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地栖居

2011-12-25 09:57陈占敏
天涯 2011年5期
关键词:僧侣孔庙佛塔

陈占敏

历史上极其短暂的隋朝,除了留下了隋炀帝杨广的一些荒淫无道的传说,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了。但这不是历史的真实。梁思成通过他的《中国建筑史》告诉我们,杨广的父亲“隋文帝所建的大兴城(即唐之长安城)皇宫、官府、民居,各有区域,界限清晰,树后世城市设计分区之制之型范,高瞻远识,尤足钦敬”。而篡位的隋炀帝在皇宫中又起二台,妙楷台藏古迹,宝绩台藏古画,以图书美术相提并论,特为营建收藏,开后世图书馆美术馆观念之先河。由隋朝开始的科举制,经唐代完善起来,一直延续到满清,成为庞大帝国文官制度的中心环节,隋宫中“妙楷”、“宝绩”二台莫非是万千举子最早的产床?皇宫里喜欢文书瀚墨之风到北宋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宋徽宗本人就好写写画画,能写一笔“瘦金体”,还会画锦鸡。与他的瘦金体书法、锦鸡画相应,宋徽宗建御苑尤好绮丽纤巧,走向了糜费繁缛一路。宋徽宗的“瘦金体”终于被强大的金人打垮,成为亡国之君,细究起来,并不是他爱好书画的过错,而是他沉溺文弱之罪,贪迷酒色之罪。营建御苑的同时,宋徽宗还大搞“花石纲”,成为引发方腊起义的导火索。宋徽宗治下的北宋朝,不沦丧于外侵,也要灭亡于内乱。顾炎武有言:“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制,时弥近者制弥陋。”大唐气象,远远地去了。

观建筑确能见兴亡。朝代更替也在建筑中上演。隋灭,唐主长安,李家兄弟相残,玄武门厮杀,争夺皇位,正是在杨广杀死父亲的同一座古城里发生。明亡,八旗进京,剃头与杀头的旨令正是从晚明皇帝束发上朝的同一座皇宫传出。楚霸王项羽不居秦宫,放一把大火烧掉,“楚人一炬,非但秦宫无遗,后世每当易朝之际,故意破坏前代宫室之恶习亦以此为嚆矢。”此后赤眉军烧汉宫,董卓烧洛阳,“火三日不灭,而京都为丘墟矣”。如果李自成进北京也放一把大火,红墙黄瓦的故宫将在世界上永远消失。长城是大火烧不毁的,否则,必定会在一朝朝一代代的连年战乱中烧毁一百次。古代的战争使用冷兵器,如果不是人为地放火,建筑原本有希望保存下来,让新朝的人居留停住,像前朝一样温暖或者凉爽,遮风蔽雨。不幸的是,战争使得人把对人的仇恨转移到了无辜的建筑身上,一再焚烧,人所创造的建筑艺术便远远不如其他艺术保留得多了。有限存留的宫殿、寺庙、陵墓和佛塔,成为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主要实物对象。

至少在中国,最豪华的建筑属于皇家和僧侣,皇家的宫殿陵墓,僧侣的寺庙佛塔。皇家有钱,自然要筑最豪华的宫殿活着的时候住,要造最奢华的陵墓死了以后住。国库空虚没有银子了,可以摊丁增税再征,把生死居住的房子造下去。按照梁思成的说法,皇陵厚葬之风秦汉二代始盛。这无疑是不争的事实。始皇陵像一座山,墓里面“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现代人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连年勘察,还是看不透它里面的江河大海怎样流动。皇陵的规模是与皇宫相匹对的,奢华也是如此。皇帝活着的时候在巨大的宫殿里发号施令,死了以后还要像一座山一样主宰死人世界,他生死占居的建筑资本是人民的“服从”,有了“服从”就有了盖房子的钱。僧侣本不是富人,他们“四大皆空”,根本没有盖房子的材料,他们利用了人民的“信仰”,信仰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皇帝在巍峨的宫殿下旨,僧侣在奢华的寺庙念经。皇帝死了穿“金缕玉衣”,葬入地宫,僧侣死了烧出舍利,藏于佛塔,僧侣比皇帝想出的安葬方式更能够保证不朽。万千佛塔,安藏了多少不甘心沦落的灵魂呢?差不多要走向玄思的命题了。这不是梁思成研究的方向,他只是如实告诉我们,“我国寺庙的建筑,无论在平面上、布置上或做屋之结构上,与宫殿住宅等素无显异之区别”。而孔庙并不是僧侣们念经的庙,它关乎尘世的读经,由“孔子故宅居室三间,千余年来,繁衍以成国家修建,帝王瞻拜之三百余间大庙宇,实世上孤例”。孔庙把“信仰”和“服从”最牢固地联结起来了,它建筑在皇家和民间的交合点上,成为了帝国精神统治的象征。千百年来一场场尊孔大典都在此举行,大成殿不再是木石结构,而是灵肉之躯了。孔夫子“不知生,焉知死”,他说得不错,他哪里会知道他生前居住的三间古屋会在他死后衍生成庞大的庙宇?

孔庙的命运比其他建筑好得多,历次战火都以动摇儒学君君臣臣的根基、颠覆现存秩序为目的,可是没有人放火烧孔庙。哪怕是识字不多、不读儒经的农民起义军,他们也不做这样的蠢事,农民起义领袖也懂得,他们取得政权登上皇位以后,也要靠儒家经义来支撑帝国的精神大厦。自西汉开始,随着对孔子的加封追谥代代增益,孔庙的规模也越修越大,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帝国的统治达到了极盛,孔庙也修到了隆盛地步,无以复加。此后帝国走向末路,孔庙未再增修。直至二十世纪中叶,古老的大地上燃起了一场批孔的大火,也只是烧掉了纸上的幽灵,没有烧毁孔庙的砖石。僧侣的庙宇遭际跟孔庙大致差不多,战火会无意地烧到它,却很少有人把它作为泄愤的出口,所以,存留在沧桑国土上的古建筑,最多的便是寺庙和佛塔。梁思成认真考察,一一指点,须弥座、金刚圈、宝瓶、券门——他告诉我们,“我国用券之始,虽远溯汉代,然其实用,实以墓葬为主”。由墓葬用券到佛塔用券,生命在建筑上完成了一个过渡,躯壳通过了拱形的墓穴回归自然,灵魂由拱形塔门向天堂飞升,生死轮回由看不见的过程变成了凝固的桥梁,可以指认身许了。然而,“清代不唯将殿屋之结构法予严格之规定,即桥梁做法亦制定官式”。人活着的时候,尚且要从“官式”制定的桥上走过,死了以后,就能通过大大小小的佛塔券门自由飞升吗?

中国近代革命志士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他不是作为革命者冲锋在血火铁马的战场上,他作为一代建筑学家行走在遭受了千年兵燹的国土上,抚摸一处处断壁残垣,绘述一方方斗拱翘檐,我们看不到他激进呐喊的战士情怀,却时常感受着他学者的郁愤忧思。他痛恨易朝之际故意破坏前代宫室的恶习,惋惜古代建筑在战火中荡然无存,赞赏近代西方的大战中,盟国前线部队多附有专家,随军担任保护沦陷区或敌国古建筑之责。而他本人,虽然没有成为这样的随军专家,却也躬逢过此等幸事。解放军的大炮对准了北京古城团团围定的时候,解放军的指挥部里摊开了一张地图,那上面有梁思成标出的应该避免炮击的京都古建筑。这个细节,在和平时期的影视片中被一再运用,反复渲染,可惜梁思成本人看不到了。他看到的是北京的古城墙被扒掉,城门被拆毁,解放军的大卡车连日连夜往外运土石;他曾经设想保留北京古城墙,新城在西边兴建,在古城墙顶上建设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墙花园,蓝图化为泡影,理想终成梦想。这一次古建筑毁坏不是发生在易朝之际,而是在新朝建国之后,大大地违反了历史的规律。梁思成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预料到将来的建筑悲剧会发生,不过,他在批评乐嘉藻所著《中国建筑史》的谬误时,已经严厉地批判了乐氏关于都市中的杰作如地安门、西安门、中华门及各牌楼等“皆宜撤去,以求交通上之便利”的观点。而且,他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的“代序”中,也指出了“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芜杂可哂,充满非艺术之建筑”的普遍弊端。梁思成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大拆”的恶习比战火的毁坏更持久,连年不断,于今为烈。到处是芜杂的可哂的非艺术建筑,千篇一律的大玻璃似的建筑材料充满了暴发户的膨胀欲望,矗立在一座座城市的街头,千篇一律的大屋顶、大牌坊、假古董、假洋房充斥了动荡的心境、骚乱的物欲,遍布在广大的国土上,那大都是“官式”制定,不知道是应该保存它,还是应该毁灭它——其实后继的“官式”也在不断地拆毁前任的“官式”,新建起来的“官式”仍然逃不脱非艺术的模式。太多的人在鼓吹大拆大建,很少有人谆谆叮咛:建筑并不就等于房子,房子安住我们的身体,建筑栖居我们的灵魂,身体和灵魂“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乃是我们竞力追求的,这是建筑艺术的本质所在,也是人的艺术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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