险——基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视角＊

黄 隽

近年来，信贷增长过快是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目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资产价格上涨、地方财政和银行不良贷款，而这三个方面均与信贷的快速增长带来的信贷膨胀密切相关。已有的研究表明，信贷激增通常被认为是潜在风险的早期预警指标，新兴市场信贷的过度膨胀会导致经济过热、外部失衡和银行货币危机，从而危及宏观经济和金融业的稳定。

一、信贷激增的趋势、原因和资金来源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处于高增长和低通胀的黄金时期。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货币化进程促进了金融需求，伴随着经济的强劲增长，信贷繁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信贷量猛增。我们选取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金砖四国”以及欧洲一些新兴市场国家2000—2008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一）信贷激增的趋势

近1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国内信贷增长量大多超过GDP的增长量，信贷量稳步提高。对比看来，中国的信贷占GDP比重的水平一直处于高位（见表1）。

对信贷快速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兴市场国家（非洲、拉美、中东欧和亚洲等地区），关注的是银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采用的指标主要是银行给私人部门信贷的增长率和银行给私人部门信贷占GDP的比重（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对私人部门的贷款稳步增长，与其他新兴市场横向比较，中国的银行对私人的信贷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表1 银行业提供给国内的信贷/GDP（单位：%）

表2 国内给私人部门的贷款/GDP（单位：%）

在中国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5%[1]，信贷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大资金带动大增长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基本模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刺激经济的政策和“保八”的影响，2009年中国信贷总量陡增了9.59万亿元，贷款增速约为32%，创10年来的新高。

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6月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提供的数据（见图1），2009年以后，中国国有企业突然发力，打破了前些年投资增长低于非国有企业的态势，投资增速超过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于银行的信贷，国有部门的挤出效应开始显现。

图1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投资情况

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主导的信贷膨胀表明，中国政府在投资和银行信贷资源的配置中仍然具有绝对的影响，银行业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任重而道远。

（二）信贷激增的原因

新兴市场信贷的快速扩张主要源于在较低的经济基础下较高的赶超意愿和动力。克劳利（Crowley，J.）对赶超假说提供了证据，认为金融发展初始水平较低的国家具有较高的信贷增长率。[2]

希尔伯斯（Hilbers，P.）等人[3]在理论上对信贷快速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认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在经济发展阶段，信贷的增长快于产出。[4]实证研究支持了“金融深化”理论，即金融业的开放和发展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2）按照加速器理论[5]，由于企业投资和营运资本的需要，在周期性好转的初期，信贷扩张快于产出。（3）超额的信贷扩张会通过金融市场使风险发生变化，出现非理性的反应。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对资产未来收益的过分乐观导致热钱的涌入，抵押品的价值上升（同时会提高非交易品的相对价格），银行放任企业和消费者去负债消费。当企业遭受经济中的正向或负向冲击时，其净值随之升高或降低，经由信贷市场的作用，放大这种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延伸繁荣或增加衰退的广度和深度。

从需求方看，新兴市场国家处于经济起飞初期，投资欲望和需求普遍高于发达国家，信贷的扩张被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名义利率的下降所推动。从理论上讲，实体经济的增长强化了消费者的信心和商业繁荣的气氛，而消费和投资的兴旺带动了资金需求。住房商品化，居民良好的收入预期，企业较多的投机或投资机会，使信贷需求强劲。

从供给方看，信贷增长的动力来源于银行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在近10年金融深化的浪潮中，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构私有化进程明显加快，银行逐渐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环境改善，风险溢价降低，本币升值压力加大，高收益的市场机会等因素吸引了大量外资涌入。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主宰了银行业。希特恩（Sirtaine，S.）等人提供的数据[6]表明，欧洲新兴市场信贷增长的部分主要是由外资银行贡献的。

具体到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了股份制改造、上市等一系列改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信贷的扩张推高了银行的利润。次贷危机后，信贷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政府大干快上的需求。按照规划，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中央资金仅占30%，地方及银行贷款占70%。从固定资产投资看，很多地方是“政府搭台，银行唱戏”。地方政府通过政府的融资平台，将落实项目资金的重任推向了商业银行。

概括来说，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商业银行、厂商和消费者对经济增长和收入预期的合力直接推动了信贷的扩张。

（三）信贷快速增长的资金来源

信贷增长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内企业的存款、个人的储蓄以及较快的贷款周转率，其次，来源于外资的大量流入。而且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为了使经济步入快速增长的轨道，将货币供给视为外生变量，主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信贷激增。一些经济依靠出口起飞的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成为基础货币超量投放、最终信贷和广义货币扩张的主要源泉。

中国是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存款为银行信贷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来源。2000年中国存款总额为12.4万亿元，2009年增长到59.8万亿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末资产负债表提供的数据，在中央银行22.75亿元的总资产中，用于购买外汇的资产为17.52亿元，占比高达77%[7]，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对货币发行的贡献可见一斑。

二、信贷激增的衡量和预警

现有文献在忧虑新兴市场国家信贷激增对经济金融稳定影响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如何定义和区分信贷增长的“过度”问题。

理论上说，经济发展需要信贷支持，信贷的增长应该是一个内生变量，它是由经济体系中的实际变量和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等因素决定等。希特恩等人对决定信贷的主要宏观因素进行了总结，认为人均GDP（经济增长）、实际利率（信贷成本）、通货膨胀（波动成本和信贷约束）、公共债务（挤出效应）、金融自由化指数（金融深化）、银行监管、会计标准和资产价格（财富效应和抵押品）等因素起着重要作用。[8]

博萨（Boissay，F.）等人认为，理论上，定义“过度”信贷增长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银行信贷的坏账已经威胁到金融稳定；（2）信贷的增长使宏观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如外部环境恶化导致借入和归还外债无法继续。但是这两种效应都不容易度量和预测。[9]

我们需要判断信贷的增长是经济基本面的正常客观需要，还是赶超效应刺激的结果，如果是前者，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如果是后者，将会给宏观经济和金融业带来风险。由信贷激增引发的信贷膨胀被定义为在某个阶段的信贷增长极端地偏离正常趋势，即这种偏离是不被经济的基本面所支撑的。[10]现有文献的基本思路是寻找和量化正常趋势的门槛值或基准值，超过这个值，就被认为是“过度的”。[11]不少文献指出[12]，对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来说，一是可研究的时间序列较短，二是经济体制和结构处于剧烈变动的不稳定状态，研究满足经济增长的基准信贷增长值较为困难。

一些学者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辨别信贷的行为，如采用Hodrick－Prescott滤波模型来区分正常趋势和过量的增长。[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认为，如果超过信贷增长趋势1.75倍标准差，就可认为是“信贷膨胀（Boom）”。[14]因为假设信贷增长值服从正态分布，它们落在超过1.75倍外的标准差的概率只有5%。在转轨时期，由于难以通过历史数据预测未来的信贷增长，谢德勒（Schadler，S.）等人通过对欧元区现有的成员国发展历程的研究，来推断未来的新成员可能的发展趋势。[15]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欧元区的季度数据进行估算，模型中信贷需求包括信贷/GDP、信贷成本的替代量（政府债券长期的实际利率）和人均收入三个变量。从这些变量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中，可以得到一些关于信贷平稳增长的规律。例如，从长期来看，人均收入增长10%，信贷/GDP大约提高3%。

博萨等人认为，信贷不仅依赖于其传统的宏观经济基础，金融自由化等新的因素也会起作用，这些变化会从不同的渠道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银行业和信贷供给。[16]同时，新兴市场较为严格的监管规定也会产生反向的效应。信贷增长既作为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函数（可用GDP的增长率和利率表示），也是实际的信贷/GDP和其均衡水平二者差额的函数。通过对这些变量信贷弹性的估计，得出预期信贷增长的情况，将实际信贷增长和预期的信贷增长进行比较，来检验信贷增长是否“过度”。

兹德恩卡（Zdzienicka，A.）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正常”信贷行为依据的是“金融深化”理论，而“过度”的信贷增长的基础是“金融加速器理论”或行为模型。[17]“金融加速器”理论和行为模型通过顺周期性解释了信贷快速增长。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信贷扩张来自对未来收益的过分乐观，这会增加担保债务抵押品的价值和借款人的信用额度。在行为模型中，对“过量”信贷增长的解释是金融市场上对风险的误测，即金融市场在繁荣时被低估，在衰退时被高估。作为对“过量”的信贷扩张的反应，当泡沫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很可能出现逆转，威胁金融和经济的稳定。

兹德恩卡采用滤波、静态和动态面板估计的方法进行估算[18]，结果表明，样本中的几乎所有欧洲新兴市场国家都存在信贷增长超过经济发展的基本面问题，估计结果确认了以往文献对信贷快速增长的担忧。他采取了两种方法：第一，根据欧洲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发展和以往发生危机的经历，研究信贷增长的门槛值。即估计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正常趋势，然后将这个趋势与实际的信贷增长进行比较。第二，为了避免转轨时期经济调整过快的影响，采用样本外的、同一区域的经济发展较为平稳的、发达的西欧国家的情况作为均衡值，兹德恩卡认为这个标准是“客观”的。在两种方法中，都是根据实际值和长期均衡值的偏离程度来判别潜在的信贷扩张是否“过度”。

找出一个地理位置相似的、发展较为平稳的区域作为均衡值或基准值，在中、东、西欧之间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对于研究拉美和亚洲等新兴市场区域来说，这种方法则不具有推广的价值。进一步说，虽然这些年来新兴市场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进行了变革，但是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其经济体制（例如固定汇率制度等）等诸多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采用样本外市场的长期均衡值作为门槛值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尽管信贷增长的均衡水平的基准指标或判断趋势偏离基准指标的方法存在争议，但还是有许多学者从不同时间、不同国家或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和研究。[19]

宏观经济、金融和企业等本身的弱点和市场的过度反应（传染病效应、羊群效应）是经济金融危机的两个原发性因素。希特恩等人将先行脆弱性指标和早期预警指标归纳为三类[20]：

（1）宏观经济。德米古－孔特（Demirguc－Kunt）认为经济金融危机是宏观经济失衡的结果，监控宏观谨慎的指标非常重要。[21]

例如，M2/GDP是一个衡量金融深化的宏观指标，比值越大，说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越高，同时它也可以度量货币的流动性。从图2来看，中国M2/GDP长期居高不下，暴露出商业银行的支付风险及可能的通货膨胀风险。商业银行集中的大量存款没有创造相应数量的GDP，货币资金的边际生产力处于不断下降的水平。同时，M2/GDP的提高意味着M2的增长速度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存在着超额货币供应量。

图2 M 2/GDP的比重（%）

利率的水平反映了资金的价格。从表3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贷款利率最低，巴西最高，而一般水平在两位数左右。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的商业银行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成本较低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市场资金的充裕程度和流动性状况。过剩的流动性、飞涨的信贷数额和过低的金融成本，是中国资产泡沫和房产泡沫的症结所在。

（2）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萨哈瓦拉（Sahajwala，R.）等人认为危机是银行表现不好的结果，强调通过压力测试来评估银行的脆弱程度，主要包括银行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程度等指标。[22]

（3）资产市场。股市、房市持续暴涨，泡沫严重，往往是经济金融危机的前奏。邦吉尼（Bongini，P.）等人认为股票、房地产等价格、违约的概率等市场指标是经济脆弱的风向标。[23]

表3 贷款利率 （单位：%）

三、信贷激增对经济金融稳定的影响和可能的结果

（一）信贷激增对经济金融稳定的影响

尽管近1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引人注目，但是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信贷的快速增长直接威胁着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卡明斯基（Kaminsky，G.）等人综述了若干文献的研究成果，认为信贷膨胀是银行和货币危机的重要诱因。[24]在过去40年中，信贷膨胀通常与国内投资繁荣、利率上升、经常账户恶化、国际储备下降和实际的外汇升值和潜在产出的下降等联系在一起。

信贷激增可以从三个方面影响经济金融的稳定：

第一，宏观经济。信贷激增会通过刺激潜在的产出和创造过热的压力来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了对进口石油、铁矿石等资源类产品的依赖。银行为消费或进口需求提供信贷，随后影响到对外经常账户余额。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增长较为缓慢，存款的上涨低于投资的增加，主要通过银行借入外资来弥补逆差，致使负债不断攀升。商品的需求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导致了经常账户的逆差和较重的外债负担，而且缺乏弹性的固定汇率机制无法吸收一些真实冲击，加剧了经济的不平衡。

较高的债务会引发货币、利率和期限的风险。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贷款的激增很大部分来源于外资的流入，这增大了人们对货币的错配、外资流入的突然停止和金融的传染病效应的担忧。根据希特恩等人提供的数据[25]，在一些欧洲新兴市场国家，短期的外债在总外债中的比重超过40%（如斯洛伐克、立陶宛等），一些国家的短期公债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非常高（例如，2005年末，爱沙尼亚达到250%，拉脱维亚达到350%）。由于不少债务国实行的是浮动汇率，所以还存在重新定价的风险。

信贷的快速增长会形成能源、食品、工资和资产等价格上涨的压力。国别之间通货膨胀和利率等方面的差异增加了资金套利的机会，如果流入资金以投机性为主，那么，外界环境的波动可能会带来外资流向的突然逆转，从而导致币值和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

第二，资产市场。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机构投资者通常会用购置的股票作为抵押品申请新贷款，投资于股票市场。一旦股票价格下泻，机构投资者不但自身损失惨重，而且没有能力偿还银行贷款。在抵押品严重贬值的情况下，银行也难以通过变卖抵押品来收回贷款。资本市场的传染性较强，股票价格的下降会导致国内外投资者逃离股市，对汇率、储备和基础货币产生影响，导致利率和流动性问题，经济容易出现较大的波动。

一般来说，住房按揭被认为是银行最安全的资产。①在《巴塞尔协议》（1）中，住房按揭的风险权重为50%，而其他贷款为100%。新兴市场国家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可以从几个方面影响银行业：首先，一般来说，房地产开发商依赖银行贷款，往往通过土地或者房产自身抵押来取得贷款，资产负债率较高。房地产市场价格和股票价格具有相似的效应，一旦下跌，马上会影响到作为抵押品的房地产的价值，开发商的资金链条将会断裂，从而难以偿还银行债务，会影响到银行的拨备，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其次，在新兴市场国家，有大量的投机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投机者往往利用银行的杠杆融资大举负债。房地产价格的下降将直接打击投机者和贷款银行。再次，在房产价值增值阶段，投资者在财富效应的驱使下可能举债消费，一旦房产价值缩水，投资者有可能陷入偿付危机，出现负资产的情况。

第三，银行业。在经济繁荣时期，度量和预测与整个经济环境相联系的信贷损失、评估借款人和贷款人在外部形势变化的情况下的损失较为困难，风险通常会被低估。而且，金融机构短期化的激励机制会进一步刺激信贷增长，或明或暗的政府担保产生的道德风险和不完善的银行治理结构等因素，会加速信贷增长，刺激银行冒更大的风险。

伴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银行往往会对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借款人的未来还款能力抱有侥幸心理，降低贷款标准放款。银行的管理无法跟上贷款快速增长的要求。由于不良贷款率是一个滞后变量，所以在信贷增长的初期，人们看不到银行的问题，这给外界造成银行安全运行的错觉。在信贷扩张的浪潮中，管理较差的银行的信贷扩张速度丝毫不亚于稳健的银行。

伴随着银行业务多样化的发展，银行涉足资本市场的创新产品越来越多，逆向的震荡是否会导致银行的巨额损失，这依赖于存贷款规模和期限的搭配、贷款的流向、集中程度、贷款抵押品、货币币种的风险以及银行和借款人采用对冲工具覆盖利率和汇率风险的程度等因素。外汇贷款的增加会给银行带来直接（资产负债表的错配）和间接（如果借款人的收益是以国内货币计价的话）的信贷风险。由于外资母银行对子银行有着较大的影响，如果新兴市场或母银行出现问题，容易引起外资银行资金的撤离。

信贷膨胀在短期内固然有助于缓解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冲击，但可能加大未来通胀的压力和新一轮的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信贷高速扩张之后的信贷紧缩又会促使泡沫破灭，使商业银行在信贷活动中面临更加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恶化银行的经营，损害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信贷激增的可能结果

希特恩等人在研究欧洲新兴市场国家贷款快速增长时，认为可能会出现三种结果：第一，进入良性循环轨道。技术的转移和生产力的提高使新兴市场国家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来弥补经常账户的赤字，全要素生产力（TFP）将会提高。较低的实际工资和较高的全要素生产力将缓解通货膨胀和实际有效汇率的压力，降低总需求，使经常账户进入良性循环。政府通过相关政策对工资的快速增长进行一定控制，以确保劳动力市场更大的弹性和最大化技术的转移。用经济的增长来消化信贷的投放，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的过程。第二，缓慢痛苦调整的软着陆。第三，出现经济金融危机的硬着陆。[26]

虽然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有许多共性，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1）中国的国际收支中经常账户余额持续顺差。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经常项目都是逆差。中国加入WTO后，出口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国内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基本替代了人们对进口日用品的需求，进口商品对国内消费市场影响不大。

（2）投融资体制的差异导致银行信贷风险的形成机制不同。首先，中国没有完全开放资本市场和资本项目，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受外界波动的冲击较小，热钱没有合法的进入渠道。其次，本土银行和国有股份主导着中国的银行业。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都远远低于本土银行，因此，外资银行的行为不会对中国的银行业产生太大的影响。

（3）信贷膨胀的风险产生渠道不同。中国商业银行热衷于将资金贷给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或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在最近一轮的经济刺激中，银行业继续充当了政府的准财政工具。

对于中国来说，信贷激增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取决于以下因素：

（1）经济低迷持续的时间有多长。从目前情况来看，全球经济的恢复和调整将会持续较长时间。次贷危机后，如果没有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多项“组合拳”的强刺激，中国经济成长肯定会出现明显的下行。如果经济马上得到复苏，银行贷款实际上是抄底资金，风险可能不会很大。但如果持续时间很长，很多企业在经济反复震荡中难以支撑，银行的风险就会随之增大。

（2）房价下跌的程度。在房地产调控不断深入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会延缓房地产开发商资金的回笼，增加其财务成本和经营风险，持续下去，房地产开发商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银行贷款将首先受到冲击。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第2季度数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出现集中性增长。①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采用五级风险分类法，即正常类、关注类、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后三类属于有问题的贷款，即不良贷款。关注此类贷款的重心是尽管债务人目前有能力偿还债务，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债务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房价下降对银行的压力测试结果表明，一般银行可以承受房价下降30%的压力。

（3）地方政府资金是否充裕。这一轮的贷款激增有许多是投放在城投、城建等有政府背景的融资平台上。一般认为，政府的信誉较高，但地方政府大多只关注扩大规模，而较少考虑还款来源。过去很多政府贷款项目都是以土地作抵押的，但由于国家这一轮对房地产调控的力度很大，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度减少，风险明显增加。国有企业和政府资金不仅使用效率和监管水平不高，资金浪费较为严重，而且政府热衷于见效快的基建项目，以快速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产能过剩和决策失误都可能导致银行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

四、政策建议

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信贷激增是赶超效应或经济刺激的结果，超越了经济发展的均衡值，因此，首要的选择是降低信贷增速。

希尔伯斯等人将应对新兴市场信贷激增的一般性政策选择归纳为六个方面：（1）宏观调控政策。包括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2）谨慎性措施。可采取的方法有实行更高或有区别的资本要求，采用更严格的贷款分类和拨备规则，实行动态的准备金提取，适当提高某些贷款和抵押品的条件，控制贷款集中度，加强对期限不匹配的监管等。（3）监管措施。包括增加银行风险管理和内控的披露要求，对潜在问题银行或有过度贷款行为的银行实行更加严格的监管，进行压力测试和现场检查，增加银行间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间的协调监管，加强国内外银行监管信息的交流和沟通等。（4）市场发展措施。鼓励采用对冲工具等衍生金融产品来管理和控制风险，发展证券市场以减少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改善信贷文化（包括建立征信局、完善信用记录、完善法律体系等）环境，完善银行和企业的会计准则等。（5）行政手段。如果问题非常严重，则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强制控制。例如，整体或单个银行的信贷限制；实行信贷增长的边际资本要求，对本币和外币规定不同比率的准备金等。（6）提高风险意识。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等。[27]由于各项政策的作用点以及效力存在着差异，因此，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政策组合。

对于中国来说，规模空前的信贷刺激政策在恢复经济增长的同时，其风险和负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主要表现在增大通胀压力、助长资产价格泡沫和加大国家债务风险等方面。非常规政策措施逐步向常态化调整的回归是必然的选择。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借鉴一般性政策建议的情况下，针对中国目前的信贷膨胀状况，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密切关注信贷膨胀的潜在隐患，及时调整政策。推进市场化进程，让民间资本更多地发挥作用。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使货币政策有更大的运作空间。

（2）银行业信贷要有保有控，着力优化银行业信贷结构。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注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变化对授信企业和项目还款能力的影响，加强敏感性分析。银行业必须严守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杠杆率、大额风险集中度比例控制这四条底线，并实施动态调整，以增强风险抵御和控制能力。

[1]周小知：《经济刺激计划与银行信贷增长》，载《银行家》，2009（7）。

[2]Crowley，J.“Credit Growth in the Middle East，North Africa，and Central Asia Region”.IMF Working Paper，08/184，2008.

[3][27]Hilbers，P.，Otker－Robe，I.，Pazarbasioglu，C.and Johnsen，G.“Assessing and Managing Rapid Credit Growth and the Role of Supervisory and Prudential Policies”.IMF Working Paper，WP/05/151，2005.

[4]Favara，G.“An Empirical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e and Growth”.IMF Working Paper，No.WP/03/123，2003；Levine，R.“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Views and Agenda”.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35（2）：688－726.

[5]Fuerst，T.“Monetary and Financial Interactions in the Business Cycle”.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995，27；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Are Credit Booms in Emerging Markets a Concern？”.World Economic Outlook，Chapter IV，2004.

[6][8][20][25][26]Sirtaine，S.and Skamnelos，I.“Credit Growth in Emerging Europe：A Cause for Stability Concerns”.The World Bank，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4281，2007.

[7]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publish/html/2009s04.htm。

[9][16]Boissay，F.，Calvo－Gonzales，O.and Kozluk，T.“Is Lend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Developing too Fast？”.ECB mimeo，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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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uenwald，C.，Guergiev，N.and Schaechter，A.“Too Much of a Good Thing？Credit Boom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The Case of Bulgaria，Romania，and Ukraine”.IMF Working Paper，05/128，2005；Boissay，F.，Calvo－Gonzales，O.and Kozluk，T.“Is Lend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developing too fast？”.ECB mimeo，2005.

[13]Cottarelli，C.，G.Dell’Ariccia，and I.Vladkova－Hollar.“Early Birds，Late Risers，and Sleeping Beauties：Bank Credit Growth to the Private Sector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IMF Working Paper，No.WP/03/213，2003；Schadler，S.，Drummond，P.，Kuijs，L.，Murgasova，Z.，van Elkan，R.“Adopting the Euro in Central Europe：Challenges of the Next Step in European Integration”.IMF Occasional Paper，No.234，2005.

[14]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April，2004.

[15]Schadler，S.，Z.Murgasova and R.van Elkan.“Credit Booms，Demand Booms，and Euro Adoption”.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on Challenges for Central Banks in an Enlarged EMU，Oesterreichische Nationalbank，20－21，2004.

[17][18]Zdzienicka，A.“Vulnerabilit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Credit Growth”.Documents De Travail Working Paper，W.P.09－12，2009.

[19]Cottarelli，C.，G.Dell’Ariccia，and I.Vladkova－Hollar.“Early Birds，Late Risers，and Sleeping Beauties：Bank Credit Growth to the Private Sector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IMF Working Paper，No.WP/03/213，2003；Brzoza－Brzezina，M.“Lending Booms in the New EU Member States–Will Euro Adoption Matter？”.ECB Working Paper，543，2005.

[21]Demirgüç－Kunt，A.and Detragiache，E.“The Determinants of Banking Crises i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IMF Staff Papers，45，1998.

[22]Sahajwala，R.and Paul Van de，B.“Supervisory Risk Assessment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s”.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Working Paper 2，BIS，2000.

[23]Bongini，P.，Laeven，L.and Majnoni，G.“How Good Is the Market at Assessing Bank Fragility？A Horse Race between Different Indicators”.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2，26.

[24]Kaminsky，G.，S.Lizondo and C.Reinhart.“Leading Indicators of Currency Crises”.IMF Working Paper，No.WP/97/79，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