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怎样当特首?

刘兴平 葛瑶

特首，取特区首长之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简称，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和特别行政区的最高代表。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是董建华，他完成了第一届和第二届部分任期。2005年3月12日，他以健康理由辞职。按照基本法规定，由当时任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代理行政长官职务。

曾荫权于2005年6月16日成为2005年行政长官补选中的唯一候选人，自动当选。

曾荫权于2007年3月25日在2007年行政长官选举中以649票对123票击败对手梁家杰，连任成为第3届行政长官。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结果于2012年3月25日揭晓。现年57岁的梁振英获得689张有效票，当选为香港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

董建华：

“一国两制”的首位实践者

2005年3月1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因健康原因，正式宣布向中央政府递交辞呈。3月12日，董建华以98%的支持率高票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日中央政府接纳其辞职；当晚，曾荫权出任代理特首，直至7月10日新任行政长官选出为止。至此，董建华8年特首之路宣告结束。

1997年7月1日零时，董建华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下，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从这一天起，香港开始了它历史的又一页，而董建华作为香港首任特别行政长官，也开启其一生最重要的一段政治生涯。

董建华上任第一件事，即是成立港府管治班子。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开端。因为董虽然有管理巨型商业企业的经验，却并未有充足的行政经验，在他组建的这个班子中，几乎是只身“空降”。于是，董建华充分利用前港英政府留下的官员，成立了一个体现港人团结合作、兼顾各方利益的行政管理队伍，让港人松了第一口气。

香港回归仅仅三个月后，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香港由此陷入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衰退。从1998年第一季度起，经济持续5个季度衰退，为二战后最严重的一次。20万中产阶层沦为“负资产阶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特区政府金融管理局及时入市干预，前后共动用了1000亿港币的资金，终于顶住了国际炒家的巨大压力。

为使香港恢复经济活力，港府采取了诸多措施。1998年，为提高香港对中药的认证能力，令香港承包更多中药生意，港府推出“中药港计划”；2000年起又推出以兴建数码信息为主的“数码港计划”经济项目，可惜的是，这些项目虽耗用财政资源不菲，但对经济增长帮助尚不明显。

港英管治期间，港人无决策权，亦无真正的民主。回归之后，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下，香港人对民主要求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而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声音不乏争执。回归前，港英政府曾经大幅给公务员加薪，董建华执政后，为减少高福利社会压力，决定削减公务员工资，令这个18万人的庞大群体多有不满，福利改革遇到困境。

2001年1月12日，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辞职，董建华提名当时的财务司司长曾荫权接任。尽管陈方安生一再重申，她与特首董建华的工作及私人关系完全未受影响，但此事仍对香港政局造成一定影响。在香港各派利益之间折冲樽俎，维护香港的基本稳定，保持香港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基本顺畅，是作为特首的董建华的要务，虽然不乏困难，但他坚持了下来。

曾荫权的强励政治

2001年，曾荫权荣膺最受议员欢迎高官称号，并于同年出任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全面主持香港政务。之后的几年，曾荫权在SARS疫情期间主持“全城清洁策划小组”抗疫（人称“清洁大队长”），全港瞩目。

2005年3月，曾荫权成为代理香港特首，履行董建华尚余两年的任期。当年的曾荫权，一度吹着口哨，表情轻松地走进政府总部，这情景被各大传媒登载后，一度成为城中热话，被港人争相模仿，而曾也对记者解释：“这是人之常情。”

曾荫权好强、干练的性情，在紧急事件中常有表露。譬如2003年SARS疫情时，台湾陈水扁政府把一个香港旅行团隔离在机场，香港传媒派出大批记者赴台“围观”，曾荫权马上拍板，派专机把整个旅行团接返香港；2010年菲律宾人质事件发生时，据报道，曾荫权试图直接给菲律宾总统打电话，在观看营救直播时更是情不自禁，破口大骂。

2005年时，香港媒体普遍认为曾荫权连任特首几无悬念，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与曾荫权握手十一秒，更被视为中央赞许曾荫权能力的信号。2007年，曾荫权角逐连任特首，他以“我要打好这份工”作为竞选口号，打着“煲呔”下社区、会政党，终以民意和选票双压倒的姿态大热胜出。

曾荫权走到了仕途的高峰，他的政治抱负也达到了高峰。那一年，他对《时代》周刊的记者说：“我的目标不仅仅是要赢得800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支持，我更希望赢得700万香港市民的心。”

任职特首这些年，曾荫权的治港风格被港媒比喻为“强励政治”，果断利落，强势主动。2010年，为了推动政改方案在立法会通过，他和政府高官们发起“起锚”运动，不但乘敞篷巴士巡游各区派发传单，展开宣传攻势，还约请反对派领袖在电视屏幕上公开辩论，轰动全港，引来150万市民观看直播。

不过，在房屋、福利等焦点政策上，曾荫权日渐遇到了从立法会到民众舆论的阻力。例如，他推行老人“生果金”（高龄津贴）资产审查制度，以及多年坚持不卖地，被诟病为漠视弱势群体，维护大地产商利益，即便是“派糖”财策，近年也越来越难取悦市民。

2008年以来，挺过金融海啸的香港正处于承先启后的关键时期。一项民意调查认为，2010年认为“官民矛盾严重”的受访者比2006年增多近一倍，而香港的经济社会面临更多重大挑战，贫富差距、经济结构等问题变得敏感起来。

曾荫权越发体会“特首不好当”的滋味。过去，曾荫权在推行政策、回应质询时“经常表现‘硬桥硬马的姿态，跟议员针锋相对，毫不容让”，而近两年，激进人士谩骂乃至袭击曾荫权的事件时有发生，曾荫权的特首民意支持率也越走越低。

媒体对曾荫权的报道也开始立体化。有的媒体开始质疑曾荫权的各种政策，譬如他推出节能电灯泡优惠政策时，被指与电灯泡生产商有利益授受之嫌；乃至，曾荫权借用政府新闻处的长焦镜头出外拍摄候鸟的事情，也被报纸登上头版，质疑这是“公器私用”。

事实上，对政府高官的严苛监察，一直以来是香港媒体的重头戏——哪怕是曾荫权用车在马路碰倒自行车这样的“小事”，其处理过程也曾引来记者的频密追踪，而梁锦松（财政司司长“偷税买车”）、黄河生（税务局长妻子开报税公司）、冼锦华（高级警司接受免费性服务）等高官，都曾在舆论压力下被轰下台。

进入2012，特首换届年，历经各种管治挑战的曾荫权，遇上了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危机。

2月28日，曾荫权给全体公务员发出信笺，为各种媒体的报道作出解释。他说现在的特首需要交薪俸税和烟酒税，经过修改后的防止贿赂条例也已适于特首。“特别痛心的是，有批评说我‘严以律人，宽以待己。”

3月2日，曾荫权出席立法会特别答问大会，在立法会议员，在全香港的困惑中，他开口解释自己的诚信和操守。这个一直以“香港仔”为豪，又曾经在人质惨剧、惨烈车祸事件后落泪的特首，宣布放弃租住深圳的豪宅，并向全体香港市民郑重道歉。

发言期间，他哽咽着向全体香港市民道歉，并一度停顿半分钟之久——“各位，无论你们是否仍信任我，但千万不要对香港制度失去信心。” ——他在发言的末尾说。

梁振英：寒门走出新特首

第四届香港特首选举结果3月25日揭晓，1954年8月出生的梁振英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

梁振英1988年曾当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是“一国两制”的坚定支持者，曾任香港特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委、秘书长，港事顾问，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委员兼政务小组组长，香港特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临时立法会议员等职。211年10月，他辞去行政会议职务，宣布竞选。从政者在政圈中浮沉，往往审时度势、斟词酌句，谨慎得有些沉闷。政界中人皆说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为人严谨认真，作事一丝不苟，如此“刻板”形象在外，令记者私底下把他归边为“闷葫芦”一类。据悉，新特首将于7月1日宣誓就职。

梁振英是警察的儿子，父辈从山东威海移民到香港后，1954年生下梁振英。20岁之前，他在七号差馆宿舍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住着没有独立卫生间的房子。

梁有一姊一妹，是家中独子。梁的父亲每月只有300多港元的薪水，紧张地支撑着五口人的生活。他读小学时就开始为家里买菜、烧水，并帮助裹脚的妈妈加工胶花贴补家用。

在宣布参选香港特首之前，梁振英担任的公职之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任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

在香港，行政会议是协助特首决策的最高机构，由行政长官主持并任命成员，类似于行政长官的智囊团。

2007年，曾荫权在公布第三届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名单时，就特别强调，邀请了梁振英为非官守议员（没有担任官职的议员）召集人，维系非官守议员之间的联络和沟通。

早在1995年年底，梁振英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时，舆论就猜测他会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的热门人选。但梁振英斩钉截铁地表示，他“第N届都不会选”。

但这个想法在2009年发生了改变。2011年10月，梁振英向曾荫权递交辞呈，开始备战特首选举。

虽然梁振英为行政会议服务了14年，但作为非官守成员，并没有执政经验。媒体认为，他能否留住人才、开创执政新局，是个大考验。

竞选也意味着负面新闻缠身。梁的主要对手唐英年因为违法建筑和婚外情等风波使声望下滑，而梁振英也一度被负面新闻所困扰。

有批评者指出，梁振英是“八万五政策”的发起者。董建华在1997年度施政报告中的“八万五建屋计划”，提出每年供应不少于八万五千个住宅单位，希望10年内解决庞大的住屋需要，但后来亚洲金融风暴来袭，住房需求大减。

“不要以为八万五是我搞出来的。”面对指责，梁振英曾对特首选举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表示。

另一个受到舆论指责的，是2001年的西九设计比赛漏报关联风波。梁振英担任“西九龙填海区概念规划比赛”评审时，没有申报与他有关联的参赛公司。对此，梁振英称，他在该事件中没有获取任何报酬，也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除了这些负面新闻，梁振英对弱势群体和贫穷市民的关注受到了正面的评价。他从2006年开始持续关注香港西北部的贫穷地区天水围，并安排该社区的200名学生利用暑假去各大专业事务所“实习”，路费和餐费由他任主席的香港专业联盟和各事务所提供。

从拮据的童年中走出来的梁振英，愿意为解决贫困发出声音。“老板们，多为基层工友想想吧。”他在博客上为95万处于贫困状态的香港人呼吁。根据2008年的媒体报道，戴德梁行最基层的员工，工资也不会低于8000港元。

当选特首后，梁振英依然鼓励市民发出声音：“日后，我会一如既往，继续拿着一张凳子、一个笔记本、一枝笔和我的管治团队走进群众，听取你们的意见，只要你们肯说，我就肯听。”

香港人即将看到梁振英践行“稳中求变”的竞选宣言，未来五年，“撑CY（梁振英英文名字字母缩写），撑香港”。有评论认为，对意气风发的新特首而言，想方设法尽快缓解各种矛盾、释除市民疑虑是当务之急。“唯梁振英必须迎难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