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与周亮工文艺观

2012-04-07 16:01赵秀红
关键词:周亮中原

赵秀红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语系,郑州 450002)

【中原经济区建设】

中原文化与周亮工文艺观

赵秀红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语系,郑州 450002)

周亮工仕清与其一贯追求的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和人生目标是一致的,其中孙承泽对他的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周亮工长期生活在中原,中原理学的濡染形成了他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想观,其文学、书画理论及创作体现了中原文化兼容并包、经世致用的特点。

中原文化;周亮工;文艺观

周亮工(公元1612-1672年),字元亮,一字诚斋,又字栎园,人称栎下先生,河南祥符(今开封)人,明末清初著名文人、书画家、艺术鉴赏家;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进士及第,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出仕清朝,曾任盐法道、兵备道、布政使、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等职。他饱经清初满汉斗争中的宦海沉浮,曾两次下狱,几死;康熙十一年(公元1606年)卒于南京。周亮工是明末清初颇有影响备受争议的人物,本文试就中原文化与其为人为官及文艺观之关系简陈浅见。

贰臣问题是清初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周亮工明末进士及第出仕并曾奋力抗击清军,李自成破北京时曾企图投缳殉国。但据《清代七百名人传》记载,他在清顺治二年(公元1640年)即主动迎降。周亮工仕清让很多人难以接受,因此影响到对他的评价。如果深入地知人论世分析,就会发现其仕清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仕清的选择与他一贯追求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和人生目标相一致。周亮工祖籍开封,万历四十年生于金陵(今南京)。其父周文炜为国子监监生,曾任浙江诸暨县主簿。亮工12岁时随其父到浙江,并与陈洪绶以笔墨定交。后周文炜因受到不公待遇遂辞官归金陵,周亮工随之一直在南京生活,与高阜、罗燿等互为师友。其子周在浚记此事曰:“乙丑,十四岁。封公为县簿,多所平反。邑人见公,喜曰:高于门者,其在是矣。封公以公事恒与令左,久之,左迁王府官,遂拂衣还白下。公是年始与上元高康生阜、罗星子燿及族兄敏求南陵盛此。公于斯辈互为师友,一时声名啧啧。”[1]902-903

崇祯四年周亮工20岁,其因北籍身份而不能参加南试,又因才能出众而遭人忌恨不能入学,不得已次年即归开封,为生计馆于张林宗家。从崇祯五年至十三年进士及第这段时间,周亮工皆居开封。这是周亮工砥砺学行、与北方士人交游、接受北方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的时期。“癸酉,二十二岁。在中州,馆祥符张孝廉林宗家,教其子读书长栏中。公常言:年二十二三时,太封公罢诸暨归,家中落,两亲年迈。以北籍沮于南试,不得已走汴梁,馆张氏者八载。每当夜阑人静,孤灯独照,布衾如铁,念两亲在白下,身已老大,无所成立,不觉掷书长痛,辗转无可奈何,已复拭眼泪读,日复如是。故公后虽官至卿二,自奉如寒素。每谓冯淑人曰:无忘长栏之苦也。居恒以此责儿辈曰:尔父功名如此之难,尔辈身袭温饱,乃悠悠忽忽耶。”[1]905-906可见其求取功名之迫切,而这种迫切里面又包含着生计、人生理想等诸多复杂因素。

崇祯十四年周亮工授山东潍县县令。他才能卓越,体恤百姓,“理繁治剧,祛弊发奸,见者以为老吏。潍俗相沿有三大害:临清米累;柜书征解;驿递雇役。民病莫堪。先生莅事未三月,悉除去之”。[1]953他不但吏治精明,且以书生领军事,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民国《潍县志稿》载:崇祯十五年冬,清兵万余人围县城,“迨穴城将塌之际,公署其职名于衣襟之上,而以县印覆之曰:贼入我死,识以觅我。时无锡高忠宪公之孙在侧,公令之书胸膈间曰:潍令周某之尸。一时惨动天地”。[2]他以必死的决心鼓舞了军民士气,最终保全孤城。

周亮工以自己卓越的才能,在明末动荡岁月里,忠君报国,守土安民,实践着自幼立下的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并因全潍有功升为浙江道监察御史。“甲申,三十三岁,授浙江道试御史。未十日,逆闯破京师。公投缳,为家人救免。时传闻上已南渡,公又念太封公、太淑人年迈,因与张锦衣鹿征(瑶星),避于浣花庵。越日,携郑中丞二阳,杂难民中逸出,遂间道归白下。时江南立弘光帝,马(士英)、阮(大铖)用事,锦衣冯可宗诬公从贼,罗织下镇抚狱,讯无左验,复公官。马、阮又欲公劾刘公宗周始肯补用,公笑谢之,遂奉两尊人栖隐于牛首幽栖间,不入城郭。”[1]909-910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周亮工曾投缳自尽为家人救下,于是杂于难民中间道至南京。他在弘光朝被人诬陷下狱。由于目睹弘光王朝腐败不堪,周亮工对明王朝已经寒心,他一贯奉行的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被故明王朝彻底打碎,遂隐居南京郊外牛首山。

清顺治二年,周亮工主动出仕清廷。清军入关之时,周亮工34岁,正是人生建功立业的好时段。在旧朝难以逆转的覆灭中,他目睹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实现儒家报国安天下的政治理想再一次升起。“王师下江南,首命先生以原官招抚两淮,先生爰生民之故,出而应命两淮。”[1]953在积极入世思想支配下,早日结束战乱、疗治战争创伤是其出仕的重要原因。仕清后,周亮工凭才干屡屡升迁,“癸巳迁闽左方伯。本朝定鼎以来,汉人无为左辖者。有之至先大夫始”。[1]990

在清初,满汉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由明入清的汉族官吏多遭猜忌排挤,周亮工也不例外,曾多次获罪。他在闽地为官平定叛乱功绩卓著,深得民心。因被诬清廷下诏提刑部,官差到福建抓捕时,“百姓为之罢市,阖城为之痛哭失声。或解囊助装,或请驰阙下”,[1]997抓捕者也“感动泣下”,高兆因而作《四泣》纪其事。不管经历什么打击坎坷,周亮工始终不失为官清正之本色。其所历官之地方志均将其载入《名宦传》。陈维崧《赠周栎园先生序》评价曰:“化险为夷,戮定大难,恩泽及民……解任维扬日,扬城十万户砌城留遮道泣,联袂成帷,天日为之霾。”

其二,师辈孙承泽鼎革之际的出处行藏对其抉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孙承泽(公元1592-1676年),字耳北,号北海,又号退谷,明崇祯四年进仕,官给事中。李自成克北京,任为四川防御使;清顺治元年出仕清廷,官至吏部左侍郎。周亮工21岁归居开封时通过张林宗结识了孙承泽。23岁时,担任祥符令的孙承泽主考录取他为县试第一,这给了周亮工仕途生涯一个重要帮助,孙承泽又捐钱为穷困的周亮工置田。周亮工《孙北海夫子为亮买田》诗曰:“乱识为农好,新分负郭田。依亲已有岁,得食愿逢年。目送槿篱月故宫,情怡麦浪天。平畴春雨足,八口笑相牵。”诗里充满了对孙承泽的感激之情。周亮工在诗文、书画等方面都深受孙承泽影响。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代黄庭坚草书名作《诸上座帖卷》曾被孙承泽所藏,周亮工特别喜欢这件作品,曾经借回家赏玩,故此卷上有“周亮工敬览”等印章。周亮工曾用“吾师退谷老人”印表达对孙承泽的敬意。这方印后来被收录在《赖古堂印谱》里。

周亮工的出仕,确有实现其兼济天下、造福苍生的政治理想之意。这时,孙承泽的选择无疑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参照。清初贰臣多与遗民交往,并尽己所能提携、帮助遗民。这是他们自感失节后对心灵的一种救赎。周亮工仕清后与其他贰臣一样,对自己心灵进行救赎。相比吴伟业、龚鼎孳,他“自赎的道路走得更远。一方面他尽力急人所难,赈恤孤寒,营救资助遗民等,通过这些努力以获取心灵的安宁和精神慰藉。在文学史上,龚鼎孳向以赈恤孤寒、急人所难而著称。他尽力保护过一批遗民志士,他的幕府中庇护和供养着不少遗民之辈”。[3]因其“好士怜才,一时遗老多从之游”。[4]他多方收辑、刊刻遗民作家如吴嘉纪、王猷定、郉昉等人的诗文作品,广泛收藏、品评、鉴赏遗民艺术家的画作、印篆,且为之作传,使其不至于湮没无闻。如《印人传》中的万寿祺、张风等,《读画录》中的画人陈洪绶、龚贤、张风、杨补、朱近修等。明亡逃禅为僧的方以智、髡残、释渐江等,皆得到周亮工的帮助。这些也可以印证周亮工出仕清朝有复杂的原因存在。

周亮工一生阅历丰富,在清初实学思潮影响下,他为官、治学、为文皆体现出清初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其一,中原哲学思潮对其为人处世的影响。周亮工20岁后曾在开封居住8年,出仕后又长期在山东、京师等地任职,深受北方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的影响。《今世说》记载:“周又尝坐狱堂下,健卒狰狞立,锒铛累累,呼詈声如沸。手拱据地,顾伍伯乞纸笔,作《送客游大梁诗》30韵,诗语皆惊人。”[5]其中《再步同人韵送徐存永游大梁》之七:“弓刀短铗拥黄尘,村酒闲斟客思新。碛里桃花犹未发,羁人马上已残春。”在对簿之际,作者仍将家乡大梁春之风姿娓娓道来,这是在生死存亡之秋对故乡发自肺腑的怀念之情,可见中原故乡在其心中的位置。

从周亮工一生的出处选择,也能看到中原文化对他的影响。在为人为官上,周亮工具有很明显的中原文人气质,早年读书与为文均以六经为本,积极用事,且读书讲求实用。在潍县抗清时,“天大寒,先生夜以水沃城,天明悉为坚冰,莹如玉璧。敌惊,故不敢攻城而退。先生一夕被酒,举此及在闽定变通夕漏仅二下事,语稷(黄虞稷)云:‘此皆昔人已行之法,予从史传中得其意,惜世人不多读书也!’”[1]965-966这种为学态度,深受明清中州哲学思潮影响。

明清时,中原理学适应时代发展形成了兼容并包、主于实践的特点。从明朝建立开始,就有一些理学家突破程朱理学僵化的教条,在传承的同时注重“躬行实践”。明朝的覆亡使受宋明理学熏陶的有识之士对理学的权威和价值重新审视,一些思想家力图将本来对立的程朱和陆王之学融合汇通,以达治国救世目的。此时中原地区主要代表人物有曹端、王廷相、何塘、吕坤、高拱、孙奇逢、耿介、汤斌等人。理学长期的濡染,形成了周亮工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想观。

其二,中原文化影响下的文学、书画理论及其创作。“明末清初,学者们既然提倡把传统的理学及经学推向经世致用的轨道,当然不能不提倡与之相应的文风。”[6]周亮工的文学创作、书画理论正体现了中原文化兼容并包、经世致用的特点。

崇祯元年,17岁的周亮工就负有文名。周在浚《年谱》云:“与高康生辈为文,以复古自任,不肯随附时调。豫章艾千子目空一世,独于公敬异之,曰:此道复振,赖有斯人。”他一生创作甚多,不管是战事之暇,还是案牍劳形之余,甚或公堂对簿之时都不忘赋诗作文。其诗文通过个人真实感受反映出一代兴亡史,不仅可以称为社会史、政治史,也是其心灵史、情感史。

周亮工对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怀有深切同情。他诗文作品里确有为百姓、为天下着想,早日结束战争的因素。他的笔下有饱经烽火后河山的满目凄凉:“寒风吹白骨,阴雨泣新魂。”他渴望能够早日结束战乱,尽快恢复生产,使百姓过上稳定的生活。顺治三年,周亮工作《黄河舟中》诗:“渡尽黄河客思凉,茱萸曲径未全荒。一泓秋水鸥如鹤,数版黄泥枣代桑。退约家园编苇屋,愁偏夜雨梦蕉堂。高堤且醉兰陵酒,不识谁能忘故乡。”“客思凉”感叹之中包涵着作者多少情思和慨叹!经过战火蹂躏的故乡,毕竟“茱萸曲径未全荒”,他本想回归家园但“愁偏夜雨梦蕉堂”,他的出仕,也许还包含着告慰双亲、复兴家族的复杂因素。“蛩然真可喜,况复耦且耕。园柳能为态,畦苗亦已生。天心终厌乱,时事莫增兵。新雨连朝足,悠然水一泓。”寄寓着作者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和欣喜。

周亮工还是造诣颇深的艺术鉴赏家,有很高的品评能力。他酷好书法,“大梁城西水磨间,土人掘得一石有‘日月逝酒浆’五字,乃古篆也。周栎园侍郎摩勒以传,谓非仙者不能道”。[7]许文惠《周亮工与清初金陵画坛》认为:“周亮工是当时金陵地区艺术交流中的重要人物。作为成功的艺术鉴赏家,他是当时金陵画坛的主要评价权威,对金陵画坛的画风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同时他也是金陵画家的主要资助者。”[8]当时许多画家如龚贤、高阜、胡慥等都与他有过交往。

周亮工文艺理论方面也有创新。其论诗论书画不拘门户之见兼采众长,显示出开放、包容的学术胸襟和气度,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在文学理论上,周亮工反对拘泥于“一帜一色”,倡导“树千万五色帜”。《何省庵太史诗序》是其阐明文学主张的重要文章。文中他首先对文坛上各立门派互相抵牾的现象提出批评,并分析这种文人相轻现象的深层原因。他认为,要消除这种不良文风,就要“树千万五色旗”,“一帜一色,拔而走耳,树千万五色帜,虽有大力,望而却步矣”。[1]736-737只有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派别存在,才能保持文坛的繁荣。在文学风格上他既注重各派之间的“分”,更注重各派之间的“合”,追求一种兼容并包、融会贯通的文学发展态势。在散文创作方面他提出:“盖诗古文之派,天下主于分,而先生主其合,先生统于合,而天下各得其所分也。譬诸昆仑条为支山三千,拟之百川赴于朝宗之海。”[1]587-588他对明代出现的各种文学流派不是一味批评,而是在承认各种流派存在的合理性基础上,提出了“调停王李钟谭”的主张。

在允许不同风格存在基础上,周亮工提出传统中求创新的理论观点。在绘画理论上,他倡导绘画师法造化和个人独创性。关于印章美学论述主要集中在《尺牍新钞》中。他在《与济叔论印章》中,提出了“印章之妙,原不一趣”的观点。这与他在文学上主张的“树千万五色旗”、传统中求创新的观点是一致的,这种观点与明清时期中原哲学思想息息相通。在论述印章的流变时他指出:“此道(印章)与诗同。宋元无诗,至明而诗始可继唐;唐宋无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继汉……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聪明才智之士,尽俯首敛迹,不敢毫有异同于其间,勿论势有所不能,恐亦数见不鲜……惟以秦汉为师,非以秦汉为金科玉律也,师其变动不拘已耳。”①转引自朱天曙《从〈印人传〉论周亮工的印学观》,《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冬之卷第178页。在周亮工看来,学习前人是必要的,但又反对毫无己见、盲目模仿,主张在学习前人基础上注重创新。朱则杰在论述清诗流变时认为:“从总体上来看,随着改朝换代而由明入清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从明诗的刻意模仿转变为自抒真情,反映现实;从明代复古派的‘诗必盛唐’扩大到整个唐代乃至其他各朝,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做出发展,改革创新,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9]周亮工正是这种转变的积极实践者。

在戏剧创作上,周亮工追求的是以本色见胜的元人风味。《书影》卷六记载:“近日新词竞出,非不靡靡可听,但宾白益工,词曲益艳,去元人日益远。读广霞君《集翠裘》,觉马致远、乔梦符一灯犹未灭也。纯用本色,绝去纤巧。广霞君不欲与世人斗巧争能,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风气耳。”[10]在戏剧创作上,他虽属于复古派但并不迂执,主张学元但不提倡死学,非常重视艺术性和创造性,“规抚元人处在神采而不在形迹”,(周亮工《扬州梦引》,《扬州梦》,同治刻本)也是中原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

[1]周在浚.年谱[M]//赖古堂集:附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朱经.周侯全潍血续纪[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潍县志稿:卷2.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228.

[3]赵秀红.论清初贰臣词人对清初词坛复兴的开启[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33-137.

[4]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889.

[5]王晫.今世说[M]//续修四库全书:第17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10.

[6]马积高.清初学术思想的变迁与诗文[M]//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19.

[7]王士祯.带经堂诗话[M]//续修四库全书:第169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2.

[8]许文惠.周亮工与清初金陵画坛[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及设计版,1998,(2):36-45.

[9]朱则杰.清诗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6.

[10]周亮工.书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63.

Central Plains Culture and Zhou Lianggong w ith His Literary View

ZHAO Xiu-ho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Zhengzhou 450002,China)

Zhou Lianggong’s uncorrupted official career consists with his Confucian political ideals and lifetime goals to gain the great establishment and to benefit the others.During that progress,Sun Chengz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is choice.As Zhou Lianggong liv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for a long time,the Neo-Confucianism of the Central Plains conducte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his Confucian Ideological view of practical statecraft.And his theory,creation of literature,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demonstrated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s characteristics of all-inclusiveness and practical statecraft.

Central Plains culture;Zhou Lianggong;literary view

I209.9

A

1672-3910(2012)03-0023-04

2012-01-23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2011FWX020);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1B896);河南省教

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2011-GH-165)

作者简介:赵秀红(1973-),女,河南滑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诗文批评与中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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