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走”到“回归”
——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族长形象

孔秋叶

（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河南洛阳 471023）

从“出走”到“回归”
——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族长形象

孔秋叶

（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河南洛阳 471023）

20世纪家族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族长形象，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蕴内涵。由启蒙时代决绝的鞭挞到世纪末的肯定和无限怀恋，恰好完成了从“家”的“出走”到“回归”。

家族文学；族长形象；文化出走；文化回归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的老太爷、封建家族族长的形象，如高老太爷（《家》、《北京人》），祁老太爷（《四世同堂》），蒋老太爷（《财主的儿女们》），冯兰池（《红旗谱》），赵炳（《古船》），宁周义、曲予（《家族》），白嘉轩（《白鹿原》），尚达志（《第二十幕》），等等。这些人物形象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并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不同的文化意义与价值符号，折射出中国人由古老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

盛誉几千年的中国古老的封建家族制度在中国走进20世纪的时候，却遭到了猛烈的炮轰。当吴虞高喊“打倒孔家店”、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的时候就注定了它在劫难逃的命运。家族制度被高呼个性解放的“五四”人视为扼杀年轻人生命、泯灭年轻人个性的罪恶渊薮和中国专制主义之根源。一时间，讨伐封建家族制度的檄文汗牛充栋，如傅斯年的《万恶之源》、顾颉刚的《对旧家庭的感想》、陈独秀的《一九一六年》，等等。从封建宗法制大家庭走出来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大多饱受封建家族制度的弊害。他们在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后，用异质文化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大家庭的伦理秩序、伦理纲常，愤然提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命题，向封建礼教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鲁迅、胡适、茅盾等一生都挣扎在新旧道德之间，痛苦徘徊。鲁迅在极度沉郁中曾撰文《我的爱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愤激地对友人说，没有母亲的孩子未必是不幸的。

在“五四”启蒙思想视域中，“审父”自然在意料之中，父与子、新与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社会进化论深入人心，父辈代表着过去、保守、落后，行将走进历史坟墓，子辈代表着先锋、活力、健康，未来属于他们。在启蒙思想烛照下，父父子子的尊卑秩序轰然倒塌，中国封建家族制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高老太爷、曾老太爷、祁老太爷、蒋老太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被塑造出来的封建宗法制族长的典型形象。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家族小说叙事中，家族制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业已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羁绊。因而，怀有强烈民族危机感的作家们不容辩驳地赋予家族制度全部负面的价值和必然灭亡的命运，这些老太爷形象的塑造恰恰说明了这一点。高老太爷在高家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什么样的事情只要说“爷爷说的”，都能畅通无阻。高家的一切惨剧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他有关。即使在他死后，他的权威也无人挑战，导致了瑞珏的死亡。由于家道衰落，曾老太爷已没有了高老太爷的权威，老迈之年只能靠拿出余额不多的存折来赢得儿媳的敬畏。苟延残喘的他把所有的人生乐趣都寄寓在油漆棺材上。七十多岁高龄的祁老太爷，在孙媳妇韵梅询问日本人为什么炮轰卢沟桥时，竟然说日本人看中了卢沟桥上的石狮，并依据经验吩咐韵梅，只要准备三个月的干粮咸菜，用石头把大门一封，三个月后，打开大门，准保天下太平！蒋老太爷在对长子蔚祖彻底失望、垂暮之年面对蒋家后继乏人的情况下，原谅了叛逆儿子少祖，希冀他能够继续维持蒋家。他们隐喻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专制、昏聩，垂死挣扎，继而走向死亡。作为“‘五四’的产儿”，巴金曾说，我控诉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整个制度。

建国以后，以控诉封建礼教、“改造国民性”为主题的启蒙话语走向终结，中国文学进入到一个革命话语为中心的时代。五六十年代，中国古老的家族制度遭受致命一击，宗族被作为封建腐朽事物彻底涤荡，宗祠被捣毁，族谱被烧掉，族产被没收，中国的大家庭组织形式就此消失。而“家族作为一种创作母题开始与革命历史的叙说结合”，“形成了革命历史叙事与家族叙事相互交织的文学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建国后‘十七年’的家族小说所反映的家族形态已经不是二三十年代作家笔下那种典型的封建家族形态。这些家庭的矛盾已经不是由于青年一代接受了现代文明教育，民主意识与个性解放思想的萌生，而发生父与子之间在价值观念上的碰撞与冲突，也没有出现‘娜拉式’的离家出走，取而代之的是以阶级情感为基础的大家庭的叙述，是贫民家庭对反动贵族的家庭斗争史。小说的立意不再是暴露‘家族制度与礼教的弊害’，而是揭示这些家庭的政治与阶级的反动性，政治上对人民压迫的残酷性”。［1］作为经典革命历史小说的《红旗谱》正是把冯、朱两家的家族仇恨演绎成了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仇恨，冯兰池由一个乡绅变成了横行乡里、荼毒穷苦百姓的元凶首恶。他砸钟霸占义地，气死朱老巩，派爪牙逼死朱老忠姐姐，并要斩草除根，逼得少年朱老忠背井离乡。他思想守旧，循规蹈矩，不欢迎任何变革。一句话，属于那种要彻底打倒的阶级敌人。

“文革”结束以后的80年代，中国人沉湎在对往昔岁月的沉痛反思中。回顾“文革”以至建国后30多年的历史，人们在椎心思考，一个乌托邦的梦想何以会变成人间惨祸？张炜的《古船》与《家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适时出现的。

在对农民革命与家族兴衰历史的演绎上，《古船》、《家族》与《红旗谱》具有相当程度的类同性。但张炜没有固守梁斌那样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而是站在人性关怀的立场上，认为造成中国农民苦难的最深重的原因是人类的兽性、偏狭、贪婪、愚昧，是人性之恶造成了人类无休止的纷争和永恒的苦难与困境。赵炳就是这种人性恶的体现者。在他身上承载着作者对建国后历史的深深思索。一方面家族意识并未随着大家庭的解体而消亡，反而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这种家族意识却被包装成极其革命的行为显露出来，并捎带着流氓无产者的兽性披上了革命合理性的外衣。赵炳就是这样一位在新的时代里调和了宗法制文化的专制族长的典型，是位穿着革命干部服装的赵家族长。他俨然就是位“土皇帝”，君临洼狸镇40年不倒。几十年里，洼狸镇大大小小的争斗都与他密切相关。他常常给个人私欲、家族利益披上华美的革命外衣。赵家解放前本属于贫下中农，土改后成为革命话语的拥有者，一跃成为洼狸镇的新贵，昔日的贵族隋家则成为革命的对象。这样的乾坤颠倒并不能使赵炳和赵家满意，因为隋家曾经的显赫门第、优裕的物质生活，甚至优雅而漂亮的女人，都让穷小子的赵炳和赵家歆羡与仇恨，并且“因开明绅士的身份而使赵家不能尽享让隋家仰视的欢乐。这种感觉使赵家如鲠在喉”，［2］因此，赵炳指使赵多多屡次无所顾忌地对隋家进行骚扰、恫吓和打击。在隋家老屋熊熊的大火中，赵多多对痛苦挣扎的茴子肆意凌辱，赵炳肃立观望，这不正是一幅“纵奴作恶图”吗？赵炳对隋含章长达17年的霸占仅缘于她是“老隋家的小姐”。个人的私欲、家族的仇恨与阶级革命的行为交织在一处，人的兽性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示，借助革命话语形成了一种危害社会的邪恶力量。这种集革命干部与封建宗法制文化于一身的专制家长，在建国后的现实生活中绝不是个案。在李佩甫的《羊的门》里，呼天成不同样“是一位封建家族文化和现代权力政治奇妙结合的混血儿”［3］吗？

陈思和将《家族》中的人分为两类：“向上”的与“向下”的。“向下”的一族人围绕着“财产以及与此相关的权力的争夺和再分配”而进行“大屠杀”，并伴随着“人性大道中所隐含的蠢蠢欲动的兽性”的爆发；“向上”的一族人“是精神财富的遗产继承，包括建立人类理想境界、美学规范、理性精神等等，其核心是维护人格的自由，保持人性的纯洁，捍卫人的权力和尊严”。［4］《古船》中的人也可如此划分，在《古船》与《家族》中，张炜没有坚守“卑贱者最高贵”的阶级话语，他把“向上”一族的徽标给予了贵族隋家、宁家与曲家。资本家出身的隋抱朴是寄寓着作者社会改革理想和人格理想的人物。宁家与曲家的掌门人宁周义、曲予则都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对现代中国社会有深刻的洞察，都有救国救民的热忱，并积极地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和出路，最后，宁周义放弃生意，曲予离开医生的岗位，投入到具体的政治力量中，最终遭到了覆灭的命运。他们身上演绎着现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选择、失败、毁灭的人生历程。作者似乎借这两位人物诉说着在中国现代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向下”家族把“向上”家族打败的无尽的悲凉，进而对那段凝重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在中国走进20世纪的近百年历程中，为了实现民族的现代化，中国的家族制度走向了终结。对此，20世纪90年代的家族小说家们是非常清醒的：“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衰败走向复兴复壮的过程中的必然。”［5］

然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引发了人际关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剧变。而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无坚不摧地解构着一切既有价值观念，炮制着文化废墟。生活在都市中的现代人，站在世纪末的残垣前，回首那曾经被摧毁被抛弃的“旧家”，去找寻精神的家园，怀恋那已被尘封在历史帷幕之后的往昔。90年代的家族小说就是在这种怀旧情怀中写就的，它为古老的中国家族制度唱了一曲无限凄凉的挽歌。白嘉轩、李乃敬、尚达志是出现在这批家族小说中的家族族长的典型形象。作者对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价值观念的肯定远远多于否定。他们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正面的价值和向上的精神力量。

白嘉轩毕生修行，看重如何“做人”，他以德报怨、扶危济贫，执著于道德人格的完善。作为族长，他始终监视着每一个可能破坏道德秩序和礼俗规范的行为，希冀白鹿村永远“水深土厚，民风淳朴”。这一恒定的心理期许是有悖于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风貌的，即便如此，白嘉轩的精神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朽溃。李乃敬作为银城李家最后一位族长，有两个方面最引人注目。一是他对传统人格的坚守，即使在世代祖业濒临破产的时候，他仍然凛然坚持“卖股不卖德”，对虎视眈眈、用尽伎俩欲吞并九思堂的白瑞德并没有恶言相加，对多年相知相携的茶园老板的背叛反而给予理解。在他身上传承着一种诚实守信、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这是传统理想人格的体现；另一方面是他穷心竭虑对日益走向衰败的家族的拯救。意味深长的是，与代表现代文明的白瑞德相争并没有给家族带来覆灭的命运，倒是他主动与政治联姻给家族带来了灭顶之灾，因为这恰恰违背了他自己的道德准则，是对他传统生存准则和人格的背叛。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在风雨飘摇的20世纪，传统文明中美好品质的消亡。身为尚吉利丝绸行的主人、尚家当家人的尚达志，为使尚家织出享誉中外的“霸王绸”，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他忍痛放弃了一生挚爱的女人云纬，忍心把六岁的女儿卖给别人当童养媳，失去了儿媳容容和儿子立世。在内忧外患的年代里，他带领全家人遭受一次又一次磨难，但矢志不渝，稍有时机就重振家族事业，完成家族梦想。他身上蕴含着一种生生不息的拼搏精神，一种历尽挫败、永不言输的品格。这不正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一以贯之的精神和品格吗？

回望20世纪，“中国文人曾经在‘西方’还是‘中国’，‘现代’还是‘传统’之间旋转了一个世纪。我们说这个文化不好，那个文化好。为此，我们锲而不舍，举出种种言之凿凿的论据，在对‘好’文化的一百多年的追逐中，我们终于发现自己奔波在一条环形跑道上”。［6］在20世纪的中国家族文学中，作家们跟随着历史的脚步，给予了家族族长不同的意蕴内涵，其留下的足迹也正好形成了一个圆圈。

［1］杜云南.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之历史变迁［J］.北方论丛，2009，（4）：51-53.

［2］勇赴，兴华.阐释与提升——文艺批评实践与思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6.

［3］尹季.家族小说《羊的门》中的乡村国民性格［J］.河北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学报，2003，（1）：50-51.

［4］陈思和.“声音”背后的故事——读《家族》［J］.当代作家评论，1996，（4）：61-66.

［5］陈忠实.生命之雨——陈忠实自选散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429.

［6］李锐.旧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16.

From“Runaway”to“Return”——On Images of the Chiefs in Chinese Family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KONG Qiu-Ye
（Chinese Department，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23，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family literature appeared a series of images of chiefs，with different connotations assumed at different times.A circle undergoes from absolute castigation at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o approval and infinite nostalgia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finishing the process of“runaway”from and“returning”to“home”.

the Chinese family literature；images of chiefs；runaway；return

I206.6

：A

：1672-3910（2012）04-0055-03

2012-04-05

孔秋叶（1971-），女，河南遂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