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冲击与乡村文化的前途
——读《回应革命与改革》

吴家虎

现代性的冲击与乡村文化的前途
——读《回应革命与改革》

吴家虎

日本人类学者韩敏所著《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皖北农村社会巨变的第一部民族志专著,也是关于汉人农村社会最详实的人类学民族志之一。本书的成功之处和价值正如东京大学、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未成道男和麻国庆所评,作者秉承了欧美、日本和中国人类学的优秀传统,尤其尊重对事实本身的强烈关注和记述,是关于汉人社会的一部经典的民族志论著。

作者以皖北李家楼的李氏宗族为主线,展现了清末、民国、毛泽东时代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通过对近300人的采访及其口述,生动地记述了不同年龄、性别、阶级成分、社会地位的人对革命和改革的政治动员所作出的回应。本书追踪并揭示了有600年历史的李氏宗族的延续和复兴机制,并通过与其他地区的比较,重新诠释了中国的宗族类型。书中也讨论了土地所有权、权力结构、婚姻和姻亲关系、礼物交换、基督教复兴等内容。这个多维度的李村民族志,为革命后的中国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和新的理论视角,也有助于广大读者对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和中国农民真实生活的理解。

通过对李家楼多维度的民族志考察,作者虽然对学术界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作出回应,如法国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社会主义革命与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延续,中国的宗族类型等;但并没有陷入欧美人类学过于注重理论建构的形式主义取向,而是更尊重对事实本身的强烈关注和记述。作者力图摆脱作为他者的农民,摆脱观念的农村,理解真实的农村,体现了日本人类学的特色。贯穿全书的问题意识并不是与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存在某种隔膜的学者的理论阐释和建构,而是对变迁社会和现代性冲击下农民命运和乡村前途的关切,体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这正是费孝通以来中国人类学书写汉人社会民族志的传统。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市场导向的经济对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经济的瓦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控制,乡土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重构——中国农民能够成功地应对吗?中国农民藉以应对现代性冲击的本土文化和资源究竟会发生怎样的蜕变和转化?

李家楼所在的萧县地区自古以来就以农业为主。晚期帝国时期,由于农业的贫困境地和工商业的欠发达,李氏宗族成功地利用科举和政治上的成功跻身于士绅阶层,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官僚和文化精英成为李氏宗族整合的带头人和推动者,与当地名门望族建立姻亲关系网络则进一步促进了李氏宗族的繁荣和延续。

民国时期,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传统的社会流动机制,市场导向的经济瓦解着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经济。在变迁的社会中,李氏宗族内部出现了分化,展示了不同的社会流动过程和策略。长房“后院”仍然坚持他们传统的观念,继续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虽然他们辛苦耕作,却很难获得更多的土地或使他们的财富增值,勉强维持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前院”的开基祖是私塾老师,不善农业经营,继续坚持读书做官的策略。结果他们虽然没有富起来,在当地政界却十分活跃。“西院”则成功地把单纯的农业生产转变为农业加工和商业贸易相结合的多元化经营,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凭借财富和与政府官员的姻亲关系,“西院”在地方上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控制使乡村社会的自主空间愈益狭小。集体化运动和统购统销政策使农户在经济上丧失了独立性,为国家权力直接渗透至村庄甚至农户奠定了经济基础。阶级观念与制度的引入,造就了更加忠诚于国家的新地方精英阶层。凭借新的党政组织、各种外围组织和地方精英,国家空前强化了对基层社会和农民的控制。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雷锋运动、毛泽东崇拜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在全国传播。农民的生产、社会甚至家庭生活、文化和仪式活动丧失了自主性。

但是,尽管共产党试图采用“阶级”观念重构农村的社会秩序,树立农民对集体和国家的忠诚,农民们仍然把以血缘和婚姻为基础的传统关系网络看得更重要,阶级意识并没有完全瓦解传统的宗族意识和关系网络,农民的社会认同仍然没有改变。李氏宗族的干部在划定阶级成分时总是试图保护他们的族人,那些在国民政府时期担任过保长或乡长的李氏族人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农民在日常生活的互助中,通常是以“院”——父系血缘的分支为单位,而不是以“阶级”为界限。获得社会流动机会的新精英在应付来自上级政府的意识形态和压力的同时,又将他们能够获得的资源与亲戚和族人分享,成为村民的后援人(patron)。由于干部控制着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社会流动,传统建立虚拟亲属关系的习俗——“认干亲”在人民公社时期十分流行,宗族和亲戚网络中没有干部关系的农民藉此适应新的环境,寻求保护。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全宗族祭祀始祖的祖先崇拜活动被禁止了,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祭祀新近三四代祖先的仪式活动依然存在。尽管一些族谱被烧毁了,但也有一些保存族谱的长辈族人顶着各种压力,甘冒风险秘密把老族谱完整地保存下来。尽管白天祖先的坟墓被铲平,但晚上人们又偷偷把坟头堆起来。

在“大跃进”造成饥荒和灾难的艰难岁月,农民用“出工不出力”等消极生存策略抵制超强的劳动负荷。少数人依靠城市里的宗族和亲戚关系网络逃离农村,多数人依靠偷盗集体食堂、仓库及地里的食物度过饥荒。偷东西在当时成为风气,农民的生存伦理逻辑并不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在学雷锋等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下,多数农民仍然是先个人,后集体,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在以出勤率为主要依据的工分制这种劳动管理体制下,社员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常常是“出工不出力”,造成集体劳动的低效和集体经济的贫困。与此相反,农民对自留地却投入极大的热情,社员几乎一半的家庭收入都来自自留地,造成生产队劳力大大减少。这种普遍的消极抵制预示着集体经济很难长久地维持下去,农村社会酝酿着改革现有体制的动力。

改革开放时代,由于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家庭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国家政权工作重心的转移,依附于集体经济的党团及各种外围组织弱化,国家失去了对农民的强势控制,农村社会重新释放出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自主空间。去集体化改革使家庭再次成为一个生产单位,农民积极投身农业生产。为了提高产量,农民对灌溉工程、机械化、科学种田和施用化肥抱以极大的热情。农村经济也从单一的粮食生产走向农业、副业和商业相结合的多元化经营。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经济和福利制度一定程度上削弱或代替了家庭和宗族的重要性。家庭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则再次向农民展示,基于血缘的亲属连带是必要的、有效的,并且是可靠的,父系血缘集团内部的劳动交换与合作显得更加频繁和重要。姻亲在信用关系网络等经济上的重要性不断增长。重修族谱、合族祭祖立碑、立字辈等宗族重建活动开始活跃。族亲和姻亲之间作为社会保障机制的礼物交换比集体化时代更为兴盛。从某个角度看,重新构筑宗族组织和传统仪式似乎是传统的重建,而实际上它是农民对经济和社会条件变化作出的具有创造性的回应,是农民自身为了适应新情况所采取的策略。

通过深度的民族志考察,作者认为,经历了从晚期帝国时期(1369年)到去集体化改革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600年的社会变迁,中国农村以血缘和婚姻为根基的基本结构、关系网络、观念和认同仍然没有改变。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农民并非总是被动的,而是非常理性和务实的。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方面的资源,把形势扭转到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一面。

但作者同时意识到,社会结构并不完全独立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引起变化和让人们调整结构的原动力。文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经济变迁中幸存下来,为人们提供新的策略来适应新的形势。在过去600年的时间里,根本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是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信用制度建立在族亲和姻亲的基础之上,没有大范围的地理和社会流动。未来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可能导致农业人口的地理性迁徙和社会流动的增加。传统的社会结构能否为这种新的形势提供新的策略?在20年后乡村已深深卷入城市化、市场化的今天,这是学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从作者的民族志描述中,我们已能隐约感到乡村文化的失范和危机。

作者在肯定农民主动性和乡村文化适应性的同时,也叙述了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出现的社会秩序紊乱、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败坏、信仰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基督教广泛传播的现象。如何重建农村的社会秩序、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呢?政府的努力是开展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运动,表彰“文明村”,妇联也发起“五好家庭”评比活动,但社会效果并不明显。相反,基督教却在社会转型期的信仰危机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徒,成为萧县最流行的宗教①今天,这一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更为严重。贺雪峰认为,最近十多年,中国农村带有邪教性质的地下基督教正在疯狂传播。参见文献[2]第272页。。如果农民在多元宗教信仰与文化格局中选择基督教而不是本土宗教与文化资源来应对市场经济转型中出现的疾病、贫穷、孤独、道德和信仰危机等问题,如果地方干部在改善农村社会风气的努力成效忽微而希望基督教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是否预示着本土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对市场经济的危机和乏力?

在传统道德经受了长期的冲击,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又崩坏了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现代传媒和消费主义文化对乡村的渗透不期而至。作者已观察到年轻一代农民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追求,这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都有所不同。中国农民能够应对变化了的经济和文化模式吗?本土文化和资源在这一历程中究竟会发生怎样的蜕变和转化?

对于现代性冲击下乡村文化的前途,学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一种是以贺雪峰、王晓明等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危机论”②2004年底,沪上学者召开“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危机”研讨会,王晓明作主题发言,表达了对乡村文化的忧虑。参见文献[3]第602-603页。,一种是以黄应贵、赵旭东等为代表的“乡村创造性转化论”。[4-5]持前派观点者多为社会、文化学者,持后派观点者多为人类学者。前派学者认为农村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也是文化问题。他们对城市化、市场经济、消费主义文化冲击下乡村文化的处境忧心如焚,希望设计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方案来解救这一危机。人类学者则认为,面对现代性的冲击,乡村文化有能力利用原有的资源作出具有创造性的回应,在蜕变、适应和转化中延续自己的存在。

在这一争论中我们可以反观这部民族志的价值。韩敏对中国农民生存策略的描述是精彩的,对中国农民生活的理解是深入的。她细致地呈现了中国农民自晚期帝国以来面对变迁的政治、经济形势所作出的种种具有创造性的回应。我们需要同样“深度理解”的民族志来观察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民生活的变化,观察乡村文化的前途与未来。

[1] 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陆益龙,徐新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 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3] 薛毅.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4] 黄应贵.农村社会的崩解?当代台湾农村新发展的启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2):

[5] 赵旭东.乡村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2):

[6] 赵旭东.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社会科学,2009(2):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邮编: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