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有痕——品味汪曾祺小说的人道主义情怀

王怀义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艺术部，江苏 宿迁 223800）

人道主义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汪曾祺说：“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这无疑是要使自己的作品为世间人生增添更多的“美”与“爱”，增添更多的人道主义的基质。诚如所言，他的小说创作中深深地渗入了人道主义情怀，他的作品中呈现出丰富的内涵，是对儒、佛、道糅合的人生认识。他在作品中以儒家身怀天下的情怀关注芸芸众生，用心体味人生的遗憾和人世的艰辛。他因怜生爱，以佛家的宽容之心入世，关爱生活和人，而这种对人生的关怀使得他的小说创作和人生态度又体现出道家随缘自适的思想。

汪曾祺说：“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此类“世上苦人多”的认识在汪曾祺的小说里充溢着悲凉色彩。他的作品中往往着力表现人无法把握命运的无奈和许多无法排遣的痛苦，叙写这些以悲凉为底色的人事，体现出的是他认为人生不易的人生感悟。

一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命运叵测，让人感到难以把握自己命运，从而领略到人生的无奈与悲凉。《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和倪老二都有一技之长，勤劳敬业，敦厚朴实。余老五是远近闻名的炕鸡能手，生活的顺风顺水，甚而至于连坟地都由老板预先给他买好了；但赶鸭高手倪老二却“是个倒霉人”，“因为有这些本事，才处处不如别人”，落得个身无分文。作者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对比着写，不禁使人感叹，两个人同样身怀绝技，遭遇却迥然不同，真是命运弄人。《晚饭后的故事》中的郭庆春，经过“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苦练终于能登台演出了，但眼看要熬出头时，他却倒了仓，娶招弟的梦随之粉碎了，他只能又回头过卖力气拉菜车的艰苦日子。汪曾祺演绎郭庆春的这段人生故事也让读者感受到人生真不是事在人为就能解决得了的。此外，无奈的人生有时还表现为人面对社会的无助。汪曾祺有不少涉及社会变迁题材的小说给人带来了深刻影响。《晚饭后的故事》中的郭庆春万万没有想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会和科长结了婚，婚后居然变成现在的郭导演。这一社会巨变不是他这个连革命都没有参加过的卖瓜汉能把握的，但恰恰就是倒仓和新中国成立这两件事决定着他人生的起伏。郭庆春的身上让读者看到了命运的无常和人生的难以把握。汪曾祺的作品中还常常宏观地呈现在社会的变迁中各行各业人物的卑微无力，《戴车匠》叙述了三种被时代淘汰的行业，主人公虽然“隐隐约约觉得，车匠这一行恐怕不能永远延续下去”，但也无能为力。

汪曾祺还在他的诸多小说中表现出人性中自身无法逾越的烦恼与命运中自身无法解脱的痛苦。《侯银匠》中侯银匠一心盼女儿长大，但在女儿出嫁后他又觉得自己孤独、凄凉。《小孃孃》中爱上了侄儿的小孃孃在逃离了周围人的指责后仍难逃自责的痛苦，直至难产而死。甚至在他的一些作品中还存在着人世无常、命由天定的思想。《露水》中人生好景的难以把握，如同露水稍纵即逝。作者在《花瓶》中讲述了花瓶的宿命故事后虽然说：“迷信当然不能提倡。”但同时也指出“宿命观念……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潜在”的客观现实。

汪曾祺还在他的小说中表现了人生有许多人力所不可逾越的艰苦，传递出的是一种使人透不过气来的人世际遇的艰难。这种对人生审视的态度，体现出一种“关怀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作者也给予他们深深的同情。他同情和怜悯《职业》中被职业压抑的童真，《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为生活所迫而卖身的辜家豆腐店的女儿，等等，他说：“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引起读者对生活的关心、对人的关心，对生活、对人持欣赏态度。”通过自己的作品让人们也去关爱他人是作者贯穿始终的一种人文情怀，这种关爱正是人道主义“爱护人”思想的体现。

二

由于对人生艰苦况味有深刻的认识，汪曾祺的人生关爱往往以悲悯为基础。由悲悯而来的关爱，使其更关注生命个体，更关注普通生命个体。他将目光投向生活的底层，去关注芸芸众生的普通生活，他的作品不追随政治，不表现重大社会性题材，不写典型性人物，也不体现时代性的格调。其作品的这一取材特点是由他的人生认识决定的。当然，作者的人生关怀中更多体现的只是儒家的仁爱精神，“我不是从道理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

汪曾祺作品中对人生的关爱中也就融进了佛家慈悲为怀的不忍之心和宽容情怀。汪曾祺对人世怀着高度的宽容，这是基于他深知人生之苦而生的怜爱，宽容地体察人性的卑微，平静地接纳不完善的人性，甚至对苦难本身也从不怨愤。他同情生活在艰苦中的生命，总是用善意、温情去看世界。《复仇》的结局杀人凶手以凿路赎罪，一直在寻找仇人的报仇者在找到仇人后最终却原谅了他，并且与他共同凿路，这种惊人的化解，不正是佛家慈悲宽容思想的典型体现么？

汪曾祺同情、宽容处境艰难的人。面对生活中太多的无奈，在命运面临抉择时，是向善还是从恶，人们时常是被动。《云致秋行状》中的云致秋，一向善良、随和、老实，但他在“文革”中也“做了三件他在平时绝不会做的事”，成了他生命中极不光彩的一页。作者还是尽可能地谅解生活中的人事，胸怀广博地去理解生活与作品中的每一个人，去体会他们那份情有可原的无奈和身不由己，甚至他还怜悯同情人世间的卑微鄙陋。《异秉》中，他在批判陶先生、陈相公求助于“异秉”的委琐的同时，也慈悲地表现了他们生活的艰难无望，宽容地理解了他们这样做的无奈，谴责中寄托深深的同情，这种宽容使作者显得那样温和，淡淡的苦涩中表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

汪曾祺对人生的苦难、不平本身也持宽容的情怀。饱经人世沧桑后，他对艰难与不幸少了许多的怨愤。小说中的人物，即使面对苦难时，也不怨不恨，坦然面对人生的遭际。《辜家豆腐店的女儿》的主人公在看了自己喜欢的人娶了他人后大哭了一场，然后就“起来泡黄豆”，继续艰苦而坚强地生活。《大淖记事》中“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十一子被打伤，“两个男的不能挣钱，但要吃饭”，她“没有经过太多考虑”，“就去挑担挣‘活钱’去了”。面对人生的不幸和社会的不公，这些人物没有怨恨，倒是坦然面对并接受。这种看似逆来顺受中，也饱含一份坚强，这在作者也许是对现世清醒到极致的一种表现。

三

面对苦难人世，除了承受苦难，汪曾祺也希望超越痛苦，在艰难人世中寻求人生的幸福。在谈到《受戒》、《大淖记事》的创作时，他说：“没有地方发表，写出来自己玩，这就是美学感情的需要。”这既是他的写作观，又是他的人生观，汪曾祺向往的是以超功利的审美的态度去看待人生。他自己解释道；“我所说的‘儒家’是曾点式的儒家，一种顺乎自然，超功利的潇洒的人生态度。”《鉴赏家》中挑着担子卖水果的叶三，“给季匐民送水果是为了爱他的画”，他的人生就是这种超功利的审美的人生的典型反映。在汪曾祺看来，假如一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活出自己的“精气神”，找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最理想的，政治身份如何、社会地位的高低不应过多影响人的生存感受。《如意楼和得意楼》“两家卖的东西差不多”，位置相似，地位相当。如意楼老板，每天早起巡视，然后和师傅们一起擀皮子，做着一个茶店老板该做和能做的事，因此他很精神，如意楼生意兴隆；得意楼老板只会在“没有多少帐可记”的茶店里记账，精神萎靡，没精打采，得意楼生意也极冷淡。这两个人的表现与结局表明了作者对两种人生态度的褒贬，他赞赏顺性而活的生存状态。正因为有这样的人生理想，所以他作品中的人物大多能“不凝滞于物”，乐观通达地面对艰苦生活。《安乐居》中形形色色的茶客其实生活都很清苦，但他们每天依旧可以悠然自得地喝茶，请客聚会时哪怕只是吃一顿荞面条的也快然自乐。

这种既乐观向上又豁达洒脱、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不正是源自汪曾祺内心对道法自然、无为思想的认同和遵循么？

由此看来，汪曾祺的人生追求中有道家的无为自适的人生观，但又不完全受道家思想的左右，因为当面对苦难人世时，道家那样采取的是逃避的态度，而他选择的是儒家那种勇于面对、敢于承受苦难的精神；但他的人生态度也不完全是儒家的，因为面对不幸，他不是努力去反抗和改变，而更多的是安于现状。这是儒道相糅的人生追求，立足现实，热爱生活又不执著名利。

因此，汪曾祺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情怀和西方的人道主义是有所区别的，他的人道主义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悲悯的情怀是这种人道主义主要的感情基石，集佛家的宽容慈悲、道家的随缘超越与儒家的关心天下于一身。正视人生的艰难，关爱人世，宽容接纳，热爱生活，超功利以自适，汪曾祺小说中这样的人生认识使“读者的心胸就会比较宽厚，比较多情，从而使自己变得较有文化修养，远离鄙俗，变得高尚一点、雅一点，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人品”。他的小说确实能使读者在理解与同情中去体恤人事，关爱芸芸众生，从而激发向善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