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我国竞技运动“金牌意识”影响的历史分析

2010-12-11 04:23张晓军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10年5期
关键词:进化论严复金牌

张晓军

(吉林大学文学院 历史系,吉林 长春 130012)

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我国竞技运动“金牌意识”影响的历史分析

张晓军

(吉林大学文学院 历史系,吉林 长春 130012)

通过分析西方社会达文主义思想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体育观念的影响,作者指出中国竞技运动“金牌意识”产生的历史原因,并为中国竞技运动克服片面的“金牌意识”提出相关建议与参考。

社会达尔文主义;竞技运动;金牌意识

1 前言

关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认识,对于我国来说,奥运会上的金牌多少无疑是绝大多数国人所关注的中心,是国家力量与尊严的象征。但我们翻开《奥林匹克宪章》就会赫然发现:“奥运会是个人或团体竞赛项目中运动员之间的比赛,不是国家之间的比赛。”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所追求的是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追求一种世界主义、和平主义理想。而我国竞技运动的最高目标自然是为国争光。当然,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独有,在当今国际政治环境中,我们不能苛求一个民族国家和一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追求目标完全一致。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奥运金牌数量确实对于我国有着更为强烈的政治意义。

我国竞技体育的金牌意识的产生,以及赋予运动锦标强烈的政治意义情况的出现,是有着自身的历史根源的。现代竞技运动起源于西方,其在中国的盛行是近代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后,西方文化在中国逐步传播的产物。而中国竞技体育“金牌意识”的产生,以及其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的出现,与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近代以来国人对西方竞技运动的片面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力图通过梳理这一段历史来对国人“金牌意识”作一分析。

2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引进及其对体育观念的影响

2.1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涵

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其创始人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斯宾塞。19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学说,指出了生物界广泛存在的生存竞争对于物种生存和进化的作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达尔文自然选择观念硬性引入人类社会,把生物进化规律用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即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在近代中国发生巨大影响的是“社会进化论”。它认为人类社会也是遵循生存竞争进化规律的,各个民族或国家也必须通过生存竞争,使强者生存,弱者淘汰,这样人类社会才能得以进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等同于自然界中众多物种中的一个分支,也受到“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自然进化规律的支配。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末成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哲学基础,支持盎格鲁-撒克逊人或雅利安人在文化上和生理上优越的说法。其生理优越相关理论往往又把民族体质和国家强盛联系了起来。

2.2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我国体育观念的途径

社会进化论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其最主要的介绍者就是严复。严复所介绍的西方社会进化论思想中,在中国发生巨大震动的是《天演论》。《天演论》一书是翻译英国学者赫胥黎所著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拥护者,但他这本著作并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著作,相反对其提出了质疑。而严复的目的是针对中国当时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所以他在翻译的过程中,省略了原著中有关生物学的内容,并对原书的主要思想作了适合中国救亡图存现实需要的改造,重点阐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并引用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思想对此文作了评价:“是故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种也,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日局诸体,远至于不可计数之恒星,本之未始有始以前,极之莫终有终以往,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1]这就使得严复版的《天演论》成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著作。《天演论》的出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为中国知识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与历史观,成为了知识界救亡图存宣传的新武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变易观逐渐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观所代替。这可说是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真正迈出了一大步”。[2]

社会进化论的传入对我国认识和理解西方近现代体育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内涵的生理优越相关理论把民族体质和国家强盛联系了起来,这主要体现在严复的另一著作《原强》之中。《原强》一文实际上发表在《天演论》出版之前的1896年,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1898年《天演论》的出版引起了社会进化论在中国风行之后,《原强》中所提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才开始被国人注意。严复在《原强》中鼓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并特别强调国民身体素质强弱与国家强弱之间关系,“盖生民之大要三,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3]接下来严复依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来具体论述发展民族体质对于国家强大重要性:

达尔文说:“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此,政教亦如是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然则鼓民力奈何?今者论一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此自功名之士观之,似为甚迂而无当。顾此非不佞一人之私言也,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为最急。[4]在这段论述中,严复极力鼓吹体质强健对于适者生存的重要性,把民族体质和国家强盛联系了起来,加之以当时中国对德、日体育模式的引进,引发了当时中国的一次大规模兵操盛行,并以政府教育法令的形式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提倡体育运动的军国民风潮。

《原强》所引进的进化论身体观对于近代中国体育观念影响是深远的。它第一次广泛传播了国民身体素质重要性的观念,瓦解了古代轻视身体运动的文化传统,但是它所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片面强调国民体质与国家兴亡的关系,这固然在民族危亡的近代中国有着积极意义。却从此把体育这一事物和国家兴盛、富强联系在一起,这种影响直至今日。而且严复所引进的进化论身体观对中国体育的影响还不限于此,它还最早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西方的竞争观。

3 社会达文主义对我国竞技运动观念的影响

3.1社会达文主义对于近代以来我国竞争观念的影响

西方社会进化论本来就把人类社会的竞争等同于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就强调这种竞争对于西方列强国家强大的重要性,他认为欧洲:“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月新而彼月异。”[5]严复引进的这种带有强烈社会进化论色彩的竞争观由于契合中国救亡图存现实需要而得到广泛流行。但是这种带有弱肉强食色彩的野蛮竞争观仅是西方竞争观念的一面。西方同时还存在着自古希腊奥运会到近代英国户外竞技所倡导的Fairplay——公平竞争的观念[6]。但是,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另一方面19世纪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竞争导致西方社会本身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观盛行。最终致使近代中国一直盛行社会进化论的竞争观,公平竞争观念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严复所极力推崇的人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创始人斯宾塞,而实际上,作为一个英国学者,斯宾塞的适者生存观以及体育观与严复以及近代知识界所理解的有很大不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观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基础上。19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正是讲求个人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高涨的年代。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观实际上是主张社会多元背景下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但是,这种社会进化观在进入德国和日本这样有很强的国家至上、专制色彩浓厚的国家时就发生变化。与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源起于自由放任与个人主义的脉络有所不同,德、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强调的是国家而非个人的适者生存,强调国家间竞争与优胜劣汰,如德国的海克尔和日本的加藤弘之[7]。

严复对于斯宾塞的解读同样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需要。在《原强》一文中,严复名义上宣传的是斯宾塞思想,实际上提倡的是强健体魄挽救国家的危亡。这其实更接近德国和日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思路。毕竟中国缺少英美式的个人自由传统,传统的个人从属于家国天下的观念更接近德、日的国家至上观,尤其是文化相近的日本。所以,严复推崇的虽然是斯宾塞,但是军国民时代的中国却并未接受斯宾塞所倡导的体育手段与自由竞争观,而是和一种国家竞争。这种竞争观念与强健体魄以适应适者生存需要的观念相结合,致使近代中国一开始就把竞技运动与国家之间竞争联系在一起,最终导致以运动锦标来证明自己国家实力的“金牌意识”出现。

3.2近代中国竞技运动中“金牌意识”的出现

早在西方竞技运动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初期,“金牌意识”就初见端倪,1910年近代中国第一次全国运动会的公告就宣称运动会的目的是:“借以提倡体育,振刷尚武精神,以与世界竞争优胜”[8]。20世纪20、30年代,“适者生存”竞争观对近代国人看待竞技运动的影响日益明显。如1921年《申报》文章《运动与战争之比较》,作者先介绍美国人民热爱竞技运动的狂热,并认为这是其“立国之精所在,英美之所以战胜与中欧,赖有此也。”“英美号称商业国,其国人喜经商盈利而爱和平,非若德国有普鲁斯主义,日本有武士道大和魂也。然观其热心于运动,即亦有普鲁斯主义武士道大和魂于其间,故曰运动非战争之事,而是勇往奋斗之精神,则一国人则必先能运动而后可言战争”[9]。在运动成绩还无力与世界竞争的情况下,20、30年代国人看待国际竞赛主要是借助参与国际性运动竞赛来展示自己国家形象,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几次对于奥运会的参加过程中反映的很明显。1921年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召开期间,就已经有人提议中国应早日加入万国运动会(即奥运会——本文作者注),以提高中国国际形象。“各国人民来至东方者,犹以今日之中国与十余年前女子缠足,男子吸烟无异,故中国亟宜于万国运动会开会之际,派选手加入,……使寡闻鲜识者知今日之中国非彼臆想之中国”[10]。1932年近代中国首次派队参加奥运会,尽管当时只派出刘长春一名运动员,当时的领队沈嗣良也同样认为这是展示中国形象机会。

当第十届世界运动会(即奥运会——本文作者注)在洛杉矶举行的时候,会场里破天荒第一遭的忽然发现了大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参加的代表,这是何等足以使全世界注意惊奇而称道的一件事!更是何等足以使国人欣慰自豪而兴奋的一件事!……同时也使全世界注意到老大的中国,还保存着少年的精神,要在运动界里与列强角逐,绝没有自弃的观念和任人宰割的可能。[11]

这段话可以说基本上奠定了自那以后直至今日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基本思路, 1936年中华民国再次参加柏林奥运会之时,时人同样也有文章明确提出“国际竞技可以提高国际的地位”: 我们知道我们的国际地位很低,实以处处自甘落后,……到现在在各国人的脑海里,仍残留着坏的印象。我们要设法挽救他们的污蔑,打破他们的观念,我们应不惜牺牲一切,设法在国际舞台上,现露我们的真面目,现露我们的真色相。使他们认识了中华民族,并不是病夫,而是英勇有为的革命向上的一个国家。……我想此次政府不惜牺牲巨量金钱来参见世界运动大会的用意,正是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跑到世界舞台上和人家争长短,来表现我们民族的伟大。[12]

3.3中国竞技运动“金牌意识”的形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种“与世界争优胜”的竞争观依然左右着我国对现代竞技运动的理解。这一方面是近代以来看待竞技运动观念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建国以后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所致。

一方面,从建国后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界一直被前苏联的体育观念所统治。在这种观念支配下,除了在学校体育中盛行苏联模式外,我国竞技运动也仿效前苏联的举国体制,国家重点投入保证训练出优秀运动选手以便在国际赛场上为国家争光,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二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的美苏冷战也把这种政治较量带入奥运赛场,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美苏双方的金牌较量以及双方新闻媒体对奥运金牌榜、奖牌榜的鼓吹。尽管国际奥委会曾激烈反对这种违背奥运精神的行为,但在当时冷战主导国际政治格局的大环境下,这种反对无济于事。

建国以后,我国面临的这种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强化了我国近代以来就形成的以运动竞赛成绩来证明国家与民族强大的社会进化论思维。使得我国当前出现这种把“奥运争光”当作体育基本国策,把奥运金牌数量当作国家与民族尊严象征的情况。而这种情况一个直接恶果就是我国当前竞技体育片面注重金牌与锦标,缺少对运动员进行的公平竞争意识的教育,缺乏对奥林匹克思想的体育运动促进人身心均衡和谐发展的理想以及其世界主义、和平主义理想的宣传教育。造成我国在成为奥运金牌大国的同时出现运动员综合素质低下,国内赛场不良现象频出的情况,这也直接制约了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步伐。

4 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我国竞技体育的“金牌意识”的产生与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但需要指出的是,“金牌意识”的产生并非是直接引进或接受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结果,而是近代以来中国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导致的对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片面的解读以及对现代竞技运动片面认识的结果。其主要表现就是国人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和现代竞技运动为国争光作用的片面强调,以及对现代竞技运动与奥林匹克思想多方面的教育与社会价值的漠视,这是近代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与建国后长期的特殊政治环境导致的。

4.2建议

我国当前正在积极进行和谐社会建设,体育事业也开始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在认识到“金牌意识”片面性的同时,我们一方面应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体育运动在发挥为国争光的作用的同时,也应积极发挥其在增进身心健康、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多方面作用,为建设和谐社会做贡献。另一方面,也应该深入研究现代竞技运动与奥林匹克思想的多方面价值,并结合我国特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竞技文化,从而推动我国竞技运动的全面、健康发展。

[1] 严复译.天演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

[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344.

[3]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胡伟希选注)[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5.

[4]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胡伟希选注)[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36.

[5]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胡伟希选注)[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30-231.

[6] 张晓军.“费厄泼赖”原则与人文奥运精髓[J].体育与科学,2003,24(1):23-25.

[7] 李政亮.社会进化论的东亚之旅[J] .读书,2008(4):34.

[8] 谭华.体育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68.

[9] 运动与战争之比较[N].申报,1921-05-31.

[10] 中国加入万国运动会之提议[N].申报,1921-05-19.

[11] 沈嗣良.第十届世界运动会和初次参加的我国[A].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563.

[12] 徐镳.体育竞技之价值[A].中国近代体育文选[C].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341-342.

TheHistoricalAnalysisontheInfluenceofSocialDarwinismonthe“GoldMedalConsciousness”ofChinesSports

Zhang Xiaojun

(Deprtment of History,College of Liberal Arts,Jilin Universy,Changchun,130012,Jilin,China)

By studying the Chinese sports idea how had been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Social Darwinism since 1860s,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e historical reasons that the Chinese sports “gold medal consciousness” produces.In the meantime,the author offered some referable opinions on overcoming one-sided “the gold medal consciousness” for the Chinese sports.

Social Darwinism;sports;gold medal consciousness

2010-08-26;

2010-09-08

张晓军(1972-),男,吉林长春人,在读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体育人文社会学。

G80-05

A

1672-1365(2010)05-0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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