玺印起源辩

2011-11-27 08:58刘建峰
山东社会科学 2011年8期
关键词:玺印殷商战国

刘建峰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玺印起源辩

刘建峰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对玺印起源研究既要有文献依据,又要有实物证据,从器物的使用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角度判断其属性。从文献、实物以及文字的角度,可得出玺印起源于春秋的结论。

玺印;起源;审美观

玺印起源于何时?这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历史上由于人们对汉字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的认识水平还比较低,受史书上一些近乎神话的记载,如仓颉造字、伏羲氏画八卦等影响,加上缺乏必要的实物证据,人们对玺印起源这一问题的认识水平也比较低。时至今日,考古界不断有新发现,为玺印起源于何时提供了一些证据。但是由于讨论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一问题仍聚讼未了。

一、历史上关于玺印起源的记载

史书上对玺印的记载可追溯到周代。据考,《周礼》一书中前后三次提到“玺”和“玺节”:地官司步条下有“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掌节条下有“货贿用玺节”的话。郑玄注:“玺节者,今之印章也”。秋官职金条下有“辨其物之嬍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郑玄注:“玺者,印也。既楬书揃其数量,又以印封之”。另外,《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籥,固封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也有一些比较离谱的记载,如《春秋·合诚图》说:“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汉代道学家所作的纬书《春秋·运斗枢》说:“舜为天子,黄龙负玺。”晋王嘉《拾遗记》载大禹治水时就有玺印了:“禹导川夷岳,而玄龟负青泥于后。玄龟者,河之使者也。龟颌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凿处,以青泥封记其所,使玄龟封其上。”

大禹治水也是在舜的时代。把玺印起源说成在尧、舜的时代显然没有史学、考古学、文字学依据,乃根据后世所见之古玺印编造的神话,应属于牵强附会,但也不是完全的无稽之谈。大禹治水,穿凿之处,封以青泥,然后用什么器物在青泥上钤印一个记号,还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那显然不是我们所讨论的玺印。

唐代杜佑认为玺印在三代就有,而且材质还是贵重的金玉。他在《通典》说:“三代之制,人民皆以金玉为印。”此论他只出其说,且三代时间跨度过大,加上缺乏佐证,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到宋代,史学家范晔对前代的观点进行了研究、总结,依据汉字发展的过程,否定了“印起三皇五帝”之说,且纠正杜佑的“金玉为印”之说,指出:“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至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

范晔的观点比较客观。其一,他通过对文字起源的研究得出结论,玺印不可能起源于三皇五帝时代;其二,他提出,玺印是作为一种信物、凭证出现的,这种信物可能是族徽、符号,可能是姓氏或者名字等文字;其三,他指出早期的玺印不是用金玉银铜等材料制成。他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代吾丘衍《学古编》指出“三代时却又无印”,尽管《周礼》中提到“玺节”,又有职金掌辨其美恶,楬而玺之之说,吾丘衍认为不能算玺印,只能算“节”(印,其实手执之节也)——因为上面的文字是正刻的,不能钤盖,一旦钤盖,字都是反字。这种“节”的作用是“以之表信”。①[元]吾丘衍:《学古编》,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上》,西泠印社1985年版,第18页。

但仍有许多文献明载三代有印玺,如明代甘畅《印章集说》引《逸周书》语“汤取天子之玺,置之于天子之坐”,明确指出商代已有印玺。②《逸周书·殷祝篇》“汤放桀,大会诸侯,取玺置天子之坐”。沙孟海先生认为,《逸周书》晋代始见,且此语似不是商人口吻,不足据。清陈介祺面对古玺未敢妄断,游移其辞“朱文铜玺似六国文字,玉印似六国书法,近两周者”(见《簠斋尺牍》)。至王国维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一文中,根据古玺文字“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时不同也;中不同秦文者,地不同也”,但是这些玺印文字“与六国遗器血脉相通”,提出古玺印文字为战国文字,把玺印基本定位在战国时代。③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149页。

二、近代对玺印起源的研究

由于历史上所见的玺印多为传世之物,有的甚至是伪造或伪托的,且多为私人收藏,要对其进行科学断代、研究是非常不容易的。随着考古发现的玺印实物的不断增多,为开展对玺印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可能。近代学者关于玺印起源的时代有三说,即依次为殷商说、春秋说和战国说。

1、殷商说。最早为黄濬1935年和1937年出版的《邺中片羽》初、中集中先后著录了三方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徐中舒《殷代铜器足征说兼论〈邺中片羽〉》一文,据此认为商代已出现铜质印玺。于省吾坚信《邺中片羽》所录三方铜印为商代之物,1940年将该三方铜印收入其《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中,并据此提出玺印起源于殷商时期,后黄盛璋撰文、举例支持于氏。④黄盛璋:《我国印章的起源及其用途》,《中国文物报》1988年4月15日。台湾学者林素清进一步考察了这三方铜印,认为其文字和商代铜器铭文极其相似,其背面的钮形也与妇好墓出土的铜镜背钮十分接近,因此断定“这三件器物无疑是商代物”。⑤林素清:《篆刻》,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2页。徐畅《商代玺印考证》,更提出夏末商初帝王有先行使用印玺的可能。⑥徐畅:《商代玺印研究》,台湾《印林》杂志第13卷(总第73-75期,1992年)第1-3期。裘锡圭在《浅谈玺印文字的研究》一文中表明,他也是殷商说的支持者。⑦裘锡圭:《浅谈玺印文字的研究》,《中国文物报》1989年1月20日

黄惇在《中国历代印风总序》中率然指出:“现存的实物证明,早在殷商时期作为权力的象征和社会交往的凭信,已经使用了印章。”⑧黄惇:《中国历代印风总序》,《先秦印风》,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刘江从印章的角度出发,他甚至认为可能更早:原始社会为印章的萌芽,夏代为印章的滥觞,印章形成与应用在殷代。⑨刘江:《中国印章艺术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1页。他在《中国印章艺术史》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引用了大量的古陶器纹饰图案,说明用印模来“印”陶器纹饰这个活动在很早就有了,并论证了三方古玺为商代之物,从而确信玺印在殷商时期就被广泛地应用了。

如果这种将用印模印出的古陶纹饰视为玺印的话,玺印的起源就应远远早于殷商了,如林乾良认为:“中国的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距今4—7千年)的陶拍,即用可以在印纹陶上按捺出花纹的印模。”⑩林乾良、孙喆:《世界印文化概说》,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2、春秋说。春秋说比较盛行,多数人持此说,并佐之以文献《周礼》的“货贿用玺节”,因为到目前为止尚无确凿的周玺出土实物可佐。史树青根据“两重证据法”,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为文献依据,并举“夏虚都”三玺为实物证据,认为玺印产生于春秋时代。⑪史树青:《从“夏虚都”三玺谈夏朝的都城》,《光明日报》1978年2月10日,《“夏虚都”三玺考释》,《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2期。

马衡在其著作《谈刻印》中指出,鉴于《周礼》、《礼记》、《左传》、《吕氏春秋》、《战国策》、《韩非子》等古代典籍记载和出土的古印实物,认为印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他说:“稽之载籍,征之实物,大抵皆周金,且为晚周之物,夏商无闻焉。”又云:“古印之起源,约当春秋战国之世。”沙孟海先生认为,“作为保证货物安全转徙或存放的信用凭证”,玺印起源于春秋时代,“春秋中期季武子用玺书的故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进入战国时代……印章更被大量使用,并且达到了全面发展的程度。”①沙孟海:《印学史》,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他甚至指出,虽然目前考古界尚未发现一枚真正的春秋时期的玺印,但是今天遗存大量的战国玺印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是春秋时期的。

曹锦炎一方面认为,玺印起源问题的最后解决,有待于今后新的考古发现,另一方面,也根据文献和出土实物推测,玺印应该兴起于春秋时期,至少在春秋时期玺印已经大量、普遍使用了。②曹锦炎:《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认为“从古代文献的记载和遗存的实物结合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印章可能最早起源于春秋,到战国时代已经普遍使用”的是罗福颐和王人聪。③罗福颐、王人聪:《印章概述》,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页。叶其峰也支持这一观点。他指出,在故宫博物院藏有三方图像玺,根据其纹饰的时代特征来判断,应该是西周之物。鉴于其印面非平而是略突呈弧形,他断此为用来压印陶范的。至于用作凭信的“古玺印的真正出现是春秋时期,而广泛应用则始于战国。”④叶其峰:《古玺印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但是叶其峰的《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一书开篇“战国官玺”,表明虽然他持“春秋说”,但是也是推理得来,并没有真正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

3、战国说。最早的战国说为王国维提出的。罗福颐在《古玺汇编》序言中进一步丰富了王国维的例证,指出“古玺文处于战国时期,了无疑义。”⑤罗福颐:《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序言第7页。高明根据到目前为止,西周大小墓葬发掘了上千座,未发现一枚殉葬玺印这一事实,佐以春秋战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结合青铜器冶炼铸造工艺的发展历史,证明玺印只能在春秋中叶以后出现。⑥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457页。

三、我的玺印起源观

首先,对于玺印起源的考察既要有文献依据,又要有实物证据。传世的文献在选作证据之前,要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和甄别,如对文字起源的研究、青铜器冶炼铸造技术的研究以及商周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等,做到去伪存真。

其次,对玺印起源的研究首先要对“玺印”一词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必要的限定。我认为,近代对玺印起源的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不少学者只是从某一方面来看问题以及对“玺印”这一概念的不同界定。如前所述,关于“商代三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两个问题进行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三件器物是不是商代的,这个问题现在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即多数人还是承认它们是商代的器物;其二是它们是什么?是不是玺印?这就牵扯到了玺印概念的问题了。文字学家于省吾认为它们是玺印,不管是族徽也好,姓氏也好,都是用来往器物上钤盖的。刘江显然将这一概念放的更宽——当然,他选用的是“印章”而不是“玺印”一词——从他《中国印章艺术史》一书收集的仰韶、半坡、龙山等多种不同时期的陶纹饰来看,他显然只是从“钤盖”这个功能上来判断是不是印章。

第三,我认为判断一件器物是否为“玺印”,必须从器物的使用功能和社会功能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使用功能方面,要看该器物是否具备“钤盖”这种的“印”的功能;另一方面,从社会功能来看,主要是看其是否具备“凭信”的功能。如前所述,故宫博物院藏的西周三图像玺,显然不是用作“凭信”的,不能算作玺印。

1、从文献证据的角度看。一般说来,文献可以佐证一些观点,但早期的文献记载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就玺印起源而言,文献中虽然有一些记载,但这些记载要么过于玄虚,要么过于笼统,因此需要对这些文献进行深入的研究、甄别,分清楚哪些属于类似神话的传说,哪些属于比较可信的记载,另一方面要对其中提到的一些术语、词语的真正含义有准确的把握,避免望文生义,这个问题在后面详细讨论。

2、从实物证据的角度看。实物证据主要依靠考古发现以及对这些发现的科学研究和正确解释,这一点至关重要。近代考古发现了一些陶文,这些陶文对于判断玺印的起源有一定的帮助。

关于殷商说的证据。目前关于殷商说除了“殷商三玺”(图1—3)外,一些学者例举图12陶文(见《三代秦汉六朝古陶》)以证明玺印起源于殷商。该印迹为阳文,字口清晰,应为阴文印章钤压而成。他们根据殷商金文有与之相似的写法而断为商代族徽文字,并因此推断殷商时期已经有玺印钤盖在陶器上面了。①徐畅:《先秦玺印艺术风格述略》,《先秦印风》,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我认为这样判断还缺乏断代依据。从陶文拓片看,其为阳文无疑,当是钤压而成也应当没有争议,文字类似殷商族徽,但是能否据此断为殷商之物,需要考古科学手段来帮助。单从文字形状上来判断是比较危险的,有时后代文字非常可能与前代相同,如庄新兴《战国玺印分域编》就错将汉代的“王庆忌”和“出内大吉”当成战国玺印而收录其中,②庄新兴:《战国玺印分域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728、999页。该两印虽然其印文为战国文字形态,但此两印却是出土于汉墓,墓主人为死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鲁王庆忌。汉代尚存战国形制和文字的玺印,这枚陶文单凭文字风格又怎能确定为殷商之物?据此而断殷商为玺印之滥觞尚不足信。

关于西周说的证据。图13-15给出的是西周陶铭拓片,一些学者据此以为“西周……这种玺印的实物虽然未发现,但我们也找到了西周用印的遗迹。”③王廷洽:《中国古代印章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事实上,图13、图14尚无足够的证据证明该陶文为玺印钤盖出来的,也可能是使用工具镌刻而成,尤其是图13,从拓片来看,笔画相对平直,两端齐平,应该说镌刻的痕迹比较明显,不能断为玺印钤盖而成。唯独图15,因带有一个边框,基本上可以断定为钤盖而成。

王人聪指出,“今日所见的古玺印实物,年代最早的绝大多数为战国时期。春秋时期的实物,至今尚难以确指。”④王人聪:《释玺》,《古玺印与古文字论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专刊之九,第26页。

3、从文字的角度看。“玺”字在器物上出现的比较晚,目前所见也只是在春秋中叶以后才见,西周的铭文中尚未发现此字。但是据载西周有一个首领名字叫做“台玺”,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先秦的玺印中的“玺”字一般作“尒”形,有的增加表义的“金”部或“土”部作鉨。

《说文》对“玺”字的解释似乎不足为据:“玺,王者之印也……”,因为王者之印称作“玺”是秦以后的制度。至于“货贿用玺节”中的玺节,郑玄注为“今之印章也”,也是以汉代的字义推测战国字义,“玺节”恐不是后代的印章。从长沙沙湖桥楚墓出土的一枚长方形玺,印面为文字,玺的上部为半圆形柱钮,钮平面的上端有一孔,下端两个凸榫,考古工作者认为它是《周礼》所记的“玺节”。使用时,两半榫卯相合、孔契相对,有如成语“若合符节”,则为真实可信的。据此,我认为“玺节”当是带有文字的符节。

再探讨一下“印”字。“玺”又可称为“印”,这是从“玺”的使用方式而得名。“印”最早见于甲骨文,从爪从卩,会以手按抑一人之意,为“抑”之本字。用玺按封泥的动作称为“抑”,如《吕氏春秋·适威》:“民之于上,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抑,《说文》为印之反写字形,解云“按也”。段注:“按者,下也。用印必向下按之,故字从反印”。至于《说文》所谓“印,执政所持信也”当是后来的引申义。

综上所述,从现存战国玺印的数量看,玺印在战国时期非常普遍。由于战国时间比较短,结合文献、文物、文字三方面证据,因此判断玺印“起源于春秋,盛行于战国”是比较可靠的。鉴此,为了研究方便,本文将先秦的玺印文字都纳入战国玺印文字的研究范围,不再详细考证其属于春秋抑或战国。

K206

A

1003-4145[2011]08-0073-04

2011-05-15

刘建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烟台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调研员、副主任。

(责任编辑:武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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