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的“当下性”——袁济喜《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二版）》评析

廉水杰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100872）

从传统国学四部的划分来看，中国文学批评史隶属于集部，这就决定了它是一门精神理性很强的学术文化。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曾说：“对精神科学中属真理事物的思考，一定不能离开它承认其制约性的传统而进行反思。”[1]（P6）袁济喜先生的《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二版）》[以下简称《新编（第二版）》]，在承继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刘大杰、张少康、王运熙、蔡钟翔等前辈学者的研究及2006年第一版基础上，遵照经史子集相互渗透的学术传统，充分把握中国文学批评“动态”的文化特性，密切联系最新的学术进展，赋予古典文论以“当下性”，因而颇具精神意蕴与文化内涵。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有云：“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意为通过确立文章的范式、拟定文章的基调来表达创作主体的情理与思想。袁先生从事古典文论研究，其专著《六朝美学》、《中国古代文论精神》等正是注重把握中国文学批评的“动态”范式，通过发掘中国文学评论形而上的人格精神与超验境界来表达主体的学术理念，《新编（第二版）》也是这种学术思想的延续发展。

紧扣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与范式的“动态”意蕴，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色。2000年以来的新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与蔡镇楚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代表。前者的特点是注重哲学思潮与文学批评的关联，长于理论分析；后者的特色是诗学分析逻辑严密，文笔生动。《新编（第二版）》密切联系最新的文化思潮，侧重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论述中国文学批评，注重与思想史、哲学史以及美学等相邻人文学科的联系，关注与现代文论的结合与互动，力图使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通贯研究走出以往的静观模式。作者在“引言”中说：“最早的文学批评是从先秦时代的思想家论述社会人生时而衍变产生的，后来这种文化精神一直延续下来，它造就了中国文学批评注重总体性、有机性的特点……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首先要从中华文化一体性去加以思考，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与伦理层面去下工夫，而不能局限于西方文化本位的视角与方法。”[2]（P2）他从中国文学批评的动态性出发，以一种发展的理路挖掘中国文学评论的特色，如对“礼乐文明”的论述，把其与宗法制度与道德体系联系起来，认为其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母体，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文论正是适应不同的时代需求对文学不同的时代审美要求。这种研究理路以思想发展史为线，把哲学与文学综合起来述评。再如对郭象“独化论”的辨析，认为郭象的思想代表了由魏向两晋南朝转化的士人心态与人格精神，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六朝美学和文学灵魂的人格精神。该书还注重对近现代文学批评的阐释，特别是论及林语堂的人生观与文学观时，认为林语堂在建构其文学思想与美学理论时，灵活借鉴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文学观念以及文学观颇有现代意义。《新编（第二版）》的第十二章，将第一版的“保守论者与新变论者的文学观”改为“南朝文学观的多元交融”，这个变动恰当地把握住了南朝文学批评的特征，在当下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反思南朝文论多元化的趋向，具有“动态”的学术意蕴。

倡导中国文学批评人格与艺术的超验境界，是《新编（第二版）》所着力之处。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余尝作文论中国文评特色，谓其能近取诸身，以文拟人；以文拟人，斯形神一贯，文质相宣矣。”[3]（P108）中国文学批评与人生性情密切相关，这是以钱钟书为代表的前辈学者的共识。近年来这方面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是徐复观于2004年在大陆出版的《中国文学精神》，此书虽不是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却处处以一个文学批评者的视角从生命体验的层面来阐发古典文论。袁先生积极地汲取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侧重从生命与审美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古典文论，认为“中国文化在最高境界上是审美与文艺的境界，是生命精神的结晶，这种精神意蕴与人格境界，决定了中国文学批评不仅关注的是理论范式，更追求的是形而上的人格精神与超验境界”[4]（P3）。他依据不同时代相关批评者的人生观、哲学观与美学观，比较充分地阐释其显在与潜在的批评蕴涵，尽可能全面地把握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格与艺术的交融之美。如对“道家文论”的分析，认为道家人物通过感受性与思辨性相结合的言说方式，来展示其文学批评的个体性及艺术创作的非自觉性。在阐发司马迁的文论时，认为其理论贡献在于使文学写作与人生超越紧密相连，将文学写作与史学写作变为生命体验，这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观念，是对孔子“诗可以怨”思想的生动诠释。在分析“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时，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是反思精神的返照，是最高形态的人文关怀，中国文学批评的价值呈现在这一时代表现得最为显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所以在中国与世界文学批评中高蹈独步，这是重要的原因。《新编（第二版）》对刘勰的精神世界与《文心雕龙》的阐释也是遵照这种学术理念，通过对刘勰精神世界中儒道玄佛的解析，有条不紊地展示了其文化修养与人格追求，这些都充分昭示着中国文学批评人格与艺术超验的审美境界。

“通变”的学术理念也是该书比较鲜明的特点。以往的文学批评，无论是强调诗学本位的研究，还是凸显哲学思潮的研究，都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善于在广阔的历史空间中阐释文学现象，这些都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方法的新趋向。袁先生出于传统的文学遗产与现代文学建构相融会的人文精神，努力实践着“通变”的学术观念。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云：“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强调文学创作中传统与创新的重要。在当下的文化背景下，文学批评研究更应发扬这种“通变”精神。作者正是本着这种学术精神，从“先秦文学批评”到“近现代文学批评”，无论是在纵向的分析，还是在横向的比较上都遵循发展着刘勰这一创见。如对韩愈与白居易文学观的分析，一方面看到其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又阐释其理论在特定时代的创新与局限。不同于以往批评史教材的是，《新编（第二版）》顾及大学教育的实践品格，以富有启发性的语言进行章节导读和设计课后练习，从实践层面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普及提供了可行性。这一极富人文性的实践反映出袁先生的教育理念，也是在“大国学”背景下倡导传统教育的表现，这是在文学批评传统的基础上延伸出的一种带有个性色彩的学术理路。

总之，中国古典文论精神与整个中华文化精神一致，现代学者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赋予中国文学批评以“当下性”的品格，承续发展着这种文化精神。《新编（第二版）》承续国学研究的通贯性精神，本着将生命融入文章的价值观念，正是传承发扬了这种人文精神。该书蕴涵的人文理念为国学在教育层面的实践提供了范例。

[1]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4]袁济喜：《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钱钟书：《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