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宰相富弼军事思想探讨——以洛阳新出富弼家族墓志为考察中心

2012-04-07 16:01王东洋
关键词:富弼墓志宰相

王东洋

(河南科技大学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河南洛阳471023)

北宋宰相富弼军事思想探讨
——以洛阳新出富弼家族墓志为考察中心

王东洋

(河南科技大学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河南洛阳471023)

富弼重视从整体上、全局上看待军事问题:统筹整体军事布局;统筹国防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治安;居安思危,积极备战;反对宦官监军;理顺军事管理体制;师出有名、反对行刺等。富弼的军事思想,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北宋;富弼;军事思想

北宋宰相富弼(公元1004-1083年),字彦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其家族墓地2008年在洛阳被发现,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很快发掘并整理出14方墓志,①这些墓志包括《富弼墓志》、《富弼妻晏氏墓志》、《富鼎墓志》、《富鼎妻侯氏墓志》、《富弼子富绍京墓志》、《富绍京妻张氏墓志》、《富鼎子富绍宁墓志》、《富鼎子富绍荣墓志》、《富绍荣妻范柔墓志》、《富绍修墓志》、《富绍修妻李氏墓志》、《富弼孙富直方墓志》、《富直方妻范氏墓志》、《富鼎孙富直英墓志》。见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富弼家族墓地》(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这些墓志对于研究富弼家族及北宋历史均具有重要价值。富弼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笔者曾对其政治思想和外交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②请参拙文《富弼政治思想探讨》、《富弼外交思想探讨》,见《富弼家族墓地》(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富弼虽非亲临一线领兵作战的军事统帅,但也具有丰富的军事思想。本文即以洛阳新出富弼家族墓志为本,结合其他史料,对其军事思想进行探讨,以期深化对富弼的综合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统筹西北、东南防务

《富弼墓志》:“(宝元)二年,召为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擢知谏院。时朝廷悉兵备西北,东南九道颇乏守备。公请于每道要郡各募兵数千,立帅训练,以备他虞。”元昊反叛后,宋对西北用兵,宋夏战争多年不断,打乱了北宋的整体军事布局,造成东南军备松弛。如何协调西北、东南用兵成为当时的紧迫问题。因此他请求朝廷在东南各道要郡招募士兵,设置将帅,加强训练,以备危机。

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十月,富弼正式上疏《乞东南诸郡募兵以防寇盗奏》,请求朝廷在东南诸郡招募士兵,以防盗寇。时值西北大敌当前,富弼提出加强东南防务,统筹整体军事布局,实属难得。奏疏虽未被采纳,但反映了他通盘考虑整体防务、统筹国防布局的军事战略思想,仍有重要意义。

二、统筹国防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治安

辽、夏签订和约后,北宋赢得了相对安定的外交环境,但随之而来的是军备废弛,国内盗贼盛行。《富弼行状》③(宋)范纯仁《范忠宣集》卷17《故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检校太师武宁军节度徐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徐州大都督府长史致仕上柱国韩国公食邑一万二千七百户食实封四千九百户富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行文方便,本文简称《富弼行状》。:“时天下久安,四方弛武备,因东南岁凶,民多失职,或散为盗贼。公因上章言四事:一曰阅将,谓宜立武学、设科目,教养选求将帅之才,及不当禁孙、吴之书;二曰聚兵,谓诏凶荒之郡,置营募兵,收其壮健,不止免为盗贼,兼可训练以为四方之备;三曰救农,谓以流民弃地召饥者,贷以种食,而耕为屯田,上可以资仓储,下可以赈穷乏;四曰弭寇,谓宜增邑尉、弓手之数,明其赏罚,以捕小盗,省巡检之冗员,明其兵力,以防大寇。”针对武备废弛、盗贼盛行的情况,他提出了具体对策,从中可以看出富弼国防建设和社会治安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

其一,阅将。设立武学,解禁兵书,开设军事教学,培养急需军事人才;设立武举科目,通过考试选拔军事人才。富弼所提将帅的培养和选拔办法,显然针对北宋军事体制的弊端。众所周知,北宋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逐步收回节度使和大将的兵权,集军权于中央。三衙将领由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实行“更戍法”,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将领与兵士结合。这些措施导致北宋军队战斗力削弱。

其二,聚兵。在凶荒之地招募强健之人当兵,既可免为盗贼,稳定社会秩序,也可增强军事力量。这样,富弼就将士兵的招募与加强社会治安结合起来。

其三,救农。在荒弃之地实行屯田,招募流民耕种,国家向其借贷种子以发展生产,既可增加国家物资储备,又可起到赈灾效果。这样,富弼就将军事物资的储备与开垦荒地、实行屯田、安顿流民紧密结合起来。

其四,弭寇。增加地方邑尉和弓箭手的数量,减少巡检冗员,以防盗贼稳定社会治安。地方社会治安良好盗贼减少,可以减少内耗,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

由此可见,富弼能够以政治家的眼光,统筹国防建设、经济发展和加强社会治安,所提建议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富弼将国防建设视为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将帅的培养和选拔、兵士的招募和训练、物资储备、灾民救济及增强地方社会治安等多个环节,且各环节相互影响和制约。

三、居安思危,积极备战

富弼居安思危、积极备战的思想,集中体现于其拒绝接受封赏的言论中。《富弼墓志》载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富弼出使契丹归来很快被迁翰林学士。对此,富弼坚辞曰:“朝廷方事西略,河北无备,臣奉使所以不敢死争者,实虑兴戎,以败国事,功于何有,而遽受赏哉?愿陛下增修武备,俟衅而动,以洗国耻。”富弼坚辞受赏,主张对辽夏采取暂时防御政策,以争取相对的和平环境,大修武备,增强军事力量,等待时机以雪国耻。

宋仁宗庆历三年三月,富弼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富弼行状》载其再次上章曰:“……臣今受赏,彼一旦渝盟,臣不唯受朝廷斧钺之诛,天下公论,其谓臣何?臣畏公论甚于斧钺,愿收新命,则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赏,是事未可知,则守备不敢懈弛,非臣饰小廉,恐误国事也。”对此,《富郑公神道碑》亦载富弼言:“北既通好,议者便谓无事,边备渐弛,北万一败盟,臣死且有罪,非独臣不敢受,亦愿陛下思强敌轻侮中原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1]最终没有受拜。富弼认为,此次出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外交成绩,但敌方亡我之心不死,必然会伺机而动。他坚拒受封赏,目的是促使北宋君臣保持清醒头脑:边患始终存在,危机尚未解除,一时外交之胜利并不能换取永久之和平,必须居安思危、加强战备,以备不虞。

《宋文鉴》卷四十五《辞枢密副使》中富弼上言宋仁宗:“伏望陛下思边境轻慢中原之耻,常怀雠雪之意,坐薪尝胆,不忘戎备。内则修政令,明赏罚,辨别邪正,节省财用;外则选将帅,练士卒,安葺疲废,崇建威武,使二边闻风自戢,不敢内向,纵有侵犯,疆塞不为深患,此乃是宗社无穷之庆,天下太平之基也。”他规劝宋仁宗卧薪尝胆,内修政令,赏罚分明,发展生产;外选将帅,训练士兵,加强战备,则辽、夏两国自然不敢轻易侵犯。这也是富弼居安思危、加强备战思想的体现。

四、反对宦官监军

《富弼墓志》载,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针对王守忠授予陕西兵马都钤辖一事,富弼上言曰:“有唐之衰,始疑将帅,遂以内臣监军,取败非一。今命守忠为都钤辖,乃监军之任也。臣恐兵权遂移边将,自此无功矣。”于是朝廷为罢,守忠不遣。北宋钤辖之职,掌管一州、一路或两路军旅屯戌、营防、守御政令,以朝官及诸司使以上充任,官高资深者称都钤辖,官卑资浅者称钤辖。富弼以唐代衰亡为例,强烈反对以内臣监军,认为唐代衰亡与怀疑将帅、以宦官监军,最终导致宦官专军权密切相关。

有关唐代宦官掌管兵权之祸,比富弼稍晚的司马光也有深刻认识:“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2]按,司马光及其助手编著《资治通鉴》时间晚于公元1040年。富弼反对宦官监军之思想,对司马光究竟有何影响,尚不能明确断定。

富弼反对宦官监军之思想,还见于其他史籍。赵汝愚编《宋名臣奏议》卷八十二《制科》引富弼《上仁宗论武举武学》:“用兵之道,主于威而辅以权变,若不得专,则威挫而权变滞矣。且君不可制,况令阍寺之贱监督之,使举动不舒,羁于俯仰,而望成其功,虽甚愚者亦知其难矣。”所谓“阍寺之贱监督”即以宦官监军。富弼认为,将帅应有临机决断的权力,如此才能在战场上抓住战机获胜,而令阍寺之人行监军易相互掣肘,造成国君与将军缺乏信任,不利于战斗力提高。

五、理顺军事管理体制:宰相兼任枢密使

有关北宋宰相之职掌,史载:“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相之任,无常员;有二人,则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师为之。”[3]卷161北宋初沿用唐制,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相。①宋神宗元丰改制后,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正宰相,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为副宰相。而枢密院为宋代军事指挥机构,“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凡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之事,皆掌之。”[3]卷162北宋前期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元丰改制后与三省对掌文、武大权,合称“二府”。②需要说明的是,枢密使一职始置于唐代宗年间,由宦官担任,五代时期改用士人。北宋时,枢密院成为专掌军事的机构。

北宋宰相机构与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二者如何协调运作,成为应对边患危急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富弼墓志》载,宋仁宗康定元年富弼上言:“边事系国安危,不当专委枢密院,而宰相不与,乞如国初,令宰相兼枢密使。”富弼《上仁宗乞令宰相兼枢密使》:“臣伏见自来兵机公事,全委密院。今边鄙多故,不同往时,若无更张,必有败阙。况事干治乱,执政岂可不知?文武二途,自古一致。臣窃观周史宰相魏仁浦曽兼枢密使,国初范质王溥亦以宰相参知枢密院事,臣今欲乞依故事,亦令宰相兼枢密使,所贵同心协力,各无猜嫌,共议安边,必能集事。”[4]卷46《富郑公神道碑》载宋仁宗降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且书其检。富弼认为,边关战事关乎国家安危,主张恢复北宋初期办法,让宰相兼任枢密使,而反对由枢密院单独掌管边关军事。富弼既让宰辅机构与枢密院协调运作,又让二者相互制衡。庆历二年七月,宋仁宗采纳富弼先前所奏,同意以宰相兼任枢密使。

《富弼行状》曰:“公又言西陲用兵,臣僚奏封事甚多,乞选侍臣置局,详择可采,悉施行之。”《富郑公神道碑》载:“自用兵以来,吏民上书者甚众,初不省用。”富弼上言:“知制诰,本中书属官,可选二人置局中书,考其所言,可用用之。”针对宰相以付学士,富弼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尽付他人,乞与廷辩。”富弼认为,兵兴以来吏民有关军事上书较多,中书门下应选派专人审阅吏民上书并选择有益者付诸实施。皇帝于是下诏令中书别置厅与枢密院商议边境军事。这是宰相机构参与边关军事的具体表现。

北宋前期,中书门下、枢密院与三司分管民、军、财政,三者鼎立彼此不相知;仁宗时,因对西夏用兵,宰相始兼枢密使;南宋时即成为定制。[5]宋仁宗以宰相兼任枢密使,当与富弼奏言有直接的关系。

六、师出有名,反对行刺

《富弼行状》载宋仁宗庆历四年七月,契丹举兵讨伐元昊,北宋君臣认为应加强河东防御,以备契丹突袭。富弼却认为“契丹必不入寇,其事有九”,其中第一条即“出兵无名”,第二条即“自称王师,不肯窃发”。事态发展确如富弼所料,契丹果不入寇。因为富弼认为,王者之师应师出有名,出兵无名将不利于战事。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外国传一·夏国传上》载,西夏反叛,宋仁宗曾想招募勇者行刺元昊,“诏削夺官爵、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富弼明确反对行刺。《富弼墓志》:“宝元元年,赵元昊反,僭大号。朝廷仓卒,措事用人,或失其当。公上疏陈八事。”其中第五条即“不宜以节旄王爵,购募首恶,恐非示武明罚之道”。《富弼行状》亦云:“不宜以节旄王爵,购募首恶,殆非示武明罚之道,徒可取轻夷狄。”他反对采用刺客击杀西夏首领的做法,认为那样有违示武明罚之道,只能被夷狄更加轻视。

针对宋君臣欲行刺元昊之事,富弼明确表示反对的理由在《上仁宗论西夏八事》中表达得更明白:“元昊大据全夏,拥众不伏,非一夫跳走不知所从也。臣以此观之,甚非用募赏之时,且以我大邦,坐视小丑,况我直彼曲,奚所惮焉?正朝廷之大刑,副天下之公议,举不失体,动则有辞。欲征则征之,足以示猛;欲守则守之,姑以示宽。表以大御小之权,行禁暴安民之道,号令天下,岂不伟哉!何乃偷募苟求,潜谋窃取,似同盗法,不敢公行?”[4]卷131“师出有名和反对行刺”的军事思想与富弼所持正统思想密切相关。他身为北宋大臣,在处理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时,表现出强烈的正统思想,即宋为天下正统。[6]师出有名与反对行刺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王者之师应师出有名,替天行道;禁暴安民,应光明正大地号令天下,征伐叛逆,而不应采取暗杀行刺的方式。

综上所述,富弼军事思想主要表现为:统筹整体军事布局;统筹国防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治安;居安思危,积极备战;反对宦官监军;理顺军事管理体制;师出有名和反对行刺等。可以看出,富弼非常重视从整体上、全局上看待军事问题,统筹军事与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关系,将国防建设视为系统工程。富弼的这些军事思想,在当时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对今日我国国防建设也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富弼不愧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需要说明的是,富弼虽具有丰富的军事思想,对军事有着清楚的认识,但从不轻言战事。宋神宗践祚后询问边事,富弼对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3]卷313富弼能充分认识军事与国力的关系,劝诫皇帝不轻言战事,而要注重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富弼不轻言战事的思想既是根据北宋的国力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也与中国古代对用兵的看法一脉相承。①

[1]苏轼.东坡全集:卷87[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63[M].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

[3]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赵汝愚.宋名臣奏议[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523.

[6]王东洋.富弼政治思想探讨[M]//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富弼家族墓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153.

A Research into Fu Bi’s Military Thinking

WANG Dong-yang
(Institute of Heluo Culture,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23,China)

Fu Bi,a prime minister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looked at military issues from an overall view.Fu Bi's military thinking are mainly as follows:overall arrangements for military layout;co-ordin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ecurity;preparing for the potential war in time of peace;fighting against the eunuch in charge of military;rationalizing the military management system;fighting against assassination,etc.Fu Bi’s military thoughts have a higher valu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Northern Song Dynasty;Fu Bi;military thinking

K24

A

1672-3910(2012)03-0005-04

2012-02-27

洛阳市社科规划项目(2010A031)

王东洋(1977-),男,河南鹿邑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

① 古人认为,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如《汉书》卷64上《主父偃传》载主父偃上谏曰:“《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搜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中国古代典籍有关此类记载甚多,此不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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