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趋新”:使者的活动与清代中越科技文化交流刍议

孙宏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北京 100006)

中、越科技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清代的交流更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两国使者往来也发挥了独特作用。进入 19世纪,两国都遭到列强入侵,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越南最终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中越科技文化交流出现许多值得关注的变化,形式和内容都呈现出在 “传统”中“趋新”的特点。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清代中越科技交流进行探讨,但对这种变化和使者的作用关注较少。①本文依据相关档案、文献,以1885年前两国使者活动为中心,对两国的科技文化交流试作论述,恳请方家指正。

一

1644～1885 年间,中越两国的科技文化交流涉及许多方面,东方文明中的 “传统”内容,如文学中的汉文书法、诗歌和天文等,始终是交流的主要内容。在交流方式上,交通经贸、华人移居、跨境民族交流等都是其中重要的方式,两国互派的使者则成为值得重视的特殊群体。②在这期间,清王朝先后与今天越南境内的安南黎朝、西山朝和越南阮朝建立宗藩关系,安南 (越南)的封建统治者按照贡期,多次派遣使者到中国朝贡,清王朝也多次派出使者到越南册封,或进行其他的国事访问。在频繁的往来中,两国加强了科技文化交流,使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他们负责进呈或带回具有浑厚政治色彩的匾额、诗文,以及其他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物品。比如,清廷在 1683、1784年分别把康熙帝御书 “忠孝守邦”、乾隆帝御书 “南交屏翰”匾额颁赐给安南黎朝,1837年又赐予阮朝道光帝御书“弼服海隅”匾额。[1](卷506)这些都是越南使者带回的。此外,两国使者往来时,越南的药材既是越方进贡给中国皇帝的“方物”,也是赠予中国使者、官员的重要物品,包含了医药交流的内容。

其次,两国知识分子诗文唱和,传承东方文明。越南历史上就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清代两国选派使者时既注意其外交能力,又注重其文学修养。这些使者往往与对方的官员、文人相互吟诗应答,把出使期间的见闻写成诗文,有时应访问国统治者的要求作诗、“献诗”。比如,1784年,黎朝使者在江宁、热河 “奉旨作诗”,乾隆帝赏赐 “纸、笔、墨、砚各一分”,又特赐国王《古稀说》、《御制诗》一章,瑞芝如意 1柄。[1](卷507)

这些诗文的创作过程中,也反映出两国科技文化交流多方面的内容。如,康熙帝崩逝、雍正帝即位后,黎朝派范谦益、阮辉润、范廷镜来华,庆贺雍正帝登极。这次恰好遇到 “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出现,清朝上下纷纷庆贺,雍正三年 (1725)二月上旬越南使臣在返回越南的途中也呈奏祝贺,并献上三首诗,“聊效天保九如之祝,歌诵鸿休于盛世,庶伸燕喜之徽诚”。此奏折进呈以后,雍正帝不仅 “硃批褒赏”,而且御书 “日南世祚”颁赐给安南国王,增赏《古文渊鉴》、《佩文韵府》、《类函》三部书。[2]这份奏折和三首诗显示出越南使者深厚的汉语文学功底,而中国出现的“五星联珠”天象也被载入越南的《历朝宪章类志》等史籍,反映了中越文学、天文等多方面的交流。

到了 19世纪,中越两国都受到了列强侵略,但1885年前传统领域的科技文化交流仍然十分频繁,文学、医药等的交流依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这些在使者往来的过程中就有充分的反映。一方面,使者们在出使期间留下了大量的汉文诗文,这些诗文仍然受到两国知识分子的重视,相关的诗歌、文章往往编辑成集。1877年,广西官员徐延旭编选了《越南辑略》,《文学》部分设立了《诗选》,收录了阮公沆、范谦益、阮翘、吴士栋、阮忠彦等出使中国期间的诗作,以及越南官员与中国使者德保、顾汝修的应和诗文;《杂记》部分收入了越南官员武春谨、阮登楷的汉文奏疏,还收录了劳崇光与越南官员的应和诗文。另一方面,两国使者的活动涉及文学、医药等多方面的交流,劳崇光 1849年出使越南就是典型例证。

劳崇光出使越南的任务是册封阮朝嗣德帝阮福时,出使期间 “无日不病”,越方选派医生调治,又派魏克循等官员陪同照顾。他对越方的照顾很是感激,回国前专门致函嗣德帝,称赞他 “恭顺天朝,优敦地谊,意隆折节,情笃多仪”,感谢阮朝“叠赓贶好,廪继栗,庖继肉,不懈权舆,疾病扶持”,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还与魏克循酬答唱和,写了《入关有日留别候命二君子缘请敦政》、《奉和候命魏克循送别之作即次元韵缘请政之》等诗,其中就有“一家情好忘中外,三月光阴历夏秋。药里评量仗调护,诗囊检点快赓酬”两句。这两句诗有着丰富的内涵,一是他的经历充分表明了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以致于情同一家忘了“中外”;二是他从广西经顺化,三个月之间经历夏、秋两个季节,感受了越南北部、中部地区地理、气候和人文景观的差异;三是他在越南因病就医,“药里评量”仰仗魏克循等人 “调护”,又与他们作诗应和,检查“诗囊”收获很多。魏克循则写了《送劳星使入关小引并诗二首》等汉文诗,其中有“南国分茆封域旧,都城珥节宠灵新……荆南自古多才俊,遥望天台颂甫申……初出关门甘泽沛,才移鹢首早凉回”等诗句,既感谢清朝册封的“新宠”,又高度评价劳氏的才干。劳崇光对这些诗作作了评点,认为魏氏诗作“笔雄词丽,精致绵延,杰构也”,可惜自己 “德薄,不足以当之,捧诵之余,良深愧汗”,只有 “初出关”一句是 “是当时实事,存之大集”,使“一时佳话得垂不朽 ”。[3](P182-185)

劳崇光出使越南前中国已受到英国侵略,在得知“红毛谋扰广东”以后,越南明命帝曾感叹 “清人懦弱,我知之矣”,[4](卷212)但阮朝与清朝依然保持着正常的政治、经济往来。1852至 1869年,两国都遭到列强侵略,国内变乱不断,使者往来中断。1869年后,法国侵占越南南部六省,越南则五次遣使中国,加强两国的政治往来,希望中国援助平定“匪乱”、抗击法国侵略。1880年,阮廷又派遣阮述、陈庆洊、陈懽等入华岁贡,嗣德帝“制诗并远行歌,御书以赐之”。[5](卷63)1881年 2月,清廷特派招商局官员唐廷庚和盐运大使马复贲,以商办运粮事宜为名,求见嗣德帝,与越方官员笔谈。1882年,法军进攻河内,5月越南派翰林院侍讲学士阮籍到中国求援,12月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Frédéric Albert Bourée) 谈判 , 提出中、法两国与越南代表举行三方会谈。1883年 1月,越南任命刑部尚书范慎遹、内阁侍讲阮述为正副使臣,准备参加谈判;唐景崧也到达顺化,与越方沟通,与阮述等同船经香港到广东。3月 17日,阮述等人到天津,11月 22日才回国,也成为越南阮朝派往中国的最后一批使者。

在内忧外患之中,中越两国传统的科技文化交流是否仍在进行呢?史实表明,两国的使者们、知识分子们依然在酬答唱和,在文学、天文、医药等领域相互交流,承担着传承东方文明、促进中越友好的使命。当然,传统的形式中也有了内容上的变化,即更加关注两国如何救亡图存,如何抗击外来侵略。唐景崧、阮述等人的活动就很有代表性。

文学方面仍是两国知识分子交流最多的领域。唐景崧出使越南期间,越南官员阮文祥、陈俶讱、阮述等与他多次笔谈,赠送豆蔻、肉桂、沈香等土特产,陶登进赠送了自己的诗集,阮述送了 “碑拓,妙莲、苇野诗集”。妙莲,又称梅庵公主,是阮朝绍治帝的女儿,唐景崧在中国就闻其诗名,为她的诗集题词:“妙莲丽句传名远,更说诗媛有范胡。天末未能窥指爪,此心遥愿拜麻姑”。到顺化以后,他更感叹:“今至其都,可窥环珮矣!”苇野是阮朝明命帝的第十一皇子绵宾,号静圃,又号苇野,经常与越南王公诗词应和,嗣德帝时主管宫中的“尊学堂”。唐景崧到越南时很想拜会,但因“无公事,不敢来”,只知他“古文、骈体诗词俱可观”;其子洪参也是 “风雅”之士,曾请唐氏 “书一扇,一名章”,后又通过阮述赠送诗、函。在顺化时,府尹还选派歌妓,演唱 “唐人古文词,尤多古乐府”。[6](P20-25)

唐景崧在越南期间,阮述介绍了越南当时的贤才,但他把苇野错记成了 “仓山公”。据陈荆和先生考证,越南从善公绵审号 “仓山”,与苇野是邻居,他们经常诗文应和。[7](P67-68)这个讹误表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越南文化的了解仍然不够,正是因为如此,阮述等人出使中国期间与各界人士积极开展“传统”领域的文化交流,文学交流活动又最为频繁:

首先,推荐本国知名文人的作品,出国前就准备了苇野、仓山、妙莲等越南知名诗人的诗文集,适时地赠送给中国朋友。1883年 2月 7日,王韬见阮述,介绍了过去和陈梅宕、黎和轩等越南朋友的往来,阮述赠送自己的诗集,稍后又赠送苇野、妙莲的诗集;27日把“苇野、仓山、妙莲、张广溪诗文诸集”赠送给唐廷庚、马复贲、石清泉等中国朋友。[7](P23-27)

其二,与中国知识分子或互赠楹联、书画,或诗文唱和,或为诗文集作序。比如 1883年 3月至 7月,阮述就与天津各界人士广泛交流,还与李佩之、梅小树、陈钧平等人往来颇为频繁。

天文方面,中越知识分子当时的交流与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尤其关注天象变化所暗示的 “灾异”。1883年 5月 29日,阮述等人在天津注意到“辰巳之交,阳光忽淡,仰见日有三晕”,一是白色,“自日中出,前向西北”;两晕比白色稍小,呈青紫色,“如环相交”,围在太阳外面,“间有云气间断”。他为此与梅小树讨论,认为 “非晕非虹,古不多见”,人们意见不一,“兵”、“水”、“丰”的征兆都有可能;“天道渺范,休咎亦能测度”,只是“中外多事,天象屡垂,人情惊疑”,让人担心。[7](P49)正是担心 “灾异”的出现,阮述 8月 1日还到天津城北的“三太爷庙”求签,因为这座狐仙庙“灵应异常,远近崇祀,香火极旺”。他感到,中国政局多变,“国事多艰,忧疑不能自释”,便诚心前往,卜问吉凶。[7](P46)

这一时期,除了文学、天文等领域外,中越科技文化交流还包含很多方面。

一是文史书籍、字画的交流与传播。唐景崧出使越南期间,阮述又把该国范睢所著的《象郡考》、《铜柱考》送给他,唐氏觉得都 “颇详核”。[6](P23)阮述在华期间在各地购买汉文书籍、书法作品,1883年 10月,他到天津的官书局买书,称赞李鸿章开办此书局是 “惠士林之善举”

二是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如阮述在天津遇到南阳人、任职于海关署的李佩之,便询问诸葛亮的遗迹、后人情况,南阳和襄阳都有武侯祠,诸葛亮子孙在四川很多,“现有登科入苑者”;唐代后南阳才有,当时仅仅 100多户。孔庆玉是孔子第 72代孙,当时为记名提督,任职于天津练军后营。阮述便向他询问孔子圣迹、圣人后裔等情况,得知阙里、孔林等处 “今益增修,不敢少损”;孔府后人“每考进学十二名,四配每考四名,十哲四名,其余诸儒各随本籍不定名额,但有进学,可作翰林五经博士”;孔氏“人繁不能尽记”,当时做大官的不多,文官中做翰林的不少,武官中提督很多。[7](P33-37)

三是关注 1883年的中国科举和举人的状况。当时,中越两国都实行科举取士,举人是知识分子中的重要群体,阮述对此颇为关注,并与他们多次交流。1883年 3月,阮述等人从广州经香港前往天津,搭乘招商局所属“富有号”客轮,旅客大半是广东、广西到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12日轮船离上海后他又与同船五位举人,包括安徽的罗厚焜、湖南的陈嘉言、陈毓光和江西的石元鼎、范炳南“促坐笔谈,意甚款洽”。罗厚焜还是阮述 1880年出使中国经过湖北所派伴送官罗忠祐的侄子,他颇感亲切。[7](P28-29)6月,阮述到天津贡院观看武童生考试,第一场骑射、第二场步射都已进行完,他看到了第三场举重石、舞大刀和开硬弓,还了解到天津名额几十人,应试者几百人,感到中国北方 “风气刚强,人多尚武”。[7](P51)

四是医药领域的交流,一方面是两国使者互赠医药,如唐景崧在越南收到了豆蔻、肉桂、沈香等礼物,其中就包括药材。阮述在天津时,陈钧平得“痢症”,非常严重,用了阮述所赠越南所产琦

二

1885年前,中、越的科技文化交流不仅仅局限于东方文明的 “传统”领域,早在 19世纪以前“西学”东渐对两国也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两国都接触过“西洋”的 “夷人”。19世纪以后,列强对中、越两国的侵略不断加深,两国与西洋“夷人”的交往越来越多,“洋务”、“西学”成为有识之士不得不关心的内容。这就使两国的交流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如西洋历法、西方军事技术等,也出现了越南向中国派留学生的新形式,逐渐呈现出新旧杂陈、从传统转向“趋新”的局面。

在历法方面,中国的天文历法在清代以前就曾传入越南,清前期西洋历法传入中国,康熙年间钦天监中官员修订《西洋新法历书》,编成《历象考成》。1810年 (阮朝嘉隆九年),越南使臣阮有慎从中国购得《历象考成》,带回越南,并进呈给嘉隆帝,认为康熙年间“参用西洋历法”,比越南以前使用的《万全历》、《大统历》更精确。[8]1813年,陈震、阮皓从广东回到越南,又献上“玛书西洋历”,嘉隆帝命令人翻译后呈进。[9](卷46)这里的 “玛”即葡萄牙文 “Macau”的音译,就是指葡萄牙殖民者控制下的中国澳门。

面对列强的入侵,中、越两国的许多人认为“洋人”打开中国大门靠的是坚船利炮,要想抵御外侮、救亡图存,首先要制造新式的武器装备。在中国,当时既有人提议 “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西洋“夷人”先进技术,反过来抵抗列强侵略;又有人主张学习越南等邻国的技术,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在广东就仿造过越南战船四艘,而且道光帝也一度命令大规模仿制。1841年,英军气焰极其嚣张,给事中朱成烈建议“越南轧船足资海防”,梁章钜核查后也表示 “轧船实利海防”,英国侵略军“见即胆落”,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内曾经仿制过。道光帝得知这些情况后,认为英军虽然船坚炮利,但只能“仰击平击,不能近击俯击,轧船专击船底,可备火攻”,广东既然仿制过轧船,应当知道如何建造,2月谕令正前往广东的奕山、杨芳等,让他们到达后与其他军政大员协商,“如果利于攻击,应即多为制造”。[10](P261)奕山等回奏表示 “遵旨筹办”,已“晓谕广东文武官员治备战具,严加防守”。3月,道光帝又谕令奕山等 “抵粤后赶紧仿造”,如果广东已经仿制,就 “派员演驾,藉资得力”。[10](P270)5、6月间,越南商人阮得烘来华追讨债务,向广东官员表示广东战船无法抵御英国侵略,越南战船“颇为坚厚”,如果中国秘密行文越南国王,该国 “当可代造,不过四百金即造一只”。此事呈报后,道光帝更感兴趣,9月仍谕令听说越南“善制船炮,工且迅速,各项火器精于”英国,广东、广西派人认真查明英国是否害怕越南,其船炮是否能制服英军,越南是否愿意帮助中国抗英?

道光帝一再谕令仿制越南轧船,那么广东方面的进展如何?事实表明,广东方面并未按照谕令仿造。这年 10月,广东官员奏明了原因,一是 “越南虽素产木植”,但建造一艘坚厚大船,并非 “数百金所能办”;二是即使 “造成该船样式,本地无人驾驶”,林则徐 “仿照越南,制成轧船四只,内港外洋均不得用”,就是例证;三是阮得烘本是商人,“并不常住越南,恐非安分之徒”,所说的该国可以代为造船一事,越南国王并不知情;四是越南对于“天朝久称恭顺”,听说三十多年前曾经击败过英国的侵略,“至今两不侵犯”,尤其是英国日渐强大,并未听到“英国畏惧越南”的说法。他们还表示,广东离越南较远,其船炮火器是否比英国精良,难以查明,建议广西方面另外派人调查。[11](P22-23)此时,英军已离开广东,进犯浙江、台湾,清军节节失利,广东仿造越南轧船一事也不了了之。

经受列强多次入侵后,“师夷长技以制夷”得到清廷的认可,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大员学习西方军事技术,19世纪 60年代起兴起了 “洋务运动”。此时,越南阮朝统治者在痛定思痛之后也认识到“不习新学则不能进化”,嗣德末期曾选派幼童到香港英国学校学习,派人到学习“西学”已有成效的中国、暹罗 (今泰国)考察,准备与英国、美国等发展外交关系。[12](P351-389)其中,选派留学生的问题是经过中、越两国协商的,1881年 2月,唐廷庚、马复贲在顺化与越南官员阮文祥会晤时,阮文祥还提出三项要求:派驻使节常驻北京,“若有何事得于总理衙门控诉”;设领事馆于广东,“以便来往商卖,通报信息,因与诸国交游,得以通达情意”;派人搭乘中国轮船往来各国 “探学”。[5](卷66)此后不久,越南阮朝就派范炳率利载、顺捷两船前往香港,随带 12名 “学童”到英国的学校 “学习英、富、衣 (即英、法、西班牙)字话及天文、机器诸艺 ”,交给 “寓港清人石清泉管领 ”。[5](卷65)1883年 2月 8日,阮述等人在香港,石清泉、王韬等人就前来祝贺新年。阮述称石清泉是广东人,“管我国学童学习英字事”[7](P24),就是负责越南在港留学生事务的中国官员。

阮述等人此次出使目的是联华抗法,他们都很关心时政,因此在华期间不仅依旧诗文酬答,与中国各界进行着传统的交往,而且非常关心殖民者入侵后的中国,关注中国的 “洋务”新政,注意接触中国的“新派”人物,并与日本、英国在华的各方面人士接触。他们的活动主要包括:

一是他们先后到过香港、广州、上海、天津等地,亲眼目睹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也留心观察西方列强在华殖民活动及影响。如英国统治下的香港高楼林立,“百货凑集,奇诡毕至”,英人 “各设衙门”,设立机器局、保险局、消防队等机构和报纸、电报、医院、公园、“博物堂”等近代设施。另一方面,这里 “征税颇重”,物价昂贵,“居人多以奢靡相尚,鲜风雅之流;多狭斜之辈,酒楼妓馆,夜费百金”,“奸盗屡发,狡狯多歧”,以致阮述感叹“不知将来习尚”会如何。[7](P22-23)

二是参观中国“洋务”新政的设施,直接感受近代科技的新发展。如 1883年 2月 11日,阮述等人在石清泉陪同下观看了自制的 “水雷炮”,就是用“油纸”包上火药,三包系成一捆,再用 “火药”包上,传上用“漆布”制成的引线。在点上引线之后,“水雷炮”在水里 “轰发如雷,海中尽黑,死鱼浮出无数”。阮述因此了解了 “防海水雷炮法”的原理。3月,他们到达天津后,应邀参观电报局,观摩了洋枪队的练兵场面。对于电报的神速印象很深,感叹 “西人之法”真奇妙!在洋枪队,他们观看了士兵们的队列、射击表演,认为操练熟练,“合千人而如一”,“训练一依西法,中朝之有心洋学如此,其夺彼长技”,又有何难呢?[7](P33-38)

三是与王韬、伍廷芳等中国“新派”人物频繁接触,关注“洋务”新进展。王韬曾 “遍游欧洲各国”,熟悉其语言文字、风俗人情,“又能揣摩中外大局,发为议论,以寄怀抱”,当时正在香港《循环日报》任职。阮述对他十分景仰,1883年 2月到香港后专门拜访,与他长时间笔谈,交流了越南与法国交涉的情况。[7](P23-59)阮述在天津见到了伍廷芳,认为他“多识外洋诸国言语、典故”,1882年被李鸿章请到天津,“助办洋务”。[7](P36)

此外,阮述还与日本人曾根俊虎等人往来,了解天下大势。曾根啸云,即曾根俊虎,1883年是日本海军大尉,奉命在华搜集情报,12月在上海几次与阮述会面,诗文酬答,赠送了 “善书、眼药三盒”,还赠送了《南漂记事》、《法越交兵纪略》两本书。其中,《法越交兵纪略》摘录各报刊的报道,阮述认为多为“传闻之词,讹谬太半”,帮助润色改误。曾根啸云还“愤亚洲诸国萎靡不振”,倡导建立“兴亚会”,并出示了章程。日本三名僧人也拜访阮述,通过笔谈询问越南佛教情况,又索取诗文,阮氏觉得越南、日本 “同文”。[7](P59-60)③

通过在中国的参观、交流,阮述等人了解了天下大势,直接对“西洋”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有了直观印象,感受到中国遭受侵略后的半殖民地状况和学习“西洋长技”的初步成效,认为越南要想救国图存,也应该仿效中国、学习 “洋学”。但是,法国侵略者 1883、1884年迫使越南接受 “保护”,1885年又侵吞越南,阮述等人的愿望未能实现。

如上所述,中、越使者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清代两国的科技文化,所涉及的领域既包括东方传统文化中的汉文诗歌、书法和天文历法、医药、儒家文化等方面,又包括从欧洲传入的“西洋”历法、军事技术等。19世纪以前,两国交流的主要是东方文明的传统内容,19世纪则转变为东方、“西洋”文明并存。一方面,在列强紧逼的形势下,两国的知识分子仍然诗文唱和、题诗赠联,关注科举制度、孔子后裔和儒家文化,力图传承和发扬东方的古老文明,中国还成为越南了解朝鲜、日本文化的“中间站”;即使王韬这样学贯中西的 “新派”人物,阮述与他交流时既涉及“传统”,又涉及时政。另一方面,两国的交流开始从 “传统”转向“趋新”:

首先,传统交流的内容中加入抵御外来侵略的新内涵,如唐景崧、阮述等人在出使期间更加关心援越抗法,即使是观天象、在“狐仙”庙求签,今天被人们视为迷信活动,但当时却是两国传统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反映了两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忧虑。

其二,交流的渠道发生新变化,越南向中国香港派留学生、在中国人带领下学习“西洋”科技文化技术,就是前所未有的新方式;阮述等人在华期间与日本的曾根俊虎等人深入交流,“兴亚会”的亚洲联合抗击西方列强设想也成为当时东亚国家救亡图存的 “新思维”。

其三,双方在抗击外来侵略中相互借鉴。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一度希望学习越南的造船技术、战术抗击英国侵略。在越南,阮述等人感受到了殖民侵略的惨痛,比如对于鸦片战争时历经战火的虎门,阮述用险峻的形势与“兵火之后”的凄凉作对比,显然是把当时列强侵略下的中国与自己的祖国联系起来。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洋务”运动的成效,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为当务之急,既希望中越两国能够抗击侵略,又希望借鉴中国、学习 “西洋”技术,富国强兵,维护民族独立。

注 释:

① 据笔者所见,主要有陈修和著《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版;[日 ]山本达郎主编《べトナム中国关系史——曲氏の抬头から清仏战争まで》,东京山川出版社 1975年版;朱云影著《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1年版;秦钦峙《华侨对越南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历史研究》1979年第 6期;黄国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越南的影响》,《印度支那》1986年第 1期;韩琦《古代中越的科技关系——天算之部》,《东南亚纵横》1991年第 2期;覃坚毅《清代的中越文化交流》,《戏剧文学》2004年第 6期;谭志词《越南河内历史上的关公庙与华侨华人》,《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 2期;马达《中国印刷术在越南的传播及影响》,《中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 6期,等。

② 参见刘玉珺《中越古代书籍交流考述》,《文献季刊》2004年第 4期;刘玉珺《越南使臣与中越文学交流》,《学术研究》2007年第 1期;沈峥《中国文化传播到越南的方式初探》,《红河学院学报》2008年第 1期。

③ 1886年 11月日本报行社出版了《法越交兵记》,共五卷,广集有关的报道、资料,以文为主,辅以一定的地图,介绍了越南国情和 1885年中法停战签约前战争的进程。

[1] 大清会典事例 (光绪朝)[Z].

[2] 孙宏年.雍正朝《安南国陪介范谦益等奏呈庆贺诗三章折》具奏时间考[J].历史档案,2005,(1):124-126.

[3] (清)徐延旭辑.越南辑略 [Z].光绪三年 (1877)梧州刻本.

[4] [越 ]大南实录正编第 2纪 [Z].

[5] [越 ]大南实录正编第 4纪 [Z].

[6] 唐景崧.请缨日记卷一[Z].台湾布政使署光绪癸巳(1893)刊本.

[7] [越 ]阮述著,陈荆和编注.赴津日记 [Z].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8] 韩琦.古代中越的科技关系——天算之部[J].东南亚纵横,1991,(2):1-3.

[9] [越 ]大南实录正编第 1纪 [Z].

[10] 清实录 (第 38册)[Z].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 10月影印本.

[11] (清)宝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卷三十七[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影印本.

[12] [越 ]陈重金著,戴可来译.越南通史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