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会看夜的眼睛

2011-08-15 00:42北京钱理群
名作欣赏 2011年16期
关键词:鲁迅文章

/[北京]钱理群

要有会看夜的眼睛

/[北京]钱理群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新的话题,“睁了眼看”以后,还有一个问题:会不会看?

我们还是从鲁迅的一篇文章说起。题目叫“夜颂”,文章一开始就宣布自己是一个“爱夜的人”。接着,就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

在白天,人是穿着衣服,戴着面具的,比如说,我现在站在大家面前,就戴了一个“北京大学教授”的面具。也就是说,自觉、不自觉地我的言行就要受到某种限制,对我自己就有所遮蔽,你在课堂上看见的我,和在我家里看见的我,是不完全一样的。你在白天,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见的我和在黑夜中的我,也是不一样的。到了晚上,特别是一人独处的时候,把衣服脱下,面具也拿下了,这时,就露出了一个真实的赤裸裸的自我——我想再补充一句:这还不够,因为还有皮肤,皮肤也是一种掩饰,只有连皮肤也撕开,露出血淋淋的筋骨,那才是血淋淋的真实。鲁迅的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那里有血淋淋的真实。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敢面对的。

鲁迅的这一描述,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喻:白日,就意味着掩饰,遮蔽;只有黑夜,才有真实。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鲁迅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爱夜的人”:“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予的光明。”

一夜已尽,人们又小心翼翼的起来,出来了;便是夫妇们,面目和五六点钟之前也何其两样。从此就是热闹,喧嚣。而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黑狱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却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

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这是一个重要的警示:表面上看,是一个大白天,社会一片光明,但是,在光明之下正“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鲁迅连用两个比喻,“人肉缸上的金盖”、“鬼脸上的雪花膏”,提醒我们:中国的“吃人肉的筵宴”里的人肉缸上面有着金盖,吃人肉的鬼魅脸上是涂着雪花膏的,因此,不是你一睁开眼睛,就能一眼看出的,这就有了一个识别的问题,去掉伪饰的问题。能不能看到白日背后的大黑暗,能不能透过种种装饰,层层遮蔽,看到真实,这需要眼力,需要智慧。鲁迅因此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板书:要有看夜的眼睛)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的主题:睁了眼之后,还要有会看夜的眼睛。

我们来具体考察:鲁迅是如何看的?他练出了怎样一双会看夜的眼睛?这也就是前面所讨论过的,我们读鲁迅作品,不仅要了解他的独特见解,更要了解唯他所独有的看世界的方法。在我看来,鲁迅看世界的方法,有四个特点。

往深处看,仔细看,看出隐蔽的内情

鲁迅说过,我看事情太仔细,我对中国人的内情看得太清楚。一个看得太仔细,一个看得太清楚,这大概就是鲁迅看事情不同寻常之处。他喜欢往深处看,希望看出内情,他要关注的,他要在他的文章里揭示的,是人最隐蔽的心理状态,而且是人自己也未必自觉的,即所谓无意识的隐蔽心理。因此,在一般人看来没有什么问题的地方,鲁迅却一眼看出背后的内在问题,揭示出来,就让大家大吃一惊。

举几个例子。

鲁迅有一篇奇文,题目就很怪:《论“他妈的!”》。“他妈的”堪称中国的“国骂”,每个中国人都会骂,即使不在公开场合骂,私下的暗骂也是有的。鲁迅在他的文章里,就提到过这样的趣闻:“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鲁迅说,这里的“国骂”,“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问题是,全民都这样骂,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认真地想过:这样的“国骂”意味着什么,背后隐藏着什么,更不要说写成文章。在人们心目中,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人们忽略之处,正是鲁迅所要深究的;人们避之不及,鲁迅却偏要大说特说,要“论”。“论”什么呢?论国骂的背后隐藏着的国民心理,以及造成这种国民心理的社会原因。于是,鲁迅就做了“国骂始于何时何代”的考证。这样的考证,也是非鲁迅所莫为的,现在的学者是不屑于做,也想不到要做的。但鲁迅认真地做了,而且得出了很有意思的结论。

他发现,“他妈的”这种国骂大概始于晋代,因为那个时代强调“门第”,即所谓“出身”。人的地位价值不是取决于你的主观努力,也不是取决于你的才能,而是取决于你的出身。出身于大家族,就可以当大官,这就是“依仗祖宗,吃祖宗饭”。这样的遗风犹存:过去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是“有个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仗势欺人,就是仗自己父母、祖宗的势力欺人。当一个人受到仗势欺人的人的欺负,他心里有股怨气,特想反抗,但是又不敢反抗,那怎么办呢?于是就走一条“曲线反抗”的路:你不是靠着父母,吃祖宗饭吗?我就诅咒你的父母、祖宗,骂一声“他妈的”,出一口恶气,心理就平衡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反抗,但却是靠骂脏话来泄愤,是一种被扭曲的,甚至可以说是卑劣的反抗。这是典型的阿Q心理,“他妈的”一骂,心理满足了,就忘记了一切屈辱,还是“闭了眼睛”,天下也就太平了。

你们看,鲁迅对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国骂”看得多细、多深,他看出了内情:一个是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等级制度,一个是中国人一切依仗祖宗、不思反抗、自欺欺人的国民性。而且鲁迅说:“中国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不知道同学们读了鲁迅的这样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有什么感觉?至少以后再有意无意地口出国骂,就会有某种反省和警戒吧?鲁迅这双“会看夜的眼睛”实在太厉害了,他把我们中国社会制度的毛病、我们国民心理的弱点,看得实在太透了。

这里还有一例。许多人都喜欢看京剧,尤其喜欢看男扮女装的戏,这本来也没有什么,无非是人们的欣赏兴趣和习惯。但鲁迅却要往深处看,要追问这背后隐蔽的心理。于是,他发现,同是欣赏,男观众和女观众,欣赏的重点不一样,他(她)们所要看的不一样:同是“男人(男演员)扮女人(女角色)”,男人(男观众)看见“扮女人”,女人(女观众)看见“男人扮”。(鲁迅:《论照相之类》)——这又是一个十分独到而深刻的心理分析。它所揭示的,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禁欲主义桎梏下所形成的变态性心理:在封闭的社会里,剧场就是一个男女间交往的场所,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借看“男人扮女人”的戏来满足被压抑的性欲。而这样的男人扮女人,不男不女,亦男亦女,也正好符合中国的中庸之道。所以鲁迅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从很普通的看戏,鲁迅却看出了如此深的“内情”:不仅是民族的心理变态,还有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这都是人们并不自觉的“集体无意识”,却被鲁迅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自然难以被接受,直到今天还被中国的京剧迷们视为鲁迅“全盘否定京剧和中国传统”的“罪证”。面对这样的误读和隔膜,我们也只有感叹而已。

鲁迅还有一篇分析张献忠杀人心理的文章《晨凉漫记》。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中,最喜欢杀人的是张献忠,鲁迅从他反对滥杀无辜的立场出发,自然有尖锐的批评,这和毛泽东视农民起义为历史发展动力的立场,是有很大不同的。鲁迅最不能容忍的,是张献忠见人就杀,“仿佛他是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了”。很多人都把张献忠的杀人,归结为他性格的凶残;鲁迅却不满足于这样的肤浅之论,而要深究其内在的心理动因。于是,他发现,张献忠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胡乱杀人,而是有所节制的,因为那时他和李自成争夺天下,胜负未定,他还有可能当皇帝,就不能把老百姓都斩尽杀绝。直到李自成在北京坐稳了天下,张献忠知道大势已去,就开始乱杀人了,心想反正这天下不是我的,就要通过杀人来泄愤,“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因此,这是一种失败的没落的心理下的疯狂杀人,“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或许还有破落家庭的子女),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收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鲁迅这里实际上是揭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处在没落地位的阶级、个人和国家,常常会有疯狂的报复和破坏,看起来好像很猖狂,内心却是虚弱的。同学们可以以此来观察许多国内、国际现象,是可以明白许多事情的真相与内情的。

但这些隐蔽的心理,都是人们(特别是当事人)所不去想,不敢想,更不说出来,不愿说,不便说,不敢说的。鲁迅却一语道破,就让人很尴尬,很不舒服,于是就说鲁迅“毒”,有一双“毒眼”,实际就是“会看夜的眼睛”,更有一只“毒笔”,不过是写出了被着意遮蔽的黑暗的真相和内情。

换一个角度看

鲁迅还有一类文章,所讨论的问题,别人已经议论过,而且也很有道理,但是鲁迅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提出了另一种非常独到的见解。

比如:《〈杀错了人〉异议》。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学者,也是新闻记者,叫曹聚仁,写了一篇《杀错了人》,谴责袁世凯不应该杀革命者,特别是不应该杀年轻的革命者。他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说,你要杀,就杀那些中年人,年轻人你别杀。这里有一个道理:在“五四”时期,有一种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年轻人必然胜过老年人。所以钱玄同有一句名言:“人到四十该枪毙。”人活到四十岁的时候就该枪毙,像我这样的六十多岁的人就不知道该枪毙多少回了,在座的诸位可以活着,而我却该死了。这是很典型的“五四”时期的极端进化论。曹聚仁就是顺着这样的“五四”时期的观点说的,在当时是很流行的观点,大多数人都这么看,而且也不无道理。但鲁迅却提出“异议”,这也是鲁迅的特点:他从大家普遍认同的也是可以成立的观点中,总能看出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可以把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一步。鲁迅说:“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他杀革命党人,正是他的反革命本质所决定,也是他反革命本质的暴露,不过是“显了本相”,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问题是年轻的革命党人,被袁世凯“假革命”的表象所迷惑,对他心存幻想,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成革命家了”,这回一看到袁世凯大杀革命党人,就惊呼“杀错了人”。在鲁迅看来,真正错了的是“革命者受了骗”,相信袁世凯不会杀革命党人,从而放弃了对他的警惕。鲁迅由此而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这样的“异议”,就不局限于对袁世凯杀革命者的谴责,而是从中总括出应汲取的历史教训,这就深刻多了。至于曹聚仁文章中“多杀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张,鲁迅自然也有“异议”,但他说自己早已是“中年以上”,为避嫌疑,也就不多说了。

鲁迅还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倒提》,也是对看似合理的观点,换一个角度看,就提出了“异议”。大家知道,在过去上海、北京都有外国“租界”,也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地”。当时的法租界发布了一个公告,说不许虐待动物,以后如果将鸡鸭倒提着在街上走,就要罚款。结果引发了一些中国人的抗议,说你们如此优待动物,却“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这样的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抗议,看起来自有它的合理性。但鲁迅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你们抗议外国人优待动物而虐待华人,其实正是暴露了你们在潜在心理上,希望外国人给予中国人鸡鸭一样的地位和待遇。这不仅是一种民族自卑心理,更是在乞求“恩赐”了。鲁迅因此提出,与其“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不如自争自强:“我们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鲁迅这样换一个角度看,就形成了一种深度的思考,却很难为满足于表面的、惯常的思维的一般人所理解。当时就有一位年轻的革命者写文章批评鲁迅,说他是为帝国主义辩护。我们今天来看这类思维,这类文章,开始时,也会觉得不可理解,因为它对我们习惯性思维形成了挑战,但细加体味,却不能不承认其内在的深刻性和说服力。

这对我们也是有启示的:许多事情,许多问题,是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观察和思考的,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新的思考空间。特别是在常规思维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可以打开全新的思路。

正面文章反面看

鲁迅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这是历史的血的教训教给他的。鲁迅多次谈到中国是一个会“做戏”的民族:所谓“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在后台这么做,在前台又那么做。中国更是一个“文字游戏国”,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都不那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鲁迅说,年轻人如果不知底细,轻信表面文章,那就会上当,有时连性命也会送掉。

鲁迅因此提倡“正面文章反面看”。他说,这是中国传统的“推背图”的思维:从反面来推测未来的事情。用这样的方法,去看报纸上的文章,有时会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他举了一个例子。当时(1933)中国正面临日本军队入侵的危险,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自然成为一个关键。这时候,报上登了两条消息:“(日本外交官)芳泽来华,据云系私人事件。”“××(官员)谈话: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把这两条新闻合起来,从反面去看,“可就太骇人了”:原来日本当局正在派人来华招降,而中国政府也有意“与日本直接交涉”,放弃“抵抗”。

用这样的方法去读报纸上的宣传文字,确实可以看出许多被着意遮蔽的东西。鲁迅还谈到这样的经验:“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他举例说,“我们平时,是绝不会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伙食小心的议论”,听到这样的议论,不但绝不可因此认定他是一个“卫生家”,却要从反面看,认定他平时是不讲卫生的。鲁迅因此写了一篇奇文:《由中国女人之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推定孔夫子有胃病,理由就是他在《论语》中大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自然是给孔夫子(也是给孔夫子的吹捧者)开了一个玩笑,但确实提供了一种看文章和报纸的方法。特别是那些“瞒和骗”的宣传,是可以从他宣传什么,反过来看出实际生活中缺失什么的。比如,如果一个时期,报纸上突然大讲某个地区如何稳定团结,那就一定是这个地区的稳定团结出了问题。但鲁迅又提醒说,善于瞒和骗的报纸宣传,也不会处处都说谎话,它也要夹杂着真实的记载,真真假假混在一起才有欺骗性,因此,也不能处处都“正面文章反面看”,那也是会把自己搞糊涂的。如何把握,就得靠各人的智慧和判断力了。

鲁迅自己则依据这样的“正面文章反面看”的思维方法,对他所生活的纵横捭阖的现实政治和变幻莫测的险恶人心,做出了许多极为犀利的判断。例如——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小杂感》)

一,自称“铁血”、“侠魂”、“古狂”、“怪侠”、“亚雄”之类的不看。

二,自称“鲽栖”、“鸳精”、“芳侬”、“花怜”、“秋瘦”、“春愁”之类的又不看。

三,自命为“一分子”,自谦为“小百姓”,自鄙为“一笑”之类的又不看。

四,自号为“愤世主”、“厌世主人”、“救世居士”之类的又不看。

(《名字》)

鲁迅的这些话,就像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警示:这些自作“正人君子”状,自作狂态怪状,自作多情,自作谦虚状,自作救世姿态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打开书籍报刊和网站,几乎比比皆是。这是我们非用“会看夜的眼睛”认真辨别不可的。

看几乎无事的悲剧和喜剧

这也是鲁迅的一大发现:“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多。”鲁迅还说:“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按:德语,古怪、荒诞之意)。”从人们见怪不怪的日常生活现象的背后,去发现和揭示“几乎无事的悲剧和喜剧”,这也需要有“会看夜的眼睛”。

比如说吧,走到大街上,随处可以看见人们在挤着,推着,撞着,爬着,踢着,冲着……报纸上也经常报道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新闻”,但人们似乎也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今天鲁迅却要引导我们仔细地看,而且要深深地想,这一看一想,就穿透到更深层面,发现了内在的荒诞和残酷,这些街头小景里的社会现象,就成了某种社会痼疾的象征。于是就产生了《推》《“推”的余谈》《踢》《爬和撞》《冲》这一组杂文。

我们先来看《推》。文章从报上的一条社会新闻说起:一个卖报的孩子,误踹住了一个从电车上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被碾死了——一个穷苦的报童的死,谁也不注意,但对以弱者、幼者为本位的鲁迅,却是非同小可,让他十分震惊。他念念不忘,想了几个月。他要追问:推倒孩子的是什么人?报道说那位客人穿着长衫,那么,他大概属于“上等人”。鲁迅立刻联想起在上海马路上经常遇到的两种“横冲直撞”的人,一是“洋大人”,一是“上等华人”,于是,又产生了一系列“推”的联想——

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

在这里,鲁迅从“这一个”报童的跌死,联想到他“这一类”女人孩子的被践踏而死,于是就产生了一个认识上的飞跃:“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推和踏”成了一个象征,它所揭示的,是上海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上等华人”对“下等华人”,尤其是“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的践踏和残害。鲁迅由此而产生了“从死尸上走过”的幻觉:他又发现了“吃人肉的筵宴”。

谁也不注意,“几乎无事”的街头小景,就这样,在鲁迅“看夜的眼睛”的烛照下,显出了它内含的大问题,大悲剧。

还有这街头变把戏——现在街头不大见到了,但在鲁迅那个时代,以及我小时候,大概就是上一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吧,这样的变把戏是每天都要见到的。鲁迅描写的就是这样一场街头变戏法:先是猴子“戴上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的狗熊”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然后,“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子来”,又“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最后还是“要钱”;“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吆喝了一阵,收够了钱,就结束表演,走了,“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

请注意:从表面上看,鲁迅是在客观地描述,也就是指引着我们看,但敏感的同学也许会感觉到鲁迅似乎在揭示着背后的什么东西,文章结束了,鲁迅突然宣布:我“写错了题目”。经他这么一提醒,我们才注意到文章标题居然是“现代史”,这才恍然大悟:鲁迅是要我们通过看街头小景看中国现代历史!猛一听,这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想想:现代中国历史中这样的“变戏法”难道还少吗?也真的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啊,就是今天,也还在继续上演啊。于是,你会心地笑了,笑完了,又有一丝悲凉:现代史就是这样的悲喜剧啊。

这样,鲁迅也改变了我们的“看”。你们每天在上学的途中,都要经过大街小巷,看到各种街头小景,但过去都熟视无睹,不加留意。现在,你们是不是可以用鲁迅教给我们的“看夜的眼睛”重新去看一看,想一想?相信你们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考,看出许多“几乎无事的悲剧和喜剧”。

鲁迅还教会我们如何看报纸。每天报纸上都有许多新闻,不会看的人,扫一眼就过去了,会看、会想的人,就能看出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和喜剧”。这就是鲁迅在《“滑稽”例解》里所说的:“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这些名文是俯拾皆是的,譬如报章上正正经经的题目,什么‘中日交涉渐入佳境’呀,‘中国到那里去’呀,就都是的,咀嚼起来,真如橄榄一样,很有些回味。”这里的关键自然是去不去想,我们因为懒于观察和思考失去了许多读报的乐趣。但也还有一个会不会看、会不会想的问题。就拿鲁迅所举的这个例子来说吧:“九月间《自由谈》所载的《登龙术拾遗》上,以做富家女婿为‘登龙’之一术,不久就招来了一篇反攻,那开首道:‘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父的人发生了妒忌,妒忌的结果是攻击。’”我们可以感到这样的反攻有些滑稽,但似乎说不清楚;我们看看鲁迅怎么说:“这也不能想一下,一想‘的结果’,便分明是这位作者在表明他知道‘富妻子’味道是甜的了。”——读到这里,是不能不失声一笑的。

鲁迅还举了一个例子。那是《论语》杂志上选登的“冠冕堂皇的公文”,四川营山县长禁穿长衫令:“须知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且国势衰弱……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真像鲁迅所说,这本身就是一幅漫画,只要稍微一想,就会忍俊不禁的。

但鲁迅仍然认为这或许过于奇诡。在他看来,“滑稽却不如平淡,唯其平淡,也就更加滑稽”,因此,他说:“在这一标准上,我推选‘甜葡萄’说。”

鲁迅还有一类特殊的文章,叫“立此存照”,就是把报纸上的文章或标题原封不动地抄下来,而不加评论。但这么一抄,就好像聚光灯一照,引起了读者的特别注意,一注意看,一仔细想,就发现了许多让你又想笑又想哭的人间悲剧和喜剧。譬如《双十怀古》这一篇。“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自然要做纪念,鲁迅就把这一天报纸上的新闻标题照录下来:“举国欢腾庆祝双十”,“叛逆削平,全国欢祝国庆,蒋主席昨凯旋参与盛典”,“首都枪决共犯九名”,“林棣被匪洗劫”,“老陈圩匪祸惨酷”,“海盗骚扰丰利”,“程艳秋庆祝国庆,蒋丽霞不忘双十”,“南昌市取缔赤足”,“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粗粗一看,这都是凌乱的新闻,无足可观,但细细一想,就颇可回味。比如刚宣布“叛逆削平”,“蒋主席凯旋参与盛典”,一片太平盛世景象;但紧接着的“枪决共犯”、“土匪洗劫”、“海盗骚扰”,却露出了“天下并不太平”的真相,两相对照,就把蒋主席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而显得滑稽可笑了。还有,堂堂国家大庆,却要靠京剧演员(程艳秋)、运动员(蒋丽霞)来撑门面,岂不荒唐?再说,“取缔赤足”又算什么名堂,还要大肆宣传,是不能不让人哑然失笑的。再往深处想,那“枪决共犯”、“匪祸惨酷”的背后,又不知道演出了多少酷烈的人间惨剧!你不免会去想:同一时刻,同一块土地上,所谓“举国欢腾”之下,正有人哀哀饮泣;什么“可欣可贺”,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竟至于如此的不相通,你难道不会感到一丝悲凉袭上心头?鲁迅完全无意于在对生活的漫画化中去寻找悲剧感和喜剧感,而只是把生活的原样保留下来,这中间就蕴涵着悲剧和喜剧的默默渗透,它已经融入日常生活中,淡化到了不加注意就会忽略过去的地步,这就是“几乎无事的悲剧与喜剧”,要发现它,就必须有一双会看夜的眼睛。

同学们以后再读报纸,打量自己的日常生活,会不会有一种新的眼光?

作 者: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

编 辑:续小强 poet_xxq@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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