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儒学独尊地位形成的过程❋

汪家华,罗立军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思政部,广东广州 510520)

儒学从其产生,到汉武帝时代走上政治前台,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孔、孟、荀以降,儒学除强调心性修养的内圣之学外,还十分重视经世治国的外王之学,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孔子以仁义游说各国诸侯,皆未被采用,因而感慨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也,三年有成。[1]137”孟子亦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2]84”积极入世,参与国家政权是孔、孟以来儒生的普遍追求。但春秋战国的动乱局势,诸侯们杀伐征战、急于事功的政治作派,使得儒家仁义治国的政治愿望难以实现。加上早期儒学自身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又使得它对现实政治的指导,往往“博而寡要,劳而少功”[3]3290。因此,儒学要从诸子纷争中胜出,由民间学术演进而为官方学术,就必须对自身进行改造,以契合现实政治的需要。诚然,儒学要走上政治前台,还必须满足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自觉选择和政治支持。基于以上的思路,本文试从相关史料出发,以文献记载为依据,深入考察汉代儒学走向政治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必然性。

1 尊儒前的儒学改造与政治选择

刘邦早期对儒学并无好感。“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4]2392”他时常骂儒生为“竖儒”、“腐儒”,毫不掩饰其对儒生和儒学的轻视。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儒学要走上政治前台,就必须对自身进行改造,减少其形而上学的色彩,突出经世意味,方能契合现实政治的需要。

为改变刘邦君臣对儒学的轻视态度,汉初儒学的代表人物叔孙通基于变通的原则,“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5]2722,对先秦儒学繁琐、迂阔的礼制加以简化,突出其实用性和操作性,成功地为汉高祖刘邦制定了一套比较实用的朝廷礼仪,彰显了刘邦的帝王形象,改变了刘邦对儒学和儒生原来持有的鄙薄立场。刘邦在去世前五个月,还亲自到孔子的故乡,“以太牢祠孔子”[6]76,开创了中国帝王祭孔的先河。可以说,正是叔孙通在实践层面对儒学进行的改造,适应了当时政治的需要,才使儒学开始得以与政治联姻,并为汉武帝时期儒学最终取得独尊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叔孙通主要是从礼制的层面将儒学付诸实践,在理论上并无多少建树。与他同时的陆贾则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鉴于秦代仁义不施,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陆贾著《新语》12篇,向刘邦极力陈说以儒学仁义思想治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4]2699。由于汉初天下未定,高祖忙于征战,“未遑庠序之事”,陆贾以儒治国的主张未能实现。自然,陆贾的学说掺入了一定的道家和法家因素,但其主要精神仍是儒家的,仁义之说仍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

汉高祖之后,汉文帝“好道家之学”[7]1160,崇尚黄老之术。汉景帝在位期间,由于其母窦太后好黄老之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8]1975。黄老思想占据着官方意识形态。

黄老思想的特点,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所概括的那样,“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汉初,社会经济残破,“民无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9]1127。经过 60余年的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到汉武帝初期,“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9]1135,呈现出一片富庶景象。这种成绩的获得,与汉初统治者忠实地执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的施政理念有着内在的关联。

随着政治状况的变化,黄老之术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受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在外交上,汉朝统治者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一味忍让,致使匈奴日益骄横,对汉朝边境的骚扰越来越频繁。在内政上,由于主张清静无为,缺乏制度建构,至汉景帝时代,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9]1137,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另外,由于中央对地方诸侯缺乏有效制约,地方势力日益扩张,对中央朝廷的威胁逐渐增大。汉景帝时,甚至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后虽被平定,但诸侯王骄恣的心理并未收敛。此外,黄老之学的无为思想,也不注重君尊臣卑,无“君唱臣和,主先臣随”[10]2710之说。立国将相们往往恃功自傲,屡屡挑战帝王的权威。汉惠帝时丞相曹参,坚持萧何成规,政治上无所进取。汉惠帝指责他不理政事,他则暗示惠帝不要干预他的宰相职权。汉文帝问丞相陈平钱谷之事,陈平以此事无关丞相之责,拒绝回答,且了无愧色。这些事实表明,汉初诸帝受到后权、相权及地方诸侯的掣肘较多,未能实现权归中央、权归一人的政治愿望。在边境动荡、诸侯骄纵、君权受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最高统治者已不可能再安于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的自由放任状态,转换帝国指导思想的工作日益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课题。

汉武帝即位之初,年龄尚少,帝国的主导权掌握在其祖母窦太后之手,而宰辅大臣们,承汉朝前期以来之风气,权力也很大。田虫分为相之初,“入奏事,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11]2844”对丞相的专权,汉武帝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为解决皇权受肘的局面,汉武帝急于找到一条强化君权、削弱相权的有效途径。当时,他强化君权目标的理论主要有两个:①法家思想;②儒家思想。两者都主张君权至上,强调尊君卑臣。但由于秦代以法治国,对人民实行残暴的刑法,激起全天下的反抗,以致短祚而亡。因而入汉以来,法家在汉人心目中的形象大坏。贾谊、董仲舒在总结秦亡的教训时,都认为秦代实行严酷刑法是其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显然,法家在汉人那里已成过街老鼠,遭到唾弃,鉴于此,汉武帝自然不能再以法家作为国家主导思想。而儒家由于其浓厚的尊君卑臣思想,加上关注现实政治的入世精神,以及对社会风尚积极引领的普世情怀,非常适应汉武帝树立威权统治、教化万民的政治需要,成为他的不二选择。

2 西汉儒学独尊地位形成的历史进程

汉武帝时期,儒学走上政治前台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段,从建元新政,到五经博士的设置,再到董仲舒对策,公孙弘兴官学、选儒士等等,其间一波三折,最终才确立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

2.1 尊儒前的政治试探

2.1.1 下诏励孝

汉武帝即位初,朝廷大权掌握在以窦太后为首的黄老派手里。汉武帝为推行儒学,不得不采取一些看起来比较中性的政策。这些政策,也往往先从社会层面展开。建元元年(公元前 140年)四月,针对社会上“孝心阙焉”的不良现状,汉武帝下诏励孝:“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12]156”他着手从社会风尚层面彰显儒学的励孝功能。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中性化的行动,没有触及到黄老派的利益,但如果从汉武帝尊儒的全过程来看,由于儒家向来崇尚孝道,汉武帝在与窦太后为代表的黄老派争权的时候,推出这一举措,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增加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儒学化色彩,增强儒学引领社会风尚的功用,从而逐步消解黄老哲学对实际社会生活以及国家政治的影响。

2.1.2 敬天礼神

继下诏励孝后,汉武帝又采取了礼神的措施。建元元年五月,他下诏曰:“河海润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为岁事,曲加礼。[12]157”表面上看,汉武帝的举动只不过是在敬天礼神,似乎形式大于内容,并未触及黄老派的利益;但透过外在的形式,其背后的内容却耐人寻味,因为不管怎样,礼神的性质都属于恢复古礼、古制,而这正是儒学所一直主张的。因此,这项活动也是汉武帝为实现尊儒目标而预先进行的一项带有试探性的现实操作。

2.1.3 建元新政

建元元年秋七月,汉武帝开始把儒学从社会层面引入政治层面,“议立明堂”,并“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12]157来指导这项工作,从而把儒学政治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其时,丞相窦婴、太尉田虫分“俱好儒术”,积极推荐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绾、王臧曾师从鲁申公学《诗》,他们以儒生的身份获宠,急于在国家政治中增加儒学的色彩,以契合汉武帝的心迹,“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11]2843。“议立明堂”和“令列侯就国”都触动了黄老派的神经,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建元二年,赵绾为提升君权,压制后权,提出国家大事不必奏报给窦太后。至此,窦太后忍无可忍,利用手中的权力罢免了窦婴、田虫分,将赵绾、王臧逮捕入狱,并任命许昌为丞相,庄青翟为御史大夫。至此,建元新政宣告失败。虽然正史中汉武帝一直没有正面出现,但新政的后台无疑就是汉武帝本人。黄老之学崇尚“因循”,即要维持现状,在现实上就是维护窦太后的权威及现有的政治格局,保护诸侯、公主、诸窦的既得利益。而在汉武帝授意下的“隆推儒术,贬道家言”[11]2847,其目的则是打破原有的权力格局,重新分配政治利益,并通过贬斥黄老手段,达到打压后权、实现权归帝王的目的。这是汉武帝借重儒学、支持儒术的深层原因。

2.2 卫绾首倡罢百

建元元年冬十月,汉武市下旨“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12]157。丞相卫绾率先发难:“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12]157”罢百尊儒的序幕就此拉开。不过,这个谏议虽然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但由于受到以窦太后为首的黄老派的阻力,并没有真正推行。

2.3 设置五经博士

经过建元新政的打击,年少气盛、急于事功的汉武帝汲取了失败的教训,此后几年中不再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做文章。到了第五年,即建元五年,随着帝位的稳定和窦太后生命的垂危,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汉武帝这才搞了一个貌似纯学术的“置五经博士”的活动,而且做得很低调,《汉书》对此也只有寥寥五字的记载。诚然,从学术上看,这只是一个儒学官职的设置,但背后却隐含着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显示了儒学开始走向政治权力的前台,其政治地位正日渐得到提升。

汉初,博士之职百家都有,儒学并未显示出优越的地位,儒学中设博士的只有《诗经》和《春秋》,现在朝廷只给儒学增置博士,没有给其他学派增置,彰显出朝廷对儒学政策的倾斜。儒学博士种类和数量的增多,抬高了儒学的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此后博士一职的内涵发生质变,开始向专指儒学博士演变。由此可见,五经博士的设置,是儒学走向政治前台的重要一步,对儒学最终取得官方学术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2.4 田虫分绌抑黄老

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武安君为丞相,绌抑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13]3118。这无疑是一个转折性事件,说明转换国家主导思想的斗争已取得了政治上的初步胜利。要巩固政治上的成果,使之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还必须对儒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理论上的充分论证。

2.5 董仲舒对策

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年)五月,汉武帝诏贤良对策,以明“古今王事之体”,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12]157。这表明,汉武帝在实践层面实现尊儒目标后,开始在理论层面寻求转换国家意识形态的智力支持。为此,董仲舒先后上了三道对策,系统阐明了他对儒学的观点。纵观董氏的三道对策,最后一道尤为关键。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法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4]2523”

董氏这段著名的话包含 3重意思:①大一统的思想符合上古以来的历史传统,是长期得到天下人支持、拥护的恒常不变的真理。由此出发,他进而讽谕汉武帝要实现政治上的一统,必须要以思想和文化上的一统作为必须的条件,即必须要形成一个为全国绝大多数人遵从的思想共源。②虽然思想意识形态的一统对于维护君权和帝国的统治是如此的重要,但当前却存在严重的“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糟糕状况,天下缺少统一的思想共源,以致于自上至下皆不知所措。③针对这种思想状况,他进而提出,必须摒弃诸家异说,统一帝国的指导思想,而且要以儒术作为国家的思想共源,然后才能使全国上下都能达到理想的状态。

显然,董氏这种主张为汉武帝实现威权统治,教化万民提供了理论论证,契合了汉武帝建立思想文化一统的内在诉求,因而,这种经董氏改造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自然就成了汉武帝对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不二选择,最终走上了政治的前台。

2.6 设官学、选儒吏

董仲舒从理论上建构了新的儒学体系,适应了汉武帝实现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也使儒学自身实现了由民间走向官方的演化。但这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仍需要实践层面尤其是制度操作上的强力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使这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真正得到确立和稳固。为此,在汉武帝的支持下,以公孙弘为首的儒生官吏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性操作。在这些国家措施中,尤以设置官学和选用儒吏影响最著。

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年),公孙弘为相,倡办官学,以“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13]3119。在中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13]3119”在地方,“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13]3119。对这些博士弟子,朝廷每年要进行一次考试,根据他们的儒学成绩分别授官。“能通一艺之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13]3119;对那些不成器的官员,即“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13]3119。正是依靠这套以儒学为内容的改造措施,各级官员的儒学素养得到很大提升。自此之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13]3120。提高官员队伍的儒学素养,增大儒生出身的官员比例,是儒学走上政治的重要步骤,对稳固儒学的政治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以上儒学走向政治的进程来看,汉武帝采取的策略颇为耐人寻味。由于窦太后的阻挠,年少的汉武帝在即位之初,为强化君权,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采取了循序渐进的迂回战术,先从地方再到中央,先从实践操作再到理论建构,再用制度化的措施加以稳固,可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建元年间汉武帝在社会上强化儒学引领社会风尚的功能,如励孝、祀神等,增强儒学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消解黄老思想对社会风尚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政治试探。在窦太后去世前后,汉武帝开始亲政,遂将儒化改革运用于朝廷,如设置五经博士等。在政治上实践儒学之后,汉武帝进而又寻求理论上的论证,因而发出策问,并根据董仲舒的对策,建构了一整套完整的政治儒学理论,以此作为帝国的指导思想。为稳固这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又支持公孙弘进行一系列的儒化改革,如兴办各级以儒学为内容的官学,扩大官僚队伍中的儒生比例,等等。

汉武帝以前,儒学经典很少被征引于国家重要文书之中;通过对儒学的有意扶植,汉武帝以后,各种文体中儒学内容显著增加,几乎所有的奏书、诏令皆征引儒家经典,以为根据,援经儒义成为一种普遍和经常的行为。如汉武帝要求严助对策时,“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15]2789。此外,儒学经义往往成为断案时的重要参考,特别是在法律条文缺疏的时候。汉武帝宠臣张汤为廷尉,主狱讼,对于疑难问题,则请董仲舒以《春秋》之义决之。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治淮南狱,以《春秋》之义专断于外,受到武帝的肯定。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京师有人冒充卫太子,引起吏民数万人争睹。京兆尹隽不疑临机不乱,果断拘捕此人。有人劝他:“是非未可知,且安之。”隽不疑宣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后经彻查,此人是假冒。汉昭帝与大将军霍光对此称赏说:“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16]3037-3038”

随着朝廷对政治人才的不断需要,太学规模呈日渐扩大之势。汉昭帝时博士弟子 100人,汉宣帝末年增至200人,汉元帝时增至1 000人,汉成帝末年竟达到 3 000人。此外,在朝廷的推动下,地方官学也日益兴盛,以致于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17]1366。

汉武帝以后,儒生出身的宰相比例呈上升之势。据统计,汉初历任丞相 13人,其出身多为狱椽小吏。而汉武帝尊儒以后,“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宴咸以儒宗居宰相位”[18]3366。从汉昭帝至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的 18任丞相中,其中 10位为明经出身。宰相为文官之首,其儒生化倾向颇能说明汉武帝以后官员整体成分向儒生化的转变轨迹。

3 结 语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打破了以往百家争鸣的学术状况,儒学也由以前相对自由和宽松的发展环境进入了一个相对刚性化和制度化的发展态势,这对儒学学术自身的发展固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儒学制度化却有利于大一统政权思想建设的需要,适应了汉代统治者构建政权合法性和威权政治的现实需要,对维护封建专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从叔孙通、陆贾,到董仲舒、公孙弘,对原始儒学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改造,掺入了其他学派的某些观点,但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本质理念并未被抛弃。自然,儒学的理想主义色彩已在一定程度上稀解,开始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演变,但它却契合了封建政治的需要,并在汉武帝时代最终走到了政治的中心,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

儒学官方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促成了汉帝国统治思想的转换,引领了此后中国长达二千多年政治理念和社会风尚的转变,构筑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思想共源,促进了社会公共交往的有序进行。

[1]杨伯峻.论语译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杨伯峻.孟子译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西汉]司马迁.史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M].长沙:岳麓书社,1988.

[4][西汉]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

[5][东汉]班固.汉书◦礼乐志 [M].长沙:岳麓书社,1993.

[6][东汉]班固.汉书◦高帝纪下 [M].长沙:岳麓书社,1993.

[7][西汉]司马迁.史记◦礼书 [M].长沙:岳麓书社,1988.

[8][西汉]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 [M].长沙:岳麓书社,1988.

[9][东汉]班固.汉书◦食货志上 [M].长沙:岳麓书社,1993.

[10][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3.

[11][西汉]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M].长沙:岳麓书社,1988.

[12][东汉]班固.汉书◦武帝纪 [M].长沙:岳麓书社,1993.

[13][西汉]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M].长沙:岳麓书社,1988.

[14][东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3.

[15][东汉]班固.汉书◦严助传 [M].长沙:岳麓书社,1993.

[16][东汉]班固.汉书◦隽不疑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3.

[1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 ◦班固《两都赋》[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18][东汉]班固.汉书◦匡张孔马传 [M].长沙:岳麓书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