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我心境下的社会反思与人性观照——论张弦小说主题意蕴的演进与流变

刘霞云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安徽 马鞍山 243000）

张弦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中国当代影视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编剧与导演。这位双栖于小说与影视创作的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深受读者和评论者的关注。有人说他是女性写作高手，因为他为读者塑造了众多善良女性形象；有人说他是爱情小说家，因为他的成名代表作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银杏树》、《挣不断的红丝线》、《未亡人》等均以关注男女情感、描绘婚姻家庭而吸人眼球；还有人说他是反思小说家，因为他继承鲁迅传统的批判旗帜，毫不留情地揭露旧社会丑恶的一切。上述这些评论都有道理，但独立来看似乎又不能全部概括张弦的写作特色与所取得的成就。张弦自1997年因病离世后，为读者留下了几十篇小说。仔细阅读这些小说，发现其作品涉笔较多的总是爱情、婚姻和家庭等题材，关注最多的也是不同命运和性格的女性。他写作总是以其个人真切的感受为出发点，反思社会和时代以及造成个人不幸的根源。但除了关注女性与爱情、反思民族传统之外，他还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以自己一颗温和、善良的敏感之心去感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为读者真诚地展现出社会历史和人性中最微妙的纠葛，在真我心境下自然流淌出一个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生活的感悟与期待。

从1956年的《甲方代表》（又名《上海姑娘》）开始，到1987年的《情网》为止，张弦一共创作二十几篇小说。在这二十几篇小说中，除却《苦恼的青春》和《情网》为中篇小说外，其余皆是短篇小说。从时间上来看，1956到1987年有31年时间，这其中还包括从1957年至1978年被下放的21年时间，真正算来，张弦的小说创作时间只有十年。在这十年内，张弦涉笔的题材和反映的主旨是多方面的。为全面了解张弦小说创作的主旨意蕴，本文以张弦十年的创作之旅为主线，条分缕析出张弦小说创作主题的演进与流变，从而深入了解张弦的小说世界。

一 初涉文坛前的热情歌唱与美好憧憬

1953年，学工科的张弦从清华大学钢铁机械专科毕业，分配到鞍山钢铁设计公司当了一名设计技术员。作为一名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在国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年代里，张弦同所有参加建设的年轻人一样，无比兴奋、骄傲与激动不安。他坚信：“所有属于个人的东西，包括暗暗期待着的爱情，都只需要奋不顾身地工作，便会自然而然地来临的。”[1]作为一名热爱文学的青年技术员，张弦欲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说：“沸腾的生活不断冲击着我，使我激动不已，无法安宁。我觉得如果不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简直就是一种失责，一种对新生活的建设者的负债。”[2]于是，他构思了第一个短篇小说《上海姑娘》，以技术员黄野的眼睛观察了一位娇弱却又热忱、执著、忘我地工作着的上海姑娘形象。可以说，从技巧层面看，作品稍显稚嫩，但作者在文中怀着一颗真诚的心，生动展现了作者所熟悉的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场景，表达了对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礼赞，寄托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怀着这份冲动与情愫，张弦接着又发表了《最后的杂志》和《羞怯的徒弟》。在《最后的杂志》中，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引人眼球的人物塑造，男主人连个姓名都没有，直接以 “他”来代替，女主人公红芬在文中也没有正面的形象描写。男女主人公之间也没有直接的交流，但就在女主人公朦胧、含蓄、害羞的猜测、期待中刻画出一位热爱劳动、忘我工作、渴望知识的积极向上的男青年形象。文中结尾以 “最后一本杂志”为纽带含蓄描绘出两个年轻人之间朦胧、美好的爱恋之情，彰显出张弦的柔情与对美好爱情的憧憬。而在《羞怯的徒弟》中，作者这种情绪更浓。作品中那个胆小、羞涩甚至有些笨拙的女徒弟，在文中一开始为师傅所诟病。在师傅眼中，这个女徒弟不灵巧、不干脆、不大胆，甚至对师傅的建议有点软软的顽强反抗。后来，因为在工作过程中，羞怯的徒弟凭借自己的悟性，在不显山不露水中竟然帮助师傅攻破了技术难关，这使师傅一下就喜欢上这个女徒弟。在这两个年轻人之间，劳动成了联结两个人心房的纽带，再一次彰显了张弦的浪漫主义情怀。

二 独特的李兰形象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张弦生活在建国初期那种欣欣向荣、万物更新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也逐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纯洁的同志式关系。在他眼中，个人的幸福、前途与国家利益都将和谐地融为一体。尽管此时的张弦在认识与表现生活时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技术上的幼稚与思考上的肤浅，但张弦还是真诚地唱出了心中的赞歌，初步树立起自己的艺术观，并凭借这些思想清新、情思烂漫和人物纯洁的作品跻身于人才济济的文坛。这对于并不准备专门从事于小说创作的张弦来说是个不错的开局。

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当时的中国文坛正在党的 “双百”方针指引下呈现出极其活跃的创作局面。在 “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一批作家如王蒙、刘绍棠、李国文、李准等 “敢于正视现实矛盾，揭露生活的阴暗面，大胆干预生活，触及人的灵魂，表现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3]，而一直凭着热情在写作的张弦在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中也敏感地发现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和谐音符。于是，他与当时 “干预生活”的文艺思潮不谋而合，开始了对社会的思考。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渐渐感到自己作品肤浅、单薄，很不满足，很想写出触及社会生活较深的东西。”[2]（P421）在这种情况下，便构思出后来给他带来深重灾难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苦恼的青春》（原题为《青春锈》，写于1957年，发表于1980年初）。这部小说是张弦小说创作艺术思想上的转折与飞跃，是他对现实生活的研究与深化，也是他在文学道路上真正有意义的第一部作品。虽然作品切入的角度和前几篇作品相似，但表现生活的深度明显加强。他透过热火朝天的生活表象发现了别人不曾发现的东西，塑造出一个在当时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的典型人物形象，即李兰。李兰是 “新中国建国初期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而又在每根毛孔里都渗透着 ‘左’的教条主义毒素的典型，是当时新文学中出现的为数众多的青年群像中有独创意义的一个”[4]。其实，李兰的意义并不仅仅在此。1977年底，刘心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作品因塑造了谢慧敏这个心灵被严重戕害与扭曲的中学生形象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班主任》顿时在文学史上被誉为新时期 “伤痕文学”的滥觞。遗憾的是，张弦没有刘心武幸运，当《苦恼的青春》这篇具有振聋发聩意义的作品创作出来后，还没来得及公开发表，就在1957年下半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中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后来张弦忆及此事时痛心不已，他说：“尤其表现了我的单纯、幼稚和不设防的，是在反右高潮过去之后的‘向党交心’运动中，我向组织交出了《青春锈》的手稿，真诚地请求组织上帮助我提高认识。所换来的结果是，以写 ‘反党小说’的罪名被定为右派分子。”[2]（P422）事实上，李兰身上典型的 “左倾幼稚病”和谢慧敏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当代文坛上“伤痕文学”的真正滥觞应该追溯到张弦的《苦恼的青春》。因为党的政策失误导致 “伤痕文学”这个名词整整迟来二十年；也因为党的政策失误，导致张弦刚刚起航的文学之旅莫名搁浅。但庆幸的是，在短暂的创作过程中，张弦已找到自己创作的方向。他将凭着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在深入了解生活的基础上，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深层采掘与研究生活。

三 文革十年的伤痕记忆与释然面对

因《苦恼的青春》被下放到农村的张弦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间，张弦以 “罪人”的身份接受劳动改造，足迹遍及湖南岳阳、安徽马鞍山，尝尽了下层百姓的万般苦累。这二十二年对于热爱文学的张弦来说，损失是巨大的，但二十二年眼所及、身所受的磨难恰恰成为张弦宝贵的精神汲养。

1976年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当代文坛迎来了新时期文学。而 “此时期的文学奠基是从对过去，尤其是十年 ‘文革’中所推行的极左文艺政策、文艺观念的凌厉批判起步的”[3]（P71）。深受“文革”影响的张弦返回文坛后，以 “文革”为写作对象发表了题为《记忆》的短篇小说，开始了新一段创作生涯。《记忆》发表时正是文坛上 “伤痕文学”风起云涌之时，一批如《班主任》、《剪辑错了的故事》、《伤痕》、《我该怎么办》等优秀小说尖锐地控诉了 “文革”给无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所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但这些作品由于只顾及恣肆的情绪发泄，作品的重心停留在对社会与人生伤痕的表层描写上，所以在产生巨大反响的同时，其生命力也是有限的。而此刻的张弦反倒显得更加理性与冷静。他的《记忆》在众多 “伤痕小说”中显得新颖、深刻。在作品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张弦在文坛上立即声名鹊起。也许是受《苦恼的青春》创作倾向影响，张弦在《记忆》中塑造的秦慕平形象与李兰有相通之处。李兰身上的 “左倾幼稚病”因一次团支部改选而有所觉醒，所以《记忆》中的秦慕平不再是 “极左”的执行者，特别在他本人也深受 “文革”极左路线的伤害时，也意识到自己亲手制造方丽茹冤案而产生愧疚。因为有愧疚，才能有觉醒；因为有觉醒，才有人性的复苏。这是善良的张弦所企盼的。同样是揭露 “文革”的作品，张弦没有从正面描写那公式化、概念化的千篇一律的政治斗争场面，而是以方丽茹对秦慕平的理解来表达自己对 “文革”运动的理解。小说中没有激昂的控诉与痛苦的宣泄，更多的是深沉、严肃和反思。尤其在小说结尾处，张弦写道：“是的，记忆是一样好东西，它能使人们变得聪明起来。在我们共产党人的记忆中，不应保存自己的功劳业绩，也不应留下个人的得失、恩怨。应该永远把自己对人民犯下的过错，造成的损失，牢牢铭刻在记忆里。”[5]

张弦在构思《记忆》的同时，还在构思另一篇小说《舞台》。发表于1979年9月的《舞台》是张弦的另一篇返回文坛的试笔之作。同样为试笔之作，相对于《记忆》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小得多。《舞台》中三个年事已高、即将离休的主人公都是历经十年浩劫的受害者。他们曾经有着满腹的抱负与理想，但错误的政治运动中断了他们曾经的梦。现在，云破天开，阴霾散去，但青春已逝，面对自己心爱的 “舞台”，该何去何从？张弦此时的立场依然是正面向上的，他对曾经给自己带来莫大伤害的 “文革”运动一如放映员方丽茹的理解和宽容，并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行动诠释了自己的观点。那个不忍心告别舞台的著名演员薛兰菲何尝不是作者痛苦心灵的折射；那个应当离休却死皮赖脸占着职位的部长徐寿康何尝不是作者所鄙夷的。毕竟历史的过错已成历史，纵然违背新旧更替的法则来维持已逝的宝贵理想，岂不又是错上加错？唯独那个坦然离休并一直为青年人的事业而忙碌着的医生刘德煌才是作者想要树立的理想形象。在小说的结尾，薛兰菲豁然开朗，决意要加入刘德煌的行列，为培养年青人作出自己的贡献。文章立意清晰，思想明确，可惜由于没有一个核心人物，只依靠对比的手法来塑造三个人物的形象，难免会因缺乏独特意义和感人之处而使形象单薄和平面化。虽然《舞台》的影响不大，但在张弦的小说创作之旅上，《舞台》的选题、构思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张弦后期创作的艺术倾向。

四 对封建余毒的深刻反思与对女性命运的细致探究

通过前期的创作，张弦已经寻求到一条比较适合其气质与造诣的艺术之路。敏感的张弦一直在思考，这在《苦恼的青春》中能窥见一斑。在1979年至1982年这段时间，张弦文思泉涌，佳作迭出，其中《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与此同时，还创作出一组以探究女性命运为题材的爱情小说如《未亡人》、《银杏树》、《挣不断的红丝线》、《回黄转绿》等。这些小说视角恒定，立意相似，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余毒在新社会里所产生的毒害予以无情地揭露。因为他的善良与温和，他的揭露方式依然保持惯有的温和与冷静，但在这理性背后，则是一颗颗饱受痛苦与折磨的赤诚之心，所产生的批判效果依然振聋发聩。

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作者一开始准备抱着真诚的态度，“去尽情倾诉乡亲的困苦、哀愁和希望，尽情地讴歌这来得多么好，又多么不易的温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5]。但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诸如公开买卖婚姻、扼制男女恋爱自由等封建余毒令作者坐立不安，再加上作者在十年动乱的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度过，亲眼见农民终年辛苦劳作，却长年挣扎在贫困的生活当中。长期贫困的物质生活必然带来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于是，作者大胆干预生活，主张 “真实地反映生活，努力探索和追求比生活本身更真实的真实”[6]（P38）。在如此创作动机的刺激下，张弦构思了一个角落，一个同当时社会在政治、经济、道德、民情、风俗等均有着千丝万缕内在联系的角落。作品中菱花、存妮、荒妹母女三人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而遭受不同的婚姻，从 “一个侧面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走过的一段曲折的路”[7]，表现了作者 “悲天悯人、忧国忧民”[8]的沉思和对农村经济改革的“光明憧憬”[9]。作品一经发表，便被文坛视为当时反思文学的典型代表作。众读者皆认为这是一篇反对买办婚姻、追求婚姻自主的小说，但向来追求艺术创新的张弦的立意并非仅在于此，他在文中通过菱花喊出了 “这日子怎么过回去了”的迷惘，向读者抛出了 “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解放已经二十年的当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悲剧”这么一个令人深思的课题，从而使得作品包容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社会容量。

张弦因《角落》而斐声文坛，这使他更加坚信自己已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观。接下来，张弦一口气发表《未亡人》、《挣不断的红丝线》、《银杏树》、《回黄转绿》等作品，这些作品一经发表均引起很大反响，有评者索性将张弦定为爱情小说家，有人这样评道：“在张弦的爱情小说中，爱情不是增加刺激的调味品和趋附时髦的化妆品，而是作家用以观察和干预社会人生这个沸腾的化铁炉的一个洞眼。”[10]的确，张弦谈婚姻与爱情，不是琼瑶式的浪漫情爱，而是依托在既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制度下，通过弱势女性在不堪环境中的困苦挣扎，进而挖掘出导致一切不幸的思想根源来。如《未亡人》中的周良惠，比她年长十五岁的市委副书记丈夫，在亡妻后就可以光明正大地 “钦点”她为娇妻，众人皆呼 “适宜”，甚至对周良惠投来羡慕的目光。可见在权力世界中 “夫贵妻荣”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但当寡居了十几年的周良惠鼓足勇气欲同比她小几岁的邮递员结婚时，换来的却是众人包括她的亲人的鄙夷与威胁，再一次体现了权力世界中 “夫贵妻荣”的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

依然是抨击 “夫贵妻荣”的封建残余思想，在《挣不断的红丝线》中却少了周良惠式的抗争与控诉，多了份傅玉洁式的失望与屈服。傅玉洁在年轻时傲岸地放弃了 “夫贵妻荣”的世俗生活，义无反顾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爱情。但是，当理想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打击时，她在动摇、退缩、后悔，最后，还是回到了当年那个她曾经鄙夷的避风港湾。作者在此借傅玉洁灵魂深处的变化批判了封建残余思想卷土重来的现象，还借其女儿之口喊出了 “我要走自己的路”的决心，表达了作者反叛封建余毒思想的信心与希望。

面对封建余毒，周良惠在控诉，傅玉洁在屈服，而在《银杏树》中的孟莲莲深受其害却浑然不觉。孟莲莲身上具有旧社会贤良妇女的优良品质，她善良、贤淑、勤劳、痴情、善解人意，但她身上也存有让现代女性无法接受的性格即无原则地妥协与忍让。《银杏树》依然在讲一个老掉牙的故事，即陈世美式农村青年姚敏生借助孟莲莲的力量进了城，很快就抛弃了孟莲莲，最后在记者的干预以及县委书记的威吓下，他选择了无爱的婚姻，乖乖回到孟莲莲身边。姚敏生固然可恨，但孟莲莲的表现何尝不让人痛心。张弦在小说结尾处别出心裁地以孟莲莲的知足与嬉笑来结束这场现代版陈世美闹剧。在孟莲莲的嬉笑知足中有力地揭示出中国女性身上所存的封建思想之深。

循着这条路，张弦对爱情、婚姻的思考更为深入。为追求幸福的婚姻，周良惠、傅玉洁、孟莲莲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争取着，至于追求到手的幸福是否就是自己想要的，只有她们自己心中清楚。在此基础上，张弦再次把目光锁定在新时代女性身上，细腻挖掘她们对于爱情、婚姻、家庭以及生活的独特理解。

在《回黄转绿》中，尹影作为现代社会追求美好生活的女性代表，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地位，对生活也有足够的支配权。但她渴望那种远离油盐酱醋的高雅生活。因为讨厌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讨厌一向踏实过日子的丈夫，她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高雅的文学爱好上。这种生活观直接影响着她的小说创作观，所以她的创作也因少了生活 “干扰”的痕迹而显得毫无生机。尽管她曾有处女作《梦》，因自身对生活的真切感受曾获得过大家的好评。但接下来的创作就一直停留在飘浮、浅薄的状态中。很显然，尹影的生活观、文学观都是有问题的。为了能让她有所觉醒，作者特意安排了务实、稳重的诗人南宇为她敲醒警钟。当尹影一厢情愿地向南宇表达自己的爱慕之心时，南宇冷静地拒绝了尹影的求爱，同时，还不留情面地指出其在小说创作上存在的不足。这使得一直生活在幻想之中的尹影顷刻间从云端跌落地面。最后，尹影举手投降，又回到了那个曾让她瞧不上眼的家庭，实现了小说的 “回黄转绿”的主题。相对于前几篇女性题材小说，《回黄转绿》的影响小得多，在一定程度上与作者 “对生活的剪裁有较多的以竟为之乃至强使生活就范的痕迹有关。”[8]（P40）总之，张弦以批判封建残余思想为主题，以妇女命运为题材所写的这些小说，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评者曾说：“在当代作家中，如此执著地探讨妇女命运、妇女地位，而且取得如此成就的，还很难找到第二个人。”[11]

五 百态人生的反思与微妙人性的参悟

八十年代是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成绩极为可观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从伤痕小说，到反思小说，再到改革小说与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流派的演变，整个小说创作局面相当活跃。当众作家追逐小说流派进行创作时，张弦则淡定地听从自己的心境去抒发自我真实的感受。其前期作品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等流派相契合，在一定程度上也缘于张弦个人情感与社会情感的相契合。渐渐地，张弦淡出了80年代小说流派演变的轨道，继续在真我心境下关注社会与人生，只不过关注的范围较之前期则显得更加宽广，关注的题材更加多样，人物类型也丰富多彩。在1982年至1985年间，张弦发表了一系列关注人生百态、探幽微妙人性的作品如《春天的雾》、《遗愿》、《绿原》、《请原谅我》、《临街的窗》、《热雨》、《八庙山上的女人》、《焐雪天》、《浅浅的游泳池》、《伏尔加轿车停在县委大院里》等。这些作品根据作者表达主题的不同，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悖逆世俗常规，反思百态社会

面对死亡，谁也无法回避。死后的告别仪式自然也是死者与人世间存有关联的最后一个环节。但在《遗愿》中，张弦让读者看到了悖逆世俗常规的快意。文中优秀的女工程师冉亚琼因癌病缠身而不久人世，临终前她向丈夫交代了一桩遗愿，即死后无论如何不要让任何人向她的遗体告别。这个决定当即引起了周边人强烈的反响。在众人眼中，这样的遗愿是违背世俗常情的。张弦对此世俗常规有着自己的理解与立场。文中的冉亚琼其实是一位坚毅而执拗的女性，对于病魔，她曾作过顽强的抗争；对于事业，她倾注全心。可以说，她的一生是积极向上的一生，在她眼中，死后那隆重的追悼形式和所谓的高调赞扬，都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同样是面对死亡，《临街的窗户》中的刘奶奶则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迎接死亡。刘奶奶也是一位一辈子不认命、不服输的顽强女性，当她因摔了一跤瘫痪于床后，在病榻上认真反省了自己坎坷的一生，反复思考了命运和死亡的命题，最后，她终于想通了，不认命、不服输是不可能的，与其瘫痪在床等待死亡，倒不如化被动为主动。于是，她设计了一个周密的争取死亡的计划。刘奶奶反复咀嚼自己一生所历经的沧桑世事，终于悟透了人生和自然命运之间的和谐关系，最终平静地带着微笑离开了人间。对于死亡，世人皆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但《临街的窗户》则完全违背了世俗常情，令人深思。

这种背离世俗常情的主题思想不仅体现在对死亡的理解上，还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在众人眼中，大龄男女不成家似乎是令人无法接受的现实。于是，总有热心人为这些大龄男女牵线搭桥，认真地安排一场又一场的婚姻约会。在《热雨》中，张弦对此类做法是排斥的。他在作品中极力描绘那种牵线人极度热心、面试男女极度无趣的约会场面，让读者看出这些表面上似乎能给大龄男女青年带来幸福的约会仪式，实则在一次次磨蚀着他们对爱情和幸福的向往之情。在小说结尾，当男主人公在无味的约会仪式结束时，忍不住发了一通牢骚话。殊不知，倒是这一通无礼的告别词竟然引起了那位不知是孙姓还是宋姓的女主角的强烈共鸣。在无意之中，两颗本无意沟通的心灵竟然在瞬间息息相通，产生了强烈的碰撞。张弦在不经意的情节设置中点破了常人帮忙牵线未必能促成美满婚姻的庸俗举动，指出男女之间只要坦诚相待，乐于沟通，总是能找到人世间最美好的爱情的。而这类违反常俗的事情也经常在政府机关里上演。在《伏尔加轿车停在县委大院里》中，新上任的领导老乔为提高工作效率，一改往日单位领导骑自行车下乡的常习，准备开轿车下乡视察工作，谁知却招来老办公室主任和其他老领导的反对，都认为这样做有悖于中国人秉承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事实上，今非昔比，处在经济改革迅猛发展的当下，过分拘泥于昔日惯常的作法以博取廉洁奉公的虚名，这样做必然会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张弦善于抓住社会中存在的诸多习以为常的事例，折射出自己对社会的反思，体现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警觉与社会责任感。

（二）微妙人性的捕捉与参悟

张弦是细腻的，在后期作品中虽然不再书写社会重大主题，但他把目光更多地关注于生活小事件，捕捉在日常事件中男女主人公微妙的情感世界。有人说张弦 “并不喜欢简单地趋奔某种社会观念或说教，总是以一种近似原态生活的潜心刻画，使其作品显现着多维关系的复杂统一。其善于从人性角度审视社会，从社会角度考察人性”[12]。在《焐雪天》中，张弦没有明确的是非善恶观，而是直观地呈现出新时期农村建设期间农民不同的精神面貌。其实，头脑灵活、干事有魄力的曹炳康并不真的就是 “活流氓”；向来异常沉稳的村支书朱发山未必真的就是光明磊落、让人敬仰的好领导；一直叫嚣着 “士可杀不可辱”的乡村知识分子杜葆坤并非真的就是有气节的知识分子；而贤良的素月更是充满争议。当曹炳康对她进行百般骚扰时，无邪的素月是受害者。当曹炳康一再用金钱讨好她，她不可抗拒地臣服于这个曾经被她斥为 “活流氓”的男人时，她又是令人鄙夷的。这一组人物在社会发展浪潮中不同的表现均体现出经济发展对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冲击，引起读者对微妙人性的深层思考。在探讨微妙人性主题的作品中，《请原谅我》颇具深意。女人在丈夫被误诊为癌症患者即将死去时，原谅了丈夫临终前所吐露的外遇秘密。可女人一旦得知丈夫是误诊时，丈夫临终前所吐露的秘密顿时成了女人心中一颗致命的毒瘤。女人为何前后态度如此巨变，个中原因很复杂。故事虽然很简单，但张弦撷取生活的横截面，深入挖掘其中的深意，着实为读者留下了一串值得深思的关乎人性的命题。

人性是复杂的，它很难让人一下子就能判断出谁是谁非。《焐雪天》、《请原谅我》中的人物如此，《八庙山上的女人》中的人物亦是如此。《八庙山上的女人》颇具讽刺意味，小说中抗日英雄刘刚因为抗战有功，而在之后的人生仕途上一路顺风。殊不知，在他风光无限的背后竟是在当年抗日的八庙山上因情而留下一对母女的一世期盼。这是个不能公开的秘密，一旦公开，昔日英雄就会变成违纪战士。为了自己的仕途，英雄选择了遗忘和逃避。为了英雄的仕途，善良的母女选择了等待。但这无望的等待一等就是一辈子，直到这位可怜的母亲即将离世，英雄依然不敢前来相认。八庙山上的女人是善良的，但英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面对曾经的承诺，他有过愧疚，但只在内心深处苦苦挣扎，从未付出过行动。直到自己年事已高时才决意付出行动去看望母女。可当世俗的光环再次照耀着他时，他又一次不由自主地选择了放弃。那位英雄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吗？苦等了一辈子的女子这样做有意义吗？这些问题值得令人深思，真正触及人性深处的隐秘与纷芜。

六 缠绵伤感的情恋绝唱

“从性格上来说，张弦是善良、温和、敏感、多情的。”[13]由于多情，张弦和工人出身的第一任妻子闹过离婚。为此，他曾陷入无边的苦恼之中，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80年代末，他终于如愿和导演秦志钰结婚。这段人生经历无不对张弦在80年代后期的创作产生影响。凡是闹婚外恋者，多数是彼此伤害而以失败告终。但张弦却在现实中收获了那份不被人看好的爱情。为表达 “他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爱情难以觅求到的无奈”[14]。张弦创作了堪称绝笔之作的中篇小说《情网》。张弦一生只写过两部中篇小说，似乎命中注定与中篇有着擦肩之痛。其中《苦恼的青春》因为政治的原因被搁浅了几十年，使得一部在文学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佳作就这样平淡谢幕了。而《情网》是作者倾注全心写出来的佳作，作品早在1987年就完成初稿。之后张弦一直忙于写剧本、拍影视剧，所以小说直到张弦离世之后才公开发表。但这并不影响作品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不惜一切代价地勇敢追求真爱，这似乎隐约能看见张弦生活的痕迹。最终由于外界的压力过大而导致这份不幸的爱情寿终正寝，但男女主人公毕竟倾注全心地去爱过。作品最大的亮点就是女主角苏星的鲜明性格，她敢爱敢恨，敢离敢合，性格坚强，立场坚定。这较之张弦以善良著称的女性形象群则是一大突破与开拓。

纵览张弦这十余年的小说创作，从初涉文坛前的单纯歌唱再到封笔之前的情恋绝唱，无不印证着张弦所生活的时代特色与痕迹。这使其小说在主题揭示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真实性。张弦一直认为，文学是人学，这头一个人便是作家自己。的确，从张弦人生不同阶段的主题揭示特征来看，张弦用自己真实的感受用心创作出每一部作品，从而深深感动着读者的心。在追求真情实感的同时，张弦还在不断追求艺术的创新。他不满足于浮于生活表象的浅吟低唱，能透过众人司空见惯的生活表象，进行多方位、深层次的反思，充分挖掘微妙人性，深刻抨击封建传统余毒，从而为世人留下了一批经典之作。

[1]张 弦.谈我的第一篇小说[A].张 弦.张弦文集[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357.

[2]张 弦.张弦自传[A].张 弦.张弦文集[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420.

[3]朱栋霖，丁 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9.

[4][11]刘锡诚.独创的艺术——评张弦的小说[A].张弦.张弦文集[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400、411.

[5]张 弦.挣不断的红丝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4.

[6]张 弦.感受和探索——《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创作回顾[J].电影艺术，1982，（5）：36.

[7]李 钧.沉思与憧憬——读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J].中国文学研究，1987，（3）：136—139.

[8]王 蒙.善良者的命运——读张弦的小说创作[J].文学评论，1982，（5）：37.

[9]张 弦.惨淡经营[J].上海文学，1981，（1）:58.

[10]胡永年.卓荦不群 别具一格——评张弦的爱情小说[J].清明，1982，（1）：252.

[12]柏文猛.形象的意味：张弦解读[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43.

[13]张守仁.一个遗憾的弥补[J].文学自由谈，1999,（3）：107.

[14]秦志钰，张 远，张 为.关于出版《张弦文集》的说明[A].张 弦.张弦文集[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