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流动与中国引入近代教育的首次尝试
——兼论科举制度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阻碍

柯任达

（美国圣心大学历史系，美国波多黎各U.S.A.06825）

精英流动与中国引入近代教育的首次尝试
——兼论科举制度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阻碍

柯任达

（美国圣心大学历史系，美国波多黎各U.S.A.06825）

在19世纪，中国饱受了外来侵略，国内的行政和社会处于崩溃边缘。知识分子与执政精英之间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为了挽救国家，他们必须考虑前所未有的改革。鉴于儒家政治传统的重负和人才是有效性管理的关键，改革所采取的方式是建立能够培养出更好地应付一套新型问题的人才和系统。由于中国已经具有一个漫长而古老的传统的教育和招募官吏的机制，这使得问题变得复杂化。传统系统实际上是学生与资源的一种竞争，它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服务大部分中国人的需要。改革家很快发现，建设新系统不容易，建设新系统必须在传统系统这一特定背景和领域内发展。所以，中国的第一次实施教育和官吏招募的改革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中国的传统教育和科举制度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巨大阻碍。

科举制度；清末教育改革；精英流动；社会流动

很多学者在他们对中国之科举废弃与早期近代高等教育历史的研究中指出，许多世纪以来，科举考试制度和传统的教育结构一直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效的塑造人才的工具。然而，到了晚清时期它的工具作用已经开始下降，很难培养和选择中国所需要的智能人才。19世纪60年代，因为情况已经达到了危机点，知识渊博的官员认为挽救中国的困难必须改革考试制度、课程，建立包括西方式学科的新式学校。这些官员逐渐被称为洋务派；他们不仅推动了一些把近代西方题目引入科举考试的建议，而且创立了一系列以西学为中心课程的官办高等学校，即洋务学堂，尤其是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以及福建航政学堂。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然而，由于改革者改革科举和教育结构的时候，他们也改变着中国的主要向上流动的机制。人民在何种程度上承认这种新式体系，会无可避免地受到人们个人得失的影响。如果雄心勃勃的人不相信新式教育可能导致财富和地位的话，他们可能不会支持改革。对于很多人来说，情况恰恰如此：他们考量新式教育的优缺点，往往认为改革措施并没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因此，改革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改革取得的成效受到了限制。

一、学校和精英流动之间的连接

改革运动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就是改革领导人意识到应将教育与科举制有机地联系起来。早在19世纪60年代，很有影响力的改革思想家冯桂芬建议成立翻译学校，而且强调新教育与科举应该有联系：所有毕业生应该被授予科举功名，即生员身分；对表现出特殊的能力者授予举人头衔［1］52。冯的这一观念表明，他认识到鸦片战争以后第一代改革者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激励拥有突出能力的人背离传统，疏离具有长期成功的经验的向上流动的轨迹，从西方新式的学习中去寻求财富、声望和权力。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超越传统教育机构，尤其是当科举制度作为众所承认的向上流动机制的吸引力极其强大的时候，如何使得新教育制度取得社会和政治的支持？一个有现实期望可能通过传统教育博得科举功名和官职的优秀人才何以愿意放弃这一战略而把他的一切期望放在近代学校，尤其是当那个教育不仅看起来奇怪也还没证明自己的势力可以导致财富和身分？为什么他愿意放弃一个有承诺的机构而换取充其量还是实验性的机构？并且，为什么精英阶级和有权力的地方绅士愿意支持新式教育？他们为什么愿意捐助新式学校并让他们子弟注册入读？并且，有权有势的士大夫，他们大部分关于传统的学习有大量投资和赌注。他们为什么愿意被动地看着改革措施威胁他们的权威和声望？

事实上，洋务改革派一直纠结着这样复杂的问题。总的来说，他们期望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协调及平衡精英的预期、有抱负学生的希望以及改革教育和选择制度的必要性。因此，他们反复尝试了激起对于西学的兴趣而把西学连接至个人的进展。例如，改革措施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科举考试本身改变，以使数学和其他西方科目会成为考试题目的正当部分。到了19世纪60年代，有改革家企图给掌握西学而同时牺牲部分传统科目的考生提供特别的优待。但是，虽然有清朝官员从朝代的起点一直受理了修改科举制度的内容以把它紧密整合于实用性和有效性的观念［2］521－578，这个建议还挑起了强有力的反抗。因此，在1887年的科举考试里“洋学”被承认为可选性科目的时候，效果是微不足道的。那年，皇帝批准了一张总理衙门之折，允许乡试考生在常规考试题目之外还解答数学问题。回答正确的考生，即使没有通过其他考试题目，也可以前往北京参加专门考试，题目就是理论科学、数学、机械工程、陆军和海军战术、海军火炮和鱼雷，或国际法和西方历史。那些通过这一门考试的人，允许再考乡试以获得举人功名。这次的承诺是：这些“数学家”之间，通过考试的概率为二十分之一［3］29。虽然这是真正的科举机构改革，但它对机会结构的影响微乎其微。首先，由这个方法产生的举人定额是高度限制的。三年一次的新举人定额是，在1500人之中只有3个人可能基于这个方法被选择（1891年，国家的举人定额是1529）［4］。这个数字远远不够提供一个有效地吸引科举功名候选人的诱惑力。因此，它甚至没有接近于改变中国士大夫的性格。并且，虽然通过这种手段获得功名的举人，有资格与其他举人参加会试考进士功名，他们都不得不在同等条件下竞争。浪费了他们的时间学习数学或别的西方科目之后，比通过常规的手段获得功名，这种方法可能导致竞争的劣势。毕竟，会试内容虽然经过部分修改，它在很大程度上不会改变；在乡试的正规科目之中表现优势的人或多或少比通过西学获得功名的人可能会表现得更好。通过西学途径获得功名的人，主要是拥有一些外国学术而缺乏技巧或关系只能用正常的方法来获得功名的人，他们反而在西方学术的基础上企图博得荣誉。这些人在会试里不太可能成功；因此，他们很难获得正统举人功名。其实，20世纪之前拥有正统科举功名的近代学校毕业生，在很大程度上以正常的手段来获得了他们的荣誉：就是他们掌握了科举制度的传统的科目［3］73。对于新教育本身来说，洋务学堂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视为不一定适应青年人向上移动的需求。总的来说，洋务运动的领导者认为这些学校需要不断调适，发展出旧教育与新教育共存的目标和指导思想。不幸的是，如张亚群教授的研究所表明，对于这种类型的妥协存在着十分严密的限制。尽管洋务学堂开辟了培养专门人才的途径，而代表了新型高等教育的诞生，但是洋务派自己的人才观念仍然有一个重要缺陷。如郑剑顺指出，他们“满足于中国旧式的政治人才，忽视对近代政治人才的培养”［5］。

洋务学堂的建设，尤其是1866年京师同文馆的天文算学馆的成立，激起了关于西方教育建设和新型学校作用的辩论。其中一派主张广泛普遍的教育和广泛普遍人才的观念。他们尤其强调新式教育的人才必须具有实用知识和关于西方的渊博学问。例如王韬、郑观应等有名的改革者，他们认为洋务学堂苟且而玩忽职守，即使研究西学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也没有好效果。如张亚群教授所说，王韬认为洋务派的一切努力只不过徒袭西方方法的皮毛［6］47。郑观应也认为，为了国家的富强，必须彻底地改革教育与科举选士的体系。关于教育，郑观应强调“大力发展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以培养专门人才。正如郑自己所说，教育和考试选贤的目的是使人们能“任使尽其所长；一人有一人之能……以之制物则制精，以之制器则器利，以之治国则国富，以之治兵则兵强，以之取材则材足，以之经商则商旺。政无不理，事无不举。”［6］48辩论的另一方为保守派，如倭仁、张盛藻等人，他们认为中国最有才华的人不应该浪费自己的时间和才能学习技术的科目。因此在专业技术的基础上选择人员的政策就是一种错误的政策，因为国家需要的真正的领袖是道德领导，而不是技术领导。正如倭仁所写：“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术。”［6］48

最终赢得了这次辩论的是洋务派。本质上，他们容忍了一个妥协：中国的新型教育将是一个中国传统和西方因素的混合物。他们著名的口号，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味着中国的新教育模式必须一方面把中国的传统教育内容放在新课程之中心，认为在快要诞生的新世界中，中国的领导人和科学技术专家都需要具备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的坚实基础。同时，他们也坚持要求新式教育的人才还必须具备以西方科学和技术的学术为基石的坚实基础。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维持的妥协，它的目标本身是自相矛盾的。洋务派的教育概念包含着两个根本对立的原则：第一，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必须具有广泛和普遍性的教育，那个教育应该包括大量对于道德和文化资源的培训，为了准备他们发挥领导角色以强化国家而使国家丰富。这个国家，尽管它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其基本的道德观念、民间事务和政治结构依然有效力和合法性。第二，中国的危机是如此严重，只有培养一代具有西方式的科学和技术技能的专门知识阶级，国家才能继续生存而蓬勃发展。主张这一立场的人受到了强有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说服他们认为除非中国理解而复制西方列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来源，否则中国就必然衰落。因此，他们想培养新式专门人才是绝对不可缺少的。结果产生了一系列混合性的学校体系。因为新式教育的推动者，即使致力于引进西学也不想撼动传统教育的基础。于是，他们把西学和新教育的观念嫁接于传统的教学和考试的结构［6］56。洋务学堂采用了西方的课程和教学方法，如张亚群教授所指明，在道德和政治的特点与管理方法等方面中，这种学校还保留了封建特色。例如，他们不仅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课程以“固守封建道德规范”，他们也聘用了封建官员而采用了封建官僚的管理方法，甚至包括各种各样的腐败行为［6］56－57。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教育同时也与向上流动的连接还继续存在。洋务学堂的学生和毕业生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参加科举考试。这个现象加强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6］57。

洋务派所建设的洋务学堂怀着一种潜在的致命缺陷：就是他们的目标和目的不明确，民众对那些学堂疑虑重重，仿佛学堂有不确定的价值。对于这种情况，或许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在这种学校里读书的学生的入学情况以及他们对新学的态度。由于毕业的意义不明确，最佳和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中，极少数人申请入读，而且学校不得不减少招生的标准。并且学校管理人员只得提高学生的经济激励和为毕业生更努力地找寻出路。即使如此，在洋务学堂就读的学生，大部分质量差。来自官方家庭的学生往往远离这些学校而注重于科举考试。并且，连学校本身也让学生参加科举考试［6］59。

另外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许多洋务学堂的学生，无疑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毕业以后的前景不佳，因而往往忽视外国的语言和文学研究，而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传统的科目。例如，在上海的美国传教士和教师，Young J.Allen在1867年发明了他的高级英文，而学生们大部分准备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不想学习英文。学生的进入职业性的学校只是为了准备满足更高的教育目标。这个倾向一直坚持到民国时代［3］73。显然，向上流动和科举考试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着；尽管改革者努力把西学引进到青年和他们家人的心目中，中国的传统课程还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为了激起关于新学校的兴趣和支援，改革者也有意试图在新式学校和官员选择制度之间建立一个直接的连接。1863年，江苏省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同文馆，他计划以生员身分奖励毕业生，而且允许他们参加正规的科举乡试［1］74－76。随后，朝廷颁布了条例，规定南洋大臣考核毕业生，有资格者就会授予生员身分，也被考虑在南洋大臣或税务司的办事处里作翻译人［3］158。然而，这些规定从来没实施过。同样，虽然广州同文官的毕业生被给予功名，但总的来说，这样的功名为文人所藐视［3］24、73。

由于保守派对改革的抗拒，革除洋务学堂是很容易的。许多有影响的士大夫认为外交事务和西方式的改革有肮脏性和庸俗性。①只要新学校的活动只是限于教学外语和纯粹军事性质的技术技能，中国政府里的保守派似乎并没有强烈地反对他们。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191页。1886年末和1867年初，改革领导人和总理衙门的负责人恭亲王建议新同文馆加上文学和数学科目而邀请五品一下的官员申请入学。不久，学校的课程不仅包含了天文学和数学，也包含了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矿物学、冶金、机械、解剖学、生理学、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法。但是恭亲王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他的建议触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其中，保守派表示了他们的意见，他们鄙视外国学术，又不信任新学校的外籍教师与前来学习外语或外事的中国学生。1866年，总理衙门建议朝廷授权京师同文馆加上天文学和数学。保守派翰林学者发出了一个有名的反驳，硬说数学是个儿戏艺术，是个劣质文明的产物，对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可能作出任何重要的贡献，“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7］24。认为，更为重要的事情是培养人民之礼仪以及任命明智的官员，通过掌握经典和历史来加强官员的品质。毕竟，如果偶然有学习数学的必要性，朝廷会很容易招募本国的专家，而不必依赖于无法保证忠诚的外籍教师。“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7］24

保守派通常使用理想化的语言表达他们对改革建议的反对。反对者认为改革的措施违反了中国从古代圣王继承下来的神圣的理想和行为的规范。无疑，这种批评多少是真诚的，然而，值得考虑的事情就是潜伏于许多士大夫心中的这种恐惧感：近代教育是否威胁掌握传统的考试课目所授予他们的特权。关于文人对于维护传统的教育制度的既得利益，梁启超说：“吾所挟以得科第者曰八股，今一变而务事学，则吾进身之阶将绝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资格，今一变而任才能，则吾骄人之具将穷也。”［8］据梁的意见，保守派阻碍改革的真正原因就是改革措施可能威胁他们所占据的社会精英阶层的位置。梁认为，为了消除反对派的抵制，政府应当让他们保留他们的头衔和职位，同时把管理中国的实际事务的责任转移到更有才干的能人之手。有大量证据表明，许多保守派人士想要保留传统的课程，正是因为他们还是认为那个课程仍有功能性和实用性。无论从原理性的信念或是从纯粹的自我利益，保守派不愿放弃传统的课程。19世纪90年代之前，他们的意见，加上关于新教育的奖励结构的缺乏，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以防止绝大多数学生追求近代教育。那些寻求近代教育的人，往往在正常情况之下有微乎其微的成功机会；我们可以猜测，他们被吸引进入新式学校也许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入学的机遇以继续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或者因为新学校提供的津贴太有吸引力而无法忽视。如Young J.Allen在上海同文馆所发现，上海海关道提供给最优秀学生的奖金是最大的学习动机，而不是通过西学发展而进步的可能性［3］163。

需要一提的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毫不奇怪，于19世纪后期面临的新学校的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它们学生的质量较差。即使学校提供了大量的津贴，或是新学校的生活条件大大好于学生在其他地方可能预期的条件，有能力的学生也较少。往往参加这些学校的学生原来是不称职而且是由奖助学金所吸引的中年或老年的人。他们对自己的研究没有浓厚的兴趣，并且他们掩盖着其与学堂的关系以便不招致朋友和亲戚的谴责［3］78－79。即使认真学习的学生的士气也低落，因为政府和社会一般认为他们所受到的培训的价值是卑微的。事实上，许多毕业生毕业后就面临着寻找适当就业的困难。通常，新学校很难为毕业生找到职业，只好让他们留下来作为失业“常驻毕业生”，而让他们把时间和工作投入到传统的学科，以为他们还可能博得定期考试的功名［3］83－85。

总之，在刚刚结束的太平军叛乱时期，中国的改革者面对强大的保守性抵制也建立了一些西方学术的学校。虽然有一些优秀的毕业生［6］52－55，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关于西方或中方的学习，这些学校未能产生受过良好教育的毕业生。主要原因是他们必须与传统的考试制度竞争。他们并没有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因为有一种耻辱附设于这些外来机构，而且学生自身有一种倾向，即他们宁愿通过科举制度追求职业的成功。这是个具有很长成功记录的寻找职位和声望的路线。最终，改革者发现，因为科举制度和精英的向上流动之间的连接是如此强大，为使他们的建议被重视，他们不得不采取措施以改变考试制度以确保考试作为学习西学的引诱。否则，他们就需要建设一个具有近代性的学校网络，用以完全取代科举制度。

二、科举制度的废除

一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弃，科举制度的吸引力不断挫败着教育改革者的野心。20世纪初清朝新政政策之一即把传统的书院转换成近代西方式学校：省会城市里的书院要成为省属高等学校，府或州里的书院要成为中等学校，而县城的书院要成为小学［9］486；2。同时，尽管科举制度已被根本上改革，已包括更多的近代内容［6］102－103，它也继续执行公务员招聘的功能。朝廷决定，此后有两条学术进步和官僚职位升迁的轨道：近代学校和科举制度。

书院转换政策的公告标志着朝廷已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以支持教育改革。到了1904年，经过又一轮的争论之后，朝廷发布了一整套的规章，把中国推向了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规章一共包括四册，所提供的详细指示几乎关注一切对于近代学校的事情，从课程、考试手续和教科书，到学校设立的地点，甚至于学生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10］。

因为清朝当局没有能力为教育提供资金，新章程下令，地方官员必须利用所掌握的公共资金，在县城和大城市里建立模范性的初级小学，而且在各州城和县城里至少建立一个模范性的高等小学。在已经具有书院和其他慈善学校的社区里，要建设公立学校通过转移旧式机构的资金。如果没有这样的资源可用，朝廷下令地方官员必须资助新学校，或是寻求私人捐款或挪用公众交易会或戏剧表演那样“无益”活动的公共资金。为了鼓励私人捐款，政府下令地方官员给予个人贡献者以奖励，为他们的荣誉竖立表彰牌，或是在特别值得注意的贡献情况之中，呈请由上级主管部门公开承认其杰出的贡献。拒绝遵守这些命令，或使用拖延战术以逃避遵守的人，要受到惩罚［11］。但是，朝廷已经表示得十分清楚，其政策是设法成为新学校的支持，这个支持必须涉及剥削士绅的自身利益，而不用涉及胁迫或威胁。

随着朝廷决定移向教育教学的改革，地方官员开始了转换书院成近代学校的过程。《光绪实录》记录各种各样新式学校被建立的案件［9］498：4a，而且记录许多政府承认并奖励私人捐款以资助新学校的实例［9］497：21b。尽管如此，许多报告也达到了朝廷，表示即使在最遵从的官员之手中，书院资产和地方财政的收入也都不足以支持朝廷所发布的全面近代学校制度。例如，1901年9月发布命令转换书院不到一个月之后，浙江省巡抚认为新学校的成本数倍于老书院之多。他估计了书籍、科学仪器、建筑物和其他必需品的费用，远远超过了资产和地方财政收入的盈余所提供的资金数额；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尝试找其他方法来筹集资金［12］。次年，一份关于广东省民营学院转换成为学校的报告显示，建立和维持一个近代学校的成本可能比经营旧式书院高很多倍。在这个例子中，学校管理人希望在八年期间增加学校的捐赠款，在数量上从三万两增长到十万两。但他们也认为，即使达到这一目标，第一个五年的运作也会导致2.4万两的累计亏损［13］。面对这样的报告，朝廷已经开始考虑替代的方案，并到1902年授权所有地方官员探索新收入的来源。例如，直隶省的教育资金出现赤字，直隶总督袁世凯就抗议其事，并且，因为从前直隶一些地区由于自然灾害而受到了减免税收的批准，以补充教育资金，袁总督就建议把税收率恢复常态，而且他的建议获得了批准［9］505：19b。另一项建议来自陕西省提督学政，他要求朝廷命令巡抚从全省繁荣的采矿业提取必要的资金［9］506：13b。随便浏览1902年和1903年的《光绪实录》，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即其他地方的同样要求和相当大范围的关于普通学校财政问题的意见［9］509：1b。至于朝廷的心目中对新学校拥有何种具体的行政安排，许多官员并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么奏请朝廷发布条例以治理新学校的组织和管理，要么起草自己的条例，把它们提交朝廷批准［9］498：4a。

教育经费的问题绝不限于各界官员。梁启超在流亡中，在他所编辑的改革派杂志里，即《新民丛报》，1902年5月22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将中国之未能建设一个公立学校系统归咎于国家的财政困难和公众之不愿意承诺学校之经费。引用日本、普鲁士、英国和法国的例子，他说，只有使小学教育强制化，启动所有小学的政府监督，而提高地方税收以支付建筑物和维持地方学校的成本，才能建立一个可行的学校制度。他认为，因为中国人民将成为这种制度的受益者，他们会热情地支付必要的税收［13］60－61。

因为百日维新，梁启超是当时悬赏捉拿的逃犯，而且对增加地方税收的广泛抵抗力很快将他的乐观预测蒙上了浓重的阴影［14］117－120。改革派官员也深知他们计划的成功最终将取决于当地官员能否开征新税项和商人与士绅愿否协助募集民间的资金。他们认识到近代学校制度，除非可以被确认为主导路线以博得学术排名和官方立场，就无法达到这些必备的条件。并且，他们明白这个事实：在不小的程度上，早期的现代化努力徘徊不前的原因，即传统科举制度仍然是个有强大的吸引力，成为近代教育的障碍。事实上，在提出新学校制度的时候，张之洞和刘坤一就曾建议采取措施，以确保新学校的升迁机会逐渐超过科举制度的升迁机会。

事实上，似乎朝廷陷入两难境地。如Marianne Bastid指出，皇太后必须处理好精英集团的分裂，各集团对于改革采取了不同的立场，朝廷试图协调不同集团的企图［14］13。因此，一方面朝廷急于付诸实施建立近代教育体系，准备将中国（和改革派自己）的未来赌注于越来越激进的一套建议。然而，另一方面，朝廷也认识到这种体系对于朝廷还需要的选民也构成了一个重大的威胁：这个选民就是保守派文人。他们不大可能愿意接受削弱君主制的努力；并且，除非他们相信自己的利益会被保护，他们就不愿意参加改革措施。当然，改革官员认识到，通过学校教育延长获得学位期限就得青睐于传统科举功名的考生。如张之洞和袁世凯在1903年2月的联合奏折里指出：“为完成学校课程所需要的时间已事先确定，并且，有必要花费几年才在学术的领域里获得资格。另一方面，在科举考试制度里，只有利用制度的技巧和不当行为，考生就可能由纯粹的偶然性取得成功。”［15］56他们认为，如果这种不平衡的现象继续下去，会阻碍近代学校的成长。因此，他们建议传统科举功名的定额应逐渐减少，以促进新式学校作为传统考试的替代品。

朝廷在1901年企图安抚这两个群体，但是到1903年已不再可能采取中间道路，因为如果朝廷没有采取更坚定的赞成改革的立场，新学校的资金根本就得不到保障。一旦资金问题成为障碍实施学校法规的阻力，改革者的论据，即朝廷必须选择于学校和科举之间，似乎更有说服力了。同时，朝廷的关注也被吸引到校园骚乱的报告和在国内及国外的革命思想的传播；而且，领导官员开始猜想学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焦虑。1905年1月，采取了一个明确的立场，偏向于近代学校，而且接受了张百熙、张之洞和荣庆所提供的一项建议，即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应当逐步淘汰；逐步减少考试功名的定额，直至于整个科举制度在1912年消失［15］59－64。根据新法规的规定，从高等小学的毕业文凭对应于在州或县试里成功所赋予的廪生、增生、或附生，从中等学校的毕业文凭相当于府或州试里成功所赋予的生员。尤其是优秀成绩的毕业生日后被接纳于省属高校而获得贡生功名。省属高校毕业就对应于乡试成功，毕业生接受举人功名。最优秀的学生被接纳于京师大学堂；其余就分别成为首都或省级政府官员的候选人；最后，京师大学堂的毕业就对应于会试成功，毕业生就接受进士功名和官方任命［16］。

为了缓解从旧体制到新体制过渡的冲突和矛盾，朝廷作出了规章以保存在旧制度下已经完成功名的文人的地位。规章鼓励30岁以下持有功名的人在新学校注册以便更新他们的教育。三十到五十岁的人要报名参加新师范学校的特殊班。年过半百而不能上课的人，将被任命为中央政府机构的抄写员、副职、或其他地位较低微的官员。六十多岁的有功名者将被授予名衔；不能转移到新的学习而是经典学习的专家，就可能成为在新学校里的古典研究和文学的导师。因此，根据递减科举注重学校的提议者，“旧日应科举之老儒亦不至失所矣。”［15］63

显然，这些新规定也没有说服大多数文人确信一切是朝廷的最终决定。“大多数年轻人仍然认为，传统的考试，是社会进步的最安全的方式，并且和以前一样，只有数量有限的有钱人，愿意贡献资金以建立和支持新学校。”［15］69因此，一些高级官员认为有必要刺激朝廷再次毫不含糊地摆脱旧体制。这一次，1905年9月2日，朝廷终于默许，于1906年开始，取消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逐步淘汰科举制度的任何想法就被丢弃了。因为新式学校和科举制度都影响了精英的向上流动，而且关于人民的期望他们都是互不兼容的。朝廷一旦选择了近代学校就别无选择，只能放弃科举制度。

三、结 论

朝廷废止科举制度的决定是最终性的，它预示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的消亡。许多世纪以来这个机构为精英招聘提供了一种手段，为百万计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向上流动的途径。不幸的是，晚清改革者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积贫积弱的问题，政府需要采用西方化的近代教育。改革者也发现，由于传统体制和精英流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且因为新式学校必须与传统的书院和科举制度相竞争，唤起公众对学校的支持就很难以实现。因此，改革者和朝廷都得出了结论，即中国的传统教育与科举制度阻碍了他们建立现代教育的计划。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最终决定了放弃中国的古老书院和科举制度。

［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G］／／SU－YU TENG，JOHN K，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2］］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521－578.

［3］KNIGHT BIGGERSTAFF.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M］.PortWashington，NY：Kennikat Press，1961.

［4］张仲礼.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129.

［5］郑剑顺.中国近代人才思想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99.

［6］张亚群.科举改革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沈云龙.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G］／／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二辑.卷47.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8］梁启超.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G］／／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卷3.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33.

［9］大清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M］.台北：华联出版社，台湾华文书局总发行，1964.

［10］奏定学堂章程［M］.台北：文化出版社，1972.

［11］舒新成.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2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416－418，432－433.

［12］舒新成.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84.

［13］新民丛报，1902－05－22：65－72.

［14］JOSEPH W ESHERICK.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M］. Berkeley：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15］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1960.

［16］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G］／／舒新成.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62.

Elite Mobility and China＇s First Attempts to Introduce Modern Education

Thomas D.Curran
（Department of History，Sacred Heart University，06825 U.S.A.）

In the 19th century，as China suffered from foreign invasion and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and social collapse，a consensus emerged among the nation＇s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elites：in order to save the nation they would have to consider unprecedented reforms.Given the weight of the Confucian political tradition that held human ability to be the key to effective governance，it is no surprise that the first steps toward reform were taken in the direction of training men tomanage the new set of problems.However，because China already possessed a venerable educational tradition and awell－established system for recruiting officials，itwas inevitable that reform would be complicated：reformers quickly discovered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build new institutions.Their first efforts to introduce new schools encountered a great deal of resistance because the schools had to compete with systems that already served the interests ofelite Chinese verywell.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formers＇earliestattempts to reform China＇s educational system and demonstrates that China＇s educational tradition and examination system together constituted a major obstacle to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reformers＇objectives.

abolition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late－Qing educational reforms；elitemobility；socialmobility

G529

A

1009-1971（2012）01－0069－07

［责任编辑 郑红翠］

*本文由浙江大学历史系朱修春教授翻译。

2011－11－04

柯任达（Thomas D.Curran，Ph.D.）（1950－），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历史学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与社会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