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关联：模式与解释

张 军，刘晓峰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经济理论与经济建设·

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关联：模式与解释

张 军，刘晓峰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在对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理论关系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国家统计局1998—2007年间对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现状、两者之间的关联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在较大程度上高于其工资水平，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有随时间扩大的趋势，而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正相关性则有所下降。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关联有着显著的影响，而企业的规模、劳均固定资本存量，以及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也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工资

引 言

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是一直受到经济学家高度关注的两个重要研究话题，但有意思的是，在绝大多数场合，两者都是被分别研究的，很少有人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谈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或许是因为完美市场条件下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如此直接明了与深入人心，以至隐藏于其间的细节太容易被忽视了。然而，最近学界与政府关于提高劳动者工资的一些意见却不得不让我们对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看似简单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例如，在2010年8月11日的《中国经济时报》刊文认为，“名义工资的增长率应该相当于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加上通胀率，只要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同步增长或略高于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就不会生成通胀或挤压利润空间。因此，工资上涨与劳动效率之间‘剪刀差’的缩小不但不会造成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反而会因为工资水平上升、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这里一个似乎被默认的假设是，合理的工资上涨速度应该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步的，这一提法甚至已经出现在近来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文本中①例如，在上海市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企业联合会或上海市企业家协会、上海市商业联合会最近联合发布的《关于2011年本市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的通知》（沪人社综发［2011］36号）中，明确提出“企业应当建立职工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增长机制”。。本文并无意对中国目前的工资水平及增长速度是否合理作出判断，然而，如果“工资增长速度应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相一致”这一假设业已成为制定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相关政策的一个依据，那么对这一假设的合理性进行严谨的考察就显得异常必要，而这显然依赖于对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

从统计数据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职工的工资水平经历了较快的增长。如图1所示，制造业职工的实际工资从1978年的597元上涨到了2009年的5 166元，1997年以后其年涨幅均稳定在10%左右。根据卢锋的计算，1978—2004年间，我国制造业工资相对美国的累计增长指数为363（以1978年为100计算），年均增长率约为5．1%，并且在1997—2004年间的相对增速较前20年更快，累计增长约83%，年均增长约7．8%。与OECD的13个成员国相比，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增速也呈现类似的更快的趋势。然而，目前学界以及政府对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以及增长速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两者都偏低。得出这一判断的依据之一是，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经历了更为迅猛的上升，这在相关的实证研究中也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例如，Szirmai等经过对部门从业人员人数等变量进行调整，构造出了中国15个制造业部门1980—1999年间劳动生产率的时间序列，发现1990年代以来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确实经历了较工资水平更为快速的增长，仅在1998和1999两年落后于工资水平的增速。卢锋在Szirmai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数据扩展到1978—2004年间，证实虽然在1978—1990年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仅有1．85%，但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大幅提升，其中1991—2004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3．1%，而1994—2004年间的年均增长率则达到15．5%，均高于同期人均GDP和工资的增速。都阳、曲玥利用2000—2007年中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基本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设定，估算了中国制造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并将估算得到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以及平均劳动生产率与历年实际的劳动报酬进行了比较，发现对于所有的制造业行业，虽然劳动报酬在2000—2007年间经历了较快的增长，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更为迅猛，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在这7年间是持续下降的。正是基于近年来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工资水平的提高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要求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实现挂钩的意见近来在学界和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4］。

图1 中国制造业职工工资的增长（1978—2009）

认为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与增速都偏低的另一个现实依据，来自宏观数据中劳动收入报酬占GDP比重（即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相关实证研究证实，从改革开放以来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基本稳定，但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出现了持续下降的现象。罗长远和张军利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发现，在1996—2006年间，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从54%下降到了40%，已经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白重恩和钱震杰利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的数据计算也得到，在1995—2004年间，剔除由统计核算方法带来的影响后，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从59．1%下降到了2004年的54．7%，其中工业部门内的劳动收入占比从49．0%下降到了42．2%。邵敏和黄玖立对1998—2003年间中国工业行业劳动收入占比的计算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劳动收入占比的降低，事实上是劳动者报酬与平均劳动产出之间差距扩大的宏观体现，如果能弥合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显然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状况。这似乎也构成了要求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上升这一政策主张的坚实理由［5］～［7］。

然而制造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确实应该是同步增长的关系吗？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看，似乎只有在非常理想的假设条件下（即完美市场条件下），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才显得较为清晰，一旦离开这些较为严格的设定，两者之间的理论联系似乎并不那么直接。特别是在中国这样较为特殊的转型经济体中，以及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存在较多的因素同时影响着企业的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这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因此，只有真正理清了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的机制，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分析形成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现状的原因，也才能较为科学地评判以劳动生产率作为标准来判断工资水平与涨幅高低是否合理，并提出更为有效的政策建议。同时，对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分析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判断在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两者将可能分别呈现怎样的走势，劳动收入占比等与之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变量是否会出现不同于前期的变化趋势。

一、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

实证文献中常用的劳动生产率的度量是劳均产出（增加值或者总产值），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劳均产出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是存在一定区别的，但一方面满足严格理论要求的劳动生产率很难从现实数据中估算得到，对函数形式设定的依赖也很强，而劳均产出数据则相对容易获得；另一方面，Hall and Jones等人所做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劳均产出与严格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因此以劳均产出来代理劳动生产率被文献普遍接受。本文也不对两者作严格意义的区分［8］～［9］。

对于劳均产出与工资之间的关联，一个最基本的分析框架显然来自最为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不妨假设生产函数是Cobb－Douglas形式的，技术进步是Hicks中性的，

完全竞争条件下均衡的工资水平由边际劳动产出决定，

其中，k＝K／L为经济中的劳均资本存量，而劳动生产率则采用平均劳动产出来度量：

显然，在这样的设定下，经济中均衡的工资水平将与劳动生产率保持在一个固定的比例：

工资水平必然是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并且工资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总是相等的，都可以近似表示为技术进步与劳均资本增长（即资本深化）两部分的线性加总：

（4）式与（5）式描述了这个非常理想的经济环境中，均衡点上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联，即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两者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尽管从形式上看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但并不妨碍我们得到较为一般化的结论，即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增长速度分别构成了工资水平和增长速度的上限，企业的工资水平不会高于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工资上涨的速度不会高于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同时，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过程都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然而，只有在完美劳动力市场假设下，企业与劳动者都是价格接受者时，（4）式与（5）式才有可能成立。当劳动力市场存在非完全竞争因素时，工资水平并不完全由边际劳动产出来决定，而劳资双方的谈判力量对比等则成了决定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劳动力谈判地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工资水平的提高，而企业或资本方谈判地位的上升则不利于工资水平的提高。当这种基于谈判力量的工资决定机制在工资形成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时，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关系也将随着劳资双方的谈判力量而发生变化，当企业在劳资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时，企业将支付较低的工资，同时还有可能对不同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力进行筛选，支付不同的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总体差距有可能会因此而扩大，但从劳动者及企业的个体层面来看，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相关性有可能会比较强的。反之，当劳动力在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时，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将相对上涨，不同生产率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差异有可能缩小，这将导致平均来看，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有所缩小，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则有可能下降。

转型经济的特征以及全球化的背景也使得中国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首先，由经济转型造成的企业异质性使得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之间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上存在较大差异。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工资制定尽管也考虑了员工的绩效表现，但更主要的是体现员工的资历。同时，当时中国所实行的赶超战略也使得政府控制下的国有部门劳动者工资被进一步压低。即便到了1990年代中期，工资决策权开始下放给企业，劳动部门还专门发文要求试点企业在自主确定工资总额时应遵循“两低于”原则，即“工资总额增长要低于经济效益增长，实际平均工资增长要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①参见劳动部、国家经贸委1995年印发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劳动工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办法》（劳部发［1995］258号），以及劳动部、财政部1996年颁发的《关于改进完善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的通知》（劳部发［1996］409号）。。显然，在这样的体制下，工资并没有基于市场定价原则来决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联系是遭到扭曲的。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和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外资、民营等其他性质企业的崛起，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了竞争程度较高的态势，利润最大化导向的企业在确定员工工资水平时更多地遵循市场化原则，员工的生产效率和绩效得到了更高的回报。然而，Jefferson and Rawski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工资的形成与水平，以及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等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时，政府对不同性质企业与部门的干预程度也明显不同。例如，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6年颁发的《关于做好2006年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工作的通知》中，明确了“对已完成公司制改建的非国有控股企业，可以不再实行工效挂钩政策。企业应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与职工代表协商确定职工的劳动报酬”，但对于未完成公司制改制的，则仍然对工资上涨幅度有较为严格的限制［10］。

其次，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仍然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要素积累，或者说劳均资本存量的提高，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所起的作用仍然是其次的。例如，涂正革和肖耿的研究发现，尽管资本深化的贡献在近年来有下降的趋势，但在1996—2002年间中国38个工业行业大中型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中，资本深化的贡献平均每年为12．9%，而技术前沿进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则平均每年仅为7个百分点。资本积累对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导作用意味着资本对回报的较高要求以及相对优势的谈判地位。同时，资本的相对稀缺与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竞争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优势地位，这在考察外资进入对地区以及行业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直接的验证。例如，罗长远和张军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发现，FDI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显著为负，邵敏和黄玖立也发现外资的进入对1998—2003年间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降低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对此一个重要的解释是中国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激烈竞争可能强化了资本的谈判地位，进而导致劳动者谈判地位的弱化。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导作用以及劳资之间并不对等的谈判地位，有可能使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形成较大的差距［5］［7］［11］。

第三，中国经济加速融入国际市场的进程也有可能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工资水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1990年代起，陆续有实证文献发现欧美国家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与其劳动生产率以及工资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相关性，对此经济学家提出了至少两种机制来进行解释，其一是制造业企业在出口过程中可以经历“干中学”，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另一种可能的机制则是是否选择进入国际市场本身是一个筛选过程，只有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有可能克服进入壁垒，适应国际市场更为激烈的竞争。以Melitz模型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与贸易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较为一般化的理论。然而，新近出现的部分实证文献也发现了反例，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反而较非出口企业更低（例如Lu的研究）。一些学者对此提出的解释是，当国内市场的同质化程度较高时，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就有可能比国际市场还要大，但这仍需要进一步实证证据的支持。本文也将利用来自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对此进行初步的检验。同时值得指出的是，目前这方面大多数文献都主要着眼于参与国际贸易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而进出口行为对于企业工资的制定以及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关系的影响却基本没有深入的研究，本文也将在这方面进行初步的实证考察［12］～［13］。

以上我们对可能影响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关系的一些因素进行了简单的归纳与分析，从中不难发现，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关联远没有经典模型设定下一一对应的那么简单，通过影响劳资双发的谈判地位，多方面的因素都在对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相互关联产生影响。简单地认为工资水平应该与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的增长是经不起推敲的。接下来我们利用来自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展示目前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对影响两者之间关系的因素进行初步的实证检验。

二、中国制造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现状：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

我们使用的数据是1998—2007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这个数据库中的样本包括了全国全部工业行业中所有的国有企业以及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每年的样本量都在20万～30万左右，并且包括了企业所在地、所在行业、成立时间以及来自企业财务报表的其他相关变量。我们首先利用其中的制造业企业样本来进一步描述和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联系。与使用宏观或加总数据相比，我们使用微观数据的优势在于可以进一步分析企业层面的不同因素对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

我们从数据库中抽取了1998—2007年间所有制造业行业的企业样本，并用两个指标来分别度量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一个是劳均工业增加值，另一个是劳均工业总产值。由于2001年和2004年两年的数据中缺失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信息，因此在使用劳均工业增加值作为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度量指标时，我们只能使用8年的数据，而劳均工业总产值则不存在这个问题。此外，由于原始数据中给出的是企业的年工业总产值和年工业增加值总值，因此需要利用企业的劳动力数量来求取劳均工业增加值或劳均工业总产值。然而，1999年和2002年的数据中对企业劳动力统计的是职工人数，而其他年份则是从业人员数，尽管两者的统计口径有所差别，但我们无法获得所有年份一致的劳动力数量统计，因此只能对1999和2002两年的数据使用职工人数，而对其他年份数据则使用从业人员数。我们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度量采取企业的年应发工资总额除以企业的劳动力数量，即企业的年劳均工资水平①严格来讲，对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度量最好能控制掉劳动时间的影响，如采用小时工资和小时劳均产出等，但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无法直接控制不同企业间员工劳动时间上的差异。但在我们后面的回归分析中控制了企业所在行业以及地域的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捕捉了企业劳动时间方面的特征。。在剔除了工资或产值为负值或取值在当年样本99%分位数以上和1%分位数以下的极值点后，我们得到了1998—2007共计10年间1 488 857个制造业企业的样本点。

表1对这些企业样本的名义工资水平和名义劳动生产率进行了统计描述。显然，制造业企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在1998—2007年间都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总的来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更大。2007年制造业企业平均的劳均名义工资水平较1998年上升了131．9%，而平均的名义劳均工业增加值则上升了173．0%，平均的名义劳均工业总产值也上升了155．4%。

我们进一步用企业的年工业增加值Y与年应发工资总额W的比值来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进行刻画：

表1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工资与劳动生产率（1998—2007）

由于劳动力人数在相除的过程中被约去，这个比值事实上就是企业劳动生产率与企业工资水平之间的比值①都阳和曲玥在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比值来进行度量，他们将企业的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比值称为劳动力成本优势，但并没有直接对影响这个比值的因素进行分析，而对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之间差距的因素分析是本文接下来的重点［4］。。从1990年代末开始，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确实在持续扩大。在1998年的分布曲线中，右尾处存在着轻微的双峰现象，但在2003和2007年的分布曲线中则没有出现，并且后两年的分布曲线更为狭窄，说明与1998年相比，2003和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之间比值的分布更为集中，那些在1998年时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或远远低于其工资水平的企业很有可能在2003和2007年时已经发生了改变甚至退出了样本。

下面我们利用一个简单的回归分析来看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

这里log wit是企业i在t年份的年劳均工资的对数值，log Prodit则是企业i在t年份的劳动生产率的两个度量，即年劳均工业增加值或者年劳均工业总产值的对数值，Dprov、Dind和Dt分别是企业所在省份、2位数制造业行业以及年份的哑变量，εit是扰动项。从本质上说，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是在企业决策中共同被决定的，因此在工资决定方程中加入劳动生产率的度量并不是研究两者之间关系的合适方法。这里我们的回归分析仅仅关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影响两者之间相关关系的因素，并不试图作因果性的解释，因此我们并没有加入太多的控制变量，同时采用OLS进行回归，表2报告了回归的结果。

表2 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简单回归结果（1998—2007）

第（1）列和第（2）列是没有控制年份、行业、省份等哑变量的结果，仅仅对企业工资对数值和劳动生产率对数值进行二元回归，平均来看，制造业企业的工资水平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在0．3左右，统计上非常显著，虽然只放了劳动生产率一个解释变量，但调整后R2已经超过了0．2，说明企业层面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对企业之间劳均工资水平的差异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3）、（4）两列中，我们控制了企业所在的省份、行业和年份的效应。调整后R2超过了0．4，劳动生产率的系数虽然有所下降（0．25左右），但仍然在1%水平上显著，即在控制掉行业、地区以及年份的影响后，平均来看，劳动生产率高1个百分点的企业，其工资水平会高约0．25个百分点。

表中略去了年份哑变量的系数的回归结果，但以1998年为参照基准的年份哑变量系数符号均为正，且几乎全部在1%水平上显著，并且数值逐年增大，一定程度上捕捉了名义工资逐年上涨的趋势。在（5）、（6）两列中，我们进一步将年份哑变量分别与度量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两个变量做了交互，以分析劳动生产率与企业工资之间的相关性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其中第（5）列中放入的是企业年劳均工业增加值的对数值，第（6）列中放入的是企业年劳均工业总产值的对数值。我们发现，除了2000年以外，年份与劳动生产率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即除了在2000年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相关性有所增强外，在其余年份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都弱于1998年。

通过对1998—2004年间制造业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的简单分析，我们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几个事实。首先，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确实大于工资水平的提高程度，以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比值度量的两者之间差距的分布曲线有明显的向右移动的趋势。无论从水平值的比较还是增长速度的比较，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在较大程度上高于工资水平，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有随时间扩大的趋势。其次，企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性，我们简单回归得到的两者之间弹性在0．2～0．3左右。但1990年代末期以来，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这种正相关性总体而言是有所下降的。

三、影响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相互关系的因素分析

我们首先在简单回归方程（7）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企业特征与劳动生产率的交互项，借以考察企业特征对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之间关系的影响。我们关注的几类影响因素包括：1．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工资制定以及员工生产率考察方面存在着较强的差异，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差异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中显得尤为重要。考虑到1998年以来，包含多种性质资本的股份制企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与大多数研究中将企业直接归入某种所有制类型的做法不同，我们用各种性质的资本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来对此进行度量，包括国有资本占比、外资占比、港澳台资本占比、私人资本占比、集体资本占比以及法人资本占比。2．企业规模。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较大规模的企业有可能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与小企业相比，较大规模企业在商品市场上的市场力量以及内部管理模式方面的差异也会影响其工资的制定过程。3．企业的生产技术，我们用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即固定资产和劳动力人数的比例对此进行度量。4．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我们采用企业的出口交货值占销售额的比例对企业的出口行为进行刻画，并考察其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关系的影响。我们在附录中给出了各变量的统计描述。

表3（见下页）报告了在方程（1）中加入相关变量与企业劳动生产率交互项后的回归结果。我们同样分别尝试了使用企业的劳均增加值和劳均工业总产值，结果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这里我们仅报告使用企业劳均工业总产值作为企业劳动生产率度量的结果。在第（1）列中，我们加入了各种资本占比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交互项，借以考察不同资本构成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相关性的影响。我们发现，在1998—2007年间，平均来看，国有资本占比、外资占比、港澳台资本占比的提高是有利于加强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正向相关性的，而私人资本占比、集体资本占比以及法人资本占比的提高则不利于这种相关性的加强。分年度回归得到的结果基本没有太大的波动，如图2（见P97）所示，在1998—2007历年，外资占比与劳动生产率交互项的系数始终是最大的，即外资占比的提高会使企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更趋于同步变化，这与一般直觉是一致的，外资更注重效率与绩效，外资份额高的企业更倾向于筛选效率较高的员工，并按员工表现来支付工资。港澳台资本占比以及国有资本占比和劳动生产率的交互项系数在1998—2007年间也都全部为正。其中，港澳台资本占比与劳动生产率交互项系数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与外资基本一致，仅仅只是在系数大小上不及外资，显示这两类资本在决定企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关联上可能是以类似的机制发挥作用。而国有资本占比与劳动生产率交互项的系数也为正似乎有些让人意外，尤其是2002年以后，国有资本占比带来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港澳台资本占比，与外资占比的影响也较为接近。而私人资本、集体资本和法人资本与劳动生产率交互项的系数则持续为负。

在第（2）～（4）列中，我们分别用对企业规模的三个度量，即企业的注册资本、雇员人数以及年销售额，在取对数值后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数值作了交互项，考察企业规模对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相关性之间的影响。得到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即企业规模越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越强，大致而言，规模大1个百分点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正相关性高0．01个百分点。在第（5）列中，我们用以劳均固定资产对数值度量的企业资本劳动比与劳动生产率的交互项来考察企业的技术构成对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均固定资本较高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较强。在第（6）列中，我们考察了企业出口交货值占销售额比例带来的影响，发现平均来看，出口比例越高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对数值与工资对数值之间的相关关系也越强。

表3 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影响因素分析（1998—2007）

上述分析只是分别考察了不同因素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相关性的单独影响，其局限性显而易见。然而在上述框架下如果加入其他控制变量，事实上并不能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分析问题，因为劳动生产率本身并不是工资的一个相对外生的决定因素，其本身就是被很多同时影响工资水平的企业层面特征所决定，如果在方程（7）中加入企业层面的其他控制变量，那么劳动生产率的系数所反映的事实上就不再是初始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关系了，而是剥离了控制因素后，劳动生产率中的剩余部分与工资之间的相关性。为了进一步考察上述不同因素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关系的影响，我们下面采用另一形式的回归方程进行分析。

图2 分年份回归得到的不同性质资本占比与劳动生产率交互项的系数

我们通过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差距，即按照（6）式定义的两者的比例G，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来对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也就是说，我们将利用如下形式的多元线性回归来分析企业层面特征及其他因素对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差距的影响：

这里，CSit为各种属性的资本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Scaleit为度量企业规模的变量，即企业注册资本对数值、雇员数量对数值或者年销售额对数值，Techit为企业劳均固定资产对数值，Expit为企业出口交货值占年销售额的比例，Dprov、Dind和Dt仍然分别是企业所在省份、2位数制造业行业以及年份的哑变量，εit是扰动项。我们仍然采用OLS回归，表4（见下页）报告了回归结果。这里我们仍然只报告了用企业年工业总产值与年应发工资总额比值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结果，但使用企业年工业增加值与年应发工资总额比值的对数值得到的结果并没有显著差异。此外，企业规模的三个度量，即企业注册资本对数值、雇员数量对数值以及年销售额对数值各自得到的结果差异也不大，因此表中我们只报告了采用企业年销售额对数值得到的回归结果。

在前四列中，我们首先尝试将上述各影响因素逐一放在回归方程中。我们发现，企业的规模以及资本劳动比的系数显著为正，即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资本劳动比较高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差距较大。而出口交货值占企业销售额比例的系数则显著为负，即对出口市场依赖较大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比较反常的结果是，企业各种资本构成的系数全部为负，这似乎显示这里列出的各种属性的资本占比都倾向于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更为接近。然而，当我们将上述解释变量同时放进方程时，结果就有了变化，如第（5）列所示。国有资本占比、外资占比以及港澳台资本占比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但私人资本占比、集体资本占比以及法人资本占比的系数则变成显著正。这说明，企业资本构成对劳动生产率以及工资之间差距的影响与企业层面其他特征具有相关性，在第（1）列中得到的结果很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

在同时控制了多种可能的影响因素之后，我们发现国有资本、外资资本以及港澳台资本在企业注册资本中占比的提高会使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比值更低，其中国有资本占比系数的绝对值最大，达到了0．7，即平均来看，国有资本占比提高1%，将使得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比值下降0．7个百分点，而外资和港澳台资本的这一效应则分别是0．32和0．27个百分点。尽管国有资本和外资以及港澳台资本占比的系数符号是一样的，但两者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差距的影响渠道很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国有占比较高的企业虽然更可能具有相对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但由于国有体制的遗留影响等原因，其工资水平可能被压低得更多；而外资占比较高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可能更高，但为了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也更有可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水平。同时，如果进一步分年份来看，如图3（见下页）所示，在1998年时，只有国有资本占比的系数显著为负，其余性质资本占比的系数均显著为正，然而到了1999年及之后的年份，外资与港澳台资本占比的系数也下降至显著为负，并且负的数值越来越大，下降趋势在2000—2002年间尤为明显。外资和港澳台资本占比的系数随时间的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在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变革过程中的转变。私人资本占比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差距的影响在1998—2007年间一直是正向的，而法人资本占比的影响则在1998—2002年间有所下降，但符号基本持续为正。而集体资本占比的影响在1998—2007年间也是持续下降的，并且从2003年开始，其对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差距的影响由正转负。

表4 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1998—2007）

在同时控制上述变量后，企业规模、资本劳动比以及出口份额的系数变化不大，并且对不同年份的企业样本进行分别回归得到的结果也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异。以年销售额对数值度量的企业规模的系数为0．235，即平均来看，年销售额高1个百分点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比值平均来看会高0．235个百分点。大企业一方面劳动生产率超过工资的幅度较大，同时另一方面其支付的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性也较强，这与我们前文的分析是一致的，即在其他因素不变时，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往往使得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生产率优势，而大企业往往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因此其在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支付的比较上更具优势，也更具备根据员工生产率水平来制定工资的可能。与之类似的是企业劳均固定资产的系数，其绝对值为0．108，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企业劳均固定资产高1个百分点，其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比例将高出约0．1个百分点。资本密集的企业显然将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在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上，资本的相对优势地位使其对回报的要求更有可能被满足。企业出口交货值占销售额比例的系数则为－0．3左右，同样在1%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对于出口越依赖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差距越小。

图3 分年份回归得到的不同性质资本占比对log G的影响

结 论

在对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理论关系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1998—2007年间对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现状，两者之间的关联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1990年代以来，无论是水平值的比较还是增长速度的比较，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在较大程度上高于工资水平，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有随时间扩大的趋势。制造业企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但1990年代末期以来，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这种正相关性总体而言是有所下降的。

多方面因素都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着影响。在企业的资本构成中，平均来看，国有资本占比、外资资本占比以及港澳台资本占比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相关性影响显著为正，而对两者之间的差距影响则显著为负；私人资本占比、集体资本占比以及法人资本占比的影响则正好相反，其对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相关性影响显著为负，而对两者之间的差距影响则显著为正。企业出口占比对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差距的影响也正好相反，其对两者间相关性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两者间差距的影响则显著为负。企业规模以及企业劳动资本比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相关性和差距的影响则都是正的。

对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关系以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中国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正是由于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所以从过于简单的并且似是而非的逻辑出发对两者目前的现状作简单的是非判断可能是有欠周密的，据此而形成的相关政策措施更有可能是误导性的。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对现实中各方面因素的考察，中国目前并不存在使工资水平必须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变化的机制。政府在改善劳动者境遇，增强劳动者议价能力方面的政策措施应该更好地遵循市场规律，并重视企业之间在所有制结构、规模、技术水平以及参与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差异性。同时必须看到，目前劳动者在劳资谈判等方面所处的弱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完成，经济发展程度没有到达一定阶段时，强制性的政策措施可能并不一定能获得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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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Wage and Labor Productivity：：Pattern and Exp lanation

ZHANG Jun，LIU Xiao-feng
（Center of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By using a large scale firm－level dataset and by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ge and labor productivity，this paper documents some fact aboutwage and labor productivity in China'smanufacturing industries．It shows that the growth of labor productivity has beenmuch faster than thatofwage in China＇s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since late the 1990s，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increasing over time，whil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n is decreasing．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s'labor productivity and wage is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their ownership structure，scale，capital－labor ratio and export dependence ratio．

China'smanufacturing industries；labor productivity；wage

F242

A

1009－1971（2012）02－0089－12

［责任编辑：盛 今］

2011－12－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工工资形成机制研究”（70873022）；复旦大学985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SHKXZD0010）

张军（1963—），男，安徽亳州人，“当代中国经济”长江特聘教授，主任，从事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研究；刘晓峰（1981—），男，浙江桐乡人，博士候选人，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