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妻問い婚”详解

傅嫘娜

（武夷学院 日语教研室，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日本古代“妻問い婚”详解

傅嫘娜

（武夷学院 日语教研室，福建 武夷山 354300）

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具体形态、起源、仪式等方面对日本的“妻問婚”进行具体描述。以期能够尽量全面而详尽地将此婚俗进行展示，让人们能够对它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婚姻；风俗；妻問い婚

随着社会、历史，特别是经济基础的发展，日本的婚俗也在逐渐的发生变化。由縄文、弥生時代占主要地位的“群婚（族内群婚->族外群婚）”；到在大和时代处支配地位且长期延续的，关系松散、责任义务单薄简单、仍具有许多族外群婚遗俗的个别婚-“妻問婚”；到飞鸟奈良时代开始出现的，与妻問婚长期并存的，女方招婿入赘的“婿入り婚”；到室町至江戸时代父系家父长制确立时，处于支配地位的男娶女嫁、一夫一妻可蓄妾的 “嫁入り婚”，最后发展到明治维新时萌芽，昭和宪法后表面化至今的，法律意义上的纯一夫一妻制的“寄合婚”。

关于这些日本婚俗，特别是早期的“妻問婚”婚俗的先行研究有很多，像孙士超的[“女房”（女官）与日本古代贵族男女的婚恋][1]、刘淑梅的[日本现代的“访妻式”婚礼习俗][2]、王燕的[从《源氏物语》看日本访妻婚习俗中女性地位的转变][3]、官文娜的[日本古代社会的近亲婚及其实质-兼与中国古代“同姓不婚”的比较][4]等等，都对日本早期的“妻問婚”婚俗有所论述，但对“妻問婚”本身的描述似乎都不尽全面。

本文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具体形态、起源、婚恋的手段、仪式、长期延续的社会根源、及对当时社会道德观念的影响等方面对“妻問婚”进行具体描述。以期能够尽量全面而详尽的将此婚俗进行展示，让人们能够对它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一、日本的“妻問い婚（つまどいこん）”的具体形态

日本的“妻問婚”在中文里，有的翻译成“访妻婚”，有的则直接借用了分布于云南四川的摩梭族人的“走婚”一词。此种婚姻形态由“母系制族外群婚”发展而来，在弥生时代就已经出现，盛行于大和（古坟）时期，在飞鸟奈良时代随着父系制的抬头而逐渐势微，但仍长期延续至平安时代，在12世纪后，随着武士政权的兴起与强盛才逐渐消亡。

“妻問婚”的具体形态为：男子夜访朝离，即男子晚上到女子家过夜，翌日清晨天亮前便须匆匆离去，回到自己的家（一般是母家）。且此后可以自由选择继续或马上结束这种关系。如选择继续也不会住在一起，不会拥有共同的家，也不会拥有共同财产，仍然是各住各的，各有各的经济归属，只是在夜里相聚（夜這い(よばい)）。当某个男子夜里停止造访他曾经留宿的女家（「床去り 」「夜離れ （よ が れ ）」），或者他某日被女方拒绝入内（男を「門から帰す」）时，即“男不再访，女不再迎”时，双方的婚姻关系也就自动解除，即相当于现在的离婚。如果有了孩子，由女方抚养，且一直和女方氏族家庭（家庭族长亦为女性）共同生活在一起，孩子的命名权也在女方。男女双方间的关系十分松散，相互间不需要信守婚姻的誓约，也无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自然彼此之间也无忠诚可言。所以那时候一个男子可能同时与几个女子交往，一个女子同样也可能与几个男子同时保持关系，即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并存。且同时交往的男性或女性之间无主次之分，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像后面“嫁入れ婚”时的“妻妾”“嫡庶”之类的区别。

说到“一夫多妻”，母系制下“妻問い婚”的“一夫多妻”和父系制下“嫁入れ婚”的“一夫一妻蓄妾”，虽然都是一个男人可以同时拥有多个女人，但于妻子的地位上可是有着天地之别的。在父系制确立下的“嫁入れ婚”中的女性已经大部分失去了财产和家族继承权，同时失去了对自身婚姻的发言权、选择权，成为单纯的男性附属品，甚或是财产，她们完全依存于男性生活，大多失去了独自存活的能力、条件和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像（嫁をとろうか牛を買おうか（娶老婆还是买牛））这样的词句，女性可以被买卖（这种行为在一段时期内甚至是被国家所认可的），被和牲口等同了起来；还有受中国影响而出现的律令语「子なきは去る（无子则去）」，可见这时的女性已经沦落为「腹は借り物（母亲的肚子只是一时的借用物，所生的孩子贵贱都只和父亲有关）」（室町以后出现的词句），成为单纯的「相続者を生む生殖器（生产继承者的生殖器）」，作为亲长、个人的地位被抹去，在大多情况下沦为权势、财产的象征。而母系制下“妻問い婚”中的妻子则完全不同，这时的女性拥有财产和家族继承权，在氏族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因而她们在自身婚姻的选择上有着极大的自主性、发言权，在婚姻中与男方在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没有附属、附庸或高低贵贱之分。举个很著名的有关于“妻問婚”的“一夫多妻”中妻子地位的例子—“大国主命造国神话”：大国主命和各地女国王、族长结合，分散生下了181个孩子，后这些孩子继承各自氏族，联合共成出云神族。不要看那庞大的孩子数量，我们来看前面那句-“大国主命和各地女国王、族长结合”。在大国主命的造国神话有一个很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是他庞大的“妻群”。注意！这里的“妻群”和后世“嫁娶婚”时的“妻妾群”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所访的从九州到北越之间广大地域中的妻子，无一不是各地的或君主、或族长、或贵族，像是高志的渟川比賣、因幡的八上比売、还有其他出雲、風土記、播磨風土記中可以看到的各位女性、都是那片土地上富有盛名的贵族或女神，这些女性手中无一不握有各式地方势力，她们自立且强大，她们在这个访妻神话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卑弱的依附者，而是富有自身个性，色彩鲜明的神话共创者。

二、“妻問い婚”的起源

日本“妻問婚”是由母系社会“族外群婚”发展而来的。早期“妻問婚”仍带有很多群婚遗俗，所以，让我们稍稍花点时间来看看日本的“族外群婚”是什么样的。绳文前期，族群慢慢开始定居，生产力增大，人口增多，过去分割离开的分支族群成为边邻集落，这个阶段的婚姻形态也从之前的“族内群婚”，发展为和相邻族群的“族外群婚”。带有将以氏族为单位分割开来的集团，以这种交叉婚的形式将氏族联合在一起，强化集团统合力的政治意味。在族群与族群间的交通连接要冲处设置“クナド（神前共婚的公開婚所）”，在特定的日子，族群中所有的男女集合于此，在“クナドの神”的石像前举行共婚仪式（这种仪式后来发展成为定期集団婚-カガヒ/ウタガキ（歌垣）。[1]P38族群内的男性或女性多不再和本族内的男性或女性结合，而是和在场的他族男性或女性结合，之后分开回去各自的族群驻地。有孩子的话，在母亲一方的族群内生产、养育，长大后成为母方族群的族员。这种神前氏族间交叉婚使相邻族群通过性的交欢相互融合，逐渐同族化，以非战手段实现了部族间的和平和联合。这样的联合逐渐扩大，慢慢的出现村、出现国。大国主命后来能够通过“妻問婚”形式统合各地势力，最终成国的可能性也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弥生时代，大陆来的“渡来人”带来了水稻稻作和私有意识，使日本经济从自然采集进步到农耕阶段，婚姻形态也开始慢慢从以神前集团婚为特征的母系族外群婚，发展到了母系制下带私有意味的对偶婚（个别婚）。公园前2、3世纪左右，水田农耕普及起来，社会关系愈见复杂，孤立的氏族集落体也开始向部族联合体发展。写于公元前1世纪的中国史籍《汉书·地理志》[5]在书中简单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楽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那时的部族（氏族集合体）有百余之多，仍然分散着，没有结成部族联合。直到3世纪左右根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6]的记述日本出现了由20余国的部族联合组成的邪马台国。在他的形成过程中“クナド婚”一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部族联合的一大动力，但这种婚姻形态也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变革。从“神前集团婚”中发展出了“神前婚约”，根据此种婚约，“男が女の部落へ通い（男性来往与女性部落）”这种“妻问（访妻）”形态的个别婚开始产生了，并作为新时代的正式婚姻制渐渐表面化。在「常陸風土記」的筑波山条中有这样的记载：「俗言にいう。筑波の峯の会に、ツマドヒノモノを得ざれば、児女とせず」，大意是：“在筑波山的歌圩中，没有得到婚约赠物的女性，没有作为女性的价值。”人们不再直白的直接在歌垣上交合，而是在歌垣中先寻找合意的对象，定下婚约（神前婚约），然后男子再在夜间往女子的部落访妻。另在「武烈伝」中有这样的记事：一位叫影姫的女子，希望男子在“ツバイチの市場”的歌垣上向她求婚。由此可见，那时候有在歌垣上订婚的习俗。而且，当时追求影姫的有两位男子，他们通过在神像及众人面前斗歌来决胜负，这种胜负带着神明裁决的意味，所结成的婚约是神圣而需要尊重的。

早期的“妻問い婚”仍带有许多族外群婚的共婚性残留，婚约不仅仅和婚约双方有关，还会波及到双方的兄弟姐妹。像是假如男性和一位女性结成婚约，该女性的姐妹也可以连带成为该男子的访问对象。再后来，还仍有结婚前夜，新郎的同伴可以侵犯新娘，新娘的同伴可以和新郎同衾的习俗存在。

三、日本“妻問婚”的婚恋手段

那么男女双方是怎么认识了解以定下晚上的相会之约的呢？

一个，是上文有提到的 “歌垣 （カガヒ/うたがき）”，〔在歌垣上男女们聚集在山野或海边等交通要冲、族群交接处，一起唱歌跳舞饮酒作乐，预祝丰收，并进行祭祀。大多在春秋这两季备耕前举行，以此为即将到来的农忙时节做好物质及精神上的准备。〕在此期间很重要且最吸引人的一件事情就是，男女们可以在此对歌唱和（平安时期随着文字的出现发展出和歌），两情相悦者即可定下好合之约，以期继续发展。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歌垣”与我国壮族地区的“歌圩（gexu）”极其之相似。想想著名的“歌仙”刘三姐的故事大概就能很好的理解啦。此外，即便是邂逅相识、萍水相逢等，若是一见钟情、相互有意了，都可以向对方邀约（在这一时期，比起“求婚”一词，“邀约”似乎更为合适）。甚至像《万葉集》中和歌所唱“家告らせ名のらさね(尔家何处，汝何人谁，能告之否？)”这样的，向偶遇的路人女子打听其芳名与住家的都算是一种邀约形式。并不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关键是双方是否中意对方。当时，男女之间的相爱与所谓的求婚，不管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十分自由和简约的。

到了平安时代，根据《枕草子》、《源氏物語》、《今昔物語》、《宇治拾遺物語》等文学史籍的记载，贵族男女们一般来说罕有正面接触的机会，男人通常只是凭借风声、小道消息得知某某家有黄花闺女、单身妇女或是适龄女性，若双方门当户对，男方也对女方感兴趣，便可以展开追求。可不见面要怎么追求呢，好在那时候“女文字”—“平假名”已经出现，追求方式就是送和歌给女方，相当于现代的情书。女方如若同意，也可以和歌应和，如此鱼雁往来，以定文定之约。但在男方成为女方的入幕之宾之前，无论男方再如何倾慕女方，一般也很难知道女方的长相。这点，倒跟现代的网恋多少有点类似。而更为让那时的贵族男性郁闷的是，因为那时候男方通常在入夜后才摸黑进入女方的房间，天亮之前便必须离去，因而就算有过肌肤之亲，男方往往也无法马上掌握女方的五官姿容。像《源氏物语》[7]里的“末摘花”，光源氏是在很久之后才看清她是个丑女的。另外要说一下，平安时代随着财产土地私有制及庄园制社会的发展，对男性生产力的需求愈加强烈，这一时期“婿入り婚”的势头渐渐盖过“妻問い婚”，这个时期所残留的“妻問い婚”更像是经济或权势上富有余裕的男子的玩乐游戏。

四、“妻問婚”的婚仪

那么那时候有类似现在的结婚仪式吗。有还是能算有的，只是比较简慢，没有正式的婚礼和隆重的仪式来宣告两人的合法结合，不存在证婚人、介绍人和宴请亲朋的酒席等复杂的形式。

比较早一些的时候，就是彼此中意的男女双方定下婚约（大多是在像歌垣那样的集会上，订约多是口头的，有时也会有赠物）后，到了夜里，先是男子来到女家屋外，或是轻吟低唱，或是情话绵绵，或是赠送一些象征性的物品，女方在屋里亦是与之唱和赠答，传情送意，如此反复再三（有的女方会准备食物，让两人单独享用）。当这爱情的序曲奏完之后，男子也就顺理成章的潜入女家，在日语叫“妻屋（つまや）”的地方与心上人终成眷属。中国史籍《三国志·魏志》[6]中就记载了这一史实：“其宿作婚姻，言语已定，女家作小屋与大屋后，名婿屋。婿暮之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

另外，还可以做为参考的是鹿児島的习俗，战前的鹿児島，女孩出生的时候会种一种叫做 “柘植”的树，等女孩要嫁人的时候，就用树的木头做嫁妆，“柘植”在女孩到了适嫁期时也长大了，人们从树的生长程度上得到这一信息，喜欢那个女孩的男子就会在夜里在种着柘植的院子里立一根木棒，如果女孩喜欢那个男孩就会把棒子收起来，第二天晚上男孩看到棒子不见了，就知道女孩接受他了，可以进去她的房间；如果女孩拒绝，就把棒子留在那，男孩如果很有决心，就每天晚上都去力一根棒子，立到100根的时候，就可以叫上他的朋友把女孩抢走。后面抢亲部分应该算“掠夺婚”了，但前面立棒子求婚的部分，想必几千年前的古代日本也有类似的婚俗吧。

在平安朝的时候，一夜缠绵后，男方若有意继续与女方交往，第二天清晨回到自己家后，得马上派人送情书给女方，表达自己的心意。这时，女方可以在回信中许诺或拒绝男方。倘若双方都有继续保持长久关系的意愿，男方必须连续三晚都到女方处过夜，之后才成为“正式情侣”。这以后，男方便可以于白天会见女方了。不过这个部分已经有很多“婿入り婚”的婚仪影子了。

五、日本“妻問婚”长期延续至平安朝的社会根源

很明显“妻問婚”极富母系社会色彩，按说在社会过渡到农耕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时，就该逐渐消亡。为什么这种婚姻形式在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后仍一直盛行，乃至延续到了平安朝呢？

这就要说到日本封建社会的发展形态了，日本列岛是在在弥生时代进入的农耕社会，这种改变不是靠社会本身的自然发展，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大陆移民及传入文化的影响，才迅速改变的。所以虽然在弥生时代，农业经济迅速取代了绳文时代的自然采集经济，生产方式的改变很快凸显了男性在社会劳动中优势并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还没有完全侵入到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上，所以也没有马上排斥和否定女性的社会存在价值和作用。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生产力变革，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完全排斥、抵消女性在生产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国家形态仍然不完备、生产力还很低下、剩余财富仍然很少。且形成于绳文时代的劳动传统使得女性在弥生时代的农业社会中仍然且必须和男性一样进行着农业耕种和制盐、采贝等繁重的体力劳动。除了性别所致体能方面的略显不足外，她们所付出的劳动和从劳动中得到的收获并不见的比男性逊色，仍然是当时很重要的生产力。简单来说，就是在当时，单靠男人干活还是养不活女人孩子的，女人也得干活养活自己和孩子，而且干的不比男人少，不靠着男人，所以说话做事都有底气，整个社会中的女性地位就都比较高。（所以自力更生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很重要的。）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古日语中，称父母为“母父(おもちち )”、称夫妻为“妻夫(め お と )”、称兄妹为“妹兄(い もせ)”、词语构成都是女先男后；日语的“御祖先(みおや)”指的不是父亲或祖父，而是母亲或祖母。这些词语都反映出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高于男性，女性更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这一史实。另外，从公元六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一千多年中,曾经有十代、八位女帝，其中二人两次即位出现在日本历史舞台上,其人数之多,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除江户时代的明正、后樱叮两天皇外,其余的都集中出现在6-8世纪,即飞鸟奈良时代之间，故此段时间有“女帝的世纪”之称。从这一点上也可看出当时女性的地位之高。

因此，当时男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固然是对原先女性权威的挑战，但是女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是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以及对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和支配权（这点很重要）。所以这一时期的女性仍然在婚姻生活方面拥有跟男性一样的选择权与自主性，拥有对包括子女在内的家庭成员的监护权和领导权。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渐渐成熟的平安朝。这种状况反应在婚俗上就是：日本即使进入了父系封建社会，极具母系社会色彩、由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妻問婚”仍长期盛行，且延续至平安朝代。

六、日本“妻問婚”婚俗对日本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

“妻問婚”作为日本古代长期盛行的一种婚姻习俗，对日本的社会文化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古代日本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

在“妻問婚”婚姻形式下，孩子大都是在女方家被抚养长大，只与女方一边的家庭成员才有亲缘关系的认同感，而与父系家庭接触不频繁，导致对父系血缘关系的认识与理解是模糊的。这就导致古代日本人相当程度的非母系近亲结婚乃至父系兄妹通婚。在当时只有同母的兄弟姐妹不得结为夫妻（甚至这一点也不是绝对的），至于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婚配，并不受禁止，更不被视为不伦之举。特别是在皇室、皇族内，近亲通婚的习惯一直延续到近代以后。像是日本第30代天皇--敏达天皇的皇后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后来的推古天皇），两人的生父同是钦明天皇；8世纪初日本有名的《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的主要制定者藤原不比等娶的也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五百重娘。也因此，始于奈良时代的日本诸多律令虽均以唐律为范本，但对大唐律令中“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这条却不太理会。

从古代起，日本人对婚恋的表现就非常坦率，他们的起源神话就是从描写性与爱开始。他们往往习惯于赋予性爱某些寓意，而对这些寓意的崇拜和恐惧，有时甚至可以超过对婚姻的重视。这些寓意往往又是矛盾的--性爱既被他们视为通向地域的堕落坦途，同时又矛盾的成为神圣的和唯一的，接触神明、通向解脱的渠道。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婚姻就显得更趋向于一种只是存在于在社会责任范围内，获得性爱的合法方式。现代日本的许多人的家庭责任感非常强，但是这种责任感却并不影响他（她）偷情或是至少在精神上出轨。这种观念的形成，也与日本早期的婚姻制度“妻問婚”应该有着莫大的关系吧。

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的“妻問い婚”在日本跳跃进入农耕社会后母系社会意识仍然强大下产生的婚姻形态，仍保留了许多母系氏族族外群婚的遗俗，婚恋手段途径在形式内容上都极为自由简约，男女相悦即可为婚，男不访女拒入即算离婚；结合仪式简慢近无，唱和应答后即可合欢，口头或书信约定即可保持关系；相应的，男女双方之间的联系也十分的松散脆弱，无依附性、各自的经济居所独立、相互间责任义务近无；因女性在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中仍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在早期访妻婚中占据更多的主导地位，对家庭财产具继承和支配权，对孩子具命名及抚育权（但随着父系制的发展渐渐的流于形式，各种权利逐渐丧失）。在这种婚俗影响下，当时日本的伦理观基准更侧重于母系而非父系血缘。作为日本古代长期盛行近千年的婚俗，对现代的日本社会亦有着深远的影响。

[1]孙士超.“女房”（女官）与日本古代贵族男女的婚恋][J].作家,2009(2):178-179.

[2]刘淑梅.日本现代的“访妻式”婚礼习俗][J].民俗研究，2003(2)：183-187.

[3]王燕.从《源氏物语》看日本访妻婚习俗中女性地位的转变[J].克山师专学报,2003(4):75-77.

[4]官文娜.日本古代社会的近亲婚及其实质-兼与中国古代“同姓不婚”的比较][J].世界历史，1998(4)：80-87.

[5][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上海书店.二十五史 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日]紫式部.源氏物语 [M].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8]王新生.日本简史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王仲涛，汤重南.日本史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0][日]高群 逸枝.日本婚姻史[M].日本:至文堂，1990.

Inferpretation on “Tumatoikonn”in the Ancient Japan

FU Leina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Japanese ofWuyi University,Wuyishan,Fujian 354300）

Base on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this article describes Japan’s“tumatoikonn”from concrete shape,origin,rituals and other aspects to show this marriage custom as detailed as possible.

marriage;custom;tumatoikon

K893.132.2

A

1674－2109(2011)03－0035－06

2011-02-21

傅嫘娜(1982-),女,汉族，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中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