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神话的故事新编——试论《主人》的改写策略

唐 炯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主人》①是著名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 (1940-1992)对《鲁滨逊漂流记》(1719)的重述。此前,这部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早已有了各种形式的仿作,其中,深受国内外评论界青睐的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福》(1986)。

卡特的新编故事篇幅虽小,但形式和内容都具有很强的颠覆性、创造性和实验性,完全可以脱离笛福的原作、独立成篇。在文本中,卡特另辟蹊径,通过对鲁滨逊和仆从——星期五之间权利关系的重述延续了她对于种族、性别等重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这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作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与库切的《福》相比,同为优秀的经典改写之作,卡特的短篇小说——《主人》在学术界却鲜有论者提及、更不用说有所论述了。笔者认为,对《主人》的研究和诠释不仅能拓宽卡特研究的疆域,还能够促使我们思索如何建构和谐的两性关系、种族关系。在下文中,笔者拟从卡特对笛福经典的改写策略出发,解读《主人》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全知叙述模式的客观性

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既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中产阶级奋斗精神的一首颂歌,也是企图歪曲原殖民地文化、将殖民主义合法化的叙事。库切指出：“《鲁滨逊漂流记》大张旗鼓地宣传英国商业势力在新世界的扩展,宣传英国新殖民地的创设,作者对此从不感到羞羞答答。”[1](P30)

小说以自传体的形式写成,让故事的叙述者鲁滨逊讲述自己的历险故事,突出了主人公在荒岛上再创文明的二十八年殖民生活。为营造真实感,实现以假乱真的效果,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模式。

在当时的读者看来,笛福的文本所表现的是一位中产阶级的海外创业史、冒险史,他笔下主人公鲁滨逊的进取精神象征了英国18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恰如库切所言：“鲁滨逊·克鲁索身带鹦鹉和雨伞,成了西方集体意识中的一个人物,”[1](P25)在读者和评论者的心中,他是西方启蒙时期理性、进步精神的化身,人们几乎都把他视为正面人物。

在叙述鲁滨逊和岛上的土著居民关系 (尤其是和星期五之间的关系)时,正是凭借主人式的、居高临下的第一人称叙述,满怀种族优越感的鲁滨逊美化了自己野蛮的殖民行径、淡化了看似无比真实叙述背后大英帝国殖民扩张时期的暴力和血腥。徐岱指出：“……叙述者必须保持平易近人的态度,那种微妙的自我表现架势会使叙述魅力遭到侵蚀。”[2](P309)作为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鲁滨逊漂流记》充斥着同名主人公事无巨细、喋喋不休、自我标榜的独白。比如,先后解救出被他命名为星期五的印第安人、星期五的父亲、一位西班牙俘虏之后,叙述者洋洋自得地说：“现在我这岛上有了些人口,而且在我看来,百姓已是不少了;我常常想到自己颇像个君主,不由得觉得有趣。”[3](P176)然而,这种带有强烈个人色彩和偏见的自恋式叙述在宗教式微、解构之风、后学理论盛行的后工业时代已无法令人信服。况且,卡特创作与出版《主人》之际,大英帝国趋于分崩离析,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大英帝国殖民时期的经典,试图挖掘并揭示其中隐含的殖民意识和霸权话语。因为“殖民时期的文学,包括高雅或通俗的各式文本,都成了帝国文化事业的支柱,他们是殖民意识形态的产物、载体、催化剂。”[4](P207)

在此语境下,浸染于东西方文化中的卡特采用全知叙述模式重新演绎鲁滨逊与星期五的故事绝非偶然。与疑似一面之词,以自我为中心的第一人称叙述相比,卡特这一貌似回归传统的做法似乎有悖于她一以贯之的创新精神。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此番改写意义重大。

改换叙述人称之后,故事的叙述视角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较之第一人称叙述视野的局限性和主观性,全知视角无疑扩大了叙述者的观察范围并隐含了对笛福神话的质疑。《主人》的叙述声音来自一位类似于上帝的全知局外人,他或她隐身于故事之后,犹如冷眼看世间万物的旁观者。叙述者的眼睛如同摄像机的镜头,记录眼中的世界。这种非人格化的叙述模式使叙述者外在于故事,拉开了叙述者与故事人物的距离,因而能够比较全面、客观地叙述、评论、透视人物外在行动和内心世界。

我国著名学者申丹指出：“全知叙述是大家十分熟悉的一种传统叙述模式,其特点是没有固定的观察位置,‘上帝’般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可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述：即可高高在上地鸟瞰概貌,也可看到在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一切;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也可任意透视人物内心。”[5](P219)然而,“传统小说中的作者评论有时说教味太浓,有时生硬造作,有时严重破坏作品的逼真感,有时则根本多此一举。”[5](P222)因此,为了避免上述弊端,在《主人》中,叙述者对人物几乎不作主观性评价,这是有别于传统全知叙述之处。大多数时候,叙述者只是让人物自行表演,即便有评价也是客观、超然、隐晦的,浑然天成地融入叙述语流之中。比如,在描述鲁滨逊买下的印第安女奴——星期五偷师学艺的过程时,叙事者说：“她眯起一眼往长长枪管里瞄,抚摸金属扳机,然后照先前看主人做过的那样,小心把枪口转向不朝自己的地方,轻轻扣下扳机,看这样模仿他的手势是否也能触发那惊天动地的激奋。但什么也没发生,她很失望,不高兴地用舌头啧牙。然而在进一步探索下,她发现了保险栓的秘密。”[6](P107)

在叙述者画外音似的冷峻口吻中,鲁滨逊和星期五都不直接发声,他们的代言人是故事外的叙述者。为了突出叙述的客观性,让读者参与到文本的建构中,故事仅有一处使用了直接引语,但也不是发自男女主人公,而是“他”的向导在印第安少女身上泄欲后所说： “棕色的肉,棕色的肉。”[6](P104)在表现他与女奴之间的主仆关系时,作者写道：“他管她叫星期五,因为他是在星期五买下她;他教她说‘主人’,让她知道那就是他的名字。”[6](P105)上述引文中先是用间接引语,接着滑入叙述者的补充话语,或也可视为是“他”的心理活动。类似的话语表现形式在文中还有,这使人物的声音被压到最低,虽未突出女性的声音,但已与笛福经典中白人男主人公掌控全文的声音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无疑有助于强化叙述的客观性和超然性,也增强了叙述的可信度。通过用间接引语隐去男女主人公的声音,作者将两人降至同等地位,至少在文本中流露出她对两性、不同种族之间建立平等关系的期许、质疑并解构了以鲁滨逊为叙述主体和中心的帝国殖民叙述。

二、性别倒错的颠覆性

正因为叙述视角的改变,读者得以与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能够以较为公允的眼光审视与笛福文本中相去甚远的人物——鲁滨逊和星期五。换言之,观察主体和人物聚焦的变化产生了陌生化效果。和叙述者一样处于与旁观者般同等地位的读者不易限于第一人称叙述产生的与主人公的认同感,失去理性的判断能力,从而得以从社会角度作出更为客观、合理的批判。

为了实现陌生化效果,解构已然成为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神话人物鲁滨逊,卡特在星期五身上找到了突破口。时值19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高潮,大英帝国的前殖民地纷纷独立,此时卡特将笛福笔下被驯服的星期五变身为南美洲原始部落中印第安少女的创举显然意义非凡。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在众多的笛福经典重述中是绝无仅有的。无论是法国作家米歇尔·图尔尼埃的《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1966),还是库切的《福》,星期五的性别都未曾被改写。卡特这一颠覆性的改动使得鲁滨逊与星期五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复杂。在笛福的文本中,两者是主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驯服者和被驯服者的关系。然而,通过修订星期五的性别,卡特为《主人》引入了女性视角、性别、后殖民向度。这一创新无疑深化了作品的主题、赋予其更加深广的阐释空间。作者的这一巧思不仅凸显她与英国文学传统的密切关系,也彰显了她挑战权威、超越伟大传统的惊人勇气和过人才华。

在笛福的原典中,生活在荒岛上的鲁滨逊过着无性的生活,二十八年来,他辛勤拓荒,积极进取,执着于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一个井然有序的文明社会。王成宇指出：“《漂流记》中的鲁滨逊在荒岛拼搏28年,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女人,因而成为清教主义的典范。”[7](P163)尽管这是鲁滨逊在特殊境遇下选择的一种极端生活方式,但也彰显了清教徒的禁欲思想。因为,主张宗教改革的英国清教徒认同加尔文主义所倡导的禁欲思想,他们“……反对‘豪门的放纵挥霍’与‘暴发户的奢华炫耀’,并认为劳动是一种最好的禁欲手段,它可以使人抵御各种卑污肮脏的邪恶的诱惑,而节俭和克制则是保持人的崇高道德境界的最有效的手段。”[8](P396)然而,面对来自美洲豹氏族的她时,笛福笔下被神话化的清教徒鲁滨逊在卡特的《主人》中却成了毫无人性,无视宗教存在的性虐待狂,极端纵欲者。以印第安少女形象出场的星期五则成了考察殖民者真实形象的试金石。

儿时就有暴力倾向的他早已在非洲肆意猎杀动物的纵欲行为中泯灭了残存的人性,他选择离开家乡,漂泊于非洲、南美洲的原因在于：“他发现自己的天赋志向是猎杀动物……”。[6](P101)来到被西方殖民者视为原始荒蛮之地——亚马逊河流域,他目的便是猎杀被印第安部落尊为图腾的美洲豹。身为白色猎人的他,“在那巨大植物的静谧国度,一层无可违逆的绿色沉默笼罩住他,惊慌之余,他紧抓酒瓶不放,仿佛那是乳头。”[6](P102-103)在自然面前,嗜血的他也无法完全无动于衷。无言的自然以沉默的形式默默地抗争。“但一切动作、声响都打不破这地方深沉非人的内省幽静,只能激起表面小小涟漪,因此猎杀成了他唯一能确认自己还活着的方式,因为他生性不喜内省,也从不觉得大自然能带来什么抚慰。屠杀是他唯一的习癖,也是他独一无二的技术。”[6](P103)笛福笔下的鲁滨逊猎杀动物是为了生存或钱财,而他却将屠杀作为一种职业,一种生存方式。他的行为早已背离了加尔文教派所倡导的禁欲理念。当他在南美热带雨林中用吉普车备胎买下一位印第安处女之后,他的劣根性在她——自然之女面前暴露无遗。被他命名为星期五的印第安女子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象征着身为殖民者的他的丑恶本性,这一改写所实现的社会批判意义是笛福原著远远无法企及的。

反转星期五的性别之后,氏族社会、混血人种、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女性的三重压迫昭然若揭。原始部落中女性的地位地下,女子的父亲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父权,将女儿——氏族内部的女性视为可交换的商品。在他的眼里,女儿的价值仅相当于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一个备用轮胎。女性的商品化、物化并非只存在于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现代社会中原始部落的男女也与卢梭想象中的高贵的野蛮人相去甚远。女人在男权社会,殖民者眼中只有身体性,仿佛没有思想,没有情感的肉体。在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群体中,柔弱顺从的女性永远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甚至成为《主人》中混血向导口中的：“棕色的肉,棕色的肉。”[6](P104)在《萨德笔下的女性》一书中,卡特指出肉体和肉的不同内涵：“在英语中,我们严格区分了肉体和肉。前者是活生生的,通常指人;后者是死的,无生命的,动物的,用于消费。”[9](P137)可悲的是,曾经的南美洲主人——印第安人不仅成为白人殖民者的奴仆,印第安女性更是沦为自视高人一等的混血儿的消费品。而在代表白人殖民者的他的眼中,她是星期五,只是他用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吉普车备用轮胎换来的女奴、享乐用的性工具。除了完成日常的劳役之外,她还要忍受他对于她身体的征服与占有。“夜里,她生好火,他先用来福枪托痛打她肩膀,再用阴茎凌虐她,然后喝酒睡觉。”[6](P107)她是白色猎人——鲁滨逊的猎物,因为她是美洲豹——他所猎杀对象的后代。毋庸置疑,他的行为也象征着西方殖民者对第三世界国土的侵略与占领。面对这一切,犹如孕育她的处女林一样,她是沉默的。然而,她的默默无语并不意味着她麻木不仁,无力抗争。她的无声存在是一种暂时的反抗策略,沉默的背后潜藏着积蓄已久的复仇情绪。

由于星期五的变身,卡特重塑的鲁滨逊与笛福笔下的18世纪中产阶级荒岛英雄已相去甚远,这一改动无情地撕开了被供奉于神坛的殖民者的面具,也揭示了第三世界女性险恶的生存环境。

三、权力关系的流动性

陶家俊教授指出：“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巴兰坦的《珊瑚岛》、二战后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乃至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无不深受《鲁滨逊漂流记》的主奴范式影响。它们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一再模仿这一叙事模式,将白人殖民者的征服欲望与被殖民对象的无知顺从,反复再现为永恒不变、世代相传的主奴神话。[4](P209)卡特无法容忍这种无视历史发展的永恒关系,她曾提到她的一部分工作是去神话。那么,什么是卡特心目中的神话?她指出,神话除了具有一般意义的内涵,还与罗兰·巴特的神话概念相似,即：一切貌似合理的事物。用手中的笔拆解神话,揭示真相,促使被蒙昧的大众觉醒是她自出道以来便热衷的工作之一。

持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卡特并不相信永恒不变的权力关系。在她笔下,无声的星期五在饱受殖民者蹂躏的过程中成长。痛苦和眼泪促使她逐渐直面现实、谋求变化。

起初,十几岁的她如同其他部落女孩般天真无邪,但被父亲卖出后,敏感的她开始体悟人性的丑陋：“她的眼神温柔绝望,是那种即将被抛弃之人的神情,而她的微笑则如猫般无可改变——这种动物受限于生理,不管想不想笑都带着微笑。”[6](P104-105)看似柔顺的外表只是一副与生俱来的面具,祖先美洲豹的刚强与不屈早已融入她的血脉。她的部落并非野蛮蒙昧,相反,与鲁滨逊之流相比,天性温和的她与她所代表的族群更加尊重、善待自然。因为,“她的部落从不杀生,只吃植物的根。”[6](P104-105)而“他生火烤熟猎物的肉教他吃……”[6](P105),且每天都屠杀女孩氏族崇拜的图腾——美洲豹。

她面对白人殖民者时的无畏来自于她与主人截然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因为“部落的信仰教她视自己为有感觉的抽象物,是鬼魂与动物的中介,所以她看着买主形销骨立,因热病而颤抖的身体几乎丝毫不敢好奇,因为在她眼中,他并不比森林中其他消瘦的形体更令人惊讶。”[6](P105)尽管他们彼此都不把对方当人看,但是“如果说她也没把他看成人,那是因为她学到的玄妙宇宙观并不认为她和野兽和灵魂之间有任何不同。”[6](P105)透过叙述者客观,冷静的叙述口吻,卡特暗示文明人与野蛮人界限的模糊性。被欧洲白人殖民者视为未开化的有色印第安人敬畏自然,崇尚万物有灵的朴素哲学观;以杀戮为业的殖民者却不以为血债累累的暴行为耻,自诩为拯救世界,教化异族的文明人。这也为两者关系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尽管她顺从他的驯服和暴力,视她为性工具、“非人”的他却无时无刻不在压迫她、侵犯她、享用她。“她是美洲豹氏族的孩子,于是,当他的皮带抽在她肩上,用来做成她双眼的魔幻之水便会可怜地漏流而出。[6](P106)她并非缺乏内省能力的行尸走肉,他的残暴行为在她心中埋下了反抗和复仇的种子。

当她发现顺从和眼泪无法使自己摆脱被掠夺、奴役的命运时,善于学习的她开始研究主人武器——来福枪的魔法,很快便无师自通。此时,他与她的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从主人教她射击那一刻开始,他们之间便有了一层新关系——师徒关系。作为杀手,她是有原则的,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先、自己的根,因此她绝不杀美洲豹。在模仿的基础上,她的枪法胜过主人,成为更优秀的猎人。

然而,以虐杀为乐的主人依然如常对她施暴。与此同时,“她愈来愈像他,也愈来愈恨他”。[6](P109)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就是模仿人。巴巴曾指出：“模仿人,即深受宗主国文化教化的被殖民者。他与殖民者越相似,就越容易对殖民权威构成进攻型威胁。殖民话语中模仿人的在场,就是针对殖民权利表征结构的解构。”这种独特的认同机制导致混合文化认同心理：“白人的,但并非完全是白人!相同,但并非完全形同!”[4](P205)

如果说之前的苦练枪法是隐性的反抗、复仇的准备,那么面对毫无人性的白色猎人,她开始了正面的对抗。为了保护自己、抗击敌人,她也磨砺出了自己的武器——那是由手变化而来的爪子。“如今他蹂躏她时她可以扯破他的背,在她皮肤留下一道道血痕;他既痛且爽地嘶叫,动作只变得更加野蛮。”[6](P109)在与猎人的朝夕相处之中,她已不再是先前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了,她的身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再也受不了烤熟的肉,一定要趁主人看不见时用爪子直接将生肉撕下骨头。她再也无法卷着鲜红的舌头发出他的名字,‘主——人’,想说话时只有一股隆隆呜声振颤喉头肌肉。”[6](P109-110)为了反抗殖民者、她的主人、猎杀美洲豹的仇人,她宁愿选择变身为她的祖先——美洲豹。从吃植物根茎到学会吃烤肉,进而吃生肉。这一系列阶段性的饮食变化也隐喻了女孩的觉醒过程,象征着殖民地人民从顺从到反抗的巨大变化;也暗示第三世界人民在掌握殖民国家先进技术的同时,只有保持自己的民族性,才能更好地投入民族解放运动之中。

法侬认为：“只有通过直接的暴力行动反对压迫者,‘地球上受苦的人’才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物质环境,同时,推翻他们的‘他性’的有害的定义。”[4](P122)饱受殖民者蹂躏的她显然早已意识到这一点。被热病和疯狂击垮的主人雄风不再,而他的女奴却成长起来了。趁着主人发高烧的时候,她用来福枪杀死了夺去无数美洲豹生命、占有她身体的白色猎人。饱受阶级、种族、性别三重压迫的星期五象征着成长中的第三世界革命力量。借助殖民者教授的本领,被殖民者在觉醒之际用来自西方的现进技术消灭了列强、捍卫了民族的尊严。

他们之间的权利关系发生了逆转,因为“猎物杀了猎人。”[6](P110)通过暴力,两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被颠覆、反转。学会殖民者掌握的先进技术,夺走他们手中象征知识和权利的枪后,两者的权利关系不再是固定和僵化的。女孩的这一举动彻底打破了主奴关系的神话、暗示了权力关系的流动性。通过对主仆权力关系变化的叙述,隐喻大英帝国的衰败、殖民统治的寿终正寝、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

《主人》是卡特形式实验道路上的又一篇短小精悍的佳作。面对前人,她并未亦步亦趋、盲目跟从。通过改换叙述模式、颠覆人物性别、反转权利关系、卡特引领读者反思古已有之的西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对第三世界人民,尤其是女性的侵犯与压迫,并为弱势族群指出了自我解放、民族自救的策略,即只有在学习宗主国先进技术、保留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才能获得民族的解放和独立。然而,这只是《主人》丰富意蕴的一隅。在艺术形式上,卡特不仅超越了前人,还拓宽了短篇小说创作的题材,也赋予这一文类更丰富、深刻的表现力。值得一提的是卡特笔下的少女星期五形象为后殖民、后帝国语境下的经典重述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不啻为她对小说形式革新的重要贡献。

[1]库 切.汪洪章译.异乡人的国度 [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2]徐岱.小说叙事学 [M].北京：商务印书局,2010.

[3]丹尼尔·笛福.黄杲火斤译.鲁滨孙历险记 [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4]赵一凡.西方文化关键词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5]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安吉拉·卡特.严韵译.烟火：九篇世俗故事 [M].台北：行人出版社,2000.

[7]王成宇.试析《福》的语言策略 [J].外国文学研究,2008,(5)：160-167.

[8]唐凯麟.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 [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9]Angela Carter.The Sadeian Women：An Exercise in Cultural History[M].London：Virago Press,2000.

注释：

①卡特的《主人》最初收入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烟火：九篇世俗故事》(1974)。《烟火》中收录的九篇小说写于1970年至1973年。在这期间的1969年至1972年,卡特在日本生活。