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卷春色，处处木影
——《诗经》中的木文化

/［浙江］朱永香

满卷春色，处处木影
——《诗经》中的木文化

/［浙江］朱永香

人类自猿进化而来，并从茫茫森林中走出，树木的意义极为重大。“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庄子·盗跖》)树木之于人，是庇护，也是衣食，至于后来的伐木为屋，制木为器，钻木取火，经过漫长的积淀人对于树木的感恩和敬畏已深深根植于民族精神的最底层。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也集中展现了远古时期我缤纷独特的木文化，以及先民与树木之间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诗经》三百零五篇，其中有七十九篇涉及到六十一类木植物：大乔木与乔木共二十六类、灌木二十九类、木质藤本六类。（潘富俊：《诗经植物图鉴》）另外，还有些泛指，如《樛木》的“樛木”（弯曲的树木），《汉广》中的“乔木”（高耸的树木），以及《汝坟》中的 “条”（树枝）、“枚”（树干）、“肆”（砍又生出来的小树枝），等等。各色树木不仅为先民生存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物质保障，同时也被赋予灵魂，进入他们的精神领域成为他们祭祀祖先、歌咏爱情等的依托。这样，《诗经》中就出现了用途多样、内涵丰富的木文化。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实用

“从历史上说，以有意识的功利观点来看待事物，往往是先于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普列汉诺夫：《论艺术》）先对山林川谷的审美，首先不是从它的自然景观着眼，而是因其实用性。正如《荀子·强国》中所谓 “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 《诗经》所诞生的周代社会，人们更多的是从自然中获取赖以生存的物资。“天地之大德曰生”，自生于天地之间不需要耗费人们过多的精力和劳动，却能给人以丰厚回报的树木，受到先民的格外青睐。

桑树是《诗经》中出现篇幅数最多的树木，共有二十首、三十一句之多。作为中国最早栽培的树种之一，桑树“用途广，桑叶可以用以养蚕；桑葚则味甜可食，既可救荒充饥亦可酿酒；桑皮自古即为名药；树皮制纸，谓之‘桑皮纸’；桑材密，古人常取之为弓，又可用于制造农具、器具、车辕等”（潘富俊：《诗经植物图鉴》）。采桑是当时妇女的工作之一，所以《诗经很多诗中具体描写到这一劳动，或以此为兴。以采桑起兴的如《汾沮洳》“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小雅·隰桑》中“隰桑有阿其叶有沃”。在《十亩之间》这首诗中，“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的轻快描述中，我们仿佛看到夕阳斜晖，过碧绿的叶片照进桑林。辛勤忙碌了一天的采桑姑娘，唱着歌儿，呼唤着同伴，准备回家。《豳风·七月》是一首农事诗，写农民一年四季的劳动过程和生活情况。其中“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爰求柔桑”描述的就是在阳光明媚的春天年轻女子背着大大的竹筐去采摘桑叶的过程。

其他如《小雅·伐木》中“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是诗人以当前所做的事“伐木”起兴，表达享亲朋故旧的欢快之情。《周南·葛覃》中的女主人公因归宁而浣衣，进而联想到织布用的葛藤。《周南·汝坟》中，一位妇在汝水旁边砍柴时，思念她远役的丈夫。《齐风·伐檀》中，一群匠人在黄河边砍伐檀木，为当老爷的造车，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着歌，表达对剥削者不劳而获的憎恨。

树木很早就被先民作为建筑材料。《大雅·皇矣》《鲁颂·閟宫》《商颂·殷武》中都提到人们到山上选择松、柏等，来兴建庙宇及房屋。

先民们在享受着大自然的树木给予无私馈赠的同时，并没有一味地攫取，而是体现了朴素的生态意识。如周文王临终前嘱咐武王要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保护生物，因为国家治乱兴亡都要仰仗生态的好坏，他说：“山林非时不升斧斤，以成木之长。”(《逸周书·文传解》)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颁布了《伐崇令》，其中有一条是“毋伐树木”，这是中国古代较的保护森林的法令。据《周礼》记载，周代的生态环境管理已形成制度并有专人负责。大司徒之下设草人“掌土地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杨天宇：《周礼译注》)。

“树之榛栗，椅桐梓漆”——崇拜

赵沛霖在其《兴的源起》一书中指出，“古代祭社之处必植树”，“原始人对树木充满了神秘感，待到社的宗教观念出现以后，树演变而为社树，社的性质也便赋予了它。这样，长期的宗教生活所形成的社的宗教意义，诸如福禄、国柞、国运以及宗族祖先、故里亲亲等内容，同时也就成了作为社神的社树的宗教意义”。在原始宗教的支配下，树木逐渐被神化，从而使得作为自然存在的树木神圣起来并具有了社会生活内容，成为人化了的自然的一种特殊形式。

《鄘风·定之方中》是一首歌颂赞美卫文公在楚丘重建国家的诗，诗的开头，卫文公选定了“定之方中”（大约在每年十月十五后至十一月初）的吉日，在楚丘兴建了宫庙，便开始“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榛树和栗树的果实因其营养丰富、风味绝佳而成为古人最为重要的粮食来源和祭祀食品，其树木也成为古人建国时，在朝庙官府栽种的名木。椅（今楸树）、桐、梓因其木质轻巧且易于加工，成为古代建筑材料和制造琴瑟的上选良材。椅树因具多种用途，在民俗上为吉祥之树，北方农户常于屋边栽植成列。梓树树姿优美，古人住家周围、官寺、园亭必种之。漆树因其漆液上于器物后，使其不易腐朽，成为当时被广泛栽种的树种。

《大雅·皇矣》为周人叙述祖先开国的历史，周太王在岐山大规模地植树造林，涉及到的树木极多，有菑（直立的枯树）、翳（倒在地上的枯树）、栵（今毛栗）、柽（柽柳）、檿（山桑）、柘（黄桑）、柞棫、松、柏、夏（榎木）。周邦国君开基立业时精心种植和维护的高大挺拔的树木所代表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竟然使得“帝迁明德”，连天帝的心都由殷王身上转移到周王身上。

古代若某地林木茂盛，则被视为尽得雨露之润泽，天帝之眷顾，从而亦预示此地君王盛德，人民独享丰乐。因而在祭祀祖先，以及出征祭告上天时皆有燃烧树木的仪式。如《大雅·棫朴》和《大雅·旱麓》中都有火燎木材坚实、为新材上乘之选的柞棫（今柞木）以祭祀皇天上帝及三辰日、月、星）时的描述。

在普通的家庭，人们也习惯在自己的庭院或门前屋后栽种各种树木，用以表达对树神的崇拜，并希冀得其庇护。

如《郑风·将仲子》中，女主人公因担心父母的责骂和别人的闲言碎语，阻止情人仲子与自己来幽会，连呼“无折我树杞”、“无折我树桑”、“无折我树檀”，可知主人公家庭院中栽种了许多品种的树木。《郑风·东门之墠》中的“东门之栗，有践家室”，意为东门种着栗树的那家好人家，诗以家门前种着的栗树来指称人家。

因为这样的习俗，家门前栽种的树木往往又成为家乡和宗族情感的指代。《小雅·小牟》是一首被父亲放逐的儿子思念故乡的诗。其中“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就是借桑树和梓树指家乡和亲人。桑树与梓树是古人宅旁最为常见的树种，所以通常被用来表达故乡之思。所谓“怀父母，睹其树因思其人也。至后世，以桑梓为故里之称”（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不仅如此，桑树还用来表达更深层次的宗教内涵。《吕氏春秋》中说伊尹生于桑，是桑为母，桑又为殷人社树，“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淮南子·说林》高诱注甚至认为“上骄、桑林皆神名”。桑林与国家、宗教的兴亡息息相关，人们对于它怀有一定神化的宗教感情。《小牟》诗表达的情思便与这种传统的宗教感情是一脉相承的，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对祖先敬畏和怀念的宗族亲缘感情。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爱情

《诗经》时代，继承本族血统、繁衍一家子孙是婚姻最为重要的目的。所谓“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王文锦：《礼记译解》）。繁花簇锦、果实累累的树木自然而然成了先民们向往多子多孙的最好的寄寓。如《大雅·绵》中“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用瓜藤连绵不绝比喻周民族子孙繁多，宗族兴旺。《唐风·椒聊》则以花椒多籽起兴，赞美妇女多子，“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郑风·山有扶苏》中“山有扶苏，隰有荷华”，《秦风·晨风》中“山有苞栎，隰有六駮”，《唐风·山有枢》中“山有枢，隰有榆”，《秦风·车邻》中“阪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杨”等，都是以山隰有树木来象征男女的爱情，也是以树木枝繁叶茂的特征来象征夫妻多子多福。

与此相联系，当时的许多婚恋习俗也与树木有关。最为典型的是以束薪、束刍、束楚等象征婚姻。“析薪、束薪，盖上世婚礼中实有之仪式，非泛泛举譬也。”（闻一多语）《召南·野有死麕》中的青年猎人砍些朴樕树枝当礼物，向心爱的姑娘求婚。《王风·扬之水》中“扬之水，不流束薪（不流束楚、不流束蒲）”，《唐风·绸缪》中“绸缪束薪”、“绸缪束刍”、“绸缪束楚”，以及《小雅·车舝》中“陟彼高冈，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叶湑兮”，都是与新婚有关。大体而言，朴樕、柞（柞棫）等古代常见薪材皆因木材坚实，生长快速，且滋生繁衍众多，契合了古人对多子多福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祝愿。而且，这些薪类植物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再生力，并能经冬不死，更有一些四季常青。这种品性对于婚姻双方至关重要，是对人生旅程的高度浓缩与隐喻。

赠物定情是当时婚姻仪式的基本环节之一。《王风·木瓜》中“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和《王风·丘中有麻》中“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都是男女相悦，以身上所配的饰物相赠，或以瓜果花草示爱。这一习俗同样也存在于欧洲：“在五朔节（欧洲传统民间节日。用以祭祀树神、谷物神，庆祝农业收获及春天的来临——作者注）那天，欧洲有一种常见的风俗，男人会将一根青翠欲滴的树枝放在心仪的姑娘屋前或屋上；这种想法的雏形，可能是人们相信树木精灵可以使人生育繁殖。”（弗雷泽：《金枝》）

“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比德

上古先民的思维是一种以类比为基本逻辑规则的混沌的神话思维（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很容易用生活中的客观事物来“取譬连类”，从而在原始崇拜中给树木赋予了许多文化上的因素。

《诗经》的时代，先民已经能够根据树木的不同特征去比附人的各种品德，或表达某种情感。这种比附大多数被后人所认可，许多树木因此也成为了具有特定含义的意象被后人广泛运用。最具代表性的是松树和柏树。松、柏皆因木材致密、质重芳馥、树叶四季常青而成为坚贞如一的品德的最为合适的承载。《群芳谱》云：“柏向荫指西……盖木之有贞德者，故字从白。白为西方正色。”《邶风·柏舟》和《鄘风·柏舟》都以坚韧牢实的柏木所做的舟，比附自己的气节或对爱情的坚贞。《小雅·天保》则以松柏之枝叶常茂盛，祝颂君主及其国家青青相承，永无衰落。另外，《邶风·凯风》以酸枣树初发芽时心赤比喻儿子赤心奉母，体现了先民丰富的想象力，也被后人广泛运用。

值得一提的是，《诗经》中有很多篇幅都是从树木与树木之间的关系联想到臣与君的关系，这也是后来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比兴手法的源头。如《小雅·南山有台》中“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等，是用山有草木覆盖以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贤臣以自尊显。《小雅·湛露》中诗人以湛露落在杞棘好树上，喻君子之有好酒德；以桐椅果实离离之美盛，喻君子之令仪。《小雅·鹤鸣》以园有珍贵的檀木比喻国家应有贤才。《小雅·頍牟》以寄生草和女萝攀缘松柏，比喻兄弟亲戚依赖周王而生存。《小雅·采菽》以“柞之枝，喻外诸侯。言此者，兴诸侯承顺天子，天子恩被优渥，如柞之蓬蓬然盛也”（陈奂：《毛诗传疏》）。

古人以物“比德”并非只有“比德”君子之论，也有“德”小人之说。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比谗佞”（王逸：《离骚经序》）。樗今名臭椿，皮粗质疏、叶恶臭，且形状不佳，既无法“入栋梁”，也不能制作器皿，古人列为“不材之木”，在《诗经》中也被比附为不良品性如《小雅·我行其野》中的女主人公走到野外，遇着野上长着茂盛的恶木臭椿，马上想到了自己嫁人不淑。《雅·菀柳》中“有菀者柳，不尚息焉”、“有菀者柳，不尚焉”，则以枯柳之不可止息，喻王朝之不可依倚。《小雅·月》以“山有美善之草，生于梅栗之下，人取其实，蹂践害之，令不得繁茂。喻上多赋敛，富人财尽，而弱民与受穷”（《毛诗正义》卷十三）。《小雅·青蝇》以鸟栖于树喻人存在于国家，等等。

由上可见，古人在实用、宗教（崇拜）、爱情乃至比方面都与树木密切相关，树木在《诗经》中起到了相当要的文化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就生活在的气氛里，所以他们不用抽象思考的方式而是凭想象创形象的方式，把他们的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变成认的对象，他们还没有把抽象的普遍观念和具体的形象分开来。（黑格尔：《美学》第二卷）《诗经》所产生的时期，然早已脱离创造神话的时代，但是，先民们对赐予他们生物资，并给予他们精神力量的树木，依然怀着坚定的生命仰，在心中保留着原始的尊崇与神性。

作 者：朱永香，浙江农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编 辑：张乐朋 wudan5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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