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与拯救

陈惠良

在写完《为联邦死者》一书后，罗厄尔说：“我一直想写一首关于南北战争的诗，在43岁时我写出来了。”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他的最佳作品。事实上《为联邦死难者而作》不仅仅是一首关于南北战争的诗，它将个人的历史和政治和文学材料中一段段插曲连接成一个雄伟的整体，将美国历史和文化与他个人生活结合在一起、相互对照、彼此渗透。欧耐斯特·卡西拉说：“在历史中人类不断地回还到自己，他试图重新收集和实现他的整个过去的体验。”作为史学家的诗人，罗厄尔写历史既不是为了追溯历史事实又不是为政治方案提供基本原理，而是让人们对自己有一个基本了解。在读了泰特的《为联邦死难者的赞歌》后，罗厄尔打算自己写一首关于南北战争的诗并在一九六零年波士顿艺术节在公共花园公开朗诵。一九五九年春他在出版了《生活研究》以后又开始创作新诗，整整一个冬天他对这首诗进行“削减，添加，调整”，一直到艺术节的六月五日的诗歌晚会前才正式完稿。晚会后的第二天，《基督科学报导》报道说：罗伯特·罗厄尔，知名的波士顿家族的叛逆子孙对包括埃莉娜·罗斯佛在内的热情听众念了他的新诗。在诗时，他把波士顿讽刺性地描写成“一个公路和停车场迅速出现的中心”，似乎是为了增强效果，他在朗诵自己的诗作时不断受到来自波士顿上空的飞机引擎和气闸声所干扰。不管怎么说，这次朗诵是成功的，听众热烈鼓掌。他告诉听众，他小时候因为调皮捣蛋被赶出公共花园，“今晚多少是一个补偿”。

和《贵格派教徒的墓园》一诗类似，《为联邦死难者而作》开始时是几首独立的诗，罗厄尔将它们串联起来。第一首诗题为“旧水族馆”，是诗人对孩童时代的回忆，是一首自传性很强的诗。该诗将童年时代充满生机的水族馆与现在废弃不用的水族馆相比较，将童年时代充满“漫不经心的自信的”自己与现在的自己（“第二夜的中途，/走向死亡的中途”）相比较。描写了一个孩子从恐惧走向勇敢的心路历程。另外，他又写了主要以历史题材为内容的诗稿，一首颂歌“一次英勇的冲杀：上尉罗伯特·肖之死”，它的主题是“对我们的现代城市、公民权利、原子能战争，更具体的是上尉罗伯特·肖和他率领的黑人军团进行去脏手术”。第二份诗稿得益于威廉·詹姆斯在给他的弟弟亨利·詹姆斯的信中所叙述的他在为森尼特·高登的上尉肖的纪念牌前所作的讲话和伊丽莎白·哈德维克于一九五九年后半年在《竖琴手》杂志刊登的上以“波士顿，失去了理想”为题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关于波士顿的观点对诗人产生很大影响，他认为波士顿“现在是个令人同情的旧城市，依赖于它的沾沾自喜、势利眼和白色传统——皱巴巴细长腿，缺乏她所有的精神和皮肤油彩，褊狭又自负”。这份诗稿中明显地带有这种偏激的观点，认为这个城市的欺骗性的传统姿态“由于它对过去的盲目亵渎而落空”。他将上尉肖作为失去理想的象征对这种欺骗性的传统进行攻击。

后来罗厄尔将这两个诗稿合二为一，两个主题互相平行、互为参照，将一个勇敢冲杀的上尉肖与享受父母宠爱的少年时代的肖进行对照。从小时候他厌恶自己在社交舞会上充当女孩的角色，或者在母亲的坚持下折叠自己的制服到后来突然变成一个成熟的士兵，点燃炸药，手握宝剑，像猫一样蹲伏在战壕里，带着他的士兵冲向死亡。诗人将这两首诗组合起来，不仅使波士顿人格化，而且赋予了自己的生活以社会意义，将自我与文化放在各自对方的语境下进行观照。

这首诗同时也表现了诗人对许多事情的思索：它思索了上尉肖的业绩并通过他思索了英雄主义的模糊性，诗详尽阐述并攻击了肖的塑像所代表的文学传统。诗中描述了作为荒原的当代城市的景象，居住在那里的是一些失去人性的野兽般的幸存者。诗中还叙述了诗人本人孩提时代的道义清白和成年时的道德苦恼，表现了他抵抗灵魂死亡的心理搏斗。诗歌由表及里，从最表面的社会现象到人的心灵深处，通过对一个历史事件的集中思索，走向人类心灵的最内在的层面。

《为联邦死难者而作》一方面是对一个民族历史的记述，另一方面也是他个人的内心自传。在诗人将美国的过去与现在进行对比的同时，也将罗厄尔自己的过去与现在进行对照。罗厄尔由一个鼻子贴着玻璃看水族馆里的鱼的孩子变成一个站在一个带刺的篱笆旁看路牌不断地被涂抹或蹲在电视机前看孩子被暴力所惊吓的镜头的成年人，展现了罗厄尔的精神衰退和与此相关的道义觉醒的过程。更进一步说，他所观察到的恐怖的景色（他的曾经“激动”地触摸的手现在因为恐惧而缩了回来）可以看作是对他所处的精神环境的一种讽喻，即通过历史和社会现象对社会做出意味深长的判断，在联邦士兵的非人性的、贫乏的理想主义和现代波士顿人的过于人性化的自我放纵的对立之间他看到是与他本人性格中相似的冲突，罗厄尔也感到自身在英雄般的自我牺牲与恶棍似的自我满足这两种冲突之间的心理搏斗，他从对美国性格中潜在的暴力和理想主义特色的思考中开发了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资源，在他本身的心理活动中展现这种冲突。诗充分展现了这种冲突的复杂与混乱性，认识到了人在达到个人与广泛的文化之间的共鸣过程中所遇到的深刻矛盾，并没有提出解决这种冲突的途径。

诗人通过卓越的比拟才能，将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一系列对照之中。从曾经天真地按在水族馆玻璃上的孩子的激动的手和现在由于为了开掘飞机库而不祥地“颤动”（tingling）的麻省州议会大楼，从埋葬肖与他的士兵的土坑到现代飞机库的开掘，从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到今天波士顿的商业街，从被遗弃的如撒哈拉沙漠一般干燥的水族馆到波士顿的民用沙堆，从养鱼缸里鱼嘴里吐出的水泡和理想主义者肖所骑的“水泡”，这两种水泡又和在广岛原子弹将整座城市化为沸腾的泡泡之间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内在联系，代替罗厄尔记忆中的水缸里顺从的鱼的是带有巨大后翼装饰物的汽车“像鱼一样”向前飞驶。

鱼是该诗中一个重要的意象，通过这同一个意象诗人将内心独白与现代社会现实天衣无缝地编织在一起。又通过这同一意象在不同场合的不同联想加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上尉肖的纪念碑像鱼骨头一样插在城市的喉咙中说明肖所代表的英雄主义理想和现代商业化的波士顿的拜物主义之间的不和谐性。现代人都居住在与罗厄尔记忆中相似的养鱼缸里，不过在这个养鱼缸里居住着的已经不再是一个“由鱼和爬行动物组成的生机勃勃的王国”，而是一群道德沦丧的“生物”，人类所居住的是一个笼子般的轰隆隆的“黄色恐龙蒸汽机”的世界，“停车场”有恃无恐、四处蔓延像沙地里的动物一样横行霸道，野蛮的“带翼车”咄咄逼人地向前移动。由此看出，诗中的每一个意象在其他意象中产生回响，将表面上毫不相干的现象联系起来取得一种深远的综合性的效果。

和《贵格教徒》一诗不同的是，《贵格教徒》通过讽刺和双关表达一种内在的不和谐，这首诗由比拟将表面上互不相干的事物构筑成一个彼此关联的整体。如果说《贵格教徒》爆发了一种不可缓和的冲突力量的话，《为联邦死难者而作》则把潜在的冲突内聚在想象的视野中。这种联合景象表现了生命与死亡搏斗的主题。这个主题包括外在社会与内心世界两个方面，在这个世界上发展与破坏同时存在。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则不断地平衡着暴力与忍耐这两种力量。

在《为联邦死难者而作》中，一切人和物都趋向死亡。上尉肖带着他的黑人弟兄冲向死亡，上尉肖在他的“泡泡”上等待“破碎”。波士顿和罗厄尔本人都曾经年轻，而今已经年迈，并且遭受蹂躏。这些暴行的意象加深了这种启示般的心情。波士顿公墓上的“倒钓和通电的栏栅”和“坑”更接近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意象，诗中野蛮的带翼汽车代表着法西斯意志的胜利，像鱼骨头一样插在城市喉咙里的纪念碑则寓意一种传统的萎缩与窒息。广岛爆炸与外层空间的真空将整首诗笼罩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公共墓穴般的氛围之中，同时它表现了一个更为强烈的求生欲望。当上尉肖站立在生命与死亡之间，罗厄尔不是利用他“选择死亡与生命”的独特能力，而是承认死亡并且继续生活下去。经历磨难以后，诗人从童年的天真到达一个更为复杂的天真阶段，一个重获新生的天真阶段，一个付出体验之代价的天真，一个悲剧性的天真。也就是说诗人从孩提般的天真成长成为一个对既来自外部又来自内部的罪孽具有清新认识的成年人。在这种认识的压迫下，他从孩提般的侵略性冲动（破灭鱼泡泡），回到一个近乎死亡的被动状态（站在篱笆墙边，电视屏幕前将自己与他所观察到的一切隔开），表现了他与非人道的力量之间的搏斗，通过将自己牢牢地放在公共范围内，投身于改善传统政治中使处于自卑与自贬的自我得到升华，并且在艺术中获得并实现道义的权威与义务。在这首诗中，罗厄尔超越了他在另一首诗《臭鼬时刻》中受折磨的观淫者的形象而上升为一个视觉上的英雄，就像上尉肖与他所代表的传统一样虽然模糊但非常必要，从而在他自己的生命与国家的生命的废墟上传达了整体治愈的艺术预言。

一八六三年春，罗伯特·戈尔得·肖，一位波士顿的豪门家族成员，也是罗威尔家的朋友，受命指挥第五十四麻省志愿军，这是一支完全由北方自由黑人士兵组成的联邦军团。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后，同年七月十八日，上尉和他的军团奉命攻打查尔斯顿港的外围防线瓦格纳要塞，这场战斗证明是自杀性的，五十四军团的一半士兵阵亡，肖本人也在登上要塞时和几个士兵一起被打死。但不管怎么样，他们的作战都是勇敢的，就是当他们意识到自己遭到伏击时却还是继续冲锋。由于他的士兵是黑人，瓦格纳要塞的南方邦联指挥官拒绝按照他的级别安葬他，而是将他和他的士兵一起安葬在公墓里。后来北方政府提议用隆重的仪式重新安葬上尉肖时，肖的父亲淡淡地拒绝了这些，说：“一个士兵最合适的安葬地就是他倒下的地方。”肖的死给北方的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对战争迷惑不解，却又渴望成为英雄，肖就成为北方的，尤其是新英格兰的代表。肖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和为之献身的勇气，再一次证明了联邦事业的正义性，更重要的是肖的行为是对扬基精神的一种肯定。

《为联邦死难者而作》首先是一首关于美国历史的诗，是对一位南北战争期间的人道主义英雄所作的复杂且又认真的颂歌。在继承的同时又微妙地改变了在这位英雄的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传统。他记叙过去的目的是戏剧化地再现现代社会的猥琐。将上尉肖和他的士兵的英雄般的理想主义和他们在不同的艺术作品中所保留的光荣记忆与波士顿愿意保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唯一纪念品——一张从爆炸中幸存下来的带有摩尔萨保险字幕的作为“时代之坚石”的广告和广岛上空的蘑菇云的照片相对照。十九世纪波士顿人在一八六三年欢送肖和他的士兵走上战场，他们死后，人们作演讲，写追悼词，朗诵诗歌来缅怀他们的英雄事迹，而现代波士顿人所能做的只能是亵渎他们的光荣传统，他们为自己有足够的金钱储存起来“度过原子弹爆炸”而自豪，代替上尉肖的公民勇气的是现代人唯利是图的货物推销。这些复杂的景致既解释又指责了现在，从肖的惨死的瓦格纳要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广岛体现了一个不断升级的暴力技术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样令人焦虑的是，诗人从肖本人和赞扬肖的人们身上发现了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屠杀和自杀的冲动及深入美国的阿哈伯性格与精神，正是这种暴力与理想主义精神产生今天的原子弹大屠杀。

还有一个更富有希望的比较是肖的军团与五十年代为消灭种族隔离而战的黑人学生。这些学生的非暴力行为与麻省军团形成对照，是诗中唯一意义明确的英雄。罗厄尔曾经在谈到《为联邦死难者而作》的政治意义时说：一九五九年我在这里找到一个信息：自从黑人找到他们的突破的时刻以来“景色”依旧。这里的景色指的是一个连续的非正义的和不断的政治恐怖景色，从肖和他的赞美者们的有缺陷却是真正的理想主义到现代社会商业化的乐观主义的表面下所遮掩存在于整个社会的屠杀、奴性和野蛮。不管前景如何灰暗，作为甘地非暴力主义的忠实信徒，黑人学生们尽管孤独，但他们的行动使人们有理由对未来怀有希望。

诗人用预言性的历史主义代替他早期作品中的预言性神话。也就是说，诗人用历史而不是用圣经启示现实。诗中涉及不少历史事件：上尉和他的军团于一九六三年队列经过波士顿，两个月后战死在瓦格纳要塞，威廉·詹姆斯于一九零七年为纪念牌落成仪式致辞，一九四五年广岛原子弹爆炸，在“一个三月的早上”波士顿的公墓被掘开，显示时间的流动感。诗的第一阕中依然屹立的鱼缸在诗的最后“消失”了，诗人通过历史对抗流行于当时的社会情绪，这个情绪竭力回避由鱼缸、肖纪念碑及其他所代表的过去。而抹杀了过去的现代社会没有身份感、没有可以继承的道德价值（如詹姆斯及其他赞扬肖的作者们所传播的价值），不知不觉地又重复了祖先所犯下的罪孽。肖的惨死与埋葬，经过无数次的扩大最终成了原子弹的爆炸。诗人通过将历史意识运用到一个对历史充满敌意的社会上，通过恢复它的重要性来使读者意识到由上尉肖和麻省五十四军团、威廉·詹姆斯的演讲和黑人学生所构成的作为人道与自由的传统的模型。一个尽管有缺陷且已经陷入困境的传统，仍然生机勃勃，值得人们对它保持忠诚。由此，罗厄尔的民族挽歌最终成为一首“赞歌”——一首赞美人类文明的持久的信念与价值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