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知识者的底层叙述
——兼论夏衍的报告文学话语

王伟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

左翼知识者的底层叙述
——兼论夏衍的报告文学话语

王伟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

作为真实性与立场性兼具的现代报告文学，不同于虚构性文本的小说与影剧，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底层经验的真实想象方式。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知识者，因克服代言底层民众的诸多障碍，拥有了代言民众的合法性地位，并且将底层经验推向思想文化的公共空间。夏衍等左翼同仁在“左联”的观念形态框架中“真实”书写底层经验，其文本体现着各种不同的话语力量所进行的剧烈碰撞与利益博弈。

底层叙述；左翼知识者；报告文学；夏洐

一、问题的缘起

在中国电影与戏剧获取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同仁之贡献自不待言。这群“感时忧国”的热血青年，将镜头转向普罗大众的苦乐人生、离合悲欢，使得作为历史缺席者的底层民众，首次在历史大舞台上得以真切显影。底层经验在虚构性视觉文本中的集体呈现，让“左联”的观念形态诉求得以生动阐释，从而成为汉语知识界津津乐道的议题。然而具体到夏衍这位身份暧昧的左联干将，识者不免有遗珠之憾。相对于其影戏文本研究的热闹非凡，作为非虚构文本的报告文学则显得清冷孤寂。鉴于夏衍本人的暧昧身份，其报告文学活动涵盖积极译介域外理论而为新生文体命名，本人也躬行文本创作、坚持进行文体的不懈追索，本文将之纳入左联报告文学运动的链条当中，以探究其报告文学的话语运作机制，将如下看似零散实则统一的课题串联起来。一是报告文学这一真实性与立场性兼具的现代文体，如何能作为底层经验的真实想象方式，而让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知识者，克服代言底层民众的诸多障碍，实现其代言合法性；二是在左联观念形态框架中，底层经验如何在夏衍笔下真实书写，并具有超时空的经典性。总之，笔者无意将夏衍等左翼知识者的报告文学写作历史，大而化之为一种“经验底层”的“底层经验”，而希望将其处理为空间化的“场域”，各种话语力量在这之中进行思想碰撞与利益博弈。

二、底层代言的困境突围

早在1930年5月，夏衍就在蒋光慈、钱杏邨主编的《拓荒者》杂志上发表《到集体艺术的路》，为报告文学鼓与呼，称之为“集体主义文学的新型”。而与夏衍交往甚密的袁殊曾指出：“夏衍首先提出‘报告文学’的名称，并要求《文新》提倡。”［1］尽管后人经过仔细考辨，陶晶孙在左联期刊《大众文艺》“新文学专号（上）”所发表日本作家中野重治的《德国新文学》的译稿才是国内“报告文学”［2］汉语译名的首现，但若从反向角度来思考这一误认事件，足以见出夏衍在报告文学命名过程中所起的创生作用。另据当代知名报告文学研究者丁晓原考证，谙熟日文的《文艺新闻》主编袁殊于1931年7月13日在《文艺新闻》第18期发表的《关于“报告文学”》（锚定为国内第一篇报告文学），尽管声称是“参照了苏联理论”，其实主要还是受惠于与“跟夏衍和适夷”的讨论，以及其实尚未被译出的日本报告文学学者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值得注意的是，川口浩这一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专论（涵盖“劳动通信与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什么”、“著名的报告者及其作品”三部分）的中译者则是夏衍。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发表在1932年1月20日《北斗》上的译作，因其作为现代报告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重要理论源头，被誉为“第一篇被译成中文的国外报告文学专论”。

缘此，识者不禁要问，日后在电影界与戏剧界如鱼得水的夏衍及其左联同仁，为何热衷引进并且大力提倡报告文学这一据说是“一个危险的文学体裁”，［3］并且顶住各方的不解与压力，将其发展为“一个非常流行的运动”［4］与“中国文学的主流”［5］呢？显然这绝非阴差阳错的历史偶然，也非“抗争性政治”可一言以蔽之。当前学界大抵是将左联意识形态诉求与报告文学特质联系起来回答。这一解读虽切中肯綮，但仍稍嫌模糊。毫无政治经济资源挹注的左联同仁，在与当权派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真的是如现代文学史教材所描述的那样，其锋镝所向摧枯拉朽吗？如果确有困窘，出在何处，这一问题是否构成他们寻求新言说路径的动力？笔者以为，必须紧扣当时左翼知识者所面临的底层经验言说两难处境，重返时代现场作辩证式的探究。下面首先回顾一个已成雾中风景的时代故事。

显然，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运动，其始、终、转、接都远非文学事件所能涵盖，而更应该理解为政治事件。在那争夺文化领导权而激烈博弈的现代大格局之中，旨在破旧立新的左联作家群，势必要发展出一套既区别于当局民族主义话语（其本质是国族主义话语），也有别于以西方启蒙主义话语为核心的五四知识分子话语，而建立起一套真正属于自己之普遍性/地方化的话语论述。而要将这一现代性宏伟规划化为具体现实，必然要求在话语系统上进行现代性翻转，精心选择的突破口便是御用文人所忽略的底层叙事。缘此，隐没在现实深处的底层经验浮出地表，原先无人问津的底层叙述成为引人注目的时尚话题。

何为底层？这是一个需要明晰却又难以厘清、徒具家族相似的概念符码。而且底层究竟能不能自我表述，也是时至今日反复被质询的一个不尽话题。对于一个人言人殊、各执一端的空间性隐喻，不应草率地下本质主义的定义，而应诉诸现代性社会结构，放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建构起多层次系统理解。在前现代中国的宗法制社会，空间上相对隔阂的底层民众，心安理得地生存于以血缘为联结纽带、精神领域分化不甚明显的传统社会形态之中，显然是不存在所谓独立的阶级意识的。也就是说，尚在睡眠状态的底层主体还没有被时代精神指认而出、询唤而成。与之相对，作为确证主体之身份认同的必要对立面的他者镜像，也没有被各种文本（无论是真实的历史文本还是虚构的文学文本）进一步想象出来。底层大众在不自觉中自发地与统治阶层分享着同一套话语体系与观念形态系统，并且往往比后者更加狂热地笃信与维护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形态话语体系。除此之外，古代社会的书面语言乃是文言，本身晦涩难懂、佶屈聱牙，在受教育机会微落渺茫、传播媒介不甚发达的历史境遇之下，底层作为言说主体抑或叙述对象，皆彻底被放逐在历史之外。缘此，沦为空洞能指的底层经验，在传统社会不仅没有言说的必要，也没有言说的可能。数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只是间或出现由惺惺作态之失意文人，装腔作势地模仿底层民众口吻所做的诗歌文章。而正是凭借着看似具有悲悯情怀的煽情文字，常以忧国忧民自诩的文人墨客，轻易地取得了代言底层的话语权力，并且将之固化为文学传统（这一传统曾经被误读为现实主义传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作者与读者，甚至涵纳急着和传统划清界限的五四新文学作家。更为激进的左翼知识者也用手中的如椽大笔诠释这一历久弥新的代言传统，当然尽管同是文以载道，而道却不同，从封建之道到启蒙之道再到马恩列斯之道。

随着老大中国开始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底层作为现代性的发明变得显豁。堪为明证的是，风起云涌的反帝运动，民族意识日趋明确；波澜壮阔的工农运动，阶级意识逐步凸显。原本铁板一块、貌似稳定的总体化观念形态结构，开始出现裂痕而且愈益扩大加深。与之相应而生的是，随着作为他者的统治阶层与外来势力据此构建而出，底层作为主体最终被询唤而成。然而自我意识的日趋觉醒，并不意味着自觉书写与书写自觉，亦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诚然，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现代语体革命，极大地降低写作的门槛与阅读的难度，为大众化的文学创作与政治书写进行了必要的铺垫与准备，而且，随着壮志满怀、激情飞扬之左翼激进知识者的热情倡导与往来奔波，诸如工人夜校等旨在让底层民众掌握识文断字能力的活动形式得以广泛开展，似乎这群“沉默的大多数”在现代媒介发达的时代境遇中，应该发出真正属己的声音，合理地表达自身的旨趣诉求。但谙熟现代文学史的人不难发现，“作为被繁华工业文明所抛弃的下层”［6］在此时此刻，即使算不上喑哑无声至少也是难以寻觅的低声呢喃，依然只是被他者叙写的内容，而非真正进行书写的主体。即使间或有提笔写作底层经验的作者，也并非主体的自由言说，而是他人之口借助主体之笔的言说。严格来讲，“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底层的‘自主性’话语，就会发现其中有太多被多年的压迫统治扭曲的东西”。［7］简而言之，底层自我论述的零星出现，在主客观条件制约下，很难形成社会整体感，更无法直接进入公共话语平台，在公共空间引起必要的讨论与传播，最终影响国家机器决策。

有鉴于此，尽管不少左翼同仁似乎希望底层能够自主言说，例如他们曾在《左联中心机关杂志征求直接订户》（《文化斗争》第1卷第1期，1930年8月5日）中对底层民众直接喊话，大声疾呼道：“从农村，工厂，战线，一切地下层，同志们，快送你们的报告来！！！”但令人懊恼的是，“属下”终究无法自如自由地表述自身，底层在当时的语境中依旧需要有人代言，而且包括夏衍在内的左翼作家的内心深处，无论是出于承袭所谓为生民立命的历史传统，还是启蒙民众的惯性需要，抑或是迫切争夺话语权、在文化层面扩充势力版图的迫切，仍旧希冀拥有代言底层民众之当仁不让的权利或者说是义务。不言而喻，左翼知识者为了掌握对抗当局话语体系的象征资本，必须排斥其他话语叙述者而将自己命名为底层代言人，而这一资格的获取与维系，如果能够在文本的叙述之中得到有力证明，就能够摆脱不证自明之独断论的诟病。显然合法性证明的主要路径，就在于身为代言人的左翼知识者，能用被代言的底层群众所熟悉的话语，并且以之作为主体间平等对话基础而达成深层默契，敞亮其真实诉求与内心欲望。

然而刚一开始，左联作家群所怀抱的宏伟理想与积习甚久、沉疴难改之现实的确是距离遥远，操持新文学话语习惯的他们，在触及底层叙事这一现代性发明时，出现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诸种隔阂，很难达到预期观念形态目的，成为其最不可示人与不愿触摸的隐形疤痕。缘此不少知识分子出身的左翼知识者，此时此刻不免陷入难以自拔的彷徨焦虑，即纵然是来自底层的知识者也无法彻底地真正融入底层大众，正如后者也不能完全真实地理解前者。凡此种种无不意味着原有的以虚构性为主要特色的文体形式，已经无法真正进入底层。换言之，运用底层所能够理解与信赖的话语来表达对底层经验的想象与体验，这一源远流长而又迫在眉睫的两难课题，殷切呼唤新的表意形式来解困突围。由此反观1930年8月5日左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中“创作我们的报告文学”［8］这一掷地有声的决议出场，就一切在不言之中了。具有干预现实之弥赛亚情结的他们潜在地认为，非虚构性、出身平凡、由域外横向移植而来的报告文学，显然比虚构性、受传统羁绊的文学，更能够真实地传达底层经验，从而缓解其作为代言人合法性的焦虑问题。总之，一定感性的形式总是积淀一定理性的内容，而一定理性的内容总积淀在一定的感性形式当中，形式乃是有意味的形式，真实的呈现底层经验，将其由历史的缺席演化为现实的在场，促使那急于实现观念形态诉求的夏衍等左联同道，将目光投向报告文学这一新兴文体的直接原因之所在，而左翼知识者关于报告文学的书写，能否真正地实现底层经验的真实性呈现，则关系到其自身论述能否取得合法性、自身期许能否得以实现。

三、底层经验的真实书写

既然明晰真实性是底层书写的关键所在，那么作为想象底层之重要方式的报告文学，如何将底层经验清晰而又真实地呈现出来呢？夏衍以其一系列作品特别是《包身工》这一“材料丰富、情真意挚”［9］之具有象征意义的文本，替自己也为左联向世人提供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如果退却其偶像般的神话意义，还原历史的真实面孔，可知这种成功绝非偶然，更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艰辛摸索的，当然也少不了曲折与挫败。简而言之，由分析“写什么”过渡到剖析“为什么这么写”，必然要回顾一下夏衍之前的探索之路，梳理出其如何从复杂多元的底层经验出发，洞幽烛微观念形态下的世间万象，并进而发现历史背景深处的平凡人物，敞开下层社会的真实境遇，深刻体察人性的挣扎煎熬、辗转动荡。

王文军教授在《局部抗战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研究》一书中，依据《夏衍选集》第三卷（小说、报告文学）的收录情况认为，“工科”出身的夏衍，啼声初试的报告文学文本，乃是1920年刊发在其就读学校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校友会年刊》之上的《泰兴染坊的调查》。显然，初试锋芒之作与后面大红大紫的《包身工》相比，文笔尚显生涩，几乎毫无影响，以致不为人所认可，然而其所折射的问题让人省思。即使是曾在染坊店当学徒的夏衍，也不得不承认这篇文章味同嚼蜡，让最耐心的读者都提不起阅读兴趣。原因无须讳言，只有所谓说明文式的客观描述，而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更遑论底层经验的立体呈现与现实发掘。定心静气地通读全篇，当中充斥工艺程序与技术方式的生硬论说，如染色的时间、染色的种类、染色的原料等数字化之不厌其详的忠实记录。然而在一个焦躁不安的时代，作为与印染这行无甚关联的读者，在阅读中会不禁发问，发酵法的古老程序，作坊怎样配色，与我何干，与现实何干？关于这一点，稚气未脱且热衷运动的年轻作者，或许在写作过程中也有自知之明，不然怎么会在开篇伊始就不无反讽地写道：“一切坊里的组织，什么老板、账房、染工的事，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总之，这部学生习作徒具客观真实性的空壳，而无内心情感的真实映射，也缺乏书写底层经验的自觉意识，如果按照后来左联的立场标准来评判，也并不算是一部成功之作。

左联之后的夏衍，社会视野逐渐扩大，在“底层经验，经验底层”之“非虚构叙事”的道路上渐行渐深。一部在艺术上看似不够完满却在思想上较为典型的标志作品，就是其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以“突如”的笔名，于1931年10月在左联刊物《文学导报》第6-7期合刊上的《劳勃生路》。这部被自称为“匆匆忙忙写”、“发表了，自己也不再过目”的壁报式报告文学作品，却指涉彼时左派文人的鲜明动向，即在时代精神征召下速写鲜活真实的底层经验，从而完成革命者之自我身份的现代指认。当中值得玩味的修辞策略是，在这部反映沪西民众在上海劳勃生路举行反日大会而遭日本兵屠戮，进而在赤色工会动员下进行斗争的报道中，其第三部分“受伤工友访问记详”采用了问答形式，不惜以较多的笔墨与篇幅，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作者与杨阿四的真挚谈话，“用底层劳动者的口语和叙事化的语言写出了工人斗争的原色”，［10］从而没有让小人物的生命悲欢被历史车轮所扬起的征尘湮没，不仅让读者从中窥见战乱给底层民众所带来的深切苦难，而且体现出底层作为平等叙述视角的深意。值得一提的是首次以“夏衍”为笔名，1936年2月1日发表在《文学》第6卷第2号的《泡》，这一曾被誉为《包身工》姊妹篇的报告文学的历史性出场，意味着作为激进左翼作家的夏衍，运用报告文学这一新兴文体进行底层书写的成熟定型，当中的“变”与“不变”很能说明问题。先说“不变”，其叙事依旧是底层悲惨经验之放大镜式的真实呈现，藉此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形成特定的舆论风向，进而主导议程设置而影响公共决策。当中的“变”或许更加耐人寻味。《泡》所叙述的对象，乃是肥皂厂的青年女工彩云。她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存在，而不再是抽象而又空洞的阶级群像（作为社会景观的本质主义形象传达），这就更加接近底层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空间隐喻。具体来看，虽然因为辛劳过度而罹病，然而她隐瞒病情，以虚弱之躯勉力支撑。其所为无它，只缘自一个看起来卑微渺小而又可怜可叹的心愿——只要坚持做满5年就可以多拿半年的薪水，而这点钱可以让她买嫁妆结婚。然而这一愿望显然只是她自己用血汗与泪水所吹起来之自欺欺人的“泡”而已，与工厂老板的规定相对应的冷酷现实是，至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这一规定，彩云最终面临的是身体苦痛与愿望破灭的双重生命绝望，在5年之期将至之时，厂方残忍地以肥皂打印不清楚为理由将她无情地辞退了。总之，《泡》为了求得其动人肺腑的真实性，以5年这一统计数字贯穿全文始终，进而精心结构起颇具象征色彩的底层小人物的无尽悲歌，而他关于底层经验的描述再现，背后掩饰着的是不为人知的左翼知识者的话语逻辑，与其说其直接表征弱势群体的真实境遇，毋宁说是左翼知识者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之观念结构的具体外化。

更具借鉴意义的是，1936年6月刊载在《光明》创刊号上的《包身工》，之所以能够获取“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纪录”［11］之重大声名，以致成为当时争相模仿的对象标本，首先应该归功于作者本人为获取第一手材料的艰辛努力。夏衍为确保素材的真实性、经验的直接性与观察的全面性，并不满足杏弟（一名在日本纱厂工作的职员）的二手转述，认为“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视察不可”。然而作为“罐装的劳动力”的包身工所居住的工房，岂能随便轻易地说进就进？为了切断这些“奴隶劳工”与外界的接触而便于管理，巡捕、日本警察、工头手下的流氓打手环伺四周、严密盯防，不仅让内部职工噤若寒蝉，而且也严防“外头人”的进入。为此，数度托人混进禁区的夏衍，还被“下手”盯到。一时一地的英雄行为或许已是可叹，而长期的坚持不懈更让人敬仰。据说从1935年3月到5月之间，家住泰兴路的夏衍，为了赶在5点开工之时到达十几里路之外的杨树浦，以便观察包身工的日常生活，不得不在深夜3点动身前往。正是由于这样的付出，面对他人是否虚构的疑问时，夏衍才能够充满自信地说：“《包身工》所写到的，则完全是真实。”［12］时至今日重新检视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以夏衍等左翼知识者关于底层的书写，绝非理念先行的书斋式抽象演绎，而是源自人生刻骨铭心的切身经验，故而才能够在有限的篇幅之中，拓展建构文本内部的意蕴空间，而与底层大众生气相连、血脉相通。

诚然，作者严谨务实的写作态度、满腔热忱的底层关怀，以及“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13］的果敢行动，为真实地再现底层经验开启了大门，但要想真正登堂入室，仍然要诉诸必要的修辞手段。在《包身工》中，首先便是诉诸真实可感的客观化数字，从而让文本包裹上科学性与实证性的色彩。如果说《泡》关于数字的反复强调，略带艺术渲染与偶然成分；《包身工》铺陈罗列数字，则让其言说世情的境界近乎天作自然。文本中言之凿凿的数字，显然是建基在作者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之中，而用这些无可辩驳的统计数据来呼应具体生动的叙述报告，则在无言中控诉历史现代性所伴生之资本的压榨剥削与累累罪行，倾诉那些被压迫被损害者，在各种合力的夹缝之中饱受碾磨的悲惨遭遇，从而将“中国左翼报告文学的写作目的清晰地表达了出来”。［14］

此外，有一个易被忽略的事实，早在报告文学《包身工》问世前，明星公司的沈西苓导演在1933年就根据夏衍所提供的素材，拍摄反映女工生活的《女性的呐喊》来实现“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的决心”。识者在回忆起夏衍电影剧作家的身份时不难发现，这种真实性努力还体现在视觉化的设计与传达上。正是视觉经验的文字意象化呈现，才使得底层经验获得真实性的更新许诺，进而产生动人心魄的美学力量与观念形态力量。具体到报告文学《包身工》而言，视觉经验的真实性传达，首先就体现在与众不同的现场感、画面感。其不连贯的故事情节、缺乏串场的中心人物，而是以蒙太奇的手法剪辑镜头和连缀场景。刚一开头就展示一帧一帧饱满生动的视觉画面，从而让原本与文本保持一定距离间隔的读者，不由自主地走进文本所营构的世界之中。君不见，“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包身工们在惊醒之后慌乱不堪而又本性直露的真实情状，从楼上直冲下来的几个睡眼惺松的“懒虫”，以及“芦柴棒”烧滚稀饭的可怜情态，经由作者摄像般的历史定格而历历在目。缘此画面般的描述，读者得以真正出发，感知与想象报告文学的动人伟力，并不一定在于作家大声说出的画外议论，而恰恰在于作家欲言又止的地方呈现。其次，剧作家夏衍不拘泥于静止的绘画构图，而是巧妙运用叙述视点之摄影机般的机位移动与敏锐捕捉叙述对象的细微动作，尽可能使其活动起来，即出现大量直接可以转化为镜头语言的运动画面。文本中“芦柴棒”遭泼冷水与小福子受惩治，充分诠释“运动的画面”与“画面的运动”。［15］报告文学与影像的“互文性”，不仅让人欣喜地看到左翼知识者在视觉文化兴起的时代，与时俱进地探究如何更好地书写底层经验的良苦用心，也能够见出现代报告文学作为观念形态的真实显影。

四、余论

1936年春，由于“萧三来信”，左联自动解散。但夏衍与其他左翼同仁，仍将作为“文学轻骑兵”的报告文学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具体来讲，特别是日中全面爆发战争，民族矛盾暂时压倒阶级矛盾的时代语境下，夏衍能够顺应斗争转向的现实需要，自觉地对报告文学之叙述话语作出必要的调整，以“血墨之勇”鼓动中国救亡文学的遽然而兴。典型如1938年3月在黎明书局出版的报告文学集《血写的故事》（内收有《战斗日志表的一页》、《血写的故事》、《上海还在战斗》等8篇报告文学，以及广播剧《“一二八”的那一天》），适时纪录了上海抗战的真实情况，真实刻画了坚强不屈、英勇抗战的上海军民群像，体现出作者“用憎恨的目光注视着摧残祖国生命的卑污的势力，也用带泪的感激向献给祖国的神圣的战场致礼”。在上海沦陷辗转内地之后，夏衍依旧创作出《广州在轰炸中》、《桂林怎样抵抗轰炸》、《香港沦陷前后》、《长途》、《粤北的春天》、《广州湾通讯》、《上海见闻别记》、《走险记》等等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报告文学作品。上述文本注重“时效”，几乎无甚雕琢，以某一侧面（如日寇对沪、穗、桂等城市的狂轰滥炸，前方将士英勇杀敌，后方人民以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以及作者从沪、穗、港撤退途中的惊险经历等等）来再现中日战争的某些场景。毋庸置疑，其笔下的世界，乃是同其所身处之现实彼此映照、错综缠绕的复调世界。诚然，这一作为“及物的”世界，并非一定是最富成效，却是宽阔驳杂、遍布经验的湿地丛林。就艺术的维度而言，这些作品在现实经验的艺术处理、对现实生存的细部捕捉乃至对时代意志的动态把握和多元理解上不免稍显欠缺，因而难以被吸纳为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或许这是历史的缺憾，值得后世文学界的加以反思。

［1］袁殊.袁殊文集［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67.

［2］［日］中野重治.德国新文学［J］.陶晶孙，译.大众文艺，1930，（2）：57.

［3］基希.一个危险的文学样式［G］//王荣纲.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1209-1240.

［4］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任务［G］//北京大学中文系.新文学运动史料.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40-52.

［5］以群：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J］.中苏文化，1941，（9）：25-58.

［6］王文军.文本中的现实［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7）：109-118.

［7］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J］.天涯，2004，（2）：47-51.

［8］左联执委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J］.文化斗争，1930，（1）：1-6.

［9］周立波.1936年小说创作的回顾［M］//周立波.周立波三十年代文学评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160-178.

［10］左文.左联期刊与报告文学的联姻［J］.出版发行研究，2011，（4）：21-23.

［11］张春宁.中国报告文学史稿［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226.

［12］夏衍.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G］//王荣纲.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652-656.

［13］魏灏.夏衍谈《包身工》［G］//王荣纲.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1000-1007.

［14］王文军.特殊的外来影响：共产国际和中国左翼报告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09，（2）：91-101.

［15］李光嵘.《包身工》的电影文学特色［J］.当代电影，1994，（3）：85-92.

Bottom Narration of Left-w ing Intellectuals：On Reportage Discourse of Xia Yan

WANGWe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Quanzhou 362000，China）

As the style of reality and position，modern reportage is different from fiction and film，providing a real imagination of bottom experience.The left-wing intellectuals such as Xia Yan overcame the expression obstacles for the bottom，and have legality of expression for them，hence publicizing bottom experience in the public space of ideology and culture.Xia Yan and his ally of left-wing writers“truthfully”wrote the bottom experience on the frame of ideology，so the text reflected the interestgames and poignant conflicts from different discourse power in it.

bottom narration；Left-wing intellectual；reportage；Xia Yan

I25

：A

：1672-3910（2012）04-0058-06

2012-03-06

2010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0B2016）；2011年度泉州师范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

王伟（1981-），男，福建泉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戏剧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