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二五”期间洛阳工业移民与人口地缘构成

丁一平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河洛文化】

“一五”、“二五”期间洛阳工业移民与人口地缘构成

丁一平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农业城市向现代都市转型，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地缘构成的多样性。地缘的多样性蕴含着文化的多样性。对“一五”、“二五”期间洛阳工业移民的研究表明，人口地缘结构的多样性不仅在生理基因和文化基因两个方面影响洛阳城市人口的自然结构，对洛阳社会结构乃至城市文化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史；洛阳；工业移民；地缘

1949年前，洛阳人口的地缘结构主要由世代居住的市民构成，“一五、二五”期间，9个国家重点企业先后落户洛阳引发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工业移民，导致洛阳人口的地缘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笔者曾希望厘清“一五”、“二五”期间工业移民的来源和构成，然而很难实现：一是由于企业转制、破产和管理不善等原因导致档案的缺失，较难得到完整准确的资料；二是由于人口流动的复杂性，从档案中查到的职工来源地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其初始来源地。比如，从长春一汽迁入洛阳一拖的职工中，有从上海或其他地方先迁入长春，然后再到洛阳的；据洛阳棉纺织厂厂志，其早期职工主要迁入地为郑州，但访谈发现其初始来源地主要为上海或江浙地区；从四川、贵州迁入的五七一五工厂，其人员构成大部分为东北人。另一种方法是调查户籍，一方面是今天的样本并不能完全说明1950-1960年的人口迁移，更不能说明是工业人口还是其他人口迁移，而且户籍资料庞大，较难尽览；另一方面，户籍中的籍贯也存在一些难题，父代甚至祖父代已经从其祖籍迁出，与祖籍没有多少联系的工业移民也存在。因此，笔者这里只能根据一些资料和访谈，作出人口地缘关系多样性方面的推论。

推论一：1958年以前的工业移民人口地缘构成

一拖是落户洛阳最大的企业，其职工数量占落户涧西区7个重点企业职工总数的40％左右。因此，筹建时期就聚集了最大数量的工业移民。从1953年筹建到1956年底建成，一拖共集结干部3 245人。其中河南省委调入4批，广东省委调入2批，中南直属机关调入1批，两湖调入1批，汽车分局调入2批。①1957年，一拖有职工9 748人。②《洛阳拖拉机厂外厂调入及培训回厂工人统计表》中的数据支持其职工地缘结构较为广泛的结论。除从全国各地选派支援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外，当年培训回厂和调入的工人3 466人，其中，从上海交电公司等5个企业调入42人，上海电机局调入450人，山东3个企业调入20人，太原调入13人，北京调入1人，长春一汽调入147人，厂技校毕业491人，2347部队转业69人，洛阳招壮工500人，招收各地中学生1 000人；武汉技校、郑州技校、南京机械厂、河南技工学校、652厂等21个院校、企业培训回厂工人计733人。③

与一拖同时建厂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和洛阳轴承厂等情况也大体相同。有关档案中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统计显示，洛阳轴承厂的人员来自12个省市，其中广东、江苏、广西、河南、湖南、湖北、辽宁等省较多。④洛阳矿山厂1957年有职工2 192人，其中1954年底配备各类干部582人，大部分来自高等、中等专业学校，一部分来自兄弟厂部局；⑤1956年春季在上海招生168名，1956年6-8月上海矿山机器厂、太原矿山机器厂、沈阳矿山机器厂、抚顺矿山机器厂、大连起重机厂、大连工矿车辆厂、443厂等7个厂矿又有166人到洛阳矿山厂报到。［1］

洛阳铜加工厂1955至1959年先后从东北轻合金厂、沈阳有色金属厂、沈阳冶炼厂、201厂、上海冶炼厂等8个企业调入职工396人。⑥

20世纪50年代河南柴油机厂职工的调入情况未能获得。然从各厂矿支援该厂人数表中可以看出，从406厂、616厂、501厂、401厂、301厂、101厂、上海柴油机厂、江南造船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车辆厂、天津动力机厂、济南柴油厂、潍坊柴油机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大连造船厂、芜湖造船厂、抚顺重型机器厂、平顶山焦化厂、宿县机器制造学校、省建101工区、西安803厂及洛阳一拖等50余家国企调入河南柴油机厂1 442名职工，其中工人1 113人，一般干部和技术人员329人。⑦

1958年元月，洛阳耐火厂筹备机构由北京迁至洛阳，从冶金部机关、唐山、抚顺、齐齐哈尔、本溪等钢铁厂调来117名干部和技术工人，该年从外省共调入462人。1959-1963年外省分别调入48人、81人、52人、21人、36人，职工数达700人。同期，还接受分配学生221人。⑧

1956年6月，洛阳玻璃厂筹建时，从大连玻璃厂抽调了14名职工，1957年9月又从该厂抽调12人。1958年5月职工达89人，其中5人为河南籍，22人没有标注籍贯，其余均来自其他省份。⑨

洛阳棉纺织厂1956年从郑州调来27名职工，1957年增至95人。1958年复建时，从郑州调入老工人523人，调入干部218人。1958至1962年调入技术工人325人，分别来自郑州国棉一厂、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和豫北纱厂。⑩

除上述重点项目企业的工业移民之外，“一五”期间一些中小企业也整体迁至洛阳。其中工业企业大部分来自上海，如洛阳汽车厂（后建筑机械厂）1954年从上海内迁，1958年达2 371人，1965年压缩人口后，职工数为1 312人。1956年从上海还内迁了橡胶厂（334人）、工具厂、搪瓷厂、化工厂、水泥制品厂（1958年时680多人）、三乐食品厂（287人）和国泰服装厂（120人）等工厂。［2］“一五”期间随厂内迁洛阳的职工总数保守估计也在2 000人以上。

与工业企业相比，商业企业大部分来自上海和广东。援建工人的来源地相对集中在上海、江浙、辽宁、河北、山东和广东等地。商业职工的迁入地和迁入时间相对比较集中，1955年3月12日至1956年底，从上海迁入商业职工678人，从广州迁入937人。商业职工的迁移是随店迁移，如大新酒楼、三友理发店、红光照相馆，等等。为了鼓舞公私合营商店的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专门建设了一个上海市场与广州市场。［3］

此外，截至1963年，先后有1个设计院、2个研究所（职工1 925人）、1个学院、2个中等学校和1个技校（教职工1 000人）迁入。②

推论二：1958年后大批进厂的职工主要为河南籍

1958年一拖集结调配14 669名工人，其中厂内下放干部770人，由兄弟厂支援的为706人（其中技工515人、徒工191人），从各个技校分配进厂的为909人（厂技校250人、长春技校279人、哈尔滨航校86人、大连65人、济南31人、武汉技校63人、郑州技校118人、北京技校17人），培训回厂1 773人，部队转业76人，其他单位调入219人，在社会上直接招收10 216人（普工5 531人、学徒工4 662人，其中农村招收7 925人：商丘5 544人，新乡418人，南阳580人，信阳323人，许昌609人，洛阳268人，在市郊招收1 158人，本厂家属595人，另有本厂技校招收转厂的268人），③占当年进厂职工总数的69.64％。

同一拖一样，1958年各企业开始大批招工。洛阳轴承厂招5 009人。洛阳矿山厂新增5 379人（其中招收新工人3 162人，是该厂招收新工人最多的一年，其余为兄弟厂支援、技校学生和在外培训人员回厂）。其工人来源主要是河南，这一点根据河南人口的状况与政策，与一拖大体相同。

1956年9月，洛铜在洛阳地区招收第一批工人，计525人。1958年在商丘和洛阳招收工人2 766人，包括300名建筑工人和400名转业军人（1959年清退不符合招工条件的350人）。1959年在南阳地区接收复员退伍军人352人，从社会上招收480人。1960年从开封市、地所属单位接收新工人600名，1961年精减2 899人。⑥

洛阳耐火厂1958年新增职工2 247人，其中农村招工1 656人，城镇招工54人，分配学生75人，外省调入462人；1959年新增2 549人，其中农村招工945人，城镇招工39人，复转军人298人，分配学生26人，外省调入48人，市全民单位调入1 193人，同时调出367人，回农村173人。1960年新增1 248人，其中农村招工1 144人，复转军人36人，分配学生17人，外省调入81人，同时调出150人，回农村113人。1961年后，国家城市政策有所调整，当年新增职工101人，其中分配学生17人，外省调入52人，市全民单位调入32人，而年度减员达1 988人，其中1 688人回农村。

河南柴油机集团公司档案室和厂志中均未查到有关招工情况。在对厂办和人事处的老职工访谈中了解到，其招工范围和来源同其他几个厂差不多，基本来自商丘、南阳和洛阳等地农村。

洛阳玻璃厂1958年在洛阳市东关、南阳和商丘等地招工644人，由洛阳铁路局、洛阳工程局和本溪、大连建材行业、厂矿调入一些行政和技术管理干部、技术工人等，1958年底人数达3 354人。洛阳棉纺织厂1958年在河南夏邑县、柘城县、民权县、洛阳市等地招工1 312人。⑩

从1958年招工的情况看，大批工人来自河南的豫东、豫南地区。

推论三：人口构成河南籍占多数，文化则外省占主导

上述资料说明，1958年的招工主要在河南省内进行（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早期工业移民的第二代逐渐加入）。1958年以后，河南本省迁来的工业人口大量增加并成为人口地缘结构的主要板块。以一拖为例：1958年一拖集结14 669名职工，其中招工10 216人，集中在河南豫东、豫南等地（仅商丘一地就占54.67％），占总数的69.64％。如将培训回厂的1 173人、部队转业的86人、外单位调入的219人、兄弟单位支援的706人、技校分配的909人和厂内下放的干部770人等都计为外省人，则其所占比例也仅为30.36％。如以1958年的总数做基数，新招工的河南籍人数所占比例为55.51％，外省籍人数为44.49％。这仅是推测，实际上一拖1958年前的职工中，仍有一些河南籍，因此，6∶4的比例在1950年代末有一定的可靠性。随着工厂的开工、扩建，招工人数不断增加，意味着河南籍的职工比例不断上升，可能达到7∶3，逐渐达到1990年代职工名册中所显示的外省籍人口占28.36％的比例。洛阳矿山厂、洛阳轴承厂等与洛阳拖拉机厂同时建厂，同属机械制造行业，其基本数字可以拖厂为参考。洛阳耐火厂1958年外地职工占全厂职工总数的20.56％，其中不包括学生（分配来的学生中应有外省籍，这样外省籍比例会相应提高）。

20世纪后期对涧西区8个派出所271 407人的籍贯统计表明，河南籍为178 837人，占65.89％。外省籍总人口则占34.11％（其中一拖仅为28.36％，外省人来自全国30个省区，较多的为江苏4.81％，山东3.53％，河北2.91％，上海2.17％，浙江1.75％，辽宁1.78％，吉林1.3％）。对西工区6个派出所159 113人的籍贯统计表明，河南籍为120 061人，占75.45％，外省籍占25.55％，与涧西区相差不大。［4］

河南籍人口虽占多数，在文化影响力方面外省籍人口却处于主导地位。一是因为移民城区的原始状态是外省籍构成的。1954-1958年各大企业筹建时期的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主要由外省人构成。另外，工厂筹建时期大批的建筑工人队伍主要由解放军第八师和上海华东建筑工程公司第七工程处组成，工程安装则由从北京和长春调入的一机部工业设备安装公司第一安装工程处、从武汉调入的中南卫生技术设备安装公司承担，人数达到26 000多人。在大批招工前，移民社区的环境已基本形成，普通话的选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是外省籍人口强势的社会、经济、文化地位。一方面，外省籍人口作为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师傅进入洛阳，“东北的干部、上海的技术、河南的工人”这句在洛阳轴承厂访谈中所得到的说法可以用到其他企业。河南籍移民大多数是从农村作为学徒工招进工厂的，因此其社会影响力处于下风。另一方面，从文化角度讲，文化总是趋于时尚，外省籍移民基本来自沿海和工业发达的大城市；从人口流动角度讲，他们是“逆向流动”。虽然有生活方式方面的适应问题，但文化方面他们在河南创造了非河南的城区文化，实际上主导了移民区的文化，而从河南城乡招入的大批学徒则因为文化堕距而更多地选择了模仿与跟风。因此，在文化影响力方面河南籍的工业移民处于被影响地位。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现象，在河南人居大多数的工业城区，以讲河南方言为耻，最终形成了普通话的方言区。方言是地域文化的内核，工业区方言的“去河南化”正是工业移民与工业文明的影响与折射。

五湖四海、五方杂处的结果使工业移民区更具备了工业城市的特色。农业城市向工业城市、现代都市转型，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地缘构成的多样性，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口异质性。但工业社会、工业生产方式并没有将这些地缘特征如同传统社会那样职业化、行业化，而是以社会化的大生产进行了整合，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亚文化群。美国著名的城市学者费舍的代表作《朝向亚文化的城市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就是，一个地方越具有城市特征，亚文化类型就越多。洛阳工业移民地缘的多样性及其与工业文明、工业生产方式的结合，形成了多样的地缘文化，社会化大生产促进了人们的互动，各地域的文化在洛阳相互借鉴、吸收和适应，通过文化采借（borrowing）与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的形式进行了城市文化整合，形成新的洛阳城市文化。因而，20世纪50年代地缘结构广泛的工业人口迁移，不仅改变了洛阳城市人口的自然结构，在生理基因和文化基因两个方面也影响着洛阳的城市人口，对洛阳社会结构乃至城市文化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拖拉机厂筹备处：《1954年干部计划》，1954年3月，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档案馆。

②国家计划委员会城市规划研究院工作组：《洛阳市涧西区职工住宅的调查材料》，1964年1月，洛阳第一档案馆（全宗4.卷85）：第32-55页。

③洛阳第一拖拉机厂人事处：《人事处1958年工作总结》，1958年11月21日，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档案室（58永134卷），第1-9页。

④洛阳轴承厂人事处：《四二六厂工程技术人员登记表》，洛阳轴承集团档案室（1956年卷）。

⑤洛阳矿山机器厂志总编室：《洛阳矿山机器厂志》，洛阳市图书馆，1986年，第201页。

⑥洛阳铜加工厂志编纂办公室：《洛阳铜加工厂志》，洛阳市图书馆，1986年，第248-249页。

⑦河南柴油机厂志编纂办公室：《河南柴油机厂志》，洛阳市图书馆，1986年，第382页。

⑧洛耐党办统战科：《洛阳耐火厂的建设和发展》，涧西区文史资料（第2辑），1997年，第24-25页。

⑨《洛阳玻璃厂职工名册》，1956年，洛阳玻璃厂档案科（1956年卷）。

⑩洛阳棉纺织厂志编纂办公室：《洛阳棉纺织厂志》，洛阳市图书馆，1985年，第25页、134页。

［1］矿山机器厂又有一批技术人员到厂［N］.洛阳日报，1956-08-15（1）.

［2］洛阳市西工区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西工区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206.

［3］洛阳市商业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商业志［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4］杨晋毅.洛阳市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布与作用［J］.语言文字应用，1997，（4）：57-61.

Industrial Imm igrants and the Diversity of Geo-social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of Luoyang dur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Five-year Plans

DING Yi-ping

（School of Marxism，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Industrial immigration is a remarkable symbol for transforming an agricultural town to an industrial modern metropolis.Geo-diversity of the population implies cultural diversity.Industrial immigrants dur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Five-Year Plan periods，not only affect population in the physiological gene and the cultural gene，but also change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Luoyang，and even have the vital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urban culture formation.

city history；Luoyang；industrial immigrants；geography

C924.23

：A

：1672-3910（2012）04-0005-04

2011-11-24

丁一平（1961-），男，江苏常熟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近现代城市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