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维度

任也韵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音乐系,北京 100875)

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维度

任也韵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音乐系,北京 100875)

随着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国音乐教育改革和体系的完善建设有了新契机。目前中国音乐教育改革和体系建设的急迫任务是明确定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性质、探寻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维度、认识建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前景和现实困境。而重建中国音乐教育价值观、确定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理论依据、搭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模式,则是切入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必须维度。总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是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理想和行动目标。

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性质;维度

一、明确定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性质

在艺术多元化取向的时代语境里,建设完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当务之急是明确定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性质。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是当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建设的首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建构就难以真正地推进和实现。大家知道,虽然,自20世纪初“学堂乐歌”兴起以来,现代意义的中国音乐教育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但是,音乐界对中国音乐教育的性质判断和定位还没有统一结论,对中国音乐教育究竟是姓“中”还是姓“西”的问题论争不断。比如,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有人认为是移植西方技术、是“西化”音乐教育体系培养的结果。同时,也有人认为它是中西音乐艺术结合的音乐教育结出的果实——“我们自己的交响乐”[2]。在当下面对社会音乐生活的复杂变化,音乐界关于中国音乐教育是姓“中”姓“西”的争辩还在延续。比如,关于如何看待“新潮”音乐创作与听众需求关系的“谭卞之争”;关于如何看待作曲家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关系的“王郭之争”;如何界定以复兴中国音乐为主旨的“新世纪中华乐派”思想的出现等等。还有学者指出:“在学校音乐教育中,‘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较为深重,以欧洲音乐理论体系为基础对学生进行教育,忽视了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与重建,助长了妄自菲薄、盲目崇洋的思想,不利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与发展。”[3]的确,自打中国有了学校音乐教育制度以来,外来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方式对中国的音乐教育影响有正反两大方面的巨大影响。其实,延续至今的关于中国音乐教育体系之性质定位问题的论争事象产生,是一些研究者在思考中国音乐诸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自然出现的。即思考音乐为听众服务吗?中国音乐为中国听众服务吗?中国音乐为中华民族和国家振兴服务吗?这些思考和答案的本质是在诉求: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动力和内在精神是什么?以中国音乐文化为基础和内涵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该如何建立?事实上,这些问题就是探究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时急需解决的核心问题。然而,这些问题解决的前提条件,是首先要明确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性质定位。即当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当务之急是明确定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性质。

无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族群学理上说,中国音乐教育体系都应该是姓“中”的性质。也就是说,当下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应该构建中国自己的音乐教育体系。所谓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是指具有中华民族主体精神和中华民族音乐智慧的音乐教育之理性主张与实践方法有机结合的系统。简言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是指中国全部音乐教育智慧的集成系统。中国的音乐教育体系是自己族群主体性格、智慧、命名行为的深刻体现。因此,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建构的原则是立足本土、吐故纳新、兼收并蓄。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是要既不闭关锁国、盲目尊大,“走出西方”[4],也不妄自菲薄、唯他人是尊。完善做到既要坚守中国音乐教育本色,又要学习西方的音乐教育成果,使最终定格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是具有中华民族精神和灵魂的优秀音乐教育体系。

在力求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过程中,还必须揭示和认知明确定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性质之价值。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确立的独特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现在: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具有明确中华民族主体地位、传承音乐文化、引领建设本土化音乐学科教育学、提升中国音乐教育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

首先,明确定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性质具有明确中华民族主体地位的价值。这也是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核心价值。确立了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将会有力地彰显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中国音乐教育体系一定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自我选择、自我发展的自在体系,它必将蕴涵着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教育性格、智慧、追求和理想。比如,刘派琵琶①以中国音乐学院琵琶演奏家、教育家刘德海为代表的琵琶演奏、教学、创作、理论体系。参见梁茂春《“刘派琵琶”初论》,《音乐周报》2005年1月7日第5版。、彭修文模式②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为代表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建制,兼指以这种类型为基础而创作的民族管弦乐作品,特别是指彭修文的民族管弦乐作品。这类乐队建制以及民族管弦乐作品,是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民族管弦乐的‘权威话语’。参见梁茂春《“彭修文模式”值得肯定》《,音乐周报》2005年9月30日第5版。、民族声乐学派③中国现代出现的、把西方演唱技法与中国民族民间唱法相结合,逐渐形成的音乐学院声乐教育体系。参见金兆钧《关于“原生态”与“学院派”之争的观察与思考》,《人民音乐》2005年第4期,第46-49页。等表演与教学流派的提出与命名,就体现了我国草根音乐教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其次,明确定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性质具有促进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价值。中国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表征,是中国音乐教育的基础,明确定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性质和完善建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将有助于挖掘、收集、继承、传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比如,近几年涌现的原生态民歌手,“女子十二乐坊”等新民乐的火爆,就让我们既看到了明确定位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希望,又让我们认知了传统音乐文化教学与传承呈现出新的样式和新的态势。

再次,明确定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性质具有引领创造和建设中国本土化音乐教育学科的价值。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民族化内容和本土化特色,能丰富音乐学科的教育规律,为世界音乐教育贡献智慧和增添财富。比如,“中国钢琴学派”、“民族声乐学派的”的提出与建设,是在遵循音乐艺术的普适性规律基础上,结合本民族音乐审美需求和音乐表现而创造性发展起来的音乐表演艺术的教学体系。

最后,明确定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性质具有促进和提升中国音乐教育的综合竞争力价值。中国音乐教育要在国际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增强中国文化教育软实力,那么,明确定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性质,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是确立中国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独立地位的必需途径。换句话说,中国没有自己原创的、独立的音乐教育体系将制约音乐教育的发展,又将阻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之,鉴于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人文、社会、学科、政治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建设和规划具有鲜明的“中国”性质的音乐教育体系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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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寻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维度

如果说“明确定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性质”不那么简单的话,那么,探寻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结构内涵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就是说如何构建确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系统结构内涵,同样是当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急务。从系统论和学科结构论视点审视,应当从教育价值观、教育理论、教育模式、教育评价几个维度切入和着手探寻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结构内涵的建构工作。即从音乐教育价值观念、音乐教育理论、音乐教育实践模式等方面进行梳理和明晰构建,力求在中国音乐教育的共同理念指导下形成具有吐纳性质的中国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系统。

(一)重建中国音乐教育价值观

音乐教育价值观是关于音乐教育有什么用的看法和主张。一般认为,音乐教育具有审美、教育、传承等诸多价值。如,教育部制定的21世纪《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音乐课程具有“审美体验价值”、“创造性发展价值”、“社会交往价值”、“文化传承价值”[5]等。不过,类似于这样对于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客观、平面的论述是不能满足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需要的。中国音乐教育价值观念要在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总体框架下遴选和明确其核心价值观念。即,在如何有利于中国音乐教育主体性格形成,如何有利于中国音乐教育文化智慧集成的要求和目标下,明确符合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音乐教育价值观念。我认为在普遍认知音乐教育具有审美、教育、传承等价值的基础上,应再系统地补进和确立:创造、审艺、文化的音乐教育价值观念。相对于传承的、审美的音乐学科的音乐价值观念而言,创造、审艺、文化的音乐教育价值观是更符合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之本体要求的价值观。

首先,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创造价值观。音乐教育体系的创造价值观,是强调音乐教育具有创生、再造新的音乐文化的作用。强调音乐教育具有除传承音乐文化之外还具有创造音乐文化的作用或功能,强调音乐教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双主体角色,激发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从被动的接受和传承者的身份向积极的音乐创造主体的角色转变;强调个体思考在音乐历史长河中对中华民族音乐宝库的贡献,突出音乐教育的中华民族族群的主体性格与音乐智慧;强调以创造运用的视点来有目的地、精准地吸收和学习音乐文化遗产,促成音乐历史的延续与现实创造的良好衔接与过渡。那种认为“伟大的音乐杰作是那些永远优于任何具体演绎的作品。”“真正遵守’作曲家原意’的贝多芬作品106的完美演奏,也许不可能存在于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它只存在于一个想象的理想王国中。”[6]的观点是不值得提倡的。那些不断“临摹”而非创造性的音乐表演与教学也是需要矫正的。换言之,中国音乐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临摹性教育与学习”的观念与行为应该有个结束的时候。总之,创造价值观有助于发挥音乐教育的师生主体作用,有助于形成中国音乐教育的中华民族族群的主体性格与风格。

其次,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审艺价值观。音乐教育体系的审艺价值观,是强调音乐教育具有认识、判别、反应、创造“自认或被认为”艺术感知觉的作用,即审艺①“‘审艺’在概念名称上是艺术的一个原创性新命题。……审艺,是指人们对艺术的领悟性判别反映。领悟艺术、评判艺术、表现艺术和现实艺术化是审艺的核心内涵。也就是说,审艺是人们对艺术追求、领悟、创造、享受和评价行为。”梁玖《审艺学》,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的作用。音乐教育具有愉悦身心、陶冶性情的审美作用,这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强调音乐教育的审艺价值,则是主张音乐教育既要关注美的音乐的审美体验和感觉,更要注重非美的各种音乐艺术形式的审艺体验和反映,从而拓展音乐教育的内容与疆域;超越以往美的观念和形式的拘囿,发展个体音乐艺术创造能力,全面提升个体艺术素养与艺术能力;宽容对待非美的音乐艺术,帮助树立生活处处有音乐、人人都能创造音乐的艺术生活观念,提高生活与生命质量。注重音乐教育的审艺价值就是要平等对待东西方音乐、经典与流行音乐、原生态与新音乐、网络与媒体音乐等多样化音乐形态,以艺术的眼光来甄别和领悟音乐作品,将当下多种音乐艺术样式纳入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框架结构中,成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丰厚养料。时下,关于流行音乐能不能进课堂,学生为什么喜欢音乐而不喜欢上音乐课等问题均有着激烈的争论。以审艺价值观来审视,是能够较好地解决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总之,审艺价值观有助于拓展和充实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宽视野、多样化的教育内涵。

最后,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音乐文化价值观。音乐教育体系的音乐文化价值观,是强调音乐教育具有传播、创造人类听觉精神文化的作用。强调音乐文化价值观,就是要确立音乐是人类听觉精神文化的表现形式的认识论,明确音乐教育要揭示音乐与人生经历、音乐与情感快乐、音乐与社会群体、音乐与政治等诸多外向性连接关系。强调音乐教育在传授音乐学科系统知识与理论之外,还要从个体生命、人类历史的广阔平台和深厚背景之中领悟音乐艺术的人文内涵和人性内涵。当今,声乐表演者有声无情,钢琴演奏者有技无艺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与我国音乐教育的艺术文化(或审艺)与音乐文化的缺失不无关系。相反,成功的音乐表演与创作总是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音响制品《俄罗斯音乐祭》,作品从俄罗斯土地、宗教信仰、民间文学与传说、战争等角度,制作了内涵丰富的巨作——“一部鸟瞰俄罗斯大国文化的电影巨制、一部见证俄罗斯历史的音乐传奇、揭示鲜为人知的帝国秘密、解读俄罗斯不朽的音乐文化。”②导演:西蒙·布劳顿、巴里·加文、彼得·韦斯特,特邀主持、指挥:瓦列里·杰吉耶夫,演出:俄罗斯马林斯基大剧院、基洛夫管弦乐团、基洛夫歌剧院、基洛夫芭蕾舞团。《俄罗斯音乐祭》唱片数,4 ISRC (中国),CNF120500040介质DVD。同样,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及其结构也应该而且必须扎根于中华民族深厚悠长的文化历史、人文情感、宗教信仰中才会有生命力和艺术魅力,才能服务于中国社会和广大民众。总之,音乐文化价值观有助于夯实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民族文化根基。

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要建立在有选择、有目的倾向的价值观念上,以创造、审艺、文化的音乐教育价值观念引领和贯穿于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理论与实践当中。这样,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性质才能真正确立。

(二)确定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理论依据

任何教育体系都是在一定教育主张指导下的教育理想的现实化实践体系。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是需要理性和严密的理论支持,以共同理论指导教育教学有序、高效地展开,客观而真实地审视、评价,适时而恰当地调整的完整系统。为保障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完整系统的构建,应探寻确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艺术观、学术观、教育观。

首先,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需要艺术观。

艺术是以创造为基本前提和内核的人类情感与观念的外化文化。苏珊·朗格为“艺术”下的定义是:“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7]奥班恩认为“创造等于艺术的论断,应该成为所有致力于建立某种艺术观念的基础。”[8]人类为表达情感和观念的需要,一方面要求艺术不断突破已有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技法而另辟蹊径,另一方面就是彻底解构艺术创作观念,实现全新的创造表达。总之,艺术观就是确立艺术是思想观念创造性表现的观念,并以此为支持理念在艺术学整体框架中考察各门类艺术的创作、表演、欣赏和教育活动。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建构也不例外。以艺术观引领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是强调音乐教育要始终在艺术观指导下,寻取更丰富、更贴切、更多可能性的艺术化表达,更自主、自觉地探索艺术创造的途径与方式,更宽容地认识和读解纷繁多样的艺术形态及其背后的文化属性和多元文化价值观念。

其次,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需要学术观。

学术是研究专门学科知识与系统理论的所有思维活动和结果的总称,包括学术意识、学术精神、学术研究、学术方法、学术思想、学术理论、学术评价等内容。艺术学术是学科学术的一种,是关于艺术的起源、本质、价值、功能、形态、发展、变迁等内容的理性思考和智慧总结,是艺术学学科体系中的有机组成,具有学术的一般属性,即艺术学术的理性、艺术学术的价值观念性、艺术学术的专门性、艺术学术的思想性等。艺术学术的本质属性是以感性为基础、经理性运思而复归感性的艺术思维活动。艺术学术观就是明确艺术领域的理性思维,树立从事艺术活动的精神追求和信仰,规范关于艺术的专门知识和理论。艺术学术观尤其强调在艺术认识、理解、创造活动中,艺术理性对感性的调控和牵引,以及艺术感性范式的理性追求目标。从而避免发生艺术活动中忽视感性的空洞的艺术理性和忽视理性的随意的、个体经验式的艺术感性等行为。因此,一方面,探寻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不能缺失学术引领,另一方面,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要在学术观引领下形成现实、具体的学术精神和学术行为。即强调音乐教育要始终在学术、艺术学术关怀下切入、展开和评价音乐教育教学。

最后,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需要教育观。

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发现人的素质,培养人的素质的社会化活动。尤其学校教育更是包括教育目的、课程、教法、学法、评价等系统完整的内容。一句话,教育是促进人的道德品质、知识技能、生理心理成长的社会化活动的总称,其本质是促进人的成长。无论从学理,还是现实需要来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都需要有特定教育观的引领。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教育观,笔者界定为合乐成长教育观念。音乐教育应该是“合乐教育”的形态。合乐教育就是指音乐教育体系中教与学双方愉悦、合作实施的育人行为。合乐教育思想则是指音乐教育实施教与学双方愉悦、合作完成教学任务的育人理念。其内涵:一是强调构建师生彼此良好合作的人际关系;二是强调实现教学活动彼此快乐的工作关系;三是强调打造师生在教学活动中彼此共同成长的价值关系。[9]无论什么样的教育观念都是要确立一切为了学生成长的理念。即遵循学生成长的生理和心理规律,遵从教育的规律,关照学生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传播观念、影响学生,从而实施有效的教育教学活动。有学者指出“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10]人的需要、人的创造、人的成长是教育的根本,也是音乐艺术教育确立和开展的根本,是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起点和归宿。

总之,在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中,教育观是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目标原则理论,艺术观是本体内容理论,艺术学术观是手段理论和评价理论。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才能奠定厚实的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整体理论基石。进而在不断吸收中国本土化音乐学术研究成果的同时,借鉴世界音乐教育理论成果,逐步形成中国自己原创的音乐教育理论,最终构建起具有中国品质的音乐教育体系。

(三)搭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模式

如果说创造、审艺、文化等音乐教育价值观是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方向,教育观、艺术观、学术观等理论是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基石,那么,教育模式则是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实施框架。也就是说,探寻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教育模式的构建是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必由之路。因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理论的抽象性与实践的具体性、理论的一般性与实践的特殊性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二者之间有一定距离,二者之间的转换需要一定的中间环节。“理论,尤其是基本理论同实践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理论要转化为实践,要受许多条件的制约,要经过一定的中介环节。”“要重视解决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条件问题,要重视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架设中介桥梁。”[11]模式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一种中介类型。模式是一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照着做的标准样式,是以理论为基础而指导操作实践的程序,是理论与实践的桥梁,起到“沟通理论与实践,既能促进理论的提高,又能促进实践的发展”[12]8的作用。教育模式则是指教育者依循一定的教育学理将具体教学实施行为予以简约标准化集成的样式。一方面,教育模式在教育理论指导下,概括出教育过程和方法的特点,为教育实践提供便利、简明的行动方式;另一方面,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呈现出鲜明、突出的规律性特点,又丰富了教育理论。特定的教育模式的建立,有助于更大规模地组织有效教育传播活动。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必然涉及到关于中国音乐教育模式的问题。因此,探寻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教育模式的构建是完善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必经途径。

探寻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模式,首先,要认知和确立教育模式的搭建原则与方法。教育模式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提取特征、认识过程、合理分类、窥视整体、形成结构。”[12]2比如,以强调音乐审艺教育为核心的中国音乐审艺教育模式研究。首先,第一步要以模式的视角从审艺学理论中提取审艺教育的特征。审艺学理论强调音乐教育具有领悟、判别、表现、创造“自认或被认为”艺术感知觉的作用,其本质特征是对艺术的“自认或被认为”的拷问。这种拷问,在内表现为赋予意义的艺术心理:解读或判别,在外表现为命名的艺术行为:命名或反应。因此,审艺教育的特征的构成要素就有解读和命名两个核心要素。这便是第二步:分析特征的构成要素。第三步:认识审艺教育的过程。审艺的过程包括感知觉体验、解读性地判别、反应式地命名、创造等。然后,对构成审艺教育特征的要素进一步分类。最后,形成审艺教育的整体结构:感知觉体验→领悟性认识→解读性判别→反应式命名→临摹性表现→个性化创造→展示性评价。由审艺教育模式的构建研究可见,从教育理论出发,提取其特征及其构成要素,分析过程,进行整体结构的归纳,是形成一定教育理论指导下的教育模式的重要方法。除了这种方法之外,从学理上讲,搭建中国音乐教育模式的方法是多样的,随着搭建方法运用的不同,所搭建起的中国音乐教育模式也可以有很多种。比如,以音乐文化教育为核心可以搭建中国音乐文化教育模式(背景→思想→阅读→实验→指导)[12]83、以诉求音乐文化创造教育为核心可以搭建中国音乐文化创造教育模式、以诉求音乐学科结构论教育为核心可以搭建中国音乐结构教育模式(获得→结构→转换→发现→评价)[12]66、以追求音乐直觉教育为核心可以搭建中国音乐直觉教育模式(直觉→联结→构造→美的系统)[12]74、以重视音乐学术教育为核心可以搭建中国音乐学术教育模式(原理→结构→方法→能力)[12]81、以诉求音乐系统文化教育为核心可以搭建中国音乐系统教育模式(整体→历史→结构→变换→整体)[12]70等。多种模式构建方法的探索和多样教育模式运用形成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探寻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模式,最后,要遵循模式研究的变换原理、孕育原理、包容原理,在多层次性、多样性、循环与更新中不断调整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模式。模式研究的变换原理指模式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能反馈调整不断变换。模式研究的孕育原理指模式是在开放、发展、进化过程中不断走向有序、完善的。包容原理指多种相关模式相互包容,综合成整体结构。遵循模式研究原理就是要在动态发展中完善构建音乐教育模式。因此,笔者主张以自主吐纳、运行优效为原则积极探寻有“中国”性质的中国音乐教育模式。即,音乐教育实施的个体或群体应积极地在一定的教育环境和条件下,根据一定的教育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与组合,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改进,逐步形成符合当地特色的中国音乐教育模式及其特色体系。

三、认识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前景与困难

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明确定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性质”、“探寻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维度”是目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建构的急迫任务目标。然而,充分认识建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前景和现实困境也是现实的任务。

首先,构建具有“中国”性质的音乐教育体系的愿景是美好而可行的。这种美好的追求广泛表现在师生对教育教学的改革尝试之中。比如,在日常教学中以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的典型范例带动培养学生自如、自由的音乐表现能力,在音乐会曲目上突出展示师生自己的音乐创作成果,在对外交流演出中,推出具有院系特色的品牌性节目,在教师队伍中培植的具有草根文化的教学名师等等。这些不懈的教育教学改革,是我国音乐教育工作者不断探索本土化音乐教育的集体主动和自觉,这种集体自觉尚需努力向前迈进一步,形成更为理性和系统的音乐教育体系。也就是说,在多元文化价值理念流行的当下语境中,主张探寻本土化的音乐教育体系是正当的必须要求。因此,于此主张“明确定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性质”是首要的当务之急,是一种正确的音乐教育学术认识和定位。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必将建立。

其次,当下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现实困难不少。其一,如何统一音乐界对于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必要性认识。其认识是否统一是影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关键因素。21世纪初期的人们在经历了20世纪音乐及音乐教育的发展道路之后,对待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问题,既有积极、乐观的倡导者,也有消极等待的观望者。因此,如何统一对促进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建构的认识就成为了一个最大的现实问题。如果统一了促进构建的认识,就可以既注重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客观现实情势,又更加关注中国现当代社会人们对音乐教育的期待和需求,并给予客观理性地分析,顺势而动地建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因为创造音乐和消费音乐的是受到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制约的、包括广大音乐家在内的亿万民众。在由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社会主流群体的审美选择和民众实际的审美需求,则是决定中国音乐未来走向的主导力量,而不是少数根据自己的职业习惯和立场去评说历史和现状,或依照自己的学识和意念去预测未来的音乐理论家。”[13]其二,如何正确认识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音乐内涵。对于中国音乐的“中国”性质的认识偏颇也是影响和制约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现实因素。有人认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基础之上,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视为一成不变的静态“化石”纳入现代音乐教育体系当中。不变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内核事实上就是现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和主体性格。因此,我们应该在守候人文、守候民族、守候当下的基础上,合于情、合于理地展开中国音乐教体系的建设和研究工作。“中国音乐文化就是‘中国人的音乐文化’。它由中国人所创造,为中国人所拥有,它既有传统的,也有新生的,它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发展而来的,也是要发展下去的。我们并不在乎它是怎样的形式和风格,也不介意它融合了哪些外来的因素,只要它能够有效地表达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能够有机地成为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中国的音乐文化。”[14]总之,只有正确认识了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中国”音乐内涵,才能完善地建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此外,音乐人才和音乐教育学术的欠缺、音乐教育相关运行机制与评价的不周性,都是影响和制约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建构的现实因素。

总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构建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一时冲动就能够完成的任务,它是中国音乐教育的理想和目标。人活着不能没有理想。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应该成为一代一代中国音乐教育工作者的理想,并在现实的教育中不断实践和完善。其实,这既是中国音乐教育现实的需要,也是中国音乐教育理想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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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men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usic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REN Ye-yun

(College ofArt&Communication,BeijingNor 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With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rt Science,both the reform in music education and the completion of educational system in China have found new opportunities.The new opportunities also bring new tasks,amongwhich,to clarify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to explore the dimension of the system construction,and to be aware of both the brightprospects and the potentialpredicaments are the urgentones.To undertake the urgent tasks,rebuilding the value ofmusic education,establishing the basis of the theory,and setting up the mode for the music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are the proper access.In brief,it is the ideal and goal to construct Chinese music educational system.

chinese music education;system construction;characteristics;dimension

J60

A

1008-2395(2010)04-0068-05

2010-04-19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7JZD0032)“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建设研究”成果

任也韵(1968-),女,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音乐系讲师,音乐学硕士,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音乐艺术理论和音乐教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