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官商互融现象之我见——以“三言”为例

2012-08-15 00:46秦晓梅
怀化学院学报 2012年3期
关键词:官商三言互融

秦晓梅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芜湖241002)

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发展演变具有无以伦比的影响力。依照儒家思想的社会分层理念,官和商是作为有着明显区别的独立群体存在着的,彼此从事不同的职业,秉承不同的价值取向,地位迥异。然而,审视历史演进的细微之处,我们却不难发现,官商关系既有鲜明的对立,又存在乖张的统一,尤其在商品经济一度蓬勃发展的晚明时期,宋明理学饱受享乐思潮、拜物主义的双重夹击,官商关系由概念上的泾渭分明转向实践上的互融互利,形成了前所未见的融合面貌。

一、从“官商联姻”到“官商一体”:官商互融的表现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典型的农耕经济,历朝统治者大都推行“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进而形成了“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传统。其中,士为首,商为末,官员、学者、士人的社会、政治地位是商人所无法企及的。对商人的歧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可以被简单概括为:纵使腰缠万贯,却是猥琐和粗俗的代名词,自始至终得不到(或曰不配得到)女主人公的青睐。但在“三言”中,商人却能够借助与“官”的互融互化实现自身形象的新变,从而与前述的固有塑造模式大异其趣。这样的互融互化体现在个方面:

(一)日常交结:商接近官

从“三言”所描述的社会情形可以清楚地看到,官僚需要商人的金钱资助,用于讲究排场和奢华的生活,而商人也需要官僚做后盾谋取更大的利益。他们有的是“喜交士大夫以为干进之阶”([清]昭琏.啸亭杂录:卷2,附录),或者以钱财吸引士大夫“多与之游”([清]朱彝尊辑.明诗宗:卷100),百般逢迎讨好,对于很多商人来说虽然他们已经拥有了万贯家资,但仍然不忘“援结诸豪贵,藉其庇荫”[1](P224)。

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刘小官雌雄兄弟》等作品中均出现“朝奉”一词,根据作品的情节发展,可以确定,作品中的“朝奉”一词是指徽商或者徽州比较有地位的乡绅,可是据《史记·货殖传》记载“朝奉”本来是古代的一种官职名,而作品中大量运用“朝奉”一词来指称徽商,就可以感受得到商人本身对于官绅身份的想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2](P85)

(二)举官吏债:商支援官

“官吏债”就是以官吏为放债对象的特种高利贷行业,这是晚明时期的一项颇具中国特色的高利贷业务。说到举官吏债,还要从“三言”中的几段故事说起。

在《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中讲了这么一段故事:永乐年间进士苏云赴浙江兰溪县当知县,半路上遭到强盗徐能抢劫。徐能将苏云抛入大江,而苏夫人则被徐能的兄弟徐用私下放走。徐能抱走苏夫人刚产下就抛弃的婴儿,养为己子,取名徐继祖。十九年后,徐继祖中了进士,选授监察御史,往南京清理档案,正好接到流落民间的母亲递交控告徐能的状纸。于是,他为父母报了仇,又找到苏云,全家团圆。又如《醒世恒言》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报仇》,描写蔡瑞虹的父亲蔡武被委任为湖广荆襄游击将军,在赴任途中被船家陈小四杀害。蔡瑞虹虽然幸而保全生命,但先遭污辱,后又被迫为商人妾,迭经转卖,而她忍辱负重,最终报仇雪恨。作为晚明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三言”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从《清朝野史大观》所收录的一些类似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判断这类事情并非完全凭空虚构。

(三)直接联姻:官商一体

官、商联姻的类型多是商人之家与贫穷士子之间的联姻。这种联姻行为对于商人来说看起来是赔本的买卖,但实际上双方共同的求官心理促成了这种婚姻行为,其结果是既解决了贫穷士子的生活与科举费用,使得他们可以专心举业之事;对于商人来说则是在士子科场登第之后,自己便可以跻身缙绅之列。这种现象在“三言”中多有体现。

《醒世恒言》第七卷《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富商高赞开着两个解库,但是他在为女儿选定夫婿时,定下来这样的标准:“不肯将她配个平等之人,定要捡个读书君子,才貌兼全的配她,聘礼厚薄倒也不论。若对头好时,就陪些妆嫁去,也白情愿。”高赞这里所说的“平等之人”,指的是和自家一样做生意的人,也就是说,好女婿的标准并非像他们一样做生意赚大钱,而是应当是个“读书君子”,这样才能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于是高赞选中了衣食无着的钱青。这正如作品中积祖大户王宪说的一句话:“会嫁嫁对头,不会嫁嫁门楼。”实际上这里所指的“嫁对头”当然就是指那些在科场上有前途的士子了,而那些科场无望的读书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所以所谓的看中才学,其实最终看中的是前途。

二、从社会思潮到现实利益:官商互融的实现

官商互融的实现,至少源自两个因素:社会思潮与现实利益。

(一)金钱开道:商人地位的无形提升

在晚明时期重商风尚的影响之下,人们不再掩饰自己对金钱利益的追求,反而把这当做人自身的正常欲望加以肯定。这种思想当然也会影响到官场,那些出仕为官的人,也不再把为官的政绩当作衡量自身成功与否的标准,却把是否能够获利作为本事。“正德、嘉靖以前,仕之空囊而归者,闾里相慰劳,啧啧高之。反之,则不相过。嘉靖、隆庆以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第问怀金多寡为重轻。相与姗笑为痴牧者,必其清白无长物者也”。([万历]新会县志:卷2,风俗)

《醒世恒言》第十七卷《张孝基陈留认舅》,开篇借老尚书之口,评说“士、农、工、商”四民的高下优劣。老尚书令五个儿子除了长子读书之外,其余四子农、工、商、贾各执一艺,四子心中不服,询问尚书,老尚书遂以诗的形式,对他们僵化的思想进行开导,直截了当提出了“新四民”的说法,进而赞颂商、贾、农、工辛劳创业的价值,赞颂他们“暖衣饱食”的业绩之大,足可报答上苍的恩泽厚爱。作者显然是借老尚书之口,表现出了一种新的思想意识,把尚书作为商人的代言人,为商人正名。[2](P83)

不仅如此,随着晚明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实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仰仗着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许多商人在官员面前找到了一定的优越感,变得慷慨大方、底气十足。反而是那些“学而优则仕”的寒门子弟在他们面前倒显得低声下气了,正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一段著名的自述中所描述的那样:“咱闻那佛祖西天,也只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槠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在此背景下,商人与官僚互融的社会思想前提得到了保证。

(二)现实需求:官商互融的最终实现

首先,官离不开商的经济支持。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较早地创建了一套完整的职业官吏体制,朝廷不但对官吏的选拔和任命作出严格的规定,对于官吏俸禄的发放安排也是精打细算。按照职位发放的官吏俸禄,甚至可以说仅仅是一种岗位津贴,只要官吏不在其位,便不食君禄。

古代官吏离开职位多是因为任满待选或是回乡服丧,之后便要到京城参加铨选,而没有了正常的经济来源的官员们在前往京城待选时,开销确是不能少的。一方面要准备旅行费用,另一方面到了京城之后拜见座师、上司等等,也需要一笔较大的交际应酬费用。这样一来,支出必然会大于收入。

如果在京城选到的是外官,又需要筹备大笔的赴任旅费。在理论上国家是给予赴任官员一定的旅费补贴,但是朝廷所发放的旅费补贴实在是捉襟见肘:按照《典故纪闻》的记载,晚明时知州赴任,给三十五两道里费,知县为三十两,县丞主簿为十五两,典史仅有十两,除非到一千五百里以外的地点赴任,否则赴任时不得使用朝廷的驿馆,理由是已经发给道里费了。因此长途跋涉的旅费必须得官员们自己设法筹措。

为了应付这些开销,除非官吏本身就已经是财大气粗,否则就得举债赴任。虽然根据晚明时期的法律规定,放官吏债是违法交易,可对于大多数官吏来说不举债几乎是无法赴任做官的。面对这种违法交易,商人冒着“高风险”,自然是追求更高的回报,被放债人因为生怕事情张扬出去,可能丢失官位,所以不但不敢赖债,还要付出高达“五分”的利息[3](P106),而且这项投资还有一项相当可靠的回报:就是放债人在以后经商的过程中可以得到诸多官场上的照顾。

当然,“举官吏债”不单单是以这种明确的债务关系存在的,还有一种现象可以说是变相的“举官吏债”行为。比如一人高中之后,他的亲朋好友,甚至邻居都会前来表示祝贺,当然表示祝贺自然得带贺礼,很多人的贺礼就是白花花的银两。不用说这些银两送出去肯定是要收回来的,当然收回的不再是这些银两,也不仅仅是这点银两,而是在受赠者为官之后给自己的更大的实惠。这一现象在《儒林外史》范进中举的事件中就有明确地描述,虽然书中并未把范进为官之后给这些资助者怎样的好处很明确地加以叙述,但其最终结果肯定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商人主动进入官僚阶层

从当时商人的价值取向上看,商人并不仅仅满足于经商谋利,在晚明时期,“以末致财,用儒守之”的说法很是盛行,鼓励子弟“业儒”,或是直接捐资授官,更有甚者,还有身处官僚阶层仍然经商之人也为数不少。

为了从根本上保障自身的利益,或者说使得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化地实现,商人们还要在有钱的基础上,努力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员。有一些大商人为了捐资授官,不惜花费重金,目的就在于想要直接跻身于封建官僚队伍,借助其政治特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

当然官商阶层的形成一方面是商人保护自身利益、官僚想要争取利益的结果,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中国商人无法彻底摆脱儒家的既有价值规范,于是试图接近儒家传统文化的代表——封建官僚阶层的结果。

第三,商人自觉培养未来官僚

如前所述,商人有时会选择士子成为东床快婿。这种看似简单的招亲背后乃是及其功利的考量:对“女婿”进行投资,为家族未来的“封妻荫子”埋下伏笔。当然,贫穷士子在选择商家入赘时,或许也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们来说,排斥商人未尝不是一种“文化本能”,但出于内心对功名的渴望和改变物质生活质量的冲动,他们最终屈尊入赘。

在《喻世明言》卷二十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父母双亡,家贫未娶的莫稽因饱读诗书,一表人才,被团头金老大看中并打算将其招赘为婿。莫稽在从媒人那里得知此事时,他心里想的是:“何不俯就他家,一举两得”,“俯就”一词鲜明地表现了他入赘金家的心态和目的。从他为了一己之私入赘金家,到他连科及第之时有了“早知又今日富贵,怕没王侯贵戚招赘成婚”的念头,再到之后,做出“推妻坠水”的恶劣行径,再到欣然接受已为上司义女的玉奴。这分分合合之中,作为贫穷士子的莫稽仅仅是想要依赖商家的财力实现他高中状元的梦想。

三、结语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儒家传统文化与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官商融合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是这种关系的集中体现。对于商人和官僚来说这种结合都并非是自觉的意愿,但却又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1]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俞晓红.古代白话小说研究 [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3]郭建.古人的天平:中国古代名著中的法文化 [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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