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理想的 “两难”境遇——论张炜小说《家族》的苦难叙事

杨国伟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所谓苦难，既有现实苦难与精神苦难，也有社会苦难与大地苦难，从哲学角度理解，“苦难则可以被看做是人存在着的本质困境和永无止境的痛苦遭遇，因此必然具有 ‘深刻的悲剧精神’”[1]。苦难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始终，它既是漫长人生中的一部分，更是 “人性中最不可超越的那一部分”[2]。苦难 “能增强人的承受能力，更能激发人的创作能力”[3]，于是，“表现苦难、体验苦难、寻求苦难的解脱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的主题之一”[4]。苦难进入文学的方式是既有对历史的记忆，也有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绘制历史苦难图谱，是为了从历史苦难之中寻找当下应该出现的合理的理想；记录现世苦难车辙，是为了从中获取启迪和警示。不论是对历史苦难的叙事，还是对现世苦难的叙事，理想主义者都附上了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张炜是高举人道主义旗帜的 “旗手”，在他的小说中，我们总能感受到强烈的苦难叙事。苦难叙事成为张炜小说理想主义展示和崇高道德精神高标的源泉之一，其作品《家族》不仅展示了历史战争 （革命）中带给人们的种种苦难，同时也展示了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带给人的苦难历练。

一《家族》中苦难叙事分析

（一）说不尽道不完的历史

陈晓明曾说：“苦难一直是文学艺术表现的生活的本质。……苦难是历史叙事的本质，而历史叙事则是苦难存在的形式。”[5]《家族》显然抓住了“文学艺术表现的生活的本质”，在历史叙事之中展示其革命进程的苦难以及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苦难境遇。

人类的发展史更确切地说实际上是一部悠远的战争史，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也不论是东方或者西方，社会的每一次变革都需要依靠战争来完成。反过来说，战争也促进了社会的变革，推动着整个社会向前发展，“但任何战争无疑都包含有残酷与血腥等基本元素，这往往决定了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苦难，它带给人类的精神创伤更构成了人们最惨痛的记忆”[6]。当这种记忆被写入文学作品时，战争的苦难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苦难将极大限度地被描绘、呈现出来。而 “从人类有文学之日起，战争便是文学的重大题材”[7]，张炜的《家族》带着对宁府与曲府两大 “家族”的惨痛记忆，叙述的不仅仅是现代中国发展历史进程中，战争（革命）前后两大家族深沉痛苦的故事，更有对现代中国社会政治革命道路上战争苦难的揭示。

“二十世纪，伴随人类经济、科技、文化的迅猛发展，政治、经济、军事的不平衡性日益加剧，最终上升到以战争为唯一解决方式的地步，于是，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终于爆发了举世瞩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8]，这仅仅是就全球而言，对于中国人民大众，在完成了反法西斯战争之后，还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解放战争。这当中的苦难历程，在《家族》中主要通过宁珂、殷弓、飞脚、许予明这些人物的故事叙述来实现。为了革命的胜利，宁珂与宁周义反目成仇，甚至亲手杀掉了养育了自己的叔伯爷爷；队长殷弓为了壮大革命队伍，夜以继日劳苦奔波；飞脚、许予明甚至一度落入敌手，被敌军用各种残忍的手段进行迫害。他们所参与的战斗队伍物质匮乏，而敌军却阵容强大，还有地方土匪的叛乱割据。战略要地黑马镇，斗争三方都在进行激烈地争夺，“枪声越来越急，还有瘆人的喊声。不断有受伤的人抬下来，血淋淋的让人看了发抖。老弱病残围在巷子里，不敢回屋也不敢走开。他们想看看那些留在镇上的士兵，一个也没有。伤号有的藏了，有的投入了战斗。都盼望那支神勇的队伍能从南山赶来——如果镇上人能抵挡一天一夜，这事儿肯定有希望。就是那支队伍不来，军官也会来，因为黑马镇离城里并不远，骑快马不过是一天多的路程”，可是 “有人传话下来，说麻脸三婶的队伍上半夜就包围了镇子”，即便土炮也用上了，但最后西边的麻脸三婶还是攻入镇中；“而东部除了她的一部，又赶来了野猪的队伍，两支土匪把黑马镇堵得严密结实”，连回击和突围都没了希望，这场战争最终使黑马镇“全镇人除了死去的，都被如数围在镇中大街上”[9]，镇子落入麻脸三婶之流里，民兵副指导员在斗争中光荣牺牲。在这里，作家以历史时间为纵向详尽叙述血腥的战争场面，毋庸置疑是为了激发读者对战争苦难的悲悯情怀。一个个战争画面，包括战士殷弓、飞脚落入敌军手中，遭受敌军毒打的画面展示，虽然既不属于 “直接正面写战事和战场的，……真正写出了经作者体验过的战争”，也不属于在 “抗战中体验了人的生存状况后写出的作品”[10]，但是，它是站在整个民族的立场之上，在深刻的历史记忆中叙述苦难，使读者在感受血腥战争苦难叙事场域之中提升对历史的反思。

必须承认，“政治革命的残酷性和暴力方式的确给中国人带来了重重灾难”[4]（P143），这种灾难除了给人类带来肉体上的毁灭性打击之外，更具摧毁性的还是对高居于人类肉体之上的精神创伤。精神苦难无疑是《家族》中历史苦难叙事的另一道显而易见的暗光，阿萍奶奶在宁周义被自己的侄子宁珂亲自执行死刑之后失望而去，她离去的那刻，表现出来的似乎平静而淡然，实则是万箭穿心，痛心疾首。她的苦难源自于残酷的政治革命和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宁周义被枪决不仅使她失去了留在宁府的正当理由和财务支柱，更主要的是她由此失去了来自于宁周义的精神支柱和精神抚慰。因此，在孤独、悲痛压迫得难以喘息的精神苦难面前，她选择了悄然离去。事实上，阿萍奶奶内心深处隐含着人之为人的复杂矛盾性，她既希望自己视如己出的侄子宁珂参与的革命取得成功，又不忍看到宁周义被枪决之后宁府的衰落以及自己的心无所依。于是，为了革命的胜利，在 “大我”面前 “小我”必须牺牲的时候，阿萍奶奶唯有在寂寥中离开宁府，向南方走去，回到养育她的那方沃土去，也许只有在家乡的热土之上，阿萍奶奶才能找到一丝精神慰藉。毋庸讳言，阿萍奶奶的精神苦难不过是政治革命历史进程中一个小小的缩影。

作为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和阻碍者，宁周义的内心深处亦是爱恨交加，百感交集。他明知道自己将会被革命推翻，新的社会必将到来，但是为了维护自己一世枭雄的尊严，维护宁府长久不衰的假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拼死挣扎，不甘退出历史舞台；他痛恨宁珂们的革命战斗，却又一次次帮助他们脱离被捕后遭受各种毒打的苦海；他明确地反对宁珂，却又从物质上给予支持；他明知道也许有一天宁珂们会杀了自己，却还是一如既往的忍让、解救他们。这其中的精神纠结，也许在最后自己要求宁珂亲自来执行枪决的那一刻才得以释然：败给自己亲手带大的侄子，这或许是一种别样的安慰。在文本中，在叙述者特意安排的这些场景中，事实上，失败一方并未获得潇洒解脱，而胜利的一方也未必就真正的大快人心，他们依旧怀有各自的精神苦闷。换句话说，失败者心有不甘，胜利者却也意犹未尽。这种苦闷与其说是叙述者的叙述欲望，不如说是历史真实的如实再现，不如说是人类复杂内心的真实展露。叙述者带着对人之本质的考究，既还原了历史真实，又挖掘了人深层的内心与情感，使得读者对战争中人的真情实感、苦闷情怀和历史悲哀的习惯性解读得以重审，更是叙述者对历史真实回放的一种与众不同的认知和阐释。

历尽艰辛的民族性战争终于大获全胜，这本该是对奋斗之人最好的安慰，人们也该因此而获得愉悦，然而在《家族》中，苦难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胜利而终止，“当一场场麻烦——包括战争——过去了，有些人升了，成了，走了，成为人们交口赞誉的英雄；而我们家既没有刻到碑上，也没有记到书上，反而经受了数不清的屈辱”[9]（P3）。革命胜利后，宁珂陷入到另一个阶级斗争的漩涡里，被无端迫害，他自己都 “不记得参加了多少次公审会、游街示众和连夜审讯”[9]（P342），他想找殷司令说明情况，寻求帮助，可是连个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想见当年为了革命的胜利而一起日夜战斗的同志，寻一线生机而不得，那么，见见家人总该是可以的，可宁珂却没有那么幸运，他既得不到殷司令们的帮助，更得不到来自家人的探望与安慰。他被判处七年徒刑，被送往开凿南部山区——这片他曾经发誓“一辈子不再归来的故地”[9]（P345）——宁府旧宅。可以说，宁珂的悲哀，不独是被判刑之前的肉体折磨，更为致命的是精神上的无边痛苦与无处诉说；肉体的伤害可以忍受，而精神上的受伤却是对一个人意志的最大打击。自己身陷囹圄，不知道何时何日才能脱离苦海，重见光明，更不知道家人是否一如既往，安康如旧，这是宁珂的悲情所在。

与宁珂所受到的灾难和结局相呼应的是，家人更是心灰而意冷，痛定思痛之后最终闵葵母女俩“决定雇一辆马车，只带上必需的物品”投奔曲府最忠诚的男仆清滆而去，离去的前夜曲綪彻夜辗转，难以安眠，她 “在心里默念：爸爸，你知道吗？我和妈妈天一亮就要离开，离开就再也不回了。我们家以全部的热情、生命和鲜血投入的这份事业成功了，胜利了；但我们一家却失败了。这是真的嘛？真的，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9]（P358）。成功了的 “事业”和变化无端的时代，带给曲綪的是这一始料未及的结果及其由此带来的心灵上的创伤，她来不及往下追问，或者说不愿意往下追问。而叙述者似乎也不愿意再往下讲述，因为苦难与悲剧的根源本身是既不可复制也不可评说的。文本中告别的仪式性叙述，叙述者留下了叙述空白也就留下了情感追问的缺口。当我们进一步质问的时候，我们会惊诧于历史的本来面目：革命的时候，人们是何等的壮烈，激情昂扬，一往无前，为着信仰坚定信念；革命胜利后，另一个苦难却接踵而至，于是失望甚至于绝望，人们又走上了一条漫长的不可预测的逃亡之路。因此，逃亡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家族》中革命胜利之后个人遭受的另一个更为深刻的苦难，这种苦难在于不知道未来，不知道驿站在哪里，它既是一张网网住了人的精神依托，又如一个深渊，罩住了所有光明。

（二）捉不着摸不透的当下

《家族》“主要分为上下两卷，外加楔子。描写了曲府与宁府两大家族的衰败史诗。两条纵线相互交叉进行叙述。同时又写如今的 ‘我’这个现实与 ‘我们’家族和外祖母家族的历史这两条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对应，相互交叉叙述，它是 ‘声音与故事’、‘历史与现实的回声’”[11]，文本在叙述历史上那些说不尽道不完的苦难的同时，还叙述了当下工业化进程中带给自然和人类的各种苦难。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之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如火如荼般向前冲刺，社会的急剧转型加快了现代化步伐。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工业异军突起成为最显眼的标志。然而，现代工业文明除了给人们带来现代化的快感以外，也在以咄咄逼人的方式剥夺、蚕食着人们静谧清幽的栖息之所——大地。《家族》中张炜敏锐地扑捉到现代工业化之路对大自然的损害，并不时发出自己的焦思和忧虑。作家是如此向读者 “告密”的：“再往东走几乎看不到大片庄稼地，有一多半干脆就给抛弃了。这真可惜。一个老人在田边上铲土，我们走了过去。朱亚问这里的耕作情况，老人说：青壮年都出去打工——有的搞建筑，有的进山开矿，没有几个留下种地的。种地也没有水，地下水抽不上来了，从西边河里引水又太远……走开不远朱亚说：‘他不知道，西边那条河也保不住了多久，那个大项目如果一开，这儿所有的河流、渠水，包括这一带沿海，全部都要完蛋……’”[9]（P118），因此，在勘探队从平原归来，当 “我”察觉到勘察数据可能被黄湘之流篡改的时候，“我”发出了无助的呼号：“可怜的平原，被裁决的时刻就要来临了。我真怕那一天。我的兄长 （即朱亚）为了保卫和搭救，搏到了最后。让我们为那片平原祈祷吧。”[9]（P227）“我”之所以有如此嚎叫，那是因为预测到了如果“大开发”真的被展开，平原东部即将遭受到的惨象，“疯癫”的人们将把它变成一片荒漠。然而，叙述者的祈祷、呼吁并没有取得成效，勘探得来的数据最终还是被黄湘、裴济他们厚颜无耻地捏造，甚至是伪造、沿用几十年前甚至是上百年前的数据，不顾平原地区的贮水量、能源状况、排污能力等最基本的情况，给大开发项目提供虚假的理论支持。在这些叙事中，张炜以其 “敏锐的感觉、犀利的目光、深邃的哲理，透视了现代化进程的负面效应，提醒人们警惕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恪守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下所应担当的职责，而且，在文本中，他也探索着人类精神的救赎之路，“试图为之开出救治良方——守望大地，持守传统，以拯救精神的坍塌。”[12]然而，那片平原，那片大地最终还是被“出卖”了，工业化之路没有停止，工业污染等引起的生态问题依旧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工业的急速发展，现代化城市的兴起，付出的代价是对原生态环境的破坏。

《家族》不仅展示了在现代工业化过程中引发的自然苦难，还展示了在现代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反对盲目发展的一方所遭遇的生存窘态。追求高速发展的人，操持各种非法、残忍的手段，不惜以牺牲原始自然生态、传统农业文明为代价；而反对的一方则要求以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发展的速度，追求科学论证式的推进。因而，两者之间就形成为一种博弈，失利的一方往往成为另一方的牺牲品。在文本中，朱亚为了给 “大开发”项目组提供科学的理论数据，不惜劳苦，带病考查，最终死在工作岗位上，然而，经过他毕生考查论证得来的数据还是被黄湘、裴济所篡改。朱亚的悲剧，不在于为了科学数据而奋斗的生命丢失，而在于自己调查而来的数据不仅不被重视，反而被那些不为之徒所扼杀和抹灭；在于对生态文明、大地苦难的孤独焦虑；在于面对后代子孙的惭愧之思；在于零三所实际上是为了给工业发展提供虚假数据而存在的。

朱亚的生存困境，折射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迅猛发展时代下一个个忠实个体所面临的生存困境问题。叙述者 “我”，以及曾经与 “我”和“我”的导师朱亚交往密切的人员，也因为反对“大开发”项目而被逐一传讯、拘押、审查，零三所成为一个名不副实的研究机构。最后，在无力回天的窘境之中，“我”逃离了零三所那座大楼，回到容纳 “我”、迎接 “我”的平原地区。于是，遗忘掉这段经历，这段历史成了叙述者 “反抗绝望”的唯一途径和方式。小说的另外一个人物陶明教授则没有如 “我”这么忍辱负重，当他发现自己写过的那些普及性文字被裴济抄袭出版以后，他 “终于弄明白了爱妻的一切。她根本不是病死，而是受尽屈辱之后自杀的！”[9]（P259）然后自己也步上爱妻死亡的后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杀。陶明教授诀别了尘世喧嚣，他的死亡不仅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悲剧，更是赤裸裸不端学术所导致的悲剧。他的反击方式，显然过于极端，但却是一个个体在面对现实生活困境给精神带来的不堪重压下所选取的最佳解脱之路——这是文本传达出来的凝重的 “现实回声”。

张炜曾说：“合理和完善的工业生产，应该与田园生活一致和谐起来，那将是同样美好的。但工业这头猛兽不经驯服就放出来了，咬伤了很多人，把大地搞得一片狼藉。现在看，我们先要按住这头猛兽，驯服了它再说。不过情况恰恰相反，今天这头猛兽更加横冲直撞。”[13]因此，不论是朱亚、陶明教授还是叙述者 “我”如何奋力挣扎，结果只会如临深渊，让自己越陷越深。他们挽救不了大地，挽救不了平原，也就拯救不了自己脆弱、焦急的心灵。他们的努力变成一场过眼云烟，因此，苦闷与彷徨也就没有消散，文本表达也就显得淋漓却难以酣畅。

二《家族》中苦难叙事的意义及其限度

“在我国，自古以来……人们习惯于要么以良心、同情心来谴责苦难，要么把苦难当做人格修养、道德完善的催化剂。而且，由于个性意识的匮乏，苦难最终都指向了家仇国恨，并未落实到受难的个体身上。”[4]（P142）张炜的《家族》 突破了传统束缚，转向追问历史中事件的原始形态，关注历史与现实中个体生存的境遇，显示出强烈的苦难意识的自我觉醒，超越了一般作家的苦难叙事模式，其苦难意识也就富有了现代意义。

（一）救赎：苦难叙事圭皋的呈现

宗教主义者认为苦难是人与生俱来的，因此完成对苦难的救赎是人一生之重任，也是人的终极关怀。在齐鲁大地文化照耀下土生土长的张炜，无疑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灵魂深处又与儒家整体的 ‘乐感’精神迥异。从朴素的人道精神出发，从现实与历史中，他更深切地体验到一种浑厚的人类、人生与历史的苦难情感”[2]（P16），这促使 “他扬善惩恶、仗义疏财、爱憎分明，性格外柔内刚，气质温文尔雅，人生理想表现为对真、善、美的追求，他操文为业，道德救世”[2]（P39）。《家族》 的历史苦难叙事、现实苦难叙事，作家都赋予叙述者道德救世、理想救赎的话语、行为权利，将苦难进行主体内化，加以切肤之痛、令人灵魂震颤的方式进行叙述。这种 “内在的、生存论意义上的”[14]苦难，文本授意于历史层面上的宁府和曲府两大家族中的人物，也授意于现实层面上的陶明教授、朱亚以及叙述者 “我”本人。

从历史层面上看，宁周义要求以自己的亲侄儿来执行枪决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救赎，从曾经称霸一方、作恶多端到甘心伏法，宁周义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救赎之路：即死也要死得有面子。曲予作为曲府的继承者，他遣走了忠诚的家仆清滆，为他打点出路；开办医院救死扶伤，积极参与到广大民众的革命斗争中，最后虽然被敌人暗杀，但是，曲予的灵魂早已得到升华与超度。宁珂、闵葵母女则一直为革命付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和精力，在宁珂受冤坐牢之后，闵葵母女的出走实则是一次向土地的回归与精神上的皈依，即便曲綪在离开之前向历史发出了无奈的质问。从现实层面上看，陶明教授的自杀，不独源于对现实的绝望，也有自我寻求超脱的成分。老朱为了使大地免遭苦难折磨付出了生命，但是在文本中读者没有看到老朱怨天尤人。叙述者“我”面对历史上家族的冤屈、悲剧，最后还是放弃了追究；面对零三所黄湘之流的非法行径，则选择了逃离、祈祷，“我”唯有在祈祷之中寻求救赎。文本这些苦难叙事的意义在于更多地观照了历史和现实中的个体，其叙事指向不再以 “家仇国恨”为唯一维度，那么救赎层面也就不会仅仅停留在 “家仇国恨”的层面之上，而是在个体观照之中寻求个体的救赎之路，张炜笔下的苦难叙事也就 “充满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美感，洋溢着一股率真的悲怆”[15]。

（二）围困：受挫的赎罪之路

毋庸置疑，《家族》的苦难叙事为历史和现实开启了一条救赎之道，但是，这显然是一条漫漫长路。叙述者放弃对 “我”之家族历史冤屈的申诉，对零三所这个研究机构的叛逃着实是无奈之举。因为那位瘫在椅子上的老者——殷弓，至死也不愿意为 “我们”家族的冤屈佐证，所以家族的冤屈也就没有得到平反，于是游荡在 “我”心头之上的那层苦难雾霭并没有被吹散，精神上的苦难也就没有得到申诉和解救；“我”与老朱们对虚假数据的极力揭发和反对，并没有被相关部门重视，平原地区仍然被 “大开发”项目所践踏，所以自然大地的苦难也就没有被赎回。也就是说，叙述者对 “历史”和“现实”苦难的叙述意义也仅就 “救赎”本身而言，而源自于这两者的真正苦难并没有被清偿，罪恶也就还在继续，赎罪也就不可能停止。换而言之，就是在苦难叙事中寻求的救赎之门被围困了，但是，在哪里可以找到原罪，并加以解救，文本并没有给出一条出路。这是《家族》苦难叙事的限度指向。

当然，这种指向并没有削弱文本的悲剧感，而“救赎”本身也毫无疑问地成为作品《家族》精神家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但是，它至少暗示着作家固守大地精神背后的孤独与无望，指示着人们正视历史，珍惜现实。正如张炜自己所言：“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有许多方面的经验，它们或者芜杂，有时掩埋着，需要挖掘和考查。所有的经验都是弥足珍贵的，……它们有可能生长在日常和当代，也有可能存在于以往。它们更多的是在某一段历史中蕴涵，在某一个群落中生存。即便抓住其中微小的一部分，也需要一个人付出毕生精力，全神贯注。”[16]只是 “在保护环境以及所有的为理想而斗争的方式上，我们并不赞同暴力手段”，才使得作品陷入“一种痛苦的思考，一种怀疑，一种两难”[13]。

“苦难，是人类生存境遇中无可规避的本质属性，也是文学表现的最基本的主题之一。……一部作品只有触及了苦难这一文化主题，才有可能具有历史厚度和情感深度。”[17]《家族》显然在历史叙述苦难和现实叙述苦难之中实现了其 “历史厚度和情感深度”的统一。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不论是对来自历史，还是来自现实的苦难及其对苦难的救赎，作品都没有获得清偿的途径，反而陷入了历史与现实双重围困的 “两难”境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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