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与生命的自由放歌
——《受戒》赏析

/［河北］杨红莉

青春与生命的自由放歌
——《受戒》赏析

/［河北］杨红莉

《受戒》是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的代表作，小说描述了少男明海、少女小英子纯真的青春、生命、友情与爱情，描述了乡村自然生活的充实和自足，表达了作家对天然、纯净的青春和生命的礼赞。在以“伤痕”、“反思”为主调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受戒》的出现如同漫天乌云中突然钻出的一线阳光，让人感觉到惊喜和震动；如同雨后黄莺儿的婉歌，让人感觉到希望和欣悦。那么，《受戒》究竟美在哪里呢？作品的美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呢？概括地说，这篇小说通过时间、空间、结构、叙述视角等要素的艺术运用，将上述主题表现得充分、彻底、自然、妥帖。

和自然同步的友情（爱情）

《受戒》表达时间的方式很特别，它没有采用惯常的具体而明确的表述方式，比如某年某月某日，或者是诸如“解放前”、“解放后”等有历史标志意义的记时方式，而是完全采用了季节或者是农事活动计时。“栽秧”的时候，“车高田水”的时候，“薅头遍草”、“薅三遍草”、“割稻子”、“打场”的时候，“ 荸荠”的时候……汪曾祺使用的是以农耕为标准的乡村特有的计时方式。这种时间是农业社会所使用的时间，是人和大自然相依存的时间。用巴赫金的话说，这是“集体的时间”、“劳动的时间”、“是有效生长的时间”、“是最大限度地向往未来的时间”，“因为播种是面向未来，收获果实是着眼未来，聚攒是为的未来。一切劳动过程都寄念于未来”①。

农耕时间将个人的生活纳入到了整个集体活动之中，将个人与集体统一起来，意在肯定每个人都先在的、合法地拥有个人和集体统一的日常生活方式。其意义在于表明：人的出场是民间生活和文化的自然产物，人一旦诞生，就和这个地方及其所沿袭的生活方式乃至其生存所依据的时间系统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时间系统所默认的人的存在根源是文化历史，是自然历史，而非阶级历史、意识形态历史或人造历史。

汪曾祺所认可的农耕时间标准完全有别于革命文学。②在革命文学中，时间是一个必须明确的要素。唐小兵曾分析《暴风骤雨》，认为故事起始于“1946年7月下旬”，在一片和谐的农家情景里突然驶进拉着工作队的一辆四轮大马车，于是，“全书明白无误地把‘到来’这一刻表现成了历史的真正开端……历史不再有任何连续性，成了猝然的断裂”③。“1946年7月”因为对应着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革命运动，而成为小说特定故事情节展开的前提，成为塑造特定人物形象的背景，也成为小说产生特定意义的根源，只有依存于这个特定时间，小说描写特定历史的风云变幻并寄予特定意识形态寓意的意图才能实现。“到来” 不是“自在”或“先在”，而意味着突然的降临，意味着闯入，预示着改变，寄寓着意义。于是，人的存在不再是文化的、自然的产物，而成为特定历史的、人为的、意识形态化的产物。不仅《暴风骤雨》如此，革命文学几乎都有这样的开端模式。

那么，《受戒》里这种具有整体意味的时间在小说中具有什么样的审美效果呢？与断裂性时间意在突出人与环境的不协调性相反，整体的时间是人和环境相统一的时间，而人因为和环境、和他人的统一自然容易产生自足和愉悦。因此，在巴赫金眼里，这种来自“完整活动”的时间是让人“怡然自得”的时间④，而在韦伯眼里则是“有意义”的时间，总之，是与生活相和谐的时间⑤。在和自然界、和整个民间生活同时生长的时间中，《受戒》中明海和小英子从友情到爱情的递进才显得如此自然合理，他们的感情发展和“有效的生产时间”同步，和“发芽、开花、结果、成熟、增产、繁殖的时间”同步，从而，爱情的生长如同种子的生长一样成为自然的和必然的，成为有效的和合法的。由此，这种富有整体生活意义的、意味着收获、面向着未来的时间决定了《受戒》“自然”、“和谐”、“希望”、“怡然自得”的审美价值取向。

趣味横生的“互相看”

《受戒》末尾注明“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是汪曾祺在思想大解禁的历史语境下，目光越过政治历史的铁栅，将四十年来压抑在心底的故乡梦、童年梦、青春梦、爱情梦融合在一起，产生的一部从头到尾洋溢着青春和欢乐的小说。这一主题的成功实现与叙述视角的艺术化使用分不开。

《受戒》采用了未成年人叙述视角，即主要让少男明海、少女小英子来看生活。这种方法有效地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因为儿童和成年人的区别更主要地表现于对世界映象的区别上，同一个世界在儿童和成年人眼里完全不一样，生活的趣味性更多地存在于儿童的眼睛里。不仅这样，汪曾祺还进一步采用了“互相看”写对方眼中的对象的模式。比如，写荸荠庵的佛教生活，是通过第一次踏进庙门的少年明海的视角。在这个刚走出乡村的小小少年眼里，无论是给诸佛上香，还是打扫山门，抑或是学唱经、做法事，或是看和尚杀猪、打麻将，都充满了无限的新鲜、新奇和十足的趣味。我们在处处荡漾着明海的灵动眼神和童趣口吻的字里行间，也充分领略着这种新鲜、新奇和趣味。小说也写世俗生活，写和荸荠庵比邻而居的小英子一家和睦、富裕的家庭生活。这种生活也从明海的视角写。赵家充满人情油烟气息的世俗生活在小和尚明海眼里是无比亲切的，于是，在他的视角带领下，我们看到了赵大伯、赵大妈的勤快能干，也认识了文静贤淑的大英子，更喜欢上了聪慧、活泼的小英子。我们和明海一样，被这个兴旺和睦的满院子飘荡着栀子花香的家庭深深地吸引着。尤其是小英子，她不是叙述人（成年人、旁观者）眼中的小英子，而是青春萌动的少男明海眼里的小英子。我们随着明海一起听小英子唱歌，看小英子 荸荠，这个勤快聪颖的少女给明海同时给我们留下了鲜明生动的印象。同样，明海也不是叙述人眼里的明海，而是青春萌动的少女小英子眼里的明海。聪明、灵巧的明海同样带给少女小英子无穷的想象，明海的佛教生活同样也带给她无限的新奇。显然，在这种似梦似真的“互相看”中，更容易加入“看”的主体的想象和情感。“互相看”，使得你不完全是你，而是我眼中的你；我也不完全是我，而是你眼中的我。这既有效地制造出了人物之间的审美距离，使人物之间充分感受到彼此的美，更有效地制造了读者和人物、作品之间的审美距离，使读者充分想象一种美的人生、美的生活。从而，小说超越了固定生活的所有局限，消弭了现实生活的所有悲苦，使“快乐”和“美”成为生活唯一的中心，使人的生活得到了彻底的改写。客观地说，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既有自由，又有禁忌，既有快乐的可能，也有限制快乐的规范，但在汪曾祺“互相看”的叙述模式里，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禁忌和规范都被忽略了，被删除了，被遗忘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没有“清规”，一切便依人性的自由伸张为逻辑，以生命的自由舒展、开放为中心。所以，小说张扬着彻底的青春、自由、生命的主旋律。

串连欢笑的仪式结构

如果循环、琐细的日常生活可能让人产生重复、平淡的感觉，那么，穿插在其中并凸显日常生活精神的节日则永远让人感觉到充实和快乐。民间的节日是解放的日子、纵情快乐的日子，是每个人都有着好脾气的日子，有着如花的笑脸的日子，是足以让人忘记时间流逝的日子。如果一篇小说完全由节日生活串接起来，可以想象，这篇小说一定会装满笑声、欢乐。《受戒》就是这样一篇由节日仪式组成的载满了笑声的小说。

节日生活往往以特定的形式——仪式和循环性的日常生活相区别，仪式也因此成为节日的标志。《受戒》是用仪式连接起来的。正是在对不同性质的仪式的接连展开中，凸显了作品青春、欢乐的主题。

小说最先展开的是“念经”仪式。我们看到，在初入佛门的明海眼里，“念经”如此新鲜有趣：“是唱哎”，“就跟教唱戏一样，完全一样哎”，富有童趣的叙述口吻把这种新鲜和风趣传达得毫无遗漏。在这个叙述中，明海一会儿是世俗少年，一会儿又是老成的和尚；师父一会儿是一本正经的师父，一会儿又是“舅舅”；“念经”一会儿和“唱戏”相比拟，一会儿又成了“大法要”……僧俗生活在这里完全没有界限，完全可以自由出入和交换，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欢乐。于是，少年明海踏入佛门的第一个仪式，就奠定了欢乐人生的基调。

小说的第二个仪式是“放焰口”。即便如“放焰口”这样的法事仪式，也同样充满着生之趣味：这是和尚挣钱和争钱的时间；是聪明、漂亮的和尚吸引女性、大出风头的时间；是和尚们唱酸曲、与民同乐的时间。佛事活动不但不能束缚生命，反而为生命的自由舒放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充分的理由。于是，生命的欢乐成为无可阻挡压倒一切的主题。

第三个仪式是和尚为过年而举行的杀猪仪式，“杀猪就在大殿上”。这是俗为僧用的、以欢乐至上的仪式。供奉佛祖的大殿此时成了杀猪的场所，神圣庄严和世俗享受发生在同一个场域，互不相扰和平共存。猪们并不因为死于佛祖眼前而欣慰，尽管被道行最深的老师叔告以“往生再世，皆当欢喜”的经典佛理，但仍然执迷不悟，以“没命地叫”的形式拒绝死亡、抗议超度，表明它们也在向往着快乐地生存……这个仪式张扬着充分的民间生活的幽默和乐趣。

第四个是大英子的“准婚礼”仪式。在这个漫长的赶嫁妆过程中，大英子日常生活的节奏完全改变了，她惯常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模式不再持续，她的生活变成了裁剪和刺绣。依着明海的花样绣出的嫁妆，惊动了五里三乡，大姑娘小媳妇们都来参观，啧啧赞叹。对于大英子及其家人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充满了创造性的新奇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期待的过程，是一个让大英子及其一家人骄傲和自豪的过程，是一个生活因之更加完美和生动的过程。

第五个是“受戒”仪式。这个纯粹佛教的时空借少女小英子天真无邪的眼来表现。于是，善因寺里庄严的佛像在她眼里有“胖墩墩的下巴”；圣洁的木鱼被她拿来和自家的牛一比大小；摸着那些佛幡她琢磨上面的花是怎样绣出来的；看着那么大一口磐她想里面能盛几担水。她可以完全不顾忌“禁止喧哗”的告示，而大声向明海传递着私人讯息；明海受戒归来，成了她打听方丈的小老婆是否好看的时机……这个庄严和肃穆的仪式，从小英子的眼中反映出来，处处荡漾着新奇、快乐、明媚的情趣和世俗生活的色彩。这个仪式场所一方面成为明海未来可能的和尚生活的预示；另一方面，陌生、新奇的体验也刺激了小英子隐秘的少女情怀，为下一个仪式的展开奠定了情感前提。

第六个仪式发生在芦花荡中，是少男少女的青春成长仪式。当小英子在“受戒”结束之日来接明海时，她已经为这个仪式做好了盛装准备：“小英子这天穿了一件细白夏布上衣，下边是黑洋纱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盛装的小英子给小和尚明海一个新鲜的印象，刚受戒归来的明海也让小英子有着焕然一新的感觉，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好像一年没有看见了”。他们展望着和尚明海未来可能的生活，也自然地表达着生命的情感体验。受了戒的明海尽管已经是正式的和尚，但这并不影响他享受世俗的欢乐，他依然是情窦初开的“明子”，依然是小英子眼里聪慧的少年。非但如此，对于未来一片光明的和尚生活的畅想，反而更增加了明海的魅力指数，激发了少男少女的情怀。面对着青春的启示，如果说明海尚且缺乏行动能力的话，小英子则是果断的行动者。在小英子的启发和鼓舞之下，二人操纵的小舟划进了“芦花荡”，同时也划进了作为他们青春成长仪式的神秘场所。于是，在风光旖旎的江南水乡，在生机盎然的芦苇荡边，一对真纯如赤子的少男少女荡舟湖上，编织着他们美丽的人生梦想。如诗如画的自然环境是他们梦想的发祥地，轻松和谐的人文氛围是他们爱情的催化剂。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充满青春气息的少男少女，和才吐新穗的芦花，和青浮萍、紫浮萍，和长脚蚊子、水蜘蛛，和水鸟、野菱角一同构成了一幅最朴素最动人的生命画图。

从念经到放焰口，从和尚杀猪到大英子赶嫁妆，从善因寺里和尚受戒到芦花荡中神秘的青春成长，六个仪式既是线索，也是时间，形成了“仪式叙事”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人生便处在一个接一个高潮迭起的节日之中，时时处处充满着欢愉和笑声。仪式结构显然加强了作品的主题。

从上世纪4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三十年的政治化环境给汪曾祺戴上了紧箍咒，让他的“思想穿上了制服”，但到80年代初期，“解放思想”成为此时的主流话语背景。在这种前提下，汪曾祺选择的途径是彻底删除这三十年的历史重压，彻底抛开政治负担，回到童年，回到家乡，重新体验生命本体的欢乐，完全转回到个体生命的自我表达，表达这一主题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受戒》。这是汪曾祺在思想初得自由的情境中重拾昔日的梦境，并将这梦境和对于未来的一厢情愿的想象融为一体，共同构筑出来的一幅人生乌托邦画图，是汪曾祺所有作品中最欢快和青春的一部小说。

①[俄]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407页。

②革命文学：原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作家与进步作家所倡导的文学思潮。在本论文中，“革命文学”并不仅特指20年代的文学，而把中国20世纪以“革命”为主题，以“革命者”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都称之为“革命文学”。

③唐小兵：《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2年第1期。

④[俄]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页。

⑤[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 者： 杨红莉，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艺学博士。

编 辑：张乐朋 wudan5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