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是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

刘 伟，蔡志洲

(北京大学a.校长办;b.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是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

刘 伟a，蔡志洲b

(北京大学a.校长办;b.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金融危机后，我国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重新转为稳健，在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也重新回到10%以下。从长期趋势看，“十二五”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可能低于“十一五”时期的水平。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率所可能出现向下调整的基础、影响因素及长期效应的分析，强调在现阶段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比单纯追求增长数据更为重要，并且指出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

结构调整;体制创新;宏观经济政策;可持续增长

从总体上看，2010年以后，我国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择机退出”并重新实施了稳健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后，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物价总水平大幅度上涨的趋势得到了控制，就业平稳增加，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预期的水平，但增长率有所回落，从2010年的10.4%回落到10%以下，重回一位数水平。如果我国继续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那么未来几年尤其是在“十二五”期间的长期年均经济增长率，很可能就不会重回“十一五”期间两位数的水平，也可能低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接近10%的经济增长率(1978—2010年为9.9%)，而是保持在7%—9%这一区间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待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出现的向下调整。

一、我国经济增长仍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从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到现在，尽管我们也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世界上最好的，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无论是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我国和发达经济体之间人均水平的差距看，还是从本身的需求和供给看，中国经济增长都还有很大的潜力。就经济发展的必要性而言，无论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来看，还是从改善就业和人民生活等经济发展目标来看，还是从更深层次上解决现阶段的各种矛盾和失衡的要求看，都需要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一次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说到底还是经济增长出了问题，低于2%的经济增长使欧元区17国(EU17)和欧盟27国(EU27)无法有足够的实力来解决主权债务危机问题，如果它们的经济增长率达到3%以上，那么解决问题的难度就会小得多。中国之所以成为全世界最早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国家，靠的就是自己的经济实力，靠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现在要通过改善民生等途径改善内需，同样也需要依靠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力，用来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如果说欧洲需要有3%的经济增长来支持经济发展以及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过去30多年的经验来说，至少需要有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

二、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提高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适度放缓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从改革初期的贫困状态上升至中等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即所谓小康水平。目前正处于从世纪初的整体小康向全面小康发展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展顺利，实现程度由2000年的59.6%提高到2010年的80.1%，全国及各地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家统计局，2011)。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的经济总量来看，我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改革开放初期的20倍以上(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2011)。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之后，客观上由于增长的基数效应以及资源约束、环境约束等多方面的原因，增长成本上升，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比此前会放慢。尤其像北京、上海等发展水平更高的省市，这一趋势出现得会更早些。按当代国际工业化标准，北京、上海等东部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全国预计2020年实现工业化)，因此作为“后工业化”增长现象之一，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此前工业化加速期放慢是符合发展的正常逻辑的。2011年三季度，我国经济最发达的省市中的北京的GDP增长率为8%，浙江为9.5%，广东为10.1%，速度都明显回落;上海也有类似趋向，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速已有多年列全国末端。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西部增速明显加快，如重庆市在改革开放中前期一直发展较慢，但这几年经济增长提高得非常快，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内蒙古、四川、贵州、陕西、青海、云南等过去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都排名偏后的地区，现在的GDP增速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无论从季度还是年度数据看，近些年中国经济增长区域格局的变化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发达地区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率在回落，而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率在提升，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区域间的梯度效应突出，这种增长速度的梯度效应是大国经济可以保持相对更长时期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但是相比较而言，即使是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起点也是相对较高的，而且发达地区从总体上看，对整体的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大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加速还不能够完全抵消发达地区的增长率回落，这样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出现由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而带来的向下调整。

三、通过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

从当前的国际经济态势来看，世界金融危机正逐步演化成越来越深刻的经济危机，这使我国外向型经济的持续扩张受到了挑战，但与此同时，我国内需不足的矛盾仍然尖锐，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十分尖锐。在金融危机期间，我国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继续扩大投资来对冲出口回落所带来的影响，在短期内取得了比较明显的结果。但是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我们的结构调整是滞后的。2003年我国进入新一轮加速经济增长周期之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显著提高，但和以往不同的是，以往的固定资产增长率激增后，只能维持一段很短的时期，随后就会下滑，并带动经济增长率回落。在这一轮经济周期中，尽管国家不断出台调控措施，但由于这一阶段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客观需求，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长期保持在20%以上，这使得投资和消费逐渐开始出现失衡，现在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而金融危机后采取的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措施，更是加剧了这种失衡。现在在每年新增的经济总量中，用于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却已经过剩，不能由出口和消费充分消化，导致生产能力的闲置和浪费，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率，还给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隐忧。因此，在现阶段，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比单纯追求GDP扩张更为重要。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若能利用危机对低效率过剩的产能加以淘汰，借以加快结构升级提高增长的效率和质量，便可化危为机。而我国发达地区的发展战略、方针及政策，更应该追求这种“化危为机”的目标，因此，我国发达地区“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目标，普遍低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如北京市“十二五”规划中确定的年均增速即为8%，在全国是最低的，目的在于处理好经济增长中的“快”与“稳”的关系、兼顾控制通货膨胀目标和稳增长目标的均衡，特别是为转方式、调结构留出空间，以提升核心竞争力。

四、关注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变化

主动降低增长速度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为转方式、调结构创造空间，如果速度降下来的同时，经济结构的变化加快，那就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或者说速度下降作为一种成本，赢得了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的预期变化。从我国发达地区当前经济运行结构演变状态看:在需求结构上，一方面，重视投资对消费的拉动，围绕扩大消费改善投资结构和社会环境以吸引消费;另一方面，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如2011年前三季度北京市消费需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22%左右，明显高于全国水平，这是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在产业结构上，一方面，对房地产、汽车、耗能产业等加大调控力度，强调控制规模完善结构，尤其是要加强对房地产调控力度，减少这一领域的泡沫，以此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空间;另一方面，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努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在发展方式上，一方面，在制度创新上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同时改善政府调控;另一方面，在技术创新上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为此，采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提高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建设科技型人才高地的一系列举措。如果增长速度降低，但同时在转方式和调结构上能取得有效进展，那么，降低速度所付出的成本就是最为有效的“投入”［1］。

2003年，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相对稳定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成为调控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由于世纪之交我国推进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形成了对市场经济和微观主体的有力激励，我国经济是富有活力的。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克服总量失衡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货币政策对过热的投资和经济增长加以控制，从而平抑经济波动，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目标。但是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是总量问题，同时也是结构问题，如果没有均衡的经济结构，那么经济增长中的资源配置将可能出现问题，在经济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资源约束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受到影响。21世纪以来，我国实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时期持续最久的平稳高速增长，经济规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出口则先后超越美国、德国而成为世界第一①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Database 2011.，这是我们在21世纪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使我们的经济活动中积累了很多矛盾和失衡。反映在经济结构上，就是地区经济结构、最终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各个方面的矛盾和失衡，这些问题很难通过总量需求政策来解决，而必须应用供给管理的手段，通过各种经济政策和体制创新来调整生产和供给领域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优化结构、提高效率的目标。如取消实物分房，进行住宅商品外需改革，对我国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具有极大的拉动，同时也明显地改善了民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我们没有及时地处理这一市场存在的各种矛盾，最终导致了部分城市房价上涨失控，又反过来对经济增长和民生造成了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强调增长速度，我们就会更多地依赖低效率的规模扩张，一方面在浪费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也可能影响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我们应该在保证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前提下，适度地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通过体制创新和供给管理，集中精力解决那些对我国经济增长可能造成长久影响的矛盾，从眼前看来，我们可能要做一些“投入”，使短期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由于我们进行了更深入体制创新，推动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长远看，是有利于我国实现可持续的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2］。从这个意义上看，在现阶段，我国继续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是必要的。既然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技术创新，那么宏观经济政策就不能太松。从客观上看，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也不能说是太紧，和通货膨胀率相比仍然是负利率，只不过对一些企业如房地产企业和一些出口加工企业来说获得进一步贷款的难度在加大，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商业银行扩大对这些企业贷款的风险程度也在加大。当前货币政策确实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适度调整，提高货币政策的灵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但是从总体上看仍然应该保持稳健，而与此同时，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增长由政府刺激为主向自主增长为主的有序转变。

［1］刘伟.倒数第一的思考［J］.北京观察，2012，(1).

［2］刘伟，蔡志洲.经济增长放缓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J］.经济导刊，2011，(12).

［责任编辑:盛 今］

F121

A

1009－1971(2012)03－0106－03

2012－02－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趋势研究”(09AZD013)。

刘伟(1957—)，男，山东蒙阴人，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经济学研究;蔡志洲(1956—)，男，山东文登人，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从事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