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理论研究中的争论与反思

孙宝强

(深圳市龙岗区委政策研究室，广东深圳518172)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不断有学者探讨我国的产业升级问题。21世纪理论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等问题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产业升级出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全球价值链和产业价值链三种不同的思路，理论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概念等基础问题停留在“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看法”的阶段，这显然是不利于理论发展和经济实践的。笔者梳理了我国产业升级中的争论，探讨产业升级等概念的内涵，分析评价产业升级的几种思路，提出了企业升级的完整路径，并指出四个需要关注的理论倾向。

1 关于产业升级概念的争论

自从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产业升级成为一个高频词汇，需要有科学的解释，但一些辞书，如《产业经济辞典》、《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西方经济学大辞典》、《英汉西方经济学词典》、《生产力经济学辞典》中等均没有产业升级等词条。现有的产业经济学教科书对这一问题论述较少或者语焉不详，多数教材讲述产业结构高级化(高度化)、合理化、高效化问题。如杨公朴主编的《产业经济学》将产业结构高度化定义为产业结构不断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过程;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使各产业协调发展，并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的过程。［1］既然理论界没有统一的认识，出现分歧的观点显然是正常不过了，下面是若干常见的观点。

1.1 国内关于产业升级概念的分歧

在国内的学术语境下，与产业升级紧密相关的概念包括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组织升级、产业转型、产业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关于这些概念至少有十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产业结构升级是产品升级，这是一些企业经营者的看法。他们认为，只要一家企业从塑料制品转产LED灯具，或者从装配摩托车转行为装配汽车，就算是产业升级了。第二种观点: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转型是一回事，最终目的是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这种观点也来自部分企业经营者。第三种观点:郭克莎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产值结构、资产结构、技术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四个方面的升级。［2］第四种观点:刘志彪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是指产业由低技术、低附加值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演变趋势。以制造业为例，至少隐含三方面内容:(1)生产要素密集化，产业发展呈现出“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发展态势;(2)高加工度化，产业加工过程不断延续，产业链拉长，产品附加值主要来自于精密加工和系统集成;(3)重化工业化，在工业化过程中重化工业比重在轻重工业结构中呈持续上升的趋势。［3］第五种观点:徐振斌认为，“产业转型就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国际和国内环境，通过特定的产业或财政金融政策，对现有产业结构的各个方面进行调整。就中国当前来讲，产业转型即指从旧的产业结构布局转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新格局，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4］第六种观点:李江涛认为，“产业升级”一词出现在产业结构理论中，是指产业之间由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而不断由先进产业替代落后产业的过程，也可称之为“产业高度化”。在产业升级的推动下，使得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升级，不断由较高级形式的产业结构代替较低级形式的产业结构，即产业结构不断实现高度化。［5］第七种观点，刘树成主编的《现代经济辞典》中由朱恒鹏撰写的词条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又称产业升级。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提升。［6］第八种观点，赵磊产业转型可以定义为在一国或地区的国民经济主要构成中，产业结构、产业规模、产业组织、产业技术装备等发生显著变动的状态或过程，它包括了产业在结构、组织及技术等多方面的转型。一般来说，产业转型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转型。［4］第九种观点:毛蕴诗等提出，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体现为产业结构与布局的合理、优化，同时体现为企业从低级走向高级，向高附加值、高加工度、高技术的转变。［7］第十种观点:赵敏慧提出，产业升级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改善表现为产业的协调发展和结构的提升;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表现为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产品质量的提高。产业升级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因此，传统产业升级的含义也可以指传统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传统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8］第十一种观点:陈丹认为，源于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分析提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多种含义。其典型的有两种，一是根据统计分析的结果，各国家(或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各个产业(如一、二、三产业)所体现的相似的变动趋势(如一、二产业比重逐渐增加趋势);二是发生在工业内部的产业由低级向高级，由劳动生产率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变化过程。［9］第十二种观点:曾荣平认为，从升级的范畴看，产业升级主要有四个层面:一是产品升级，即从简单到复杂的同类型产品;二是经济活动升级，包括不断提升的设计、生产和营销能力;三是部门内升级，如从制造低价值产品和服务到生产更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四是部门间升级，即从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10］第十三种观点:史晋川提出，全面的转型升级应该包括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为核心的经济转型，以空间和产业布局优化为核心的城市转型，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转型和以克服经济、城市、社会转型的体制性障碍为核心的体制转型。［11］此外，我国一些学者也对价值链进行了研究，张辉补充了全球价值链片段化的驱动类型，在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基础上增加了混合型驱动，但基本上是引进外国学者的观点，并结合实例做了分析，在此不赘述。

1.2 国外对产业升级概念的探索

日本理论界对产业升级问题有较多的研究，伊藤元重等人将产业升级定义为:使产业结构尽可能向能够容易提高生产率，并且估计将来需求会扩大的以高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群转移。［2］据陈羽等考证，在国外 Dieter Ernst最早使用“industrial upgrading”这个概念。［12］美国波特教授于 1985年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最早提出价值链理论。在价值链框架下研究产业升级问题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较早开始研究的学者是美国杜克大学的格里芬(Gary Gereffi)教授。格里芬等在对美国零售业价值链研究的基础上，将价值链分析法与产业组织研究结合起来，提出全球商品链分析法，他们将商品链概括为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两种类型。生产者驱动指以发达国家跨国制造商为代表的生产者通过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全球生产网络的纵向分工体系。购买者驱动指以国际品牌制造商、国际零售商为代表的购买者通过全球采购或OEM(贴牌生产)、ODM(自主设计生产)等方式组织的国际商品流通网络。格里芬认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升级是指处于价值链中的产业借助价值链以获取市场联系，从而提高竞争力，向能带来较高收入的经济活动转移的一个动态过程。Potter认为，产业升级是企业成功地从生产劳动型的低价值产品向生产更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移过程。［13］

1.3 简要评论

不难看出，国内关于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制造业特别是针对改革开放初期引进的那些加工、组装等初级制造业方面，没有包括农业和服务业，这种研究是不完整的。转型、升级是有本质区别的概念，转型的本意是“转变”或“变换”，是对事物进行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即通过改变事物的形态或性质使其更好地满足新的需要。［10］升级则是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变，有的学者强调了产业素质和效率的提高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在产业升级问题上，国内学界观点的一致性在于强调产业从低劳动生产率向高劳动生产率、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低技术水平向高技术水平、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变迁，同时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素质提升，普遍强调的是科学技术的运用，但这些观点多数来自西方早期的产业理论或者产业组织理论。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产业转型升级是否包括城市转型、体制转型等问题。国外关于产业升级的观点比较集中，就是产业沿着全球价值链攀升，提高自身竞争力，获取较高经济利润。

1.4 产业升级概念新解

产业升级能够迅速传播，成为一个流行语，主要在于这种简单的、琅琅上口的短语易于记忆，但这种“简单化”也使得严谨概念“随意化”，不利于科学研究。笔者在此重新界定几个与产业升级有关的概念。

(1)产业升级包括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组织升级两个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产业产出结构、技术结构、分工结构、市场结构的升级。产业组织升级是指企业组织形式、管理方式的升级。产业升级的研究对象是所有产业，局限于制造业是不够全面的。本文探讨的产业升级主要是产业结构升级。

(2)产业转型包括产业结构转型、产业组织转型两个方面。产业结构转型是产业产出结构、技术结构、分工结构的类型转换，是转变产业经济效益增长“类型”，不是“形式”，也不是单纯的“转行”。同样地，产业转型的研究对象是所有产业，不能局限在制造业。从宏观上看，产业结构转型是指在高效化基础上放弃目前从事的产业类型，向另一个产业类型转移，在全球价值链上向高端移动，转型的核心是转变经济效益增长来源的类型。从微观来看，企业转换经济效益来源的类型，从依靠简单劳动转向更多地依靠复杂劳动获得利润。

(3)产业转型与产业升级是有联系的，产业转型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产业转型的方向是产业升级，如果产业长期不能升级则会陷入低质量陷阱难以自拔。

2 关于产业升级实现路径的争论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来看，国内最早研究产业升级的是吴崇伯，他对产业升级的阐释是“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即“迅速淘汰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从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14］近年来，国内关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论述多见于工业、传统产业和加工贸易发展的论述。国外的思路分为两种，最广泛传播的也是国内跟踪研究较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思路，另一种是产业价值链思路。

2.1 国内学者的观点

刘健提出了实现产业升级的三种型式:梯度升级型式、跨梯度升级型式和行政升级型式。英美等国采用的是梯度升级型式，这些率先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按照社会需求和技术进步平稳有序地进行产业升级。后起国家采用的是跨梯度升级型式，日本、韩国采取超前配置产业或是几个发展阶段同时进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升级。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采用的是行政升级型式，这种类型中以高度集权和行政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计划机制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机制。［15］夏京文指出，我国外生技术密集型集群嵌入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外生劳动密集型集群嵌入供应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二者目前都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制造环节，价值量创造有限。相对来讲，劳动密集型集群的嵌入性发展好于技术密集型集群，升级难度较小。［16］张晓云等认为，中国现阶段合适的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可以是学习型——发展优势型。基于中国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东部沿海产业相对成熟的地区可以选择发展优势型方式(如日本)，产业成熟程度较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可以选择学习型方式(如韩国)。他们还提出了政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财政政策框架，一是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二是保证资金，三是有效推动。［17］童相娟、殷庆坎指出，浙江纺织业升级应当牢牢抓住“微笑曲线”的两端，即设计、研发和品牌、营销，在制造环节中选择提升和转移，着力提高产品科技贡献率和品牌贡献率。王雁文从组织变革的角度探讨了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认为产业升级这样的组织变革是一个持续渐进、不断调整的长期过程。［18］马云俊提出了三种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一是低端嵌入——适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二是中端嵌入——适用于新兴工业体与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产业;三是高端嵌入——适用于发达国家与部分新兴工业体。［19］

需要特别单列出来的一种思路是产业价值链。国内最早提出产业价值链概念并进行研究的是潘成云。潘成云［20］研究了产业价值链，并将产业价值链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并将狭义产业价值链分为技术主导型、生产主导型、经营主导型、综合型四种类型，但是他没有从价值和价值链的角度去深入研究。对产业价值链作出较为深入研究的是杜义飞，他将产业价值链定义为:产业链企业在竞争中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仅从价值的角度来界定这些活动，称之为产业价值链。［21］产业价值链研究的核心集中在价值创造过程和价值分配问题，以及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的关系。产业价值链的特点是，突破了价值链的企业束缚，寻求价值活动最优的组合方式，最大限度地获取产业结构本身可能带来的绩效。产业价值链把价值链的概念延伸到产业总体范围内，合理地交换和配置资源，优化和协调价值获得，从而获得总体最大的价值，侧重于从更高和更宏观的层面上寻求资源和活动的融合。

另外，我国政府部门对产业升级的认识基本上是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2.2 国外学者的观点

大多数国外学者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研究产业升级问题。全球价值链理论下的产业升级路线有两条:第一条是英国Sussex大学的Humphery、Schmitz等人提出的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第二条是格里芬等人提出的OEA(委托组装)和OEM(贴牌生产)—ODM(自主设计和加工)—OBM(自主品牌生产)。Schmitz和Knorring以东南亚和南美国家服装纺织行业为例，发现地方产业集群的服装生产是通过全球价值链进行来料加工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过渡到在跨国企业品牌设计下出售产品，最后是销售自己专有品牌的服装。［13］在实际升级过程中，企业会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操作策略。Hobday的研究发现从OEM转向ODM的事实证据比从ODM转向OBM转换的事实证据更充分，说明形成自主品牌是个相当难的过程。

2.3 简要评论

不难看出，国内外关于产业升级路径有显著区别，国内的主流观点是产业结构调整，新颖的观点是产业价值链;国外普遍认同的是价值链升级。国内外理论研究中较为统一的意见是:产业从工艺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功能升级最后到价值链升级，企业沿着OEM(贴牌生产)—ODM(自主设计生产)—OBM(自主品牌生产)的线路升级。

关于产业结构调整思路在国内“使用时间长、范围广”的问题，陈羽、邝国良［12］作了分析，他们认为:一是我国在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二是由我国自身的发展阶段特征决定，从计划经济转变过来的政府主导特征，并实行类似日本的赶超型产业政策，其首要目的就是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而初期较为落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实力，使得结构调整更为现实与迫切;对于政府管理来说，“结构思路”更直观、更易行。“结构思路”的测度更为直观、也更有利于政府干预管理，这从根本上来自其“外生”型的经济学内核。这同样与我国以及类似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关，在经济增长初期，主要依靠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在追求经济增长与初步工业化的过程中，主要关注产业结构的变化，对诸如“工业比重”、“机电产品比重”、“高新技术产品比重”等指标极力追求。而“价值链思路”则更强调通过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创新实现价值创造程度的升级。从增长理论的发展沿革来说，这就是强调技术进步的“内生”型经济增长，而“结构思路”则符合古典增长理论的“索洛模型”。这一区别决定了“价值链思路”的内核更优越，升级质量更高，实现难度也更大。

2.4 企业升级路径新探

企业在OEM之前是以低价无名牌(NBM)层次进占边缘市场，然后再与知名品牌合作，从事OEM与ODM的大规模生产。［22］所以，笔者认为企业完整的价值链升级过程包括:低价无名牌(LPNB)进占边缘市场升级到委托组装(OEA)再升级到委托加工(OEM)与自主设计和加工(ODM)最后升级到自主品牌生产(OBM)。

3 争论折射出来的四个理论问题

前面分析了产业升级问题的争论，这既反映出人们认识上的差异，也能从中可以发现一些理论问题，大致有四个方面值得思考。

3.1 理论研究表面化

从现实需要来看，产业升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但目前的理论研究还不能很好地满足现实的需要，从更高层次上也可以说改革依然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对于产业结构变动等问题，国内不少版本的产业经济学教科书作了讲述和分析，有些教科书专有一章研究产业结构高级化问题，但对这个问题仅仅是借用西方理论来论述，如配第—克拉克定理、钱纳里—赛尔奎因标准结构模式、霍夫曼定理等理论是被教科书广泛引述的。教科书和专著对国内的产业升级实际问题研究、剖析不多，绝大多数是从宏观上谈几个趋势，如产业结构从“一二三”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的转变，没有深入到实践中提出问题。在不少论文中，将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等同起来，对产业组织升级问题不做研究。这一点恰如江小涓所概括的，我国经济学界对产业经济理论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重复引进’、‘重复生产’的状况。那种针对我国情况、能容纳主要事实、合乎逻辑、经得起较长时间检验的产业结构理论还较少见到”。［23］如1991年出版的《产业经济辞典》有“产业结构高度化”词条，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日本经济学家在研究产业结构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它包括“产业高附加值化、产业高技术化、产业高集约化、产业高加工度化”。［24］从前面的观点综述中可以看到，这一词条影响了很多教科书和论文。杨治于1985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以产业经济学命名的产业理论专著《产业经济学导论》，这本书的结构影响了其后的产业经济学著作，至今也未见有人突破。这么多年来，我国产业发展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可理论研究未见有太大的深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

3.2 劳动价值论边缘化

近10多年来，除了21世纪初期的一股研究热潮之外，劳动价值论的声音越来越弱小，不仅学术研究日趋淡化，而且社会上对劳动问题的认识也越发变得肤浅了。越来越多地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科学技术、知识创新等价起来，似乎人的劳动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现在一提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一部分人的第一感觉是低端，是夕阳产业，没有前途。其实这是对劳动的错误理解，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应该理解为简单劳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的知识应理解为复杂劳动。长期研究劳动价值论的郑志国教授认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离开人类劳动的科学技术和其他知识。科学技术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际上是人类劳动(主要是智力劳动)贡献的一种方式，并且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有效性来促进经济增长。而资本则是一种物化劳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归根到底还是人类劳动的贡献。［25］现在流行的一些提法，如科技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实都是说复杂劳动在其生产中的作用加大。物化形态的机器设备只能转移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只能是人的有效劳动，所以无论是科技型还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从理论上说都属于劳动密集型。无论是形态的技术，还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的知识，都是要通过人的有效劳动才能在生产经营管理的实践中发生作用，实现价值增殖。

顺便指出，近些年来“增殖”几乎被淡忘了，关于价值链研究的论著中基本用的是“增值”，而不是“增殖”。其实二者不能代替。“增值”一般写作increase in value，而“增殖”则经常作为专业词汇来使用，写作 augment。增值可以是由外生变量引起的，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增殖”却必须以内部变化、系统的自我运动为前提。马克思认为，“增殖”是指经济主体 ，也就是资本，通过自我调节，进行一系列的内部变化，从而繁衍、增生为一个更大的实体。相比之下，“增值”一般则是指价值量的简单增加，从外延上它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但在内涵上说要它比“增殖”浅得多。［26］

3.3 政府掌控思维僵硬化

国内流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思路，是一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思路，也是一种符合古典增长理论的“索洛模型”下的思路。在经济建设初期由政府主导利大于弊，当经济发展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后，政府应当重新定位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指引下的产物，是在世界经济相对封闭的状态下一个国家发展的思路，它强调的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如人力、固定资本的投入来实现经济在数量上的扩张，依据的是哈多马增长模型，但这一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被证明是错误的，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伊斯特利有详细的论述。目前的形势，恰如杨宇立在《政府太累》所写的:“政府忙得满头大汗，艰难地控制着中国改革的‘方向盘、油门和刹车’”。［27］中国政府自身改革不到位，对经济干预是过度的，不少政府官员还在忙着招商引资、批租土地。笔者认为，国家适当适度适时适量干预经济才是需要的，一概而论的作为有益论是缺乏实证依据的，国家干预限制在宏观领域，原则上不能在微观领域实行。只有在事实已能明确地证明应用市场机制的代价确实比政府干预的代价更高时，才应选择国家干预，并在其运作过程中始终保持对干预本身的约束与控制。

陈荣耀认为，国际产业链统治的结果是，世界经济被区分为三大板块，即由发达国家及其企业形成的世界经济研发中心、决策中心和头脑中心;由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世界加工中心、制造中心和克隆模仿中心;以及完全被边缘化无法进入国际产业链的地区成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与地区。［28］中国显然属于第二类地区，这种情况下再沿着扩大规模求发展的思路显然是不恰当的，追求沿着国际产业链条攀升才是制胜之道，政府的定位要转到为企业服务上来，特别是要培养适合产业发展需求的优秀人才，提供优质廉洁的公共服务，提高企业研发设计能力、营销能力。J.Megan Greene对台湾知识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在台湾知识经济的起步阶段，政府通过科学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巨大投资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包括采取多种措施扭转知识匮乏，开展科学技术教育，建设技术研究和开发机构等。［29］

3.4 西方经济理论崇拜化

1840年鸦片战争以腐朽没落的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但就是这场战争让国人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也引发了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最近的30年来，这种思潮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反映在经济学研究中就是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乐此不疲地从西方的经典宝库中去寻找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秘方和思路，甚至饥不择食地全盘照搬过来，有的甚至是囫囵吞枣。例如，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在多数的产业经济学教科书中是引述的配第—克拉克定理、霍夫曼定理、库兹涅茨法则、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型等内容。很多人抱着人云亦云的态度，没有思考这些理论的本源。事实上，西方的产业结构演进理论是在工业化阶段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业化理论的“这些经验从很多方面来看是特殊的经验”，工业化的“大多数这些相关特征都源自英国的经验，更狭义地说是源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经验，因为英国是第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但经济学家将这种理论作为真理在引述。霍夫曼定理、哈多马模型早已经被证伪，日本学者盐谷右一、我国学者张培刚、美国学者伊斯特利都有论述，但不少产业经济学著作和文章还在不假思索地引用。印度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表明，产业并非一定会按照“一二三”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演进，可以有不同的类型，这些现实证明对待理论务必严谨。

更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西方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的产业经济理论，西方国家也不愿意看到中国的产业发展水平赶上或者超过他们，他们更希望中国成为他们的加工组装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如日本毫不隐晦地表述，他们的亚洲策略就是力求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因此，要实现产业升级，提升中国经济整体竞争力，只有依靠中国学人俯下身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可行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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