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竹枝词看清代贵州民族墓葬类型

严奇岩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墓葬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俗，它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有变化，也因民族和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贵州的民族墓葬，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贵州古代民族处理尸体的方式有风葬、火葬、二次葬、土葬等。墓葬的类型，有最古老的树葬，有喀斯特山区特有的岩葬墓，而岩葬墓又可分为悬棺葬、岩洞葬和岩墓等。土葬墓中，又有土坑葬、石板墓、石棺墓、石室墓、瓮棺葬、洞室墓、火葬墓等。[1]这些墓葬，一方面充分显示了贵州民族墓葬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为我们研究古代墓葬提供了许多难得的证据。学界从考古学或民族学的角度对贵州民族墓葬多有研究，但从文献角度的研究较少①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席克定的《灵魂安息的地方——贵州民族墓葬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李飞的《贵州崖葬略论》（《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熊水富的《贵州境内的岩洞葬与岩墓》（《贵州省博物馆馆刊》1988年第5期）,杨昌文的《黔南苗族岩洞葬浅识》（《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等。。竹枝词有方志学、民俗学、历史学和文化史的研究价值，可以作为研究各地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的重要素材；清代贵州竹枝词为我们了解贵州各族的墓葬文化提供了大量线索与参考。因此，以竹枝词为文本进行贵州民族墓葬的历史研究是新的尝试。清代贵州竹枝词对土葬歌咏较少，重点是风葬、火葬、二次葬等特殊的葬俗，这是由于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引起汉族文人的注意，从而记录下来。

一、清代贵州的风葬

考古学家将一切不入土的葬式，称为风葬。风葬又称“露天葬”，是一种以风化为主的丧葬方式，包括树葬、岩葬和停柩待葬等。

（一）树葬

树葬是人死后将尸体用树皮包裹起来挂在树上，是人类最早的丧葬习俗之一。树葬的内容和形式与早期人类以采集和狩治为主要获取生活资料手段的游荡生活相适应，并反映当时的居住方式。树葬是苗族最古老的葬法，与古代的巢居习俗有关。古代苗族人民多在树上搭屋而居，既可避兽害，又能防虫蛇侵害，于是苗族也希望死者死后也可免遭兽虫的威胁。

清代贵州竹枝词有歌咏夭苗、黑苗等苗族支系树葬的内容。舒位《黔苗竹枝词》说到：“华胄周南太觉遥，葛根难庇远椒聊；山风夜夜吹枯骨，倒挂收香缘风么。”原文注：“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树间。”[2]这是指夭苗的树葬。树葬习俗在《黔南识略》等书都有类似记载。梁玉绳《黔苗词》：“临丧作戛舞婆娑，调鼓声喧发浩歌；葬地但凭鸡子卜，掩埋犹胜束藤箩。”原文注：“黑苗人死不葬，以藤箩束之树间。”[3]另据调查，青苗在民国时期也有树葬的遗风。[4]

树葬习俗今已基本绝迹，仅个别地区对非正常死亡者采用。如黎平县肇兴乡的侗族仍然保留了一种“婴儿挂葬”的习俗，就是树葬习俗的残留。[5]今天贵州岜沙苗族树葬习俗尽管形式不同，但与树崇拜有关。岜沙苗族每当寨子里诞生一个孩子，大家就会种下一棵树，让这棵树陪伴孩子成长，当其离开这个世界时，大家就砍下那棵树，搭起他魂归故里的桥，然后在密林深处埋掉他，同时在埋葬他的地方再次种下一棵树，生命便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开始。

（二）岩葬

岩葬分岩洞葬和悬棺葬两种类型，都是采用不入土的露天葬法。据考古资料表明，贵州露天葬分布区包括贵阳、平坝、长顺、惠水、六枝、罗甸、望谟、平塘、三都、紫云、荔波、贵定、都匀、龙里、石阡、铜仁、思南、松桃、施秉、岑巩、遵义、桐梓、道真、习水和赤水等地。[6]明显突出南北两大分布区。南区属珠江流域，北区属乌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贵州喀斯特地貌发育较好，为岩葬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贵州的岩葬墓分布广泛，数量众多，是喀斯特山区特有的墓葬，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贵州流行岩葬习俗的民族有苗族、仡佬族、瑶族、侗族、龙家、八蕃、冉家蛮。竹枝词对清代贵州的岩洞葬和悬棺葬多有歌咏。

1.岩洞葬

岩洞葬，是一种选择天然的岩洞或人工凿成的壁龛作为墓地，即人死以后，将殓尸棺木放入崖洞中但不封闭洞口的一种葬法。葬地大多选在山腰或山脚的天然崖洞，不少崖洞葬地点就在村寨附近。因其葬地的选择与山崖有关，所以被称为“崖葬”或“崖洞葬”、“崖洞墓”等，史书上称“炕骨”。

岩洞葬葬式在贵州比较流行，主要是苗瑶先民的葬俗，包括历史上的东苗、西苗、短裙苗、白苗、克孟苗、牯羊苗等等。

与悬棺葬区比较，岩洞葬分布范围较小，是珠江上游的贵州、广西、云南等省山地独有的葬习[7]。而以贵州的分布范围最广、最集中，数量最多。近年来的田野调查发现，贵州岩洞葬主要分布于黔中和黔南地区，包括贵阳、安顺、黔西南部分地区和黔南的大部分，即开阳、花溪、平坝、紫云、望谟、长顺、惠水、罗甸、平塘、龙里、贵定、福泉、都匀、独山、荔波、三都和榕江等县。

岩洞葬是生活在喀斯特山区的苗、瑶等少数民族充分利用自然条件独创的一种墓葬形式。[8]苗族和瑶族在历史上都流行崖洞葬习俗，清代“改土归流”之后，才渐渐改为土葬，但在边远地区，依然保存着这种古老的葬俗。上世纪80年代平坝县不坝乡的苗族仍保留崖洞葬俗。[9]荔波瑶麓乡的“青裤瑶”仍然实行崖洞葬，成为目前全国唯一传承洞葬的族群，这在国内是极其罕见的。

今长顺县的克孟苗、牯羊苗有岩洞葬习俗，清代记载较多。刘韫良《 苗族杂咏》咏牯羊苗“丛棺深厝洞横斜，洒酒酣歌鼓乱挝；啼惨杜鹃春倍早，泪痕红洒杜鹃花”[10]的竹枝词反映了岩洞葬的特点是“丛棺深厝洞横斜”。洞中的棺木，少则数具，多则数十具乃至数百具，放置并不规则，横七竖八，或者重叠堆放，但往往分成若干堆。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楼上人居楼下牲，百棺同日卜佳城；苗妇梳完羊角髻，教儿莫向鬼堂行。”[11]这是歌咏楼居苗的诗歌。苗族村民称“岩洞葬”为“进城”，土葬为“下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进洞”是返璞归真的具体表现。

2.悬棺葬

我国悬棺葬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台湾、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10个省区。[12]在贵州主要分布于黔东北的乌江和沅江流域，包括今遵义和铜仁地区的道真、务川、思南、松桃、铜仁、石阡、岑巩等县，为古代五溪蛮的葬习，即今天的土家、仡佬、苗、侗等族，但该葬习在清代后逐渐消失[13]。据陈明芳调查，今黔东北的道真、务川、正安等县和铜仁地区的沿河、德江等县有悬棺葬遗迹，且主要延续到明代中期为止[14]。

与岩洞葬比较，悬棺葬选择必在濒临江河大海的悬崖峭壁、人们难以攀登之地。或用人工在岩壁凿龛，或利用天然岩洞作墓室放置棺木。其特点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突出一个“悬”字。

悬棺葬主要盛行于僚或仡佬族的先民中[15]。宋代《溪蛮丛笑》记载：仡佬“死者诸子照水，内一人背尸，以箭射地。箭落处定穴，穴中藉以木。贫则已，富者不问岁月，酿酒屠牛，呼团洞发骨而出，易以小函，或枷崖屋，或挂大木，风霜剥落，皆置不问，名葬堂”。[16]田汝成《炎徼纪闻》也说：仡佬“殓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间，高者绝地千尺，或临大河，不施蔽盖，以木主若圭，罗树其侧，号‘家亲殿’”。[17]“葬堂”或“家亲殿”是仡佬族的悬棺葬。

清代贵州竹枝词对仡佬族的“家亲殿”多有歌咏。如尤侗《土谣》载“花桶裙携红桶裙，家亲殿上扫新坟；更怜泥户秋千戏，日逐春风蛱蝶群”。作者注花仡佬、红仡佬“人死置棺崖间或河侧以木主罗树，号‘家亲殿’”。[18]张澍《黔苗竹枝词》：“桶裙溅血信无俦，卮酒衔来意气遒；木杪夕阳人指说，家亲殿外是羊楼。”作者指出红仡佬和花仡佬“亲死置棺崖穴间，或临大河，树木主于侧，曰‘家亲殿’，房上覆杉叶，谓之‘羊楼’”。[19]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也载“人家终日住羊楼，偶到家亲殿上游；花仡佬和红仡佬，南山头与北山头”。原文注红仡佬、花仡佬“死殓以棺而不葬，置岩穴间，高者千尺，树木主于侧，谓之‘家亲殿’”。[20]另外，舒位《黔苗竹枝词》载“三寸桐棺一粟牌，山围皮骨水湔骸；泪珠若到家亲殿，凭仗红裙细细揩”。原文注：红仡佬“殓以棺而不葬，或置岩穴间，或临大河，不施蔽盖，树木主，识其处曰‘家亲殿’，岁时展扫之”。[21]可见，“家亲殿”就是仡佬族的悬棺，在安葬死者的崖洞前种上一棵大树，让祖先的灵魂有所寄托，祭祀时只要到树前，就可与祖先对话。悬棺葬反映的是在鬼魂崇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祖先崇拜。一般而言，贵州的悬棺葬和岩洞葬一般不再去墓地祭扫[22]，舒位咏红仡佬对家亲殿“岁时展扫之”却很特别，有待进一步研究。

3.停柩待葬（厝置葬）

风葬除了树葬、岩洞葬、悬棺葬外，还有停柩待葬，即厝置葬。停柩待葬属于二次葬和岩洞葬的复合葬式。这种葬式在清代竹枝词中主要指楼居苗、克孟苗、牯羊苗等苗族或侗族。

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载“楼上人居楼下牲，百棺同日卜佳城；苗妇梳完羊角髻，教儿莫向鬼堂行”，这是歌咏楼居苗的诗歌，楼居苗即侗族。作者注：楼居苗“人死停丧二十年，合寨卜吉，以百棺同葬，建祖祠曰‘鬼堂’，什器畏不敢犯，以为不祥”。[23]这就是说楼居苗要等死者的同辈全部去世后再集体合葬[24]。

二、清代贵州的火葬

彝族先民曾有多种葬式，如野葬、树葬、土葬、水葬等。

贵州的彝族比较集中地分布在黔西北的乌蒙山区。彝族火葬历史悠久，至今川、滇部分彝族仍然保留着火葬习俗。彝族古称“爨”，“爨”即烧火之人。火与彝族先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火不仅给他们带来温暖和熟食，还能防御野兽的侵害。彝族崇拜火，彝族先民认为火是彝族的起源。彝族的“火信仰”与彝族先民的祖先崇拜有关。

明清以前彝区大多实行火葬。明清时期是对火葬禁止最严厉的时期。在乾隆和同治时期清政府有过两次大规模禁止火葬的行动。受汉文化的影响，彝族并没有一直沿用火葬的习俗，清末其丧葬制度逐渐由火葬向土葬过渡。清道光年间任大定知府的黄宅中规定：“夷民恶俗，有焚骸火葬之事，屡经前府出示严禁，如敢再犯，从重治罪。”[25]在“改土归流”之后，由于彝族地方政权的丧失、111地方官吏的严厉禁止，云贵地区的彝族才逐渐改火葬为土葬。

彝族包括清代的白罗罗、黑罗罗等支系。余上泗《蛮峒竹枝词》“甲胄奔腾映日新，绕山行处更扬尘；焚骸未识藏何所，击鼓招魂葬主人”。原注：“罗族长死，聚千百人甲胄驰马，以锦缎蔽尸焚之，招魂而葬。”[26]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载“三足铁锅燃烂薪，蛇蛙雀鼠食品新；马革裹尸最堪噱，罗罗何事字忠臣”。诗中作者注白罗罗“人死以牛马革裹尸，焚于街”[27]。舒位《黔苗竹枝词》载“锦缎招魂野色宽，精夫红葬骨难寒；未妨月没教星替，梅额新加耐德官”。原文注：“其酋死，则以锦缎裹尸，焚于野，子幼不能嗣，则妻为女官。”[28]

彝族普遍实行火葬。除了彝族，深受彝族文化影响的其他民族，如剪头仡佬、补笼仲家、卡尤仲家和生僮等也有火葬习俗。

剪头仡佬火葬习俗记载也较多。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载“家住高坡最上层，剪头不见发

；新添卫里何人葬，却似荼毗一个僧”。原文注“剪头仡佬在贵定新添卫。男女剪发仅留寸许，死则积薪焚之”[29]。舒位《黔苗竹枝词》载剪头仡佬“不作刘伶荷锸埋，焚如真是突如来；心长发短君休笑，留得相思一寸灰”。原文注剪头仡佬“死则积薪焚之”[30]。张澍《黔苗竹枝词》“谨耳长锯又黑头，经年不见奉盘盂；朽身尚是荼毗俗，为问趋过有此无”。原注剪头仡佬“死则积薪焚之，面经年不盥”[31]。

布依族也有火葬的习俗，不过其火葬习俗与彝族有所不同。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记载着补笼仲家和卡尤仲家等布依族的丧葬习俗：“牛肉鱼虾入馔鲜，墓前张伞正开筵；匆匆腊月初头到，铜鼓数声来拜年。”原文注：“补笼仲家与卡尤族习俗略同。丧亦屠牛，孝子不食肉，惟啖鱼虾，祭用鱼。葬者以伞盖墓上，期年乃焚之。”[32]布依族以伞盖墓，与布依族早年的停柩待葬习俗有关。布依族的火葬属于二次葬，即死者第二年才进行火葬，此为其他民族所罕见。

刘韫良《 苗族杂咏》载“啾啾冷雨鬼声闻，七尺桐棺一炬焚；底事劫灰烧不尽，灰扬风里劫纷纷”。从注文看，这是指生僮“人死不葬，敛而焚之”[33]。

清代贵州彝族的火葬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火葬有本质的区别。根据对贵州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的调查材料，一般实行土葬的民族火化尸体，多是对非正常死亡者的一种特殊的处理尸体的方法。如仡佬族的火化尸体，应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而不是像彝族那样，是实行火葬的民族。[34]按照苗族风俗，“死得不干净”的非正常死亡者不能实行崖洞葬，必须实行火葬或土葬。

三、清代贵州的土葬

贵州各民族的土葬墓，有土坑墓、石板墓、石棺葬、石室墓、瓮棺葬、洞室墓、火葬墓等7种。[35]清代竹枝词多出于猎奇心理，因此，一般对贵州各地如汉族地区一样的土葬不太关注，但对形制特别的土葬有所题咏。如杨文莹《黔阳杂咏》“忽从石椁悟真诠，忧患余生道力坚；化外并沾时雨化，龙场一谪岂非天”[36]，从场面上反映了贵州土葬的最大特点是少用木棺而多用石棺。席克定调查也表明，贵州土葬墓有石板墓、石棺葬、石室墓和洞室墓等形式。[37]石棺葬已是明代以后的墓葬，主要分布在贵州中部地区，如织金、普定、安顺、六枝、清镇、平坝、兴义、贵阳等地，其中安顺分布最密集，当地多称为“仡佬坟”。[38]清代的文献中也记载了“龙家”实行石棺葬。如清咸丰《安顺府志》记载马蹬龙家“死用石棺”[39]。事实上，贵州多石棺葬是适应当地喀斯特生态环境的方式。今天，在乌江和北盘江的分水岭地区，因水土流失，往往出土不少二次葬的小型石棺。[40]

四、从竹枝词看清代贵州民族的二次葬

二次葬是一种对死者的尸体和遗骨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分别处理的葬式，又叫“迁葬”、“洗骨葬”、“捡骨葬”。“洗骨葬”的二次葬，是中华民族的古老葬法。在长江以南各地，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的汉族，以及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这种习俗。今天的客家人仍有“捡骨葬”或“金罂葬”之类的二次葬。

（一）洗骨葬

苗族认为，人死后肉体会腐烂，而灵魂是永生的。为了让灵魂得以永生，苗族后代为先人早日除去腐烂的肉体，一直沿袭远古流传下来的洗骨风俗，即洗骨葬。古代洗骨是苗、瑶族共有的风习，故盛行洗骨葬的民族也被称为“洗骨苗”。竹枝词对六额子、九姓苗等支系的洗骨葬的风俗多有歌咏。

关于“六额子”的洗骨葬，清代竹枝词多有题咏，从多方面反映了“六额子”普遍存在洗骨葬现象。如余上泗《蛮峒竹枝词》载“晓出山头结髻尖，负煤归去更担盐；何当数刷先人骨，须待长官下令严”。原注：六额子“人死，葬年余，取其骨，洗而刷之，至数次，人病则谓先人骨不洁，又取刷之，真恶俗也。近稍收敛”[41]。洗骨葬是清代中期残留的葬俗，“须待长官下令严”的诗歌反映了“改土归流”后行政手段的干预。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关于六额子洗骨葬诗为：“三年七次忍开棺，骨白如霜尚未干；洗髓伐毛成底事，杜鹃啼血夕阳残。”原文注中说明了洗骨葬的仪式、频次和原因：六额子“人死年余，延亲族祭墓，发冢开棺取骨洗刷令白，以布裹之，复埋三年，仍开洗如前，如此七次乃已。家人病，则云祖骨不白所致，亦名‘洗骨苗’”[42]。类似的还有舒位《黔苗竹枝词》：“空山埋后才三尺，冷水浇来又一回；不信膏肓容二竖，招魂人骨锦囊开。”原文注：六额子“人死，葬亦用棺，至年余，则发冢开棺，取枯骨刷洗之，至白为度，以布裹骨复埋。一两岁，仍取刷洗，如是七次乃止。凡家人有疾，则谓祖先之骨不洁也”[43]。张澍《黔苗竹枝词》对六额子的洗骨葬也作了描述：“岂有陈人死骨香，年年刷洗皓如霜；负薪亦是寻常事，犹说枯骸为作殃。”原文注：六额子“人死至年余，延亲族至墓致祭，发冢开棺取骨洗刷，至白为度，以布裹之，复埋三年仍取洗刷，至七次乃止。家人有疾则谓祖骨不洁云”[44]。这些竹枝词都说明六额子洗骨葬的原因是认为后人的疾病与先人骸骨不洁相关。

除了六额子，在清末九姓苗也有此葬俗。刘韫良《 苗族杂咏》：“笙歌作戛夜将阑，红剖遗尸血未干；净刷骷髅番几奉，脂膏烹给众邻餐。”[45]而九姓苗洗骨葬的习俗在《百苗图》中无记载。

（二）热丧与冷丧

除了洗骨葬外，前文提到的停柩待葬也属于二次葬的第一次丧礼。为什么有停柩待葬的习俗呢？苗族认为，一年只有热季和冷季两个季节，热季和冷季交替的农历十月，既是热季的结束，又是冷季的开始，同时也是旧年结束，新年的开始。热季是以宗族为单位聚落的季节，凡是宗族性的祭祀都是安排在热季，而冷季则是分散采集狩猎的季节，也是男女社交恋爱的时节[46]。若长辈死于热季，则实行停柩待葬，在冷季集中举行隆重的打戛丧礼。打戛，即杀牛祭祀，是苗族丧葬习俗中最浓烈、最隆重的仪式。

清代贵州竹枝词对克孟牯羊苗“闹尸”习俗多有记载。如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任籍悬岩凿户栖，攀萝上下倚云梯；如何亲殁还歌舞，只怕来年杜宇啼。”原注：“牯羊苗多于悬崖凿户而居，高者百仞，亲亡不哭，笑舞为乐；至次年，闻杜鹃声，始号泣，曰：‘亲不复矣’。”[47]张澍《黔苗竹枝词》载“凿窍悬崖百仞高，簧梯上下似轻猱；关心唬鸟声声血，何处人间觅属毛”。原注：克孟牯羊苗“择悬崖凿窍而居，亲死不哭，笑舞浩歌，谓之闹尸，明年闻杜鹃声，则号泣曰：鸟犹岁至，亲不复矣”[48]。吴仰贤《黔中苗彝风土吟》载“百丈悬崖寄一枝，竹梯高下接累累；杜鹃声里思亲泪，正是清明上冢时”。原文注：牯羊苗“亲死不哭，笑舞浩唱，谓之闹尸。明年，闻杜鹃声则比屋号泣，曰：鸟犹岁至，亲不复返矣”[49]。舒位《黔苗竹枝词》也载“山房缥缈际青天，百尺梯头踏臂眠；才到三更春梦觉，泪花一斗听啼鹃”。原文注：克孟牯羊苗“亲死不哭，笑舞浩歌，亦曰‘闹尸’。明年，闻杜鹃声，则举家号泣，悲不能胜，曰：鸟犹岁至，亲不返矣。”[50]克孟牯羊苗“亲死不哭”的“闹尸”其实是停柩待葬中的丧礼。

牯羊苗在长辈去世后不仅不哭，反而“笑舞浩歌，闹尸为乐”的习俗，瑶族也有。瑶族先民认为，老人死后，丧礼要越热闹越欢乐越好，死者的灵魂才会走向另一世界，因此，瑶族送葬时要举行兜棺表演。牯羊苗这种闹尸习俗乍看起来令人费解。其实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丧仪，而是为正式丧仪作的预先安排。牯羊苗“笑舞浩歌，闹尸为乐”是发生在冷季，因宗族还没有聚拢，无法举办丧事，只能为死者举办姻亲间的礼仪活动，意在让死者的灵魂与姻亲一起享受欢聚的乐趣。直到仲春，对死者的祭奠才真正开始，即在“笑舞浩歌”后将死者的棺材放在村里的僻静处；第二次是杀牛祭祀进行悬棺葬。事实证明，悬棺葬皆为“二次葬”[51]。

与克孟牯羊苗“闹尸”习俗类似的还有红苗“调鼓”的丧葬习俗。张澍《黔苗竹枝词》“咚咚调鼓舞匆匆，妆像如尸亦古风；五月寅辰齐楗门，前途怕有李翁逢”，歌咏的是红苗“人死将所遗衣服妆像，击鼓歌舞”[52]的“调鼓”习俗。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衣被斑丝无点尘，装尸调鼓闹比邻”[53]指的也是红苗“将死者衣装像击鼓”的“调鼓”。梁玉绳《黔苗词》“临丧作戛舞婆娑，调鼓声喧发浩歌”，作者自注：“人死，则宰牲吹笙跳舞，名曰‘作戛’；又取所遗衣服装死者像击鼓歌舞，谓之‘调鼓’。”[54]这是指红苗的丧葬习俗。《百苗图》中也记载有“人死，将所遗衣服装成形象，皆击鼓，名曰‘吊古’”。李汉林解释苗族丧事分热丧和冷丧两种仪式，热丧是装棺待葬仪式，冷丧是春季再次举行的最隆重、最重要的丧礼。由于办冷丧时死者的遗体已不存在，而祭奠的对象只能是替代物，即用死者的衣服装成死者的形象进行。[55]可见，红苗“将死者衣装像击鼓”的冷丧是二次葬的丧礼。

清代贵州各民族的丧葬习俗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多样的丧葬文化体现着各民族对于死亡的认识与人生的思考。贵州民族墓葬的可贵之处是，在习俗演化的各个阶段都有活标本延续至今，形成发展线索分明的演化脉络。贵州各民族保留的我国古代墓葬的形制，使一部分古代的丧仪和葬礼，赖以保存下来，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

[1] [5] [22] [34] [35] [37] [38] [51] 席克定.灵魂安息的地方——贵州民族墓葬文化[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16.32.212.119.35.16.118-119.209.

[2] [21] [28] [30] [43] [50] [清] 舒位.黔苗竹枝词[A] .瓶水斋诗别集(卷二)[Z] .

[3] [54] [清] 梁玉绳.清白士集·蜕稿[Z] .

[4] [24] [40] 刘锋.百苗图疏证[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219.129.

[6] [8] 熊水富.贵州境内的岩洞葬与岩墓[J] .贵州省博物馆馆刊，1988，（5）：194.

[7] [13] 李飞.贵州崖葬略论[J] .贵州民族研究，2009，（1）.

[9] [12] [14] [15] 陈明芳.中国悬棺葬[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234.34-99.93.174.

[10] [33] [45] [清] 刘韫良. 苗族杂咏[M] .民国手钞本.

[11] [20] [23] [27] [29] [32] [42] [53] [清] 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Z] .清光绪九年（1883年）刻本.

[16] 符太浩.蛮溪丛笑研究[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314.

[17] [明] 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M] .

[18] [清] 尤侗.土谣[A] .西堂诗集·外国竹枝词(附录)[Z] .浙江桐乡金氏文瑞楼刊本.

[19] [31] [44] [48] [清] 张澍.黔苗竹枝词[A] .养素堂诗集(卷三)[Z]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刻本.

[25] 民国大定县志·艺文志[Z] .

[26] [41] [47] [52] 道光大定府志·卷五十八·文征八[Z] .

[36] [清] 杨文莹.黔阳杂咏[A] .幸草亭诗钞(卷上)[Z] .

[39] 咸丰安顺府志·地理志·风俗[Z] .清咸丰元年（1851年）刻本影印本.

[46] [55] 李汉林.百苗图校释[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9.106.

[49] [清] 吴仰贤.黔中苗彝风土吟[A] .小匏庵诗存(卷四)[Z] .清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