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过自新”另解
——一种积极而简捷的修身思想

郑小升,张祥浩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悔过自新”另解
——一种积极而简捷的修身思想

郑小升,张祥浩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通常所说的“悔过自新”难以有效地发挥修身的功能。明末清初的著名儒者李颙将“悔过自新”改造为一种积极而简捷的修身思想与方法。通过汲取其中的精华并加以适时改造,“悔过自新”可以成为一种适合在当前社会进行倡导的修身思想。“悔过自新”的修身思想兼有理论性、现实性与可操作性的特点,它在推动个人复归其善良本性从而实现“人与自身”和谐的基础上,能有助于社会和谐的实现。

李颙;“悔过自新”;另解;修身

一 “性善”是基础,也是起点

坚持“人性本善”是我们倡导积极修身的根本依据,“人性本恶”的主张最终只能把社会引向过度重视刑法等外在强制力约束的轨道上,其危险性已被强大的秦王朝的迅速覆灭所证实。“悔过自新”的修身思想正是从“性善”的观点开始阐述的。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也者,禀天地之气以成身,即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本至善无恶,至粹无瑕”[1]卷一,2-3。“性善”得自于天地,是人的本然状态,人刚出生时满足于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没有丝毫的“过”,更不会去想犯任何“过”,即人性是圆满和谐的“无过之体”。而且,人的这一善性与人是同生共灭的,“此天之所以与我者也。生时一物不曾带来,惟是此来;死时一物不能带去,惟是此去。”[1]卷二,17这就是说,即便是在各种因素的影响

所谓的“悔过自新”,文献出处最早可追溯到《史记·吴王濞列传》中的“改过自新”,指的是一种态度或行为,即悔恨以前的过失 (一般指程度比较严重的),并决心重新做人。它具有五个基本特征:时间上的事后性、内容上的片面性、目的上的功利性、机制上的他律性、作用上的补救性。可以说,这样的“悔过自新”是消极意义的,对他人或有警示作用,但对过错之人而言,一般都是亡羊补牢,难以有效地发挥修身的功能。

明朝末年,由于长期与功名利禄相结合,久居官学地位的朱学被严重虚伪化了,知识分子的人心道德普遍沦丧,“昧义命,鲜羞恶,而礼义廉耻之大闲,多荡而不可问”[1]卷十,76。为对治社会弊病,当时的著名学者李颙①李颙 (1627-1705),陕西盩厔(今周至县)人,字中孚,毕生以“明学术,醒人心”为己任,因自署“二曲土室病夫”,学者常称其为李二曲或二曲先生。明末清初关中大儒,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当时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名儒”。其著作今存有后人汇编的《二曲集》。撰写了《悔过自新说》一文,将“悔过自新”改造为一种积极而简捷的修身思想与方法,这一精辟独到的创见备受时人的推崇。加上李颙不仅诉诸言,更是体诸身,见诸行,“每晚初更,……静坐,默检此日意念之邪正,言行之得失。苟一念稍差,一言一行之稍失,即焚香长跽,痛自责罚。如是,日消月汰,久自成德”[1]卷十三,117,最终成为“操志高洁”的关中大儒,这就更增加了其学说的说服力。下,人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各种“过”,此时人的本性也依然存在,并且仍是“至善至粹”的,“譬如明镜蔽于尘垢,而光体未尝不在;又如宝珠陷于粪坑,而宝气未尝不存,诚能加刮磨洗剔之功,则垢尽秽去,光体宝气自尔如初矣,何尝有少损哉!”[1]卷一,3即人的善性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所损失,更不会全部丧失,只是由于“过”的充斥和蒙蔽,人或者意识不到自己善性的存在,或者对回归善性缺乏自信和毅力而选择了放弃。

可见,“性善”的信念使得有“过”之人产生了“悔过自新”的内在动力和实践信心。

二 “过”是常态,也是抓手

人性本善,但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年龄增长,在自身因素(如气质特征、体貌状况、智能发展以及权位变动、收入变化等)和外界环境 (如形势转变、风气熏染、外物诱引等)的共同影响下,人心开始产生了权、利、名、物、情等种种欲望,如果任凭这些欲望自由驱驰而不加以必要的限制或引导,那么,欲壑难填,许多欲望就会超出合理的界限而进一步转变为“邪思妄想”,人逐渐受其牵制而陷溺于其间,在不知不觉中就偏离了自己原初固有的善性,于是“过”就产生了。即,“过”是指在各种欲望的驱使下,人对自己的善良本性所形成的偏离状态。这种对“过”的解释赋予了“过”以丰富的内涵,“过”不再是通常意义上那种外显的既成事实的“过错行为”,而是涵盖了人内心深处所隐藏的种种邪思妄想。这些邪思妄想表现为人心的各种“病痛”——“或在声色,或在货利,或在名高,一切胜心、妒心、悭心、吝心、人我心、是非心、种种受病,不一而足”[1]卷三,27。正是这些“病痛”蒙蔽了人的“无过之体”,使人失去了洞察的能力、纳谏的智力和反思的动力,以至于把在偏离善性的状态中追求所谓“快乐”的生活视为一种“合理”,沉沦于其中难以自醒。

由于这种“偏离”与“蒙蔽”对所有人都有可能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过”是人的一种普遍状态,人皆有“过”。“卑之虽愚夫妇有可循,高之至于神圣不能外”[1]卷一,7,就连圣人也有“过”。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不是因为其无“过”,而是因为其敢于承认自己有“过”并积极正视自己的“过”,时刻对“过”保持一种警醒,自觉地实践“悔过自新”的功夫,从而使自己的生命始终处在不断开放生成的过程之中,并由此得以最大限度地展开,所以圣人能够一直保持其“无过之体”,使善良本性如日月一样日新常新。

必须指出的是,“人皆有过”的观点是从修身的角度提出来的,即处理的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而并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不会导致“以有过待人”的现象,对此,我们不需要担心。恰恰相反,“人皆有过”的观点与儒家“以圣贤望人”的传统理念是一致的,“人皆有过”正是为了便于成圣成贤,二者之间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不是彼此冲突,而是相互辉映。“皎日所以失其照者,浮云蔽之也,云开则日莹矣。吾人所以不得至于圣者,有过累之也,过灭则德醇矣。”[1]卷一,4常人与圣人之间就是被“过”所阻隔,只要常人立足于持之以恒地消灭“过”,道德境界必然会逐渐得到提升。这就是说,“过”是我们修身的立足点,是我们提高道德修养水平的直捷而简易的抓手。

三 “悔”是态度,也是功夫

知“过”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改“过”,那么,如何改呢?关键就是要落实一个“悔”字。由于“过”升华为人人皆有的一种普遍常态,“悔”的含义自然也不同寻常。“悔”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事后懊悔自责的消极行为和情绪,而是转变为一种“先检身过,次检心过,悔其前非,断其后续”[1]卷一,5的积极的心性修养方法,即“思悔”、“找悔”、“勤悔”。因此,不是要通过“慎言”、“慎行”做到孔子所讲的“行寡悔”(《论语·为政》),而是借助于“悔之又悔”来积极主动地消解陷溺人心的种种“过”,以求得复归人的“无过之体”,达到“明无人非”、“幽无鬼责”[1]卷一,5的道德修养境界。可见,“悔”既是积极的修身态度,又直接就是一种修身的功夫。

具体来说,“悔”的功夫表现在把牢依次递进的四个“关”:

(一)“起念 -转念”关

“过”既然是抓手,又表现为人心所深藏的种种邪思妄想的念头,“悔”自然就必须从人的念头入手,在“起心动念”处就要夯实基础,如果发现有“一念未纯”、“一息稍懈”[1]卷一,5的情况,就应当立即“悔”而去之。这就要经常把好“起念”关,每当一个新的念头开始出现时,尤其要注意对其进行检查和反思,久而久之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人就能增强抵御外界各种诱惑的能力。但是,如果发现人心已经产生了邪思妄想的念头,就必须尽快“转念”,及时克服“一念之差”,这样才能避免越陷越深以致终不能自拔,能否做到这一点正是君子与小人、人类与禽兽之间的分水岭——“苟向来所为是禽兽,从今一旦改图,即为人矣;向来所为是小人,从今一旦改图,即为君子矣。”[1]卷一,3

(二)“慎独”关

在不同的情形下,做到“起念 -转念”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众见之过,犹易惩艾;独处之过,最足障道。何者?过在隐伏,潜而未彰,人于此时最所易忽;且多容养爱护之意,以为鬼神不我觉也。”[1]卷一,5这就是说,当“一人独处”时,当“一念独知”时,客观上,既有隐藏人心深处的邪思妄想本身就容易被忽视,又有他人监督的缺失,主观上,人容易有“宽以律己”的护短心理和“神不知、鬼不觉”的侥幸心理,所以,此时的“起念 -转念”最为困难,但也最为关键——“此出禽入人,安身立命之大关头也。此处得力,如水之有源,千流万派,时出而无穷矣。”[1]卷六,45为此,必须针对性地修炼“慎独”的功夫,养成扎扎实实地自觉检点“独处之过”、“独知之念”的习惯,目标是要达到在事情尚未显发之前就能察识出吉凶的端倪,从而将“独处之过”、“独知之念”消灭于无形,做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1]卷一,6。

(三)“静坐”关

邪思妄想的念头虽然在理论上是清晰可辨的,但在实际上,由于它们经常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人心中的其他念头甚至善念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当它们还处于萌芽状态时,与正常念头的差别可能仅仅在于那一点点端倪,所以,需要认真剖析才能发觉它们的存在。然而,常人终日为权、利、名、物、情等各种欲望在外驰逐奔波,难以静下心来认真反思,更不要说自觉检点“独处之过”、“独知之念”,因此,“慎独”虽然方法简易、效果良好,常人却很难真正将其落到实处,对此,必须补充“静坐”的功夫。“不静极则不能超悟”[1]卷一,6,“静坐”历来是修身的基础和起点,是每天必修的功课。

(四)“日用常行”关

有了上述三种功夫,似乎就能“悔”有成效了。然而,修身毕竟是一个全方位、全天候的系统工程,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专门从事“程序式”(“起念 -转念”、“慎独”、“静坐”)的修身固然重要,但与“日用常行”结合起来,进行“日常式”的修身则更为重要。“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不必务高远”[1]卷六,46,只有在“日用常行”上苦下工夫,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在“极浅极近处”[1]卷六,46躬行实践,努力做到“一言一动,并须体察”[1]卷六,46,逐渐养成“言无妄发,行无妄动”[1]卷六,46的习惯,最终才能达到“暗室屋漏,一如大庭广众之中,表里精粗,无一或苟。明可以对人对天,幽可以质鬼质神”[1]卷六,46的道德境界。如果只讲“程序式”的修身却抛弃“日常式”的修身,修身功夫就会逐渐虚伪化,最终必然流于形式,成为空谈。

四 “自”是主体,也是动力

在“悔过自新”中,“自”发挥着主体和动力的双重作用:

从主体角度而言,“自 ”指的是“自作主宰”[1]卷二,21。这就是说,在“悔过自新”问题上,每个人自己应负全部责任,不容推卸到他人身上——愿不愿“悔过自新”,取决于自己的态度是否端正;有没有“悔过自新”,取决于自己的标准是否严格;能不能“悔过自新”,取决于自己的毅力是否坚强。

从动力角度来讲,“自 ”指的是“自策自励”[1]卷二,21。这就是说,不能因为外界的压力、诱惑或其他因素来功利地践行“悔过自新”,动机不纯的有“过”之“因”不可能得到复归善性的无“过”之“果”;只有依靠内源性的自我鞭策、自我激励,人才能真正地、主动地、彻底地做到“自克自治”[1]卷三,27,最终实现“自复其元”[1]卷三,27。

特别是在社会风气不良的情况下,发挥“自”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我们放弃立场,背离原则,亦步亦趋,随波逐流,“见粉华靡丽而悦,遇声色货利而移”[1]卷十,76,那么,即便是天天讲“修身养性”,日日谈“悔过自新”,也只是沦为一种虚伪的“口头圣贤”、“纸上道学”,不仅起不到矫正社会风气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它的恶化。

五 “新”是目标,也是本性

“悔过自新”就是要通过“悔其前非,断其后续”[1]卷一,5达到“归于日新之路”[1]卷一,4的境界,显然,“新”是目标。所谓“新”,是指“复其故之谓也”[1]卷一,5,即复归到人所固有的善良本性。

那么,既然善性为人所“固有”,为什么还称之为“新”呢?这是因为,与“新”相对的不是通常所说的“旧”或“老”,而是遮盖、陷溺善良本性的“过”。二者好比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明镜”与“尘垢”、“宝珠”与“粪坑”,只要“过”一被消灭,人的善良本性就会立即呈现,而且始终如一地完整保持其纯粹无瑕、宛如初生的质地,就好像每天东升西落的太阳,无论是否有云彩遮蔽,都时时处在一种“常新常在”的状态之中。

可见,“新”既是“悔过自新”的逻辑终点,又是其逻辑起点。“悔过自新”内含两次否定,“过”是对人之本性的否定,“新”又否定了“过”而复归人之本性。通过不断地否定之否定,人最终能达到“极于日新之不已”[1]卷一,6的道德境界,获得一种“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昼不愧影,夜不愧衾;在乾坤为肖子,在宇宙为完人;今日在名教为圣贤,将来在冥漠为神明”[1]卷一,6的完美人格,这无疑是一种“大福”,即超越了各种感官享受带来的“小福”而达到与宇宙大生命一体合流的全新的、圆满的生命境界。

综上所述,“悔过自新”通过“自作主宰”、“自策自励”的“思悔”、“找悔”、“勤悔”的功夫 (具体是“‘起念 -转念’、‘慎独’、‘静坐’”的“程序式”功夫与“日用常行”的“日常式”功夫相结合),消灭偏离人之善性的各种“过”(表现为人心中的种种邪思妄念),个体生命便能复归到原初那种纯粹无“过”的“新”的和谐状态,而人人“悔过自新”,人类社会便能成为一个“新”的美好和谐的社会。这就是说,“悔过自新”兼有理论性、现实性与可操作性的特点,它以其直捷简易的修身思路在推动个人努力实现“人与自身”和谐的基础上,能有助于社会和谐的实现。

当然,“悔过自新”的功夫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完成的,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人苟有纤维之过,尚留方寸……而其去圣功远矣”[1]卷一,6,即只要人心还有一丝邪思妄念没有彻底除尽,还为邪思妄念的产生保留一丁点余地,“新”的目标就远远没有实现,就仍然必须持续不断地“悔之又悔,新而又新”[1]卷一,6,因此,“悔过自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修养过程,需要人用毕生来诚心践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

[1]李 颙.二曲集 [M].陈俊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96.

[2]毛泽东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0.

Another Interpretation of"Repenting andMa king a Fresh Start"——A Positive and Short-cut Theory of Cultivating One’sMorality

ZHENG Xiao-sheng,ZHANG Xiang-hao
(School of Hum anities,Southeast University,N anjing211189,China)

Usually,it is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perform the function of"repenting and making a fresh start"to cultivate one’smorality.During the period ofQing replacingMing,Li-Yong,a famous Confucian,changed"repenting and making a fresh start"into a sort of positive and short-cut idea and way of cultivating one’smorality.By extracting its pith and changing it timely,"repenting and making a fresh start"can become a theory of cultivating one’smoralitywhich adapts to current society.As a theory of cultivating one’smorality,"repenting and making a fresh start"is academic,realistic and practical,and it drives individual to go back to the perfect human nature and then achieve a har monious relation between"man and himself",and thus,itmake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harmony.

Li-Yong;"repenting and making a fresh start";another interpretation;cultivating one’smorality

book=17,ebook=309

B825

A

1000-5935(2010)03-0017-04通过批判地汲取《悔过自新说》中的思想精华,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时代背景,同时注重说理的大众化、通俗性和可读性,可以将“悔过自新”提炼为一种适合在当前社会进行倡导的积极而简捷的修身思想。

(责任编辑 郭庆华)

2010-03-12

郑小升(1979-),男,江苏东台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张祥浩 (1945-),男,浙江乐清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史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