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的知识分子角色危机论浅析

李娟

鲍曼的知识分子角色危机论浅析

李娟

介绍了齐格蒙特·鲍曼对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角色危机的论述。知识分子曾经的立法者角色为国家统治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而其立法者地位的丧失是因为国家不再需要他们为统治提供合法化的依据。

齐格蒙特·鲍曼；知识分子；立法者角色；角色危机

在论述现代性时，齐格蒙特·鲍曼给知识分子冠以“立法者”的称呼。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知识分子的角色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演变过程。立法者的兴起是因为充当立法者角色的知识分子满足了社会的功能需要，为国家统治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而立法者地位的丧失，则是因为国家不再需要知识分子为它的统治提供合法化的依据。知识分子立法者角色的沉浮，说明它既是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形成的，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变化。

一、角色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西方模式的普遍性遭到质疑

现代世界的发展与知识分子预想的理想王国相背离，西方模式的普遍性或西方统治的绝对性遭到质疑。现代性理论总是与历史理性联系在一起，把历史看作是知识的永不停息的进步。在西欧及深受西欧影响的其它洲的文化精英们，把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看作世界历史的一场根本转折。鲍曼认为，他们所拥有的这种自负，“与其说来源于对进步的信仰，不如说是在对自己的优越性从未遭受挫折的经验中，塑造了这种进步的观念”［1］。文化精英们总是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衡量其他的生活方式，认为自己的生活形态是一种动荡不安的、永恒变化的历史方向。他们把自己界定为理智与理性的，这是为现代性进行自我定义的理论形态中的首要的基本方面。在启蒙哲学家的思想中，这些理论的塑造者们成为了历史变迁中最重要的发言人。在这个时代，“一切可靠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一切神圣之物都遭到亵渎”，在这个时代，发展日新月异，物质财富的数量在增长，人类控制自然环境的能力在提高，人类的创造潜力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受到压制和阻碍，而在我们的时代，人类摆脱了所有的限制，获得了全面的解放。马克思认为这一切完全是因为物质手段的突然迸发以及人类生产力新的制度的建立造成的，而现代将最终抛弃极少数残存的对征服自然的运用手段的限制［1］。

到19世纪末，种种现象表明并非所有的理论都在歌颂现代性。文化精英们发现，理性王国的发展进程愈来愈慢以及根本无法预测其是否会出现。这时候，随着文化精英们的地位逐渐被他们所“启蒙”的那一部分人所取代，被启蒙的人所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多，启蒙与被启蒙之间的关系逐渐破裂。鲍曼认为，这极度的具有戏剧性色彩，正如尼采所讲的“浮士德类型”一样，是在现代意象中塑造出来，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必须迫使历史去服从他们的意志。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和齐美尔关于文化悲剧的论述就是一个真实的描述。弗洛伊德将现代描述为“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代价使得精神疾病和神经病的出现增多。齐美尔则认为现代性的戏剧性是源自于“文化悲剧”，他哀叹“非常普遍性的知识分子”的降生。

鲍曼对现代性的阐述，主要突出了没有一种能够对源于知识分子实践的那种期望给予响应。也就是说，迄今为止所产生的或将来可能会产生的模式，没有一种模式会朝着有利于传统知识分子（立法者）角色的方向发展了。

（二）国家科层化管理的逐渐完善

现代国家已经形成了更为精巧的科层化管理模式，因而不再需要知识分子来为其统治提供合法化的依据。从19世纪以来，随着文化改造运动的不断发展，全景式监控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官僚制自我良好的维系运转，现代国家越来越不需要知识分子的合作。他们通过结合民族来施展国家的同化政策，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角色和功能也就在这一同化过程中逐渐消失。在立法者完成国家秩序的设计以后，国家的目标就是维护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秩序，国家就是通过同化的策略来完成这一任务，而民族主义正好是现代国家聚合集体性资源的最好方式。“民族主义是社会工程的一个项目，而民族国家是工厂。”［2］97

鲍曼的“同化”论发展了福柯关于“规训权力”的思想。福柯认为，规训个体有五个功能：比较、区分、排列、同化和排斥；还有四个特点：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造性（通过时间积累）、组合性（通过力量的组合）［3］。由于国家已拥有了界定秩序的主权，使得“共同体自治的削弱，共同体权威的丧失，以及共同体或社团精英的向心力的受损”，从而“确立了现代国家的权力制度，对立法和最高统治的垄断”［2］169。国家通过这种“同化”政策，使得“共同体”的权力逐渐削弱，国家精英选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成为了社会普遍应用的生活方式。国家的这种同化政策不仅有民族的同化还包括了文化的同化。因此,是现代典型的现象，国家一般是通过参照共同历史、共同精神和独特的生活方式使得其权威合法化。民族国家对于文化差异较大的地方，往往通过文化改革来达到一种政治与文化的结合，使文化服从于政治。这导致了公民要想获得完全的政治公民权就必须遵行文化。这种以理性官僚制为主体的民族国家通过这种对民族和文化的同化，使得立法者所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少，而被立法者所启蒙的国家精英们逐渐掌握了国家的权力。

（三）文化生产和消费领域的扩大

到20世纪末期，国家已很少需要知识分子的服务，而对专业化的专家的需求却在不断的增长。高级的技术知识能够操作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使它得以运转的体系，并改进这一体系。对那些帮助人们理解作为整体的社会如何组织以及他们在其中的特殊角色的教育者来说，已经没有了更多的要求。这一任务已由资本主义的市场所完成，市场逐渐成为了主要的“仲裁者、观点的制造者和价值的确认人”。市场诱惑消费者去购买商品，以维持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秩序。环境的急剧变化严重地动摇了作为集团的知识分子的自信，他们的权力被广告商、市场经理、公共关系专家和电视制作人等大众娱乐的代理人剥夺了。知识分子越来越认识到新的规则和功能正在建立起来，文化的管理权已经开始从他们的手上失去。在后现代社会中，广告商成了规则的制定者。事实上，市场是广阔灵活的，足以容纳范围广泛的不同趣味和价值观。这里没有更多的强加文化的一致性的要求，就像在高度现代性的体制中，像在过去的“园艺化的国家”一样。后现代性提供了各种亚文化繁荣兴旺的条件，此时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有了一种“焦虑、脱位（并）失去方向”的感觉。在不断扩大的文化生产和消费领域中，知识分子潜在的影响和控制地位已为“资本家”和“官僚”所取代。他们已经丧失了“对认识真理、道德判断和美学鉴赏等问题的权威解答”［4］。

二、角色危机的二重表现

在现代性社会中，知识分子这一特殊角色的真正危机，就在于文明化的危机或这一特定历史规划的失败的东西。知识分子此时此刻所表现出来的悲观态度和防范态度，就是欧洲文明危机的体现。知识分子试图运用传统的职能来维护国家的秩序，将会使他们处于巨大的困境中。

（一）危机之一：位所的缺失

知识分子只有处于一定的位置上，才具有行使真正立法功能的权威性。鲍曼认为，位所的缺失，一方面是由于欧洲人权力的外在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是西方社会内部的社会权力的日益独立性。知识分子利用旧有的权力，“通过理性化的手段，对一定的空间范围进行控制与组织。这一努力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发达社会的权力统治，形成了一套程序更精巧，组织更严密的对一切社会关系进行控制的方法，分别为警察机构、学校、健康服务、安全等行政的、“全景式”的体系”［1］。由此可见，权威性是多余的，而维持权威性的这类知识分子也成为多余的了。知识分子如果仍要坚持为维护统治秩序而提供服务的话，必然会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

但是，权威性的丧失并不是导致了国家的衰弱，而是意味着国家找到了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来维持和巩固其权力，这种权力的维护也需要专家。可是，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却已无法适应这种统治。鲍曼运用科恩的一段经典研究进行了论证：“在我看来，社会控制愈成为例行公事，愈具有可靠性。在这里永远有一个讨论诊断和安排具体事务的委员会，或一个为决策作先期调查的机构……这里气氛很安静。出席者深知，即使对个别的处理办法有着再多的批评意见，即使未经经验研究，即使决定是非常荒唐可笑的，都不能使工作程序放慢速度。反之亦然。结果愈糟，这种抉择的工作也就愈疯狂地、愈繁琐地进行着：就有更多的心理测试，更多的调查研究部门，更多的决策前的研究报告，更多的决策后的实施中心，更多的契约形式，更多的案例摘要，更多的引证标注，更多的预测机构。”［1］现代权力的那种例行公事化事实，意味着官僚主义政治取代了训练有素的专家们，从而使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资格和职能被剥夺。

（二）危机之二：自信心的缺失

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最终将产生出能够普遍化的社会组织模式”。“随着人们的逐渐醒悟，现代之美梦破灭了：迄今为止，现代世界产生的种种模式，没有一种能够对源于知识分子实践的那种期望给予响应。”即：“没有一种模式会使社会朝着有利于传统的知识分子角色的方向发展”。

不管是苏联类型的建立在短缺之上的专政体制，还是西方的消费社会，都没有给传统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留有太大的空间。“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由知识分子无可争议地独占的权威领域——广义的文化领域，狭义的“高雅文化”领域，他们都被取代了。”“判决权从知识分子手上失落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世界。”［1］

鲍曼相信知识分子在总体上同意齐美尔在一战前草草写下的忧郁的话语：“不像先前的人类，我们现在过着没有共同理想的生活，甚至是过着没有任何理想的生活。”在如此情形下，知识分子仍然坚持把自己提倡的价值观看作是有绝对约束力，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们失去了自信，毅然选择只是在荒野中呐喊。许多迹象表明，传统立法者角色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用立法者意象描绘的知识分子传统职能，正逐渐被另一种职能所取代。

[1]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M].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49-165.

[2]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4]Zygmunt Bauman.Intimation of Postmodernity[M].London：Routledge，1992：96.

book=40,ebook=389

D663.5

A

1673-1999（2010）23-0040-03

李娟（1982-），女，湖南娄底人，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广东中山528404）教师，研究方向为认识论与科学决策。

201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