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王玉宝

（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川绵阳 621000）

【现当代文学】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王玉宝

（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川绵阳 621000）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现代评论派；鲁迅；文化启蒙；社会革命

“现代评论派”是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派别，是围绕着《现代评论》周刊而形成的颇具思想复杂性的文化派别。1924年12月，一批曾经留学欧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教授和文化人创办了一个综合性刊物——《现代评论》周刊，主要撰稿人有王士杰、胡适、陈源、徐志摩、顾颉刚等。他们通过这个刊物，发表时政观点、传播西方文化，希望用西方现代社会的民主意识，最终建立一种自由的政治、立法制度。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化流派，“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团体，而是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文艺等方面，以抨击时政、参与社会而见长的团体。‘现代评论派’在倡导启蒙、改造文化等方面做过许多工作，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和新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111925和1926年间，围绕着“女师大事件”、“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等重大社会事件，鲁迅同“现代评论派”展开了论争，直到1926年8月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方落下帷幕。这场论争使双方在情感上都受到极大的伤害。陈西滢每每挑起事端，但在强有力的对手面前，总显得被动甚至有些狼狈。论争对于鲁迅“同样引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经历了精神的痛苦熬煎：所有外在的黑暗全部转化为内心的黑暗，所有外在的反抗也都转化为内心的挣扎”。［2］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写道：“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3］

一

鲁迅与陈西滢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论争，表面看是针对某一具体社会事件的思想分歧与论争，论争中还带有一定的个人化色彩，实际上则是新文化战线分化后不同文化阵营之间思想对立与冲突的体现。“现代评论派”与鲁迅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启蒙话语，他们依照不同的话语资源，对中国的现代性赋予了不同的想象。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史上，却把“本应该属于五四启蒙话语范畴的见解分歧，纳入到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去加以定论，故而从本质上遮蔽了两者论争的时代意义与深远影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思想交锋，集中体现着东洋派留学生与西洋派留学生的不同人生态度，以及他们对于现代性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同时也反映着转型期精英知识分子的矛盾文化心态”。［4］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分成了两派：革命派和自由派。革命派主张直接参与政治行动，自由派则坚持渐进的、教育导向式的改革观点。“现代评论派”显然属于后一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争论，正是这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话语之间的论争，但是由于某种权力话语的介入，让我们更为关注引发争论的某些具体事件以及争论本身，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掩盖了争论背后更有价值的因素，遮蔽了他们之间矛盾冲突的真正原因。如果仅仅把问题局限在论争的表面现象，那么这种讨论就会成为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从而失去应有的意义。钱理群《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一文认为：“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分歧，这班留学英美的教授的自我定位是现代中国的设计者、指导者和中坚力量；而他们的现代中国的设想又是很简单的，就是把英美的东西全盘搬过来。而鲁迅恰好要对这样的现代中国的设计者和指导者提出质疑，鲁迅始终抓住‘特殊的知识阶级’不放，这可能是更为内在的原因。”［2］

回望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国的启蒙运动从维新变法开始已经拉开帷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大规模地向日本和欧美各国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出国求学，寻找救国良方，回国后，面对同样的困境，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倡导个性解放，宣扬人道主义，传播民主与科学等思想。由于接受了不同文化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社会既有共同的期待，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观念，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及其到达目标的方法和途径，也有着巨大差异，无形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阵营和不同的启蒙话语，纷争在所难免。

作为20世纪初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大都是在西方完成的思想启蒙。西方的民主和理性精神让他们看到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所在。他们期望用西方的理性精神和民主政治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把变革中国社会现实的理想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文化联系了起来。高一涵、王世杰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多篇文章，参照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制度，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是他们一再强调，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有足够的耐性，强调只有以循序渐进的和平方式，才能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代评论派”继承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既吸收了英国通过精英知识分子进行文化改良的精神内核，又汲取了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意识，形成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他们坚持以文化启蒙为核心而寻求社会变革，反对激进、主张自律，强调秩序；既不主张漠不关心社会现实，又不赞成激烈的暴力革命。他们从西方文明的日益进步中醒悟到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到教育才是文化启蒙的唯一有效手段。他们企图通过教育和学理的启蒙，改变人的精神结构，重造民族文化和社会道德秩序，以文化的发展谋求社会的发展。“他们坚持以理性的态度追求民主、科学、法制等人文环境，主张有节制地进行文化秩序和道德形态的革新，建立自由、平等、独立、人权等文化形态，以增强文化本身的内涵。”［1］5由于“现代评论派”追求文化功能的相对独立性，确认文化自身的意义，要求文化与政治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他们反对学生介入政治，参加政治运动，因为这有悖于他们教育启蒙的宗旨和温和改良的政治企图。“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们纷纷发表文章谴责段祺瑞政府屠杀民众、践踏民主的暴行，希望建立以法律为保障的民主制度，惩办元凶，保护民众的民主权利。同时他们又著文坚决反对学生盲目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政治运动，陈西滢还对学生运动的鼓动者、组织者颇有微词。这一点与鲁迅形成鲜明的对照，二人因此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与斗争。

如果把“现代评论派”称之为“西洋派”，那么鲁迅代表的语丝派就是“东洋派”。他们对中国现代性有着别一种想象。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们受到日本因明治维新而成为亚洲强国的影响，认为尚武精神是日本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想将尚武精神移植到中国，从而达到使中国迅速摆脱民族危机的目的。从1902年到1909年，鲁迅在日本学习生活长达8年之久。在留日期间，他通过日本这一窗口阅读了大量西方人文主义的哲学著作与文学作品，日后形成的“人学思想”就是通过“日本式”的阅读体验而获得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的启蒙思想和价值观念，既有西方的人文精神，又有日本的“尚武”意识，并带有浓郁的东方实用、功利色彩。对于西方漫长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及其成果，他们期盼中国能够在短期内完成。根据西方和日本的现代性经验，鲁迅认为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原因在于没有启蒙国民，缺乏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所以，他以小说的形式践行启蒙主义的思想，以唤醒广大的国民。但是启蒙原本就是一个缓慢、渐变的过程，鲁迅过于强调文学经世致用的思想，他的启蒙文学观念从一开始就是急功近利的，带着强烈的事功性。所以当他觉悟到自己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时，他对启蒙本身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通过《狂人日记》、《药》等小说可以看到，鲁迅在“呐喊”的同时，也在质疑启蒙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是“呐喊”时期的鲁迅，对于启蒙仍然是期待中有怀疑，怀疑中又有期待，到了“彷徨”和“野草”时期，鲁迅对启蒙的怀疑中已经无所期待，在启蒙国民性的期待中，唯一收获的是难以掩饰的失望，他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痛苦与绝望都在证明这一点。

二

通过1920年代的这场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思想的转向。这场争论不仅是鲁迅思想转向的一个临界点，同时也是促使他最终完成转向的一个标志性因素。“对于一种思想或精神，鲁迅较关注的不是其原旨，而是其实效；考察运动或事业，关注的亦不是当初如何轰轰烈烈，而是看如何落实在日常生活中。鲁迅运思是传统经世致用之路，偏重应用而非思辨。所以，不是形而上思辨，而是‘日常生活中几乎无事的悲剧’才使他痛苦万分，难以忍受。”［5］现实的黑暗和无法唤醒的庸众，使鲁迅清醒地意识到思想启蒙不可能使中国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的变革，“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6］

鲁迅的思想在悄悄酝酿着一种“新”与“变”。正像他在谈到丑角时所意识到的：“以文学虚构形式说话就像鼻子上涂了油彩的丑角，他可以说常人所不能说的话，然而他的话永远不会被人们认真对待，他的话语有效性和权威性又被他的喜剧风格、叙述虚构和快乐色彩所取消。无疑鲁迅选择了更严肃的话语形式，‘投枪和匕首’，而越来越多地放弃了虚构形式。”［7］鲁迅已经不再钟情于以启蒙为宗旨的小说，而逐渐倾向于投枪匕首的杂文，强调文学的战斗性和攻击性。《彷徨》之后，鲁迅的思想已经悄悄发生变化。1925年他在应京报副刊的征求而写的《青年必读书》附注中曾说：“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在《语丝》创刊后不久，鲁迅已经着手筹备创办一个新的刊物了。这本刊物就是《莽原》。根据鲁迅的的意图，《莽原》主要是一个向旧社会挑战的批判的刊物，而不是一个纯文艺的刊物。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常常谈起有关《莽原》办刊的事情：“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旧文明，实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文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我现在还在寻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再多几个，就来‘试他一试’……”“《莽原》实在有些穿棉花鞋了，但没有撒泼文章，真是无法。”

“由早年立志用文学去改造国民性，到后来认为‘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这不仅是鲁迅个人的心灵历程，同时也是东洋派中国留学生的思想共识。尤其是当文化启蒙受到挫折时，崇尚武力、急功近利的急躁情绪便油然而生。”［4］1926年的“三·一八”事件，“警醒了鲁迅对于私人的攻击，他渐渐放弃了这种较小的目标，他的情感强烈地惹动起来，他觉得更可痛恨的是另有所在了。他已经没有作从容、幽默的杂感的余地，却只是‘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无花的蔷薇之二》）”。［8］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他呼唤和赞美铁与火之中的“猛士”精神，既是一种绝望和愤怒，也是一种希望和慰藉。因为在一个神不在场的文化中，人必定也是缺席的。西方的民主政治和人学思想，是与西方的神学思想一脉相承的。深谙中国文化传统的鲁迅，之所以主张复仇、以恶抗恶和不宽容，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和国民性的深刻了解。出于对文化启蒙的无奈和绝望，他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民主也是持悲观态度的。从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中可以看到，随着《新青年》团体的分化，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低潮，“鲁迅已经从原来纯理性的思想启蒙中走了出来，他意识到通过‘火与剑’来改造社会更直接更有效”。［1］115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所发生的这场思想论争，充分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思变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鲁迅的思想转型，似乎昭示着一种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宿命——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中国的现代性必须也只能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才能达成，毕竟历史拒绝了“现代评论派”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应验了鲁迅对未来中国社会变革的想象。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该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9］“现代评论派”的自由主义理想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在当时中国的现实中是行不通的，由于他们忽视了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忽视了整个启蒙运动的政治影响和经济背景，尽管他们企图以独立的姿态和理性的方式坚持文化启蒙，但现实还是无情击破了他们的梦想，使他们无法保持所谓的独立和自由，最终仍然沦为某种政治力量的附庸。

［1］倪邦文.自由者梦寻［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2］钱理群.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J］.鲁迅研究月刊，2002，（11）：4-18.

［3］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

［4］宋剑华，晏洁.两种启蒙话语的对立与冲突——论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现代性价值观的思想差异性［J］.云梦学刊，2006，（6）：93-97.

［5］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M］.南昌：江西出版集团，2008：75.

［6］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75.

［7］耿占春.自传式的理论写作［J］.山花，2005，（10）：129-135.

［8］李长之.鲁迅批判［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24.

［9］［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M］//沈卫威.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65.

From Cultural Enlightenment to Social Revolution——Controversy between Lu Xun and“Modern Review Faction”and Lu Xun’s Ideological Shift

WANG Yu-b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Mianyang 621000，China）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Lu Xun and“Modern Review Faction”in the 1920’s is actually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disputes between the returned students from Eastern and Western countries，an inevitable result of different imag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on modernity which was advocated by the different schools at that time.If the“Modern Review Faction”is called“American Pie”，then the“Yu Si”that Lu Xun represents is called“Oriental school”.The former insist on the social political ideal of the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libertarian，while the latter advocate Russian social violent revolutionary method.Although the cultural enlightenment is the target of both sides，but due to his great disappointmentwith the cultural enlightenment，Lu Xun“hesitation”after“scream”.This controversy is not only themark of Lu Xun’s ideological shift，but also the symbol of the completion of his thought.It means that Lu Xun gave up the ideals of cultural enlightenment ideals，and advocated getting instant results through social revolution.In fact，Lu Xun is not a strong cultural enlightener，his cultural enlightenment has obvious utilitarian tendency.

Modern Review Faction；Lu Xun；cultural enlightenment；social revolution

I206.6

：A

：1672-3910（2012）04-0051-04

2012-02-21

王玉宝（1954-），男，河南济源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