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仁会考

汤开建 张中鹏

仁会是晚明时期出现的天主教在华慈善组织。然而学界关于仁会的认识却存在不少误区，通过考察晚明仁会之现存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虽然仁会带有一定的中国传统善会的色彩，但不可否认其天主教的宗教色彩，同时此一特征亦可视为中国天主教慈善团体本土化过程的必然显现。

关键词：晚明天主教仁会善会

作者：汤开建，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中鹏，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晚明出现的“仁会”，学术界已有人予以关注。然而，由于资料搜求不备，故对“仁会”的认识仍产生不少误区。本文拟将目前所见仁会之相关史料进行梳理辨证，以求对仁会的来源、性质、组织及其活动有较为系统清晰的认识。

一、杨廷筠之武林仁会

明末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地方士绅纷纷在各地组织同善会，兴起了一场同善会运动。在这一形势下，杭州天主教徒杨廷筠(1562～1627)万历年问亦成立了中国天主教会的民间慈善组织——仁会。早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李之藻回籍丁忧，即延请意大利神父郭居静(Lazare Catlaneo，1560～1640)至杭开教，杭州遂因李之藻、杨廷筠等著名教徒而成为当时中国天主教的宣教中心。关于杨的信教，明代丁志麟的《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记载颇为详细：

岁辛亥(1611)，我存公官南都，与利先生同会郭仰凤、金四表交善，比告归，遂延郭、金二先生入越。……公闻李封君殁，往唁，见二先生，欣然叩其宗旨，既而恳睹主像，竦息瞻拜，恍若大主临而命之也。因延先生至家厚礼之。杜却嚣尘，一意穷天学指归。……曩公因乏嗣，故置侧室。公子二，由庶出。比公固请圣洗，而先生未许。……公忽猛醒，痛改前非，屏妾异处，躬行教戒。于是，先生鉴其诚，俾领洗焉。

杨氏领洗后，依圣名“弥格尔”自称“弥格子”，尤其注重实践基督徒四种美德：爱人、克己、忍辱与甘难。晚明以降，这些从儒家士大夫传统而走进基督教世界的信徒，多以儒家基本理念来理解天主教教义：

夫西儒所传天主之教，理起义实，大旨总是一仁。仁之用爱有二：一爱一天主万物之上；一爱人如己。真知畏天命者，自然爱天主；真能爱天主者，自然能爱人。

将天主教的主旨同儒家的大义“仁者，人也”基本统一起来。

杨廷筠生活在明末中国佛教中心——杭州，其早年崇信佛教。在杨氏早年的生活中，佛教的“放生会”和当时江南地区兴起的同善会对杨廷筠创建“仁会”必有重大影响。在创立“仁会”之前，他就用他的财富，为当地的慈善事业做出多次捐赠。杨氏的“善心”在入教以后得到了更大的发扬。他对“善”的认识已远远地超过佛教徒的“放生”。丁志麟称：

尔时，武林有放生会，岁糜费数千，悉市鳞介羽毛而纵之。公既奉教，知爱物不如仁民，乃鸩荐绅善士同志者，共兴仁会。

关于杨廷筠创办的“仁会”，保存的史料甚少，中文资料共有四处纪录。一是《杨淇园超性事迹》称仁会：

公既奉教，知爱物不如仁民，乃鸩荐绅善士同志者，共兴仁会。规简而当，义博而精。每月就主堂中，随时愿舍笥贮焉。今忠谨之士，司其出入，饥者食之，寒者衣之，渴者饮之，病者药之，旅者资之，虏者赎之，死者藏之，四方无告之民。利赖无箕，而公轸念，更有加及于微弱者。贫窭之人，寒冻殊苦，多患皲痃。公谕家人：日伺典铺中所鬻敝衣垢裳，收而涤缉之。臬絮则市而褚之，岁施数百所，全活颇众。口之人，有志课其子弟而乏力者，为义馆之设。量才择师，任其来学，文有期，行有规，时躬检课而迪以性学。于是，公之里干，入孝出弟，举多端士也。一日，行见同教亲柩外露，未获所藏者。公恻然曰：若翁即吾翁也，忍今至是?为之购陇亩，筑坟墓，并令教中贫乏者成葬焉。又于陇中立一圣堂，以行大祭，祝祈主眷，佑其灵魂。其用意周挚若是，他可知矣。时艾思及先生在讲座更为广之曰：公怜民而多方拯之，其功固不浅矣。第怜贫而未怜富，第怜病而之在身，未怜病之在心也。公曰：将如何?艾先生曰：愚谓施人以财，未若兼施人以训。财及于人身，训及于人新。财为一时之惠，训为终身之泽也。因言而施，因施而广，施之为功大矣。夫圣教书籍一帙，仅数钱耳。施贫不足，施富由余。今有富贵人于此，予以数钱耳则弗然怒，予以书籍，则翻然喜也。施受固不同矣。彼知吾言之富，不知吾费之俭也。缘是多刻天学书籍，广传正教。艾先生又告公日：夫为善之功，贵于恒义，弥久则功弥大。今仁会之施，一出一入。入者有限，施者不易穷乎?不若权子母而施之，惟是置田宅，计羡余，岁施其所出之数，此长久之计也。公深以为然，遂置产千金，抵今施不匮焉。

二是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45《武林杨母吕恭人传》称杨廷筠：

立仁会，设施格二十有九，劝施义有五。首捐赀为倡，恭人出奁钏继之，诸子女同心奉命，馁者饩，寒者襦，疾者药，暴者殓，以逮孤茕故旧，皆倚为外府。其他倾廪以活饿人，积贮以需平价。

三即瞿式耜《仁会引》：

武林淇园杨师推广爱人如己之学，偕同志者，倡为仁会。会约凡数条，而弁其首日《广放生说》，盖仁民爱物原有次第，序中反复开诱，详且切矣。

四为叶益蕃《三山仁会引》：

武林之有放生会也，从竺乾氏戒杀而设也。夫造物主化生万有，人贵而物贱。今反轻所贵，而重所贱，毋乃逆施而倒行者欤?京兆淇园杨公，著说以广之，更为仁会，盖所以仰体上主闵下之心，而爱人无已者也。于时彼都人士，无不欢忻鼓舞，慕义而景从。两浙之民，何多厚幸耶?

西文资料有两份耶稣会年报纪录了杨廷筠的“仁会”。1619年耶稣会年报称：

他(杨廷筠)不单以帮助基督徒的灵魂增长为满足，他也关心世俗事务和他们的物质需要。他通过往年成立的慈善会来办这些事。多年来，该会已筹得充足的款项来为各类人作广泛的慈善工作。因此，城里的人常说，在杭州这个人口非常稠密的地方，如果有两个杨廷筠，就没有人贫穷了。

1620年的年报也谈到“慈善会于数年前成立，杨廷筠是会长”。钟鸣旦根据这两份年报推测，仁会应创立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1616～1618)之间。

杨廷筠创建的仁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慈善组织?钟鸣旦先生认为：

根据传记所栽，他的“仁会”类似袜宏的“放生会”，也类似杨东明的慈善会社。每月有聚会、献仪，专人处理捐款等。但钱不是用来放生，而是根据天主教的7项善功来帮助穷人。

此外，他又在另处亦提及杨廷筠的仁会：

虽然杨廷筠与王征的仁爱会社和基督宗教有联系，却没有明显的宗教活动，如祈祷、告解之类。它们纯粹以慈善为目的，而信教也不是入会的条件。可见这些慈善团体在本质上并非西方的，而是纯粹中国化的团体。在陈继儒所作的吕氏传记里，对会社有确切描述，提到“仁会”的规则、虔诚的捐款等等，但没有提到基督信仰，由此可以证明此类会社的中国特点。

日本学者夫马进也接受钟鸣旦的观点。仁会所从事的各项事业与同善会基本相同，可见仁会是与同善会十分相似的组织。

夫马进甚至称：

仁会的创立是在高攀龙创立同善会之后，因此完全不可能影响到同善会的创立。此后，

在同善会的活动中也明显见不到基督教的影响，……这样，就可以基本否定在明末善会兴起时存在着基督教的因素。

我们不同意钟鸣旦与夫马进二先生的观点，虽然现存有关杨淇园创办的“仁会”资料十分罕见。但从现存史料中我们抽绎出的结论也与二人有所不同：

(一)武林仁会的创办与欧洲传教士关系密切，有着极为深厚的宗教背景。《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称西人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尝参与经营武林仁会，杨廷筠亦遵循其旨以图改善。《西海艾先生行略》亦称艾氏：

先生于交际之礼最不苟，苟非合义，即一文一粒，若将况然。然极喜布施，彼国岁有俸金。豫附海舶以来，迩年海舶不通，常至乏绝，犹约腹并衣，济人不倦，又多方劝人布施。武林旧有放生会，岁费金钱不赀。先生讽京兆杨公日：爱物不若仁民。乃作《广放生说》，以其赀为周恤穷乏费。先生又广之日：施人以财，不若施人以善。盖施财者救人之形躯，施善者救人之灵性。施财仅可救贫，施善并可救富也，故先生极喜刻书，……其文皆洞彻畅达、益人神智，真治心之神药也。

武林仁会创立于万历四十四至四十八年(1616～1618)间，其时艾氏等诸神父正住居杭州杨家避难，则杨廷筠创会理应受到艾儒略的扶持与督导，故《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西海艾先生行略》皆言艾氏于杨廷筠“仁会”之力。

(二)目前所见的“仁会”均由天主教徒创建。根据现有材料，我们确切可知四所仁会：杨廷筠武林仁会、瞿式耜常熟仁会、王征泾阳仁会与叶益蕃三山仁会。杨、瞿、王、叶四人均为天主教徒，即目前所知“仁会”，均为天主教徒组建成立。杨氏奉教至少六年，故认为“知爱物不如仁民”，摒弃当时颇为流行的放生会，而另辟中国天主教之“仁会”。

(三)杨廷筠之“仁会”均按照天主教七项善功来进行慈善事业。罗雅谷(Jacques Rho，1593～1638)《哀矜行诠》所言：“凡人保存肉躯，莫急于饮食。故第一日食饥者。第二日饮渴者。寒暑风雨甚苦，肉躯宜以衣以室庇之。故第三日衣裸者。第四日舍旅者。疾病患难人所时有。凡自召之灾，意外之变，无不望救于人也。故第五日顾病者。第六日赎虏者。肉躯有生必有死，死无所殡，倍为惨伤。故第七日葬死者。”杨氏仁会则为“饥者食之，寒者衣之，渴者饮之，病者药之，旅者资之，虏者赎之，死者葬之”。所行善功与之完全一致。

(四)中国传统慈善团体主要任务在于济贫，善会明文规定不救济“不教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甚至有以伦理和道德标准荐举济贫对象。但杨廷筠之“仁会”则强调受济人不分贵贱善恶，正如《哀矜行诠》所言：“凡济贫乏，不宜分品类。日不分世物之贵贱而并照，雨不分善恶之田而并濡。我施人，奈何择人手?盖施恩者，不须度彼之分量，第须满己之分量。”杨廷筠仁会创设之初主旨可能亦仅为济贫，颇似同善会之宗旨。当时在杨家的艾儒略就引导杨淇园以广其仁，“第怜贫而未怜富，第怜病之在身而未怜病之在心也”，促使仁会爱人之举走向“不分品类”。对穷人则施以财，对富人则“多刻天学书籍，广传正教”。对身病者施以药，对心病者则施以训。“设义馆，量才择师，任其来学，文有期，行有规，时躬检课而迪以性学”。故耶稣会年报中称杨氏“不单以帮助基督徒的灵性增长为满足，他也关心世俗事务和他们的物质需要。于是公之里干，入孝出弟，举多端士也”。

(五)仁会相关资料中也记录了他们的宗教活动。《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中记录仁会创办过程中的一件事：

一日，行见同教亲柩外露，未获所藏者。公恻然曰：若翁即吾翁也。忍今至是。为之购陇亩，筑坟墓，并令教中贫乏者成葬焉。又于陇中立一圣堂，以行大祭，祝祈主眷，佑其灵魂。其用意周挚若是，他可知矣。

仁会不仅给教友亲人亡者施济立坟，还购置一公共墓地专葬“教中贫乏者”，另外还于墓区中建一教堂进行祭祀、祷告，以求“祝祈主眷，佑其灵魂”。此足以证明：杨氏之仁会内确有天主教的宗教活动，引一份《仁会会规》来作旁证：

爱人如己，不可得罪他人，以致犯诫。能行哀矜等功，此功固众人之所当行，而仁会更当行之。其仁会之主保是天主圣母玛利亚仁慈之母。其号是无原罪始胎，瞻礼会中诸友尤宜恭敬。圣母行诸神功，效其仁慈，然恭敬圣母之礼，必在实心力行，不可空徒口说。

这一份会规是哪一家仁会所订，杨家、瞿家、王家抑或叶家，或者哪一家都不是，四家之外尚有另一仁会?我们尚无法考证清楚。但既均以“仁会”为名，且又是天主教徒创办的慈善团体，其主旨应是相同的。此仁会以圣母玛利亚为主保，要求会友恭敬圣母，“效其仁慈”，多行善功，“必在实心力行，不可空徒口说”。则可证明末创建的仁会组织内有十分浓厚的宗教色彩，亦可证，仁会即是晚明时期出现的天主教慈善团体。

二、瞿式耜之常熟仁会

关于瞿式耜常熟仁会的唯一记载，仅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所收《仁会引》一文，为旧本《瞿忠宣公集》、今本《瞿式耜集》所不存，且未见前人研究瞿式耜时加以利用。兹迻录全文于次：

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亘古来止，此生生不已之元，长养宇宙，即此是生天、生地、生人物之本领。人而不仁，生理绝矣，生气断矣，而仁于何见?如见暴骨，而其色惨然；见笃疾，而其中怛然。使非腔子内，实有是好生之根荄?此惨然、怛然者，于何呈露乎?以文王之圣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而仁政必先，鳏寡孤独四民，甚至一枯骨而必掩盖之，以全其仁。何况我人根器劣薄，罪愆深重，即日行一仁事，犹虑不足。仰承天眷，而顾悭贪成习，残刻相高。居平但思自利，不思利他。偶露一线生机，必摧折销铄之，乃已是天非生人，生虎狼、生蛇蝎也。泰西利氏阐明天学于中土，垂三、四十年。其教主于敬天孝亲、克己爱人，于吾儒为仁之功用分毫不爽，而警醒痛切更多，吾儒之所未逮。武林淇园杨师推广其爱人如己之学，偕同志者，倡为仁会。会约凡数条，而弁其首日《广放生说》。盖仁民爱物原有次第，序中反复开诱，详且切矣。岁在子丑，泰西上德艾公、毕公相继来虞。余忧居无事，得详叩其学术之原委。第苦障深力弱，弗克受持。至于仁事，不敢不勉也。今年春，友人张又玄暨余弟式毂锐然请余广之同人，而杨师亦谆谆寓书为勖。余惟仁者天下之至公，苟有心知，孰无恻隐?况愿力虽有大小，功德曾何差别?甘自居于不仁可矣，甘自沦于非人可乎?往尝见梁溪诸先达有同善会，约已复为广同善会。大指在济贫助棺，使生死成被其泽。兹心也，即爱人如己之心也。我辈人人具有仁心，奈何甘让美于梁溪、武林哉?遂欣然允张君之请。重锓杨师之序，而复以卮言引其端。盖一则畅杨师仁会之旨，一则破凡夫天学之疑，使知达其仁则人矣，如其人则天矣。直截平易，莫过于斯。可不勉诸?至于会中方便，因缘随人施舍，原无定规，此在同志者参酌流通之耳。

此文未署名时间，以下试考之：常熟瞿家为当地望族，同时常熟也因瞿家成为天主教繁盛之地，成为苏州府甚至江南的传教基地。瞿汝夔(1549～1612)为瞿家与欧洲神父接触的第一人，尝劝利玛窦易僧为儒，对中国天主教早期宣教事业颇有贡献。瞿式觳(1591～?)，瞿汝夔长

子、瞿式耜堂弟。万历三十二年(1604)，瞿汝夔至南京欲将14岁的式毂托付给耶稣会院，希望他能接受耶稣会的教育，且“同别的学生一齐接受完全的宗教信仰”。瞿式毂遂取教名“玛窦”，“在耶稣会神父的指导之下，孩子发奋图强，进步神速”。天启三年(1623)，瞿式穀邀请艾儒略赴常熟开教，此时汝夔已过世多年。是年瞿式穀亦为艾氏《职方外纪》作序，同时还有李之藻、杨廷筠两人。由此则知，瞿式觳或与中国天主教三柱石的李之藻、杨廷筠有所往还。瞿汝夔、瞿式觳父子的宗教信仰当也对其家族中人有所影响，如瞿式耜(1590～1651)即受其影响颇深。萧静山《圣教史略》称：

瞿式毂自幼领洗，在南京从神父读书，及长还家，屡次请神父至常熟开教。天启三年，又至杭州杨廷筠家，与神父商定此事，会艾儒略神父新自陕西回，愿如式毂所请，就随他到常熟。艾神父大德不凡，天主加佑，在常熟不久，就有多人奉教，其最著名的是瞿式耜。式耜是式敷的伯叔兄弟，早年登第，在北京做官，因丁母忧(按：此处有误，应为丁父忧。)在家二三年，时与艾神父谈论，渐知教理真正，决意奉教。艾神父鉴其诚切，与领圣水，圣名多默。

瞿式耜，字伯略，一字起田，别号稼轩。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曾任永丰、吉水县令。天启三年至五年(1623～1625)，因父丧丁忧在家，此即文中所言岁在子丑“余忧居无事”。子丑分别为天启四年、五年。又文中再言“今年春”，故此文写作必在天启五年(1625)之后。而瞿氏初创仁会时，杨廷筠来信训诲有加，则是文至迟于天启七年(1627)冬杨氏离世前写毕。至此我们可判定，常熟仁会应成立于天启六、七年(1625～1627)问。那么瞿式耜何时入教呢?其时亦应在天启六、七年间。萧静山《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再称瞿式耜：

时与艾司铎谈论教理，深知真正，切求领洗，誓许终身坚守天主十诫，决不二色，艾铎荐其诚，与领圣水，取圣名多默。

黄一农也认同此说，“瞿式耜或在天启三年之后不久决定受洗”。又因式耜侧室顾氏崇祯元年(1628)十月产子，黄氏认为瞿氏“一方面或期盼能广嗣，另一方面则或是希望离家在外时有人能照料生活起居”，则“应最可能在天启七年左右娶顾氏”。即瞿氏至迟于此时已疏远并背离天主教教义。瞿式耜天启四、五年间并未在艾儒略、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1582～1649)两神父影响下受洗，其缘由或因天主教教义与传统儒家居丧守制的礼俗相左。瞿氏自觉“障深力弱”，故最终“弗克受持”。同一时期，杨廷筠天启七年冬(1627年12月)离世，子女遂用天主教葬礼祭奠之，与中国传统葬礼“铺张花费、拜神拜佛”已然不同，而是要符合天主教之规定：(1)力行功德，帮助亡者得救；(2)追思弥撒。除共同行善举以外，这些天主教礼仪当为遵循儒家礼制者所不容，瞿氏也当作如是观，也不可能按照天主教礼仪去祭奠尚未奉教的父亲。即天启三年至五年(1623～1625)守制期间，瞿式耜因故未能受洗入教。而同时瞿氏最后又依杨廷筠之法创设常熟仁会，“重锓杨师之序，而复以卮言引其端”，既“畅杨师仁会之旨”，又“破凡夫天学之疑”，使人走向“知达其仁则人矣，如其人则天”的通往天学之路，其动机、手段与目的已不得不使人相信：瞿氏此时也已奉教。再者，瞿式耜奉教西文又有明确记载。那么瞿式耜领洗时间应为天启六、七年间。则常熟仁会此时也必成立于教徒瞿式耜之手。

瞿式耜依杨廷筠之法创设仁会，其特点如下：首先，瞿氏创会依据在于利玛窦以来所传天学以及杨廷筠的努力，即“其教主于敬天孝亲、克己爱人，于吾儒为仁之功用分毫不爽，而警醒痛切更多，吾儒之所未逮。武林淇园杨师推广其爱人如己之学，偕同志者，倡为仁会。会约凡数条，而弁其首日《广放生说》。盖仁民爱物原有次第，序中反复开诱，详且切矣”。利玛窦以来所传天学、杨廷筠的仁会即为瞿式耜常熟仁会的思想、组织渊源。同时，常熟仁会的创建有着极为深厚的天学人脉渊源。岁在丁丑，艾儒略、毕方济两神父相继来虞，瞿式耜虽未受洗，却依然强调“至于仁事，不敢不勉也”，时已埋下伏笔。再者，仁会最终创建在于张又玄、瞿式穀的劝导与杨廷筠的勉励之功。张又玄其人生平尚不可考，而瞿式穀、杨廷筠则皆为奉教名士，瞿式穀为瞿式耜堂弟。至于杨廷筠，瞿式耜亦敬称之为“杨师”。又梁溪创设同善会，并相邀共建广同善会，即瞿式耜面临着成立广同善会、仁会与其他善会的多重可能，而其最终选择仿杨廷筠之法成立常熟仁会，则天学交游颇影响着其时的抉择。不过最为关键的内因应是其时式耜业已领洗奉教。

其次，常熟仁会的宗旨：“一则畅杨师仁会之旨，一则破凡夫天学之疑，使知达其仁则人矣，如其人则天矣”。瞿式耜创设仁会在于继承杨廷筠推广“爱人如己之学”的天学、倡导“仁民爱物原有次第”的宗旨，同时亦“破凡夫天学之疑”，引导其走向通“仁”、及“人”、达“天”的天学之路。此仁会显明的宗教色彩与宣教目的亦可证明晚明“仁会”本质就是中国天主教会的慈善组织。

再次，常熟仁会系仿效杨廷筠武林仁会而设，“重锓杨师之序，而复以卮言引其端”。瞿式耜重刻杨廷筠《广放生说》，以“畅杨师仁会之旨”。而至于会务操作，“因缘随人施舍，原无定规，此在同志者参酌流通之耳”。则知其仁会组织形态之一斑。但因材料有限，尚难以确知与武林仁会间具体异同，只得留有以待。

三、王征之泾阳仁会

中国天主教会“四贤”之一的王征(1571～1644)亦在故里西安成立泾阳仁会。崇祯十年(1638)，“西安府教外领洗者四百人。1639年，共有教友一二四零”，教务亦多赖王征扶持。王征教名斐里伯(phikippe)，陕西西安府泾阳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中举，天启二年(1622)成进士。四十四年(1616)，王征赴京会试，与庞氏订交，习学天主教“畏天爱人”之理。此盖其西学交游之肇始。王征何时领洗，史家莫衷一是，但至少不迟于天启元年(1621)。天启三年(1623)，为延续香火，王征违背“十诫”娶申氏(1609～1678)为妾。至五年(1625)，王征即延请欧洲教士金尼阁至陕西三原开教，并请求金氏等为其解罪。则其时王征已然回归圣教。崇祯五年(1632)，王征因吴桥兵变归里后，信仰益发虔诚，四处筹资营建天主教堂，“家事一毫不理，而心心念念，时时刻刻，只向此事着力。即妻女之簪珥、囊箧之余物、交际之馈遗，一一捐之此中甘心焉”。七年(1634)，王征遂在乡里泾阳创办仁会。王征《(仁会约)引》称：

向余为《畏天爱人极论》，盖味乎西儒所传天主教义，竭力阐明，用勖我二三兄弟崇信。第论焉已耳，未克实行，即行矣，悠悠忽忽，未克力，间即愤志力行乎，其力小，其行微，终未克约我同志共捐全力，以倡我实行之志愿。夫西儒所传天主之教，理超义实，大旨总是一仁。仁之用爱有二，一爱一天主万物之上、一爱人如己。真知畏天命者自然爱天主，真能爱天主者自然能爱人，然必真真实实，能尽人之心之功，方是真能爱天主。盖天主原吾人大父母，爱人之仁乃真吃紧第一义也。余故深信天主之教最真切、最正大、最公溥，且最明白

而易简，乃人人所能行，人人日用当行，人人时时处处所不可不。《七克》中云：圣若盎既耄，不能多言，恒用相爱二字劝其门人，……人生世间，种种苦趣不可胜言，畴克尽免，凡触于耳与目者，那能弗恻于心?弗恻于心非仁，恻于心而不见之于行，无济于彼，犹非仁也，其必尽我相爱能力救之、补之，使之存以顺、殁以宁，爱人之功其庶几乎。然匪有力不能济，匪借众多全力亦不能广济。余兹感于西儒罗先生《哀矜行诠》，立此仁会约，盖欲从今以后，自竭心力，合众全力，俾人游乐郊，补此有憾世界，以仰副天主爱人之至仁，于以少少行其爱人之实功，且劝我会中人，缘此爱人行功，默启爱天主之正会，庶人人可望天上之真福云。

王征奉教倍受西人庞迪我之影响，故前文多次言及庞氏。又王征创会以意大利教士罗雅谷《哀矜行诠》为准，而《哀矜行诠》崇祯六年(1633)方成书，次年(1634)王征即依其设会，故王罗两人交谊匪浅。王征甚至坦言泾阳仁会所行条目皆依罗雅谷《哀矜行诠》所列，“仁会本《哀矜行诠》而立”：

仁会者，哀矜行之总名也。哀矜之德有二：一形哀矜；一神哀矜。形哀矜凡七端，总以行此爱人之仁焉耳。然神哀矜之行，但以神行，可不须他物。形哀矜之实，则匪须他物，莫克济也，故端各胪列于后。而兹会中所订行者，则尤以形哀矜七端为急云。……哀矜之行，专为爱人而起念。爱人又专为爱天主而起念。故此仁会之立，独以形哀矜七端为急务。此外一切不关救人之务，不但力不能给，即能给者，亦不之行。盖恐未认真主，必不能辨为真善。正恐反得罪于天主焉耳。……仁会，原古人已行之成法也。故证述多端，总期感发吾人之仁念。……仁会本《哀矜行诠》而立。

泾阳仁会明言以《哀矜行诠》而立，亦行七项善功，“夫斯会，既以行哀矜为急务矣。就今日时势衡之，似又不无最急稍缓之分。盖兵荒之余，饥多，病多，死者多。故哀矜此三者尤最急。”仁会之人，务必敬爱天主，“凡为爱天主，爱人起念；愿如约与会者。无论簪绅、文武、宗侯、富室及农商技艺之人俱可。惟僧道不与。盖彼望人施；非施人者。”此仁会之宗教性质不言自明。故宋伯胤先生亦称：“察其实质，所谓仁会乃是天主教设于民间的一座慈善团体”。

四、叶益蕃之三山仁会

明清天主教传华文献汇编《天学集解》还收录了关于明末教徒叶益蕃在福州创设仁会的纪录，同样亦为他处所未见载。兹迻录全文于此：

武林之有放生会也，从竺乾氏戒杀而设也。夫造物主化生万有，人贵而物贱。今反轻所贵，而重所贱，毋乃逆施而倒行者欤?京兆淇园杨公，著说以广之，更为仁会，盖所以仰体上主闵下之心，而爱人无已者也。于时彼都人士，无不欢忻鼓舞，慕义而景从。两浙之民，何多厚幸耶?先文忠公在纶扉时，雅与杨公友善。谢政归来，复屡接艾先生。闻兹胜事，尝与余小子津津道之。余思三山，为古闽都会，乃遥邑仁风，口怀赞赏，岂其可行于浙，而不可行之于闽?毋亦愿有倡而寡和，有始而鲜终乎?非然也。天主生人，即赋以爱德，为诸德根。无论贵者贱者、智者愚者，一叩其恻隐之心，未有不憬然惺，而跃然动者。可见岂弟慈祥，维均厥赋。有其举之，不啻取火于燧，而挹水于源者矣。因请诸同志，后先声应者，遂得若而人，懿德不孤，蛊其然乎?会有定期，人无定数，捐金亦无定额。考诸施格，随时举行。窃意始也难，久之必易；始也寡，久之必众。一会兴，则会会可兴。一郡一邑举，则诸郡诸邑可举。人抱慈德，国有淳风。于以答上主爱人无已之心，佐熙朝宏仁广被之化，岂日小补云乎哉?福唐叶益蕃谨题。

由前文称叶向高(1559～1627)为“先文忠公”可知，此文当作于天启七年(1627)叶向高离世之后，即三山仁会应由叶益蕃天启七年之后创设。叶向高为晚明友教名士，尝为杨廷筠《西学十诫初解》致序，与西洋教士、中国教徒关系颇洽。天启四年(1624)，叶向高致仕归里，道经杭州。与艾儒略往还，力邀南下，成就福建宣教之事。其惜因置妾广嗣，终未领洗奉教。叶益蕃(1595～?)，叶向高长孙，字君锡，曾助艾儒略修筑福州教堂，为一功绩卓著的天主教徒。至于叶益蕃受洗奉教之事，史籍并无明确翔实的记载。艾儒略天启五年(1625)随叶向高抵达福州，那么叶益蕃应至迟于此时结识艾儒略。法国教会史家费赖之称艾儒略未死以前，曾使“阁老叶向高之二孙入教”。潘凤娟据此认为叶益蕃“在艾儒略临终之前才受洗”，即受洗于艾儒略1649年逝世前未久之时。又福州教堂“福堂”建于天启五、六年(1625～1626)间，“先为叶相国长孙高州君锡暨诸教友所创建”，故黄一农先生则认为叶益蕃此时应已人教。黄说应较更为合理些。总而言之，三山仁会应是由教徒叶益蕃组建的福州宗教慈善组织。

首先，三山仁会创设因武林仁会而起。杨廷筠因放生会违背造物主“人贵而物贱”之原则，“今反轻所贵，而重所贱”，重于爱物，轻于仁民，故成立仁会，“仰体上主闵下之心，而爱人无已者也”。三山仁会继武林创设，有倡有和、有始有终，“以答上主爱人无己之心”，知其相继而行、宗旨相仿，宗教性质如一。同时，三山仁会上承武林仁会而兴，亦有着其较为深厚的天学人脉渊源。正如叶益蕃所言，三山仁会的创办与杨廷筠、叶向高、艾儒略有着密切关系。叶氏创会初因艾儒略来闽开教、祖父叶向高谆谆教诲。经营仁会，既扬杨廷筠创会宣教之功，又辅叶向高、艾儒略苦心开教之力。再者，叶文四次论及造物主、上主与天主，其内涵应与杨廷筠认知相仿，即天主教之“造物主”，此不啻为叶益蕃创会之思想基础，也为西士所传天主教义在叶氏心中内化所致。

其次，关于三山仁会的成员，叶益蕃并未交代清楚。文中仅提及“诸同志”，我们无以具体分析此仁会成员之来源、分布及构成。不过，三山仁会既然上承武林仁会，以“答上主爱人无己之心”，故其成员当皆亲天学之人，至少不会反西学。

第三，三山仁会组织活动，只知“会有定期，人无定数”“考诸施格，随时举行”。又叶益蕃认为“始也难，久之必易；始也寡，久之必众。一会兴，则会会可兴。一郡一邑举，则诸郡诸邑可举”，故可断定，其时三山仁会规模尚不大。

第四，三山仁会的创建虽继武林仁会而起，不过叶文也见叶益蕃有着另外一层的考虑。此仁会的思想基础是“天主生人，即赋以爱德，为诸德根”，方可“人抱慈德，国有淳风。于以答上主爱人无已之心，佐熙朝宏仁广被之化，岂日小补云乎哉”。也即叶益蕃认为三山仁会的建立不仅可显“爱人无己之心”，以辅弼宣扬天学，同时也可辅佐明朝“宏仁广被之化”，且不止于“小补”而已。如是则可见，叶氏成立仁会也有着扶助地方教化之目的。

五、《仁会会规》

除杨廷筠武林仁会、瞿式耜常熟仁会、王征泾阳仁会和叶益蕃三山仁会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还保存一完整《仁会会规》，今已不知其创设者等确切信息，惟可视为所知中国第五所仁会。其会规如下：

夫圣教要理总归信望爱恭敬天主于万有之上与爱人如己两端而已。

第一端：教人信圣教。诸端细心讲究，透彻无疑，不信邪教、邪术。诸端为所诱感，以陷于罪，望天主恩赐，灵魂肉身日后免受永苦，得享永福。爱天主于万有之上，顺守其诚及

圣教之规。此外，行诸善功，任人之所宜所能可也。

第二端：教人爱人如已。不可得罪他人，以致犯诫，能行哀矜等功。此功固众人之所当行，而于仁会更当行之。其仁会之主保是天主圣母玛利亚仁慈之母。其号是无原罪始胎，瞻礼会中诸友尤宜恭敬。圣母行诸神功，效其仁慈，然恭敬圣母之礼，必在实心力行，不可空徒口说。今将会规条列于后：会中所捐之资或多或少或论分均出，听众酌议。

会中之事一人不能料理，立会长一人，副会长两人，仍设管箱一人，共理会事。会中设银箱一个，锁三把。会长各放钥匙一条，箱放在堂内。其银收入支出，年月日时登记明白，以便清算。

会中所宜行哀矜。诸端于今初立，未能悉举。其先在行殡葬之礼，至于衣衾棺椁随人力所能者而为之，已于丧礼仪式内详言之矣。然必于圣教诸礼两相符合，始无差错。

遇教中先亡伊家，令人告知会长。倘遇会长有事，即告知副会长。若是副会长亦有事，务随托管箱之人通知教友相约齐集其家。

一念经规则照依临丧仪式所开单款而行。

念经声音不先不后，俱要约齐如一。左齐右应、右齐左应，不可混乱，参杂土语。

凡遇教中先亡即通神父弥撒，中祈主为彼灵魂。教友或到堂或在家代彼祈求。或念在天三十三，或念亚物六十三遍。孝子率家中之人亦是如此。

在会中遇有先亡，同会各友或念在天三串，或念亚物三串，代彼祈求。

凡教友欲进仁会，先宜解罪。

每月首一主日赴堂领主保单。

遏主保圣人瞻礼日宜赴堂与弥撒。

会中教友每月宜解罪一次。

每早晚课诵十五端三分之一或圣母祷文。

或早或晚念在天亚物备三遍奉献主保圣人。

每晚临睡时宜省察本日之念言行或善则感谢天主，不善即念经求赦。

会中人在或家或出外或独居，语言之间不可忘记天主，必须念兹在兹。

会友宜记爱人如己之事。先施于家，后及于人。爱父母妻子儿女之灵魂与爱其肉身，管顾其德行以及于衣食之类。

会友有痛。会长宜不时往看，宜约在会诸友探问，劝其痛悔告解。

此仁会主保为天主圣母玛利亚，仿圣母行善功，“效其仁慈，然恭敬圣母之礼，必在实心力行，不可空徒口说”，故营设仁会以广之。又由“在会中遇有先亡，同会各友或念在天三串，或念亚物三串，代彼祈求。”“遇主保圣人瞻礼日宜赴堂与弥撒。”“会友有病。会长宜不时往看，宜约在会诸友探问，劝其痛悔告解”知，会友均为教徒。而其组织活动，所行“哀矜”，皆必须“于圣教诸礼两相符合”，故这一仁会的宗教性质显得尤为清楚。我们也足以相信：此仁会是完完全全的中国天主教会的慈善组织。同时，虽然此仁会之创办者、营建时间皆不可考，但由此完整之《仁会会规》的保存，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晚明时期同名的其他仁会的会规(含宗旨、组织、活动)以及由此凸显的宗教性质也应当是如出一辙的。

六、仁会渊源

正如上述五个个案所证，仁会确是中国天主教会的民间慈善组织。欧洲慈善事业多与宗教有关。天主教慈善事业肇始于罗马，初名仁爱会，主保为圣母玛利亚。1498年，葡萄牙王室又在里斯本创立仁慈圣母会。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在海外纷纷建立仁慈堂，将仁慈堂的体制传播至世界各地。澳门也不例外。龙斯泰《早期澳门史》称：

若奥二世(JohnⅡ)的王后莱奥诺拉(Doona Leononra)于1498年在里斯本创立了一个慈善兄弟，以“仁慈圣母会”(Confraria de nossa Senhora da Misericordia)这一名称而知名。“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ordia)——澳门神圣的慈善机构创建于1569年，它的第一位主管是澳门教区的主教贾耐芳(Meichior Carneiro)。这个可敬的团体以履行下列神圣使命为职志，帮助那些靠自己卑微的谋生手段不足以维持众多家口生计的人，解除卧病在床的有身份人士的痛苦，帮助那些不愿到海外领取救济金的人，以及抚养孤儿和弃儿。在葡萄牙居住过的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教堂，他们似乎都会马上致力于建立慈善机构，正如我们正在述及的事例一样。

又据1627年澳门仁慈堂章程，中国仁会无论创会宗旨、还是组织活动都与欧洲、澳门天主教慈善机构相似，即仁会应系仿罗马仁爱会、葡萄牙仁慈堂及澳门仁慈堂而设。故王征即言：

西国有仁会，愿以行乞积金，备赎虏者。此功最大。

梁廷柟《粤海关志》亦称葡萄牙“俗有仁会”：

俗有仁会，恤孤寡茕独。商船至，或有死而无主者，收其行李，访其戚属还之。国王随处遣官为孤子治家，长则还所有，且加益焉。

可知，明清时期将欧洲慈善组织(罗马仁爱会或葡萄牙仁慈堂)也称作仁会，即明清士人之认识亦将仁会与仁爱会、仁慈堂归为一类也。

再者正如前文所言，目前所见仁会均受西方教士之影响，都有着极为深厚的西学渊源。杨廷筠武林仁会、瞿式耜常熟仁会、叶益蕃三山仁会皆与艾儒略关系密切，或由艾氏亲临督导，或受艾氏传教影响。武林仁会创立于艾儒略避难杨廷筠家之际。常熟仁会建立在艾儒略、毕方济来虞之后。叶益蕃热心仁会也深受艾儒略的影响。王征泾阳仁会则因罗雅谷《哀矜行诠》而设，故当与罗雅谷影响有关。即仁会确为艾儒略、罗雅谷督导或影响下成立的中国天主教慈善组织。而艾儒略、罗雅谷其人皆亦热心慈善。《西海艾先生行略》称艾儒略：

极喜布施，彼国岁有俸金。豫附海舶以来，迩年海舶不通，常至乏绝，犹约腹并衣，济人不倦，又多方劝人布施。武林旧有放生会，岁费金钱不赀。先生讽京兆杨公曰：爱物不若仁民。乃作《广放生说》，以其赀为周恤穷乏费。

罗雅谷《哀矜行诠自叙》亦言：

因念圣教吃紧处，惟信与行，行而不信如射无鹄，信而不行如车无轮，其敞一也。……顾行有三端，日祈、日贲、日旅，祈向主，斋向己，施向人，各有本论，而十四哀矜之行则向人之明且备者也。予遂取西本译为诠说三卷，首著哀矜之美，次解形矜，又次神矜，条绪虽多，其大旨总期爱主之实，是尽向人之诚，而向己、向主，义亦兼通矣。倘我同信者得是说而力行之，裨益匪小，且亦不负远人来宾之意云。

与此同时，艾儒略、罗雅谷又同为意大利籍教士。王征《仁会约引》言：

欧逻巴大州府县，各设有养病院，规制不一。今止就一米兰言之：其院建自本王，岁捐帑金十余万，选本府之贵而贤者，迭掌其事。院分为六：其一，其二，凡贫家幼孩，父母不能养者，收入院，觅乳媪之至五六岁。男女各居一院，男为延师习书习读，或习技艺。及成人，听出院。女亦习女工，年及笄，具奁资嫁之。其三专养癫狂难治之病。其六养伤寒疟痢等病。已上六院，俱有大屋宇。分别男女，各有服役人。又令名医专视药物，一切饮食衣服寝处之资，无不备具。又命人巡防外侮。又命人司讲论，以开慰久病者之心。病愈，听还家。死则有公茔瘗之。此六者名为公院。此外，又有养老院，舍旅院及安补院。凡人非全得之力不能作工，而又非病比。故特安养以补之。共九种。外尚有多院，皆以行十四端之功。各有资俸，设官司之。总皆爱人如已，教中一大事云。

对意大利米兰乃至欧洲慈善事业的熟稔，足以说明王征受到西方教士的深远影响，也可证明晚明仁会与意大利乃至欧洲天主教慈善组织极为深重的渊源关系。而中国教徒间的西学人脉关系也将这一慈善模式在中国前后相承地建立起来，尤其是杨廷筠不仅创设了武林仁会，在其影响下，也直接导致了与之毗邻的常熟及千里之遥的福州相继仿效并建立仁会组织。

七、余论

天主教东传、地方教会的建立与维持一方面倚赖西方教士的努力，另一面也必须依靠奉教名士的个人影响(如杨廷筠、王征)及家族、宗族势力(如常熟瞿家、福州叶家)。目前已知四个仁会均为明末教徒在城市所建，无论杭州仁和、江苏常熟，还是西安泾阳、福建福州。这些慈善组织的创设必须依赖奉教士绅或者家族势力在地方社会的影响。那么对于京畿地区、乡野之地，又表现如何呢?因资料有限，我们不能遽尔得出结论。明中后期，里甲制度益发废弛，保甲和乡约制度日显重要。保甲侧重于维护地方治安，乡约则偏重实现乡间教化。保甲、乡约、社仓、社学和乡社相结合，构成了新的地方社会控制和教化体系。其中山西教徒韩霖(1598～1649)即利用人脉关系编制了颇具官方色彩的天主教乡约《铎书》，成功地透过官僚体系和儒家传统渗透到地方教化中去。那么作为地方社会中的仁会如何与民间社会调适，教徒如何在传统文化及民间社会的背景下接受并宣扬天学呢?通过对于仁会性质、组织及活动的初步梳理，虽然使得我们知道，奉教名士、家族势力能够成立天主教色彩的宗教慈善组织，那么明清时期民间社会中的仁会到底如何组织与运作呢?仁会是否能够参与并实践地方社会的教化呢?这应是我们以后进一步关心的重点。

(责任编辑袁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