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运用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化解群体性事件

朱 华

学习运用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化解群体性事件

朱 华

伴随着深刻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当前呈现出多发、易发和突发的趋势。这在凸显社会建设重要性的同时，也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方面向领导干部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思想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对于科学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具有重重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领导方法；社会管理；群体性事件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凸显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社会性群体事件呈现出多发、易发、突发的态势，对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产生了干扰，甚至对部分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损害。能否科学地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已成为考量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一大因素，并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胡锦涛同志强调：“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坚持依法办事、按照政策办事，既依法维护群众正当权益，又依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1］712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针对处置群众闹事等问题，曾经从领导方法的角度进行了详尽总结，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关于领导方法的科学思想。现将这些思想加以重新学习和借鉴，对于提高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对于帮助各级领导干部形成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科学领导方法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历来强调领导方法问题，要求提高对领导方法重要性的认识

毛泽东从一开始进入党的领导活动就十分关注领导方法问题。他说：“制定正确的领导方法是领导工作党的必要内容”，“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139这就说明了科学的领导方法不仅是领导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实现领导目标的关键环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下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标志着其领导方法理论基本形成体系。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3］902在这里，毛泽东首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的概念，并用“一切”、“必须”、“随时”等词语把科学的领导方法提到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后，毛泽东还适时总结新的领导经验，不断把它们上升为理论，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基本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为领导科学增添了崭新的内容，是各级干部在领导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思想。学习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端正对领导方法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把领导方法上升到事关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高度加以重视。可以说，缺乏科学的领导方法，就无法合理应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无法有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远景目标，也就会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失去方向和意义。为提高全党的认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4］274

二、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蕴含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树立正确的领导方法具有根本指导意义

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从本质上讲，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领导科学中的运用和发展。其基本原则包括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领导方法，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矛盾分析、全面联系的领导方法，阶级分析、分清敌我的领导方法［5］。把握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的精神实质，对于科学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具有根本的方法论意义。

（一）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领导方法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则是贯彻实事求是方法论原则的基本途径。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6］5221941年8月，他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7］361在处置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领导方法。首先，要有正确的立场和态度。那就是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大众的立场上，以向群众学习的态度深入实际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发现规律、掌握规律。其次，要有坚持真理和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勇气。作为领导干部，不但要敢于坚持真理，更要敢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尤其是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再次，要掌握科学的调查方法。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毛泽东曾经提到过“上马看花”、“解剖麻雀”、“开调查会”等方法。领导干部要通过这些方法，尽可能地深入群体性事件当中去调查事件的成因、环境、主体、规模、危害等信息，通过分析归纳，总结出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经验。

（二）矛盾分析、全面联系的领导方法

一方面应对群体性事件要自觉地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抓住中心工作的关键。毛泽东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2］326对各类群体性事件，要把握事件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抓住了主要矛盾，就抓住了事件的本质。当前多发的群体性事件，无论是土地征用群体性事件、城市拆迁群体性事件，还是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等等，根源都是人民群众感到自身的物质利益受到了侵害。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这些外型特征不同的群体性事件中找出其症结，以实现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为根本落脚点，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打破僵局，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另一方面，在处理社会性群体事件中，要学会联系地全面地去看待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不赞成的。但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群众。”［8］237这就是科学的辩证法。发生群体性事件暴露的是工作中的失误，但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抱有一个正确的心态，要能够认真总结经验，改正错误，努力把坏事变成好事，避免同样的错误再次上演。同时，要重视事物的多面性，注意避免让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看到已经出现问题的同时，还要估计到没有觉察而可能出现的问题，既要看到现状，又要预见到矛盾的转化。在应对群体性事件中，要把握一切有利的机会，果断采取方法措施，平息事件本身，恢复社会秩序。但也要注意，不可因为求快而失稳，以免人民矛盾激化，造成人民内部矛盾推向外部的倾向。

（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强调：“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群众路线问题。”“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18］236解决的办法，“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党和群众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8］294可以发现，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大多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当地政府和领导干部没有坚持好人民群众的路线。特别是个别领导干部高高在上，漠视群众利益；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办事不公、执法不严，甚至知法犯法、贪赃枉法，引起民愤。这些行为都深深地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对党和政府的感情，影响了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解决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只有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最密切的联系，才能发现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才能了解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对群众拥有强烈的感情，善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积极转变作风，树立党和政府在民众中的良好形象。

（四）阶级分析、分清敌我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一定要分清敌我”［8］39。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明确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8］204在应对群体性事件中，领导干部必须学会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清敌我。要通过冷静的分析，判断究竟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阶级之间的矛盾，再针对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在当前社会条件下，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非对抗性的，不能沿用过去那种阶级斗争的方法，而是要在党的领导下，运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严格慎用警力和强制措施。在分析矛盾性质时，要避免过度政治化解读群体性事件，慎用“不明真相人员”、不明真相群众”、“小部分别有用心”等词句，从而夸大打击面，制造出大量假想敌，把自己推到群众的对面。当然，也要有必要的敌情观念，决不能忽视境内外各种反动势力的政治图谋。

三、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具体领导方法，对于形成正确的领导方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的领导方法除了与世界观和方法论紧密联系的基本领导方法外，还有许多具体的领导方法。熟悉掌握这些具体的领导方法，可以更好地化解群体性事件。

（一）统筹兼顾的方法

在谈到“统筹兼顾”时，毛泽东说：“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8］187目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利益矛盾趋向复杂化。在这种环境下，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必须始终统筹好不同社会群体、社会成员的多方需求，确保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此外，群体性事件反映的只是局部的问题，但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对其他相关问题造成连锁反应，引发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和群体性事件。所以，在处理事件过程中，也要坚持统筹兼顾，充分考虑到事件的整体大局和细微末节，实现政策的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在坚持按法律、按政策处理的前提下，针对一些具体问题，采取灵活措施解决，以利于群众的团结、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9］159。

（二）胸中有数的方法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论及了胸中有“数”的方法，“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10］1442实质上，胸中有“数”就是在领导活动中一定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原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许多领导干部在矛盾初现的萌芽期，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没有及时地对问题进行排查疏导，从而使得长期的积怨得不到化解。一旦遇到“导火索”，就容易爆发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11］。所以，在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要研究把握“数”的规律，把胸中有“数”的思想体现在制定分级预案、转换群体性事件级别、控制群体性事件规模等各个环节，从而使党政领导干部面对群体性事件更加沉着冷静、处置更加科学有序，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其带来的损失。

（三）统一领导的方法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8］32处置群体性事件是一项复杂、艰巨、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往往包含政策和法律双重调整，只有坚持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才能处变不惊，驾驭全局。特别当矛盾在少数人操纵下开始恶化时，必须依靠党政领导主持正义，大胆工作，才能防止破坏行为的发生。事件发生地的党政领导要积极收集信息，介入事件，及时成立以党政领导和相关负责人组成的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周密部署。切不可大意轻心、随意放权下级草率处置事件，各项工作必须按事情的级别大小、轻重缓急，理清权责，有针对地安排各职能部门进行处置［9］。

（四）说服教育的方法

当前社会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多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而对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毛泽东指出：“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8］209在当前一些地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中，大都可以发现当地政府与领导干部在初期说服教育上的失职。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匆忙过分地依赖警力，致使原本可控的群众上访演变为暴力冲突，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对于大多数群众，我们要始终坚持教育疏导的原则，以消除对立情绪，缓解矛盾，坚持“三个慎用”［9］，即慎用警力、慎用警械和慎用强制措施，避免使矛盾性质由内部外化，引发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五）总结经验的方法

毛泽东指出：“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的总结。”［12］417我们不仅要总结成功的经验，错误的教训也要总结。一个群体性事件处理完毕后，政府不能就此满足，对群体性事件进行事后评估以防范类似事件发生是极其重要的。要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入手，深入查找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客观总结应对工作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到，近年来在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当地都没有出现反复的情况，但是换到其他地方却依然层出不穷。这说明，各地政府对自身的失误教训有切肤之痛，但对于借鉴和汲取外部经验的能力还亟待提高。面对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的规律、特点，要进行认真调研，不断制定和完善相关机制方案，真正做到化解矛盾、铲除病根。

（六）留有余地的方法

留有余地其实是辩证法在日常工作上的具体表现，它不仅是领导方法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十六条》中讲：“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13］263说到底，就是要求凡事从最困难的方面着想，争取最好的结果。领导干部在面对新闻媒体时要切实做到不妄语、不佞语，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不能把话说死、把事做绝。在制定应急预案时，不仅预案要考虑全面，还要有备案，实现目标不能操之过急，要争取快，准备慢。这样，才能在面对群体性事件时更加沉着冷静，有理有据。当然，并不是余地留得越大越好，否则面对群体性事件就会缩手缩脚，本来能控制的局面也做不到，留有余地也要有度。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5]钱莉萍.毛泽东的领导方法理论与实践[J].池州师专学报，2004（5）.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编写组.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黄豁.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失职[J].瞭望，2008（48）.

[12]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陈占安.毛泽东领导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A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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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2）09-0001-03

朱华(1984-),男，陕西西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陕西西安 710068）基础系硕士研究生。

2012-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