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重新定位:大陆政治经济的试验田

杨军 赵建

随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迅速崛起，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香港自由行放开之后，香港似乎正变得越来越不独特，不神秘，不惊艳，像从风华绝代到美人迟暮。是繁华落尽的衰微，还是洗尽铅华的回归本真？大陆人在重新审视香港，而香港也在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

历史的拐点

行政长官曾荫权曾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15个年头里，祖国和香港携手走过一段既不平凡、又丰盛灿烂的路。这段丰盛灿烂的路其实走得磕磕绊绊。自回归后，关于香港究竟要走什么道路，香港政界也好，企业界也好，原来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走国际化之路，去大陆化，一种是走内地化之路，和大陆相融合。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3年的SARS，再到大陆放开香港的自由行，大陆对香港经济起了很大的支撑作用，带来了香港经济的恢复。对国际化还是内地化的争论开始淡化，和内地相融合，似乎几成必然。香港无法避开内地经济的影响。

香港社会很多有识之士都看到这个症结，倡议香港应该有比较长远的发展规划和蓝图，在制订这些蓝图时要充分配合国家的发展需要，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这种看法正逐渐被社会接受，逐渐成为共识。港人对于同内地的经济融合，从抗拒、到认识、到认同、到形成迫切感，发生了观念及态度的转变。而正是在和内地经济的融合过程中，港人开始担心自己的边缘化和独特性的丧失。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认为：“香港和内地正在融合，它作为中国大陆的经济中心，不存在边缘化危机，而是如何和内地合作的问题。香港刚开始是简单的桥梁，是中介，这个作用会越来越弱，但连接全球市场的某些功能是不可替代的。”

也许正如王光亚所说，“香港是一本难读的书”。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已成共识，那就是香港不再是曾经的香港，它的作用和重要性还有独特性都在打折扣。

矛盾正在看上去繁荣祥和的香港社会内部酝酿。住房、教育、医疗这三个在大陆出现严重问题的领域，在香港也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其中民怨最深的是住房问题。李彭广告诉记者，香港的贫富悬殊比以前严重得多，虽然因为香港有比较好的社会安全网，穷困者不可能低到某个层面之下，但稳定的橄榄型社会正在发生变化，香港政府有一些政策，对一般中产阶层是不利的，稳定核心的中产阶层在往下掉。原来香港一部分中产阶层是靠住几年政府居屋，存起一笔钱，才买得起私人住宅，金融危机后，香港停止盖居屋，同时，因为不再建居屋，商品房的需求陡增，目前香港房价已经高到离谱，这批人再买不起房子，开始向底层掉。另外，相当多的经理阶层，在金融风暴后薪酬锐减，但是物价水平却高企。这些人也在往底层掉。

王光亚在和访京的香港大学生交流时，直言香港“成也英国， 败也英国”，指在港英治理下，英国人主导香港事务，培养出的香港公务员水平虽高，但只懂接受及执行指令，缺乏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政治设计。香港特首曾荫权7月28日透过网志发表对筹备施政报告的想法，称特区政府的团队无论是问责官员或公务员，都是以香港整体长远利益为依归，同心协力，制定政策。被认为是不点名地回应了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的言论。

和回归后选择国际化还是内地化一样，香港现在正面对另一个历史的拐点，即内地化之后，因应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自身的变化，香港要走一条怎样的路，才能既不衍生出内地的种种弊端，又不在内地城市的竞争威胁中落败，并保持自己的重要性和独特性？李彭广认为，香港已经从转型社会进入了成熟社会，政府角色应该随之发生改变。

大陆的快和香港的慢

虽然香港面临历史的拐点，自身也在摸索以后的路该如何走，但作为老牌的国际大都市，它依然走在大陆城市的前面。

深圳是中国当初改革开放的先驱，落下了土地买卖的第一槌，开创了大陆企业股份制的先河。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中心教授曹龙骐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深圳的很多改革都是学的香港，深圳的地铁都要香港承包一段，因为深圳希望学习香港地铁的管理模式，香港地铁是世界上唯一赢利的地铁。深圳最大的医院滨海医院， 全部由香港人来管理，因为香港人的很多细节管理非常到位。深圳的服务业中做得比较好的很多也是香港人开的。小区建设基本也是学的香港模式。

谈到香港在中国经济改革中起到的作用，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表示，香港不仅是一个实体的窗口，还是一些新构思的试窗。新的构思想法在香港都可以做尝试，协助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找到自己改革和成长的方法。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现在束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是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大陆和香港政体不同，但很多管理模式都有借鉴意义，香港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试窗作用，在中国的下一步改革中依然重要，可以再次充分发挥“试验田”、“防火墙”的功能。

抛开政体不说，只说政府的管理模式。到底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是困扰世界的难题，大陆的政府和香港的政府正是“大”和“小”的典型。大政府自有其优势，大陆改革开放前30年的高速发展可以说就是得益于大政府。郭万达告诉记者，在欧洲，德国的政府相对强势，所以德国得以保留了相当比例的制造业，能很好地抵御金融危机。更典型的是新加坡，在大陆经济起飞的时候，新加坡在大陆设了很多飞地，很好地延伸了国内的产业链， 这都是政府行为。香港虽然和新加坡一样地域狭小，且比新加坡在大陆更具优势，但并没有设一块飞地，因为香港是小政府，在自由市场方面政府不作为，也正因此，香港制造业大量外迁，造成了制造业空心化，很易受金融危机冲击。

但另一方面，大政府的弊端也很明显，对中国大陆来说，经济经过30年的腾飞之后，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后，管理并没有跟上，大政府的促进作用正在逐步变为阻碍。正是大政府的强势，使得本应慢下来的建设越来越快。在广州-深圳-香港段高铁和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中，大陆和香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按照香港高铁目前的项目时间表，香港段需要到2015年才能通车，香港段全长其实只有约26公里，要放在大陆，恐怕短短几个月就建成了，而在香港，要论证可行性，要经过香港立法会审议，社会上同时掀起反对的浪潮，反对者有的认为耗资过于巨大，有的认为会破坏生态环境。政府与民间展开了一场近两年的拉锯战。

珠港澳大桥的建设更典型，内地段已经开工一年多，其中人工岛挖泥工程已完成近九成。香港段原定去年初动工，延迟一年多仍未能动工。原因是一位六旬老太反对，朱绮华是香港东涌的一位普通市民，她反对港珠澳大桥的理由很简单，她认为大桥工程没有评估臭氧、二氧化硫及悬浮微粒的影响，因此大桥一旦建成，将会对她以及及周边居民的健康造成损害。朱绮华的诉讼得到了香港高院的支持，因为她是在正当地行使宪法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

对于一个传统、老迈、社会形态固化的发达国家来说，这可能阻碍国家的发展，但对于一直步伐匆匆、过度追求GDP的中国来说，目前正需要这样的制度，让社会慢下来，让个体在政府面前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随着香港和大陆的融合，未来的共同建设会很多，大陆的快和香港的慢会在碰撞中产生新的灵感，让大陆学会慢下来，让香港更充满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